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徐寿康，汉族，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曾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与厉麟似等联合发起创立了中意文化协会。其主要绘画作品有《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漓江春雨》《泰戈尔像》《奔马》等。

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镇。

1901年，跟随父亲读书习字，便想学画，父亲不许，便悄悄描画屋畔河边的鸡鸭猫犬。

1904年，读完《四书》《诗》《书》《易》《礼》《左传》，开始跟随父亲学画。每日课竟，便临摹一幅吴友如的界画或人物画。父亲还教他作人物写生，画弟妹及邻人肖像。

1905年，随父亲乘舟赴溧阳，即景成诗：“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

1908年，与父亲赴邻近各县，画翎毛、花卉、山水、人像，刻图章，写春联，开始了流浪卖艺的生涯，养成了笔不离手的习惯。

1912年，因父亲重病而返回故乡，先后在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彭城中学、始齐小学任美术教师。

1914年，父亲去世，随向父亲挚友陶麟书借钱埋葬了父亲之后，决定去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但由于找不到工作，只得返回宜兴。

1915年，再赴上海，以画插图和广告维持生活，并开始卖画。作品《马》得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赞赏，认为“虽古之韩斡，无以过也”。

1916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文，课余仍作画；3月，被明智大学聘请作画和讲学，因此得识康有为等学者。并为康有为和其亡妻何旃理及朋友们画肖像。

1917年，得明智大学稿酬，东渡日本研习美术。饱览日本美术藏品，觉日本花鸟画家能脱出旧习，但尚少韵味。又结识日本书画家、收藏家中村不折，得见中国流失的许多珍贵碑帖。

1918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投身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在画法研究会开学典礼上提倡吸收西洋绘画之长，创造新的风格，并为《绘学杂志》撰文，指出中国绘画在该时代的陈腐颓败，号召画坛有志之士奋起革新；另创作作品《西山古松柏》《晴岚翠嶂》。

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帮助下赴法国留学；10月，到达巴黎，到各大美术馆研究西方艺术之长，然后入徐梁画院学习素描两月，又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入弗拉芒格画室，学习油画、素描。课余，则到陈列古今艺术瑰宝的卢浮宫和卢森堡美术馆临画和比较各派异同。

1920年，结识法国画家达仰，每个星期天都持作品到希基路65号达仰画字求教，并参加该派画家在该处的茶会，在与梅尼埃、倍难尔等的交谈中受到教益。

1921年，赴德国柏林美术学院访问，并先后游历英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

1922年，每天作画十几小时，在博物馆临摹了伦勃朗的作品，并到柏林动物园画了许多猛兽。

1923年，返回巴黎，继续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并在达仰指导下精研素描，在蒙巴纳斯各画院画了大量的人体习作。对油画人体，则作分部认真刻划和发挥默写能力。 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展。

1924年，创作作品《抚猫人像》《萧声》《马夫和马》《远闻》。

1925年，赴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创办的厦门大学作画。冬尽，回到中国。

1926年，为康有为、黄震之画像。在上海展出历年所作，引起文化界关注。康有为称赞徐悲鸿作品“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回国3个月后，重返欧洲。先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临摹约尔丹的作品，又赴安特卫普观卢本斯杰作。

1927年，赴瑞士欣赏荷尔拜因和勃克林之作。在瑞士又专赴苏黎世，观看菜茵河左岸印象派代表霍德勒之作。遍游意大利名城，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拉斐尔《雅典派》，波蒂切利的巨幅壁画，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提香的《圣母升天》前长久徘徊，不忍离去；另送选的9幅作品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以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得成功，享誉法国画坛；带着复兴中国绘画的决心，徐悲鸿回到中国，居上海霞飞坊。

1928年，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开始创作取材《史记》的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暑假，赴福州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年底，赴北平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

1929年，在北平艺术学院进行艺术教学的革新，聘齐白石任该院教授，但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创作中国画《六朝人诗意》。在美展汇刊上发表文章，推崇和宣传现实主义艺术。应颜文梁邀请，前往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讲学。

1930年，创作完成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并在《良友》杂志上发表“悲鸿自述”和“法国之美术展览会种种”。

1931年，先后在法国里昂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徐悲鸿画展，创作完成中国画《九方皋》，另到天津南开大学讲学。

1932年，由南京丹凤街迁入傅厚岗6号，取名“危巢”，以经石峪字集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悬于画室。创作作品《雄鸡一声天下白》《沉吟》，并与颜文樑举办联合画展，另编著专著《画范》。

1933年，创作完成油画作品《徯我后》；5月—6月，作品《九方皋》《古都回忆》《颟顸》《枇杷》《雄鸡》《湖畔》《鸭》《六朝人诗意》《水牛》《庐山五老峰》《马》《狮》《群鹅》《南京一多》《猫》等作品参加在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绘画展，另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个人画展，并游荷兰海牙、阿姆斯特丹，访伦勃朗故居，并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中国绘画展览。

1934年，应德国柏林美术会邀请，先后在德国柏林和法兰克福举办个人画展；5月—7月，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回国后另创作作品《新生命活跃起来》《颟顸》。

1935年，带学生赴黄山写生，创作完成油画作品《彩霞》《黄山》。赴广西，创作完成国画作品《漓江野渡》《鱼鹰》《墨猪》《桄榔树》《虎与兔》。促成在南京和上海的苏联版画展，井为展览撰写序言。

1936年，再赴广西，居桂林、阳朔，放舟于漓江之上。创作完成作品《逆风》《雪景》《牧童和牛》《村歌》《晨曲》《壮烈之回忆》《风雨鸡鸣》等。

1937年，先后在香港、广州、长沙举办徐悲鸿画展；从香港一位德籍夫人手中购回中国人物画瑰宝《八十七神仙卷》。在桂林创作了大写意山水作品《漓江春雨》和向往光明的中国画《风雨鸡鸣》。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作表现人民疾苦的作品《巴人汲水》《贫妇》。

1938年，暑期，主持广西全省中学美术教师讲习班。创作完成作品《牛浴》《光岩》《负伤之狮》《象鼻山》，并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

1939年，赴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将卖画收入全部捐献中国灾民。以街头剧为题材，创作油画作品《放下你的鞭子》。

1940年，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先后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举办个人画展。为泰戈尔作油画、素描、速写像10余幅，并创作中国画《泰戈尔像》和《群马》。为圣雄甘地作速写肖像。创作速写作品《河畔》《野食余兴》《课余》《妆》《大吉岭》《喜马拉雅山之林》。在大吉岭完成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以愚公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人民。

1941年，创作完成作品《奔马》，并先后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怡保、吉隆坡举办筹赈画展，收入全部捐献中国难民。

1942年，重返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并在昆明举办劳军画展，并创作国画《鸡足山》，油画《鸡足山庙字》《六骏图》。

1943年，在重庆举办画展，展出历年创作的中国画、油画的代表作及素描作品，另创作作品《紫气东来》《孔子讲学》《山鬼》《国殇》《杜甫诗意》《廖静文像》《李印泉像》《银杏树》《青城山》《群狮》《双饮马》《梅花》《鹰扬》。

1944年，创作作品《天寒翠袖薄》《日暮低修竹》《月色》《飞鹰》；夏未，患有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住医院半年。

1945年，病渐愈，身体虚弱，仍为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上课。

1946年，从重庆经南京、上海到达北平，就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聘请了一批艺术家到校任教，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系，并任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推动现实主义艺术运动。

1947年，为阐明艺术主张而发表题为“新国画建立之步骤”的书面谈话；另在上海举办徐悲鸿画展。

1948年，撰写《中国美术的回顾与前瞻》书稿，并发表“复兴中国艺术运动”一文。

1949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7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和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1950年，创作油画作品《骑兵英雄邰喜德像》《毛主席在人民中间》画稿，完成素描作品《苟富荣像》《戎冠秀像》《李长林像》，完成素描稿《鲁讯与瞿秋白》，为《任伯年画集》撰写《任伯年评传》。

1951年，赴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创作作品《工程师张晋像》《农民任继东像》《劳动模范吕芳彬像》。准备创作反映新时代人民改天换地精神的《当代愚公》，不幸在构图时患脑溢血。

1952年，卧病在床，仍关心中国国内外的艺术活动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工作，并计划编写《爱国主义教育挂图》，拟将历代重要艺术珍品集中编印。

1953年，创作作品《首之瞻处即光明》《铲尽崎岖人道平》；9月，任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执行主席；9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徐悲鸿出身贫寒，他的父亲徐达章是当地画家，精通诗文、书法、篆刻，尤擅绘画。母亲鲁氏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家庭妇女。徐悲鸿自幼跟随父亲练习诗、书、画、印，打下了传统文化基础。徐悲鸿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弟妹五人，在“半耕半读半渔樵”的生活中，徐悲鸿度过了他的童年。

1945年12月31日，徐悲鸿与第一任妻子蒋碧微离婚，离婚前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是徐伯阳，女儿是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徐静斐；1946年1月14日，徐悲鸿与廖静文举行结婚典礼，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徐庆平，女儿是徐芳芳。

在炮火烽烟的殖民时代，抵抗是中国人民面对军事侵略的唯一出路。徐悲鸿不是投笔从戎的战士，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进行了抗战。从1939年到1941年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在他个人命运最多舛之时，徐悲鸿4次去东南亚举办筹赈画展，后又在印度2次举办画展，他将这些画展的全部收入都捐助中国国家抗战。

1949年1月，困守北平的傅作义召开学术界人士会议，征求战和意见，徐悲鸿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北平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古都，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也是罕见的。为了保护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也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不战才可以保存这座名城。”傅作义最终接受了徐悲鸿等人的建议。

留学回国之后，徐悲鸿先生投身美术创作和教育直至终生，为奠定中国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不遗余力。他提倡“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提出“宁方毋圆，宁脏毋净，宁拙毋巧”的素描要求，在教学上引导学生提高全面学养，求真求美。他提出“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理念，给人以启示。

在向西方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徐悲鸿思考的是中国美术现代演进所需要的新的价值和内涵。这种精神还体现在他对“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判断上。他的艺术从中国画起步，因此对中国画的历史和价值有自己的评价，一方面尖锐批判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内容上的历史局限，一方面积极弘扬中国画艺术传统的精华，引导画坛的目光朝向唐宋时期中国画的宽广意境和宏大气象，并上溯中国画作为东方艺术代表的体系性价值。

徐悲鸿画马，是将自己的个性和政治理想寄寓其中的。他的马除了在《九方皋》中的那匹才有绳辔，其他许多马，都是一无绳辔，二无鞍蹬，自由自在反映了人民热爱自由的精神。随着祖国命运的起伏变化，不同历史时期他画出了不同情态的马，解放前的奔马或驰奔，或驻足，或企望；而当祖国解放、人民新生时，他的马纵身奔驰，欢腾跳跃，画家的强烈爱憎跃然纸上。

艺术美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在客观形象上的流露和交融。徐悲鸿早期有一幅画马的题词是：“直须此夜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还有一幅题词是：“所向无空调，聊堪记死生。”不仅反映了旧社会的黑暗，而且充满了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回到新中国，有一幅奔马的题词是：“山河百战归民主，除尽崎岖大道平”，这就是在欢呼了。徐悲鸿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在绘画上，徐悲鸿主张现实主义美术，强调写实，提倡师法造化。他长于素描、油画、中国画。其素描多作人物、肖像，造型精炼、准确，注重线与面的结合；油画长于人物、风景，作品体现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中国画则融西方艺术手法于中国传统艺术之中，别具一格。

徐悲鸿的素描作品将中国绘画的“线描造型”和西方的“明暗结构”有机结合，展现出中国造型艺术的神韵。在油画和中国画的主题性创作上，他选用的是中国历史与人文经典，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在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取向上，他提倡“师法造化”，高度评价宋元时期的中国画传统，强调复兴宋元以来的人物画精髓。他在中国画、人物画创作上所形成的笔墨与造型有机统一的画风，开山立派，展现了中国画的时代新貌，在中国画坛影响深远。

徐悲鸿是第一代油画家中正规接受法国学院派训练时间最长的一位画家，留欧八年锤炼出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能够准确，迅捷地传达这种感觉的造型能力，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留欧时期的大量人体素描上。人体是造型艺术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最艰难的课题。徐悲鸿的人体素描受古典主义的影响，注重结构的把握，注重捕捉人体的动态和节奏，用线精微、深入、坚实、简约。徐悲鸿的油画得益于新古典主义至印象派之间色彩造型技巧的影响。他观察分析色彩极为严谨，在色调处理上注重冷暖对比，在肖像和人体上大胆使用紫与绿的色调，使画面光色闪烁。徐悲鸿在造型上主要思索和解决的是解剖、比例、明暗和空间关系的问题，他的色彩表达不曾逾越形体表达的限度，在形与色的关系上，他更注重造型上素描关系的展现与强调。所谓造型，就是在二维平面中展现具有三维感的形象，用欧洲文艺复兴建立的明暗、色彩，解剖和透视等具有科技含量的技巧，以视觉错觉显示出虚幻的真实。

在徐悲鸿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的爱国热忱，无论是历史主题还是现实题材，无论是“奔马”还是“雄鸡”，都体现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用艺术表现民族奋起抗争的精神，给人以感染力。他以自己的作品和社会活动争取中国国内外社会各界赞助，赈灾济民，支持抗战，展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爱国情怀。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里，他团结师生，坚持进步，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为战斗英雄、劳模和工农群众画像。

徐悲鸿油画的色彩是丰富的，绚丽多彩、灿烂生辉的。他的色调苍劲浑朴、深沉有力、铿锵有声，深沉中有逸韵，苍劲中见秀拔。在他的用色中看到古典艺术中的典雅、沉着、古朴、浑厚，也看到印象主义艺术中的阳光灿烂、明媚、艳丽、轻捷、活跃、曼妙、虚和。

徐悲鸿画的马是中国画，他用中国画的传统，以线造型，常用饱酣的重墨、奔放的笔势加以表现，显示了中国画的笔墨美。同时他又吸收了西方的画法，局部用体面造型并注重物象的光影阴暗。正是这种把中国画法结合的表现手法，使他的马充满笔情墨趣，达到了新的境界。

徐悲鸿的马不同于古代中国画科中任何马之情态，也不同于他所要学习的西方绘画传统，而是融合中西，集写实、写意于一体。一方面是高度形似的，即注重解剖透视的精准与笔墨灵性的融合，这以他在巴黎时常常去马场画速写、精研马的解剖为基础，积稿盈千；另一方面又是高度写意、笔墨酣畅的，于是他的马就呈现出结构精紧、笔墨松灵的最好状态。“取像不惑”，大胆落笔，肯定结构，但不是全部勾实轮廓，而只在马背、马肚、马腿、马脖处粗笔重点勾勒，虚实相生，意到笔随，并以水墨晕染出大的块面，在其他部分尤其是马鬃、马尾却运用没骨画法，特别运用水墨飞白倍增飘逸飞动之灵性，逸气逼人；而少用渴笔、焦墨而多用湿墨，甚至大笔泼墨，润泽有力、轻重有度、动静相宜、浓淡相适，气韵生动。

徐悲鸿一生写过许多文章、诗歌。他题写在绘画上的诗歌就达70余首，有古风、有律诗、有绝句，有时还只有画龙点睛般的两句，而两句诗又胜过千言万语。

徐悲鸿题画诗的“致广大”体现在诗歌内容和艺术手法两方面。

徐悲鸿在内容的“广大”方面：诗中景色包括北京西山、浙江杭州、重庆嘉陵江码头、广西桂林等多地，涉及了他全部人生足迹；诗中描写的动物有狮、马、猪、鹤、鹰等十几种，植物有竹、松、梅、兰、蜀葵花十余种；诗中提及的人物有梅兰芳、闻一多、张大千、李桦等十四位艺术家。

徐悲鸿在诗艺术手法“广大”方面：其题画诗有直接写景、直抒胸臆的，如1918年的《题天女散花》：“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藐神姿。”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如1932年《题立马》：“昂首欲何为，世情堪长叹，相识岂无人，担径操薪者。” 他借说马而抒发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之叹。有隐喻“曲笔”的，如1939年的《题铁锚兰》：“芝兰王者香，乃写倾城色；萧萧易水寒，白虹上贯日。”他以兰花暗喻顽强不屈的中华民族和那一时代的文人志士。

徐悲鸿在诗的结构技巧“广大”方面，有先扬后抑的，有先抑后扬的。如1932年的《题墨猪》。诗前两句起调极高，介绍画家少小勤学、身怀绝技：“少小也曾锥刺股，不图白手走江湖”；第三句承上启下再次吊起观众胃口，诗人净心祷告似要做什么隆重之事“乞灵无着张皇甚”，而第四句前四字更是将“严肃性”拔高到“沐浴熏香”的高度，而诗歌有最后三个字全诗高潮时才揭开谜底，画龙点睛地道出真意：“画墨猪”。

纵观徐悲鸿的题画诗，修辞手法也是多种多样，比喻、夸张、对偶、借代等，而且许多用典。其题画诗以古喻今时所引古人包括黄帝、九方皋、黄石公、冯夷、蔡文姬、杜甫等多人。

徐悲鸿题画诗的“致广大”，除了体现在诗歌本身，也体现在与其画作的相配相融方面；其题画诗中，也有转化画意，使原画具备了象征意谓，还有引申升华画意的；徐悲鸿题画诗的“广大”，体现在数量上、种类上，还体现在情怀上、思想上、志向上。其“广大”，是因其中有信念、有人民、有民族、有国家；其题画诗中，还有平衡绘画美感的。诗与画中主要形象的位置也如翘翘板的两端，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平衡和谐。

徐悲鸿题画诗的 “尽精微”体现其诗歌内容方面，写景抒情细腻，收放有度、不恣肆。

徐悲鸿题画诗的 “尽精微”体现在其遣词造句引经据典精准自然，内容与结构完美融合。如《题霜草识秋高》一诗“风尘动广漠，霜草识秋高。”对仗工整，视野气势开阔强悍。诗歌的最后一句又与起结的第一句相响应，骏马会“伏枥宁终古”吗？ 它会“未死未辞劳”。而起结一句的“伏枥”一词，使读者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 诗中的“广漠”“霜草”，也会使人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疾风知劲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诗句。

徐悲鸿题画诗的 “尽精微”体现其诗与画的相配相融，宛如有机整体。如《墨猪》画逗趣，配诗同样幽默。如《狮与蛇》，画中之狮虽有伤仍威风凛凛，占据画面中心；画中之蛇蜲于画角，神形阴毒狡诈。在画上题诗中，雄狮一样是“凛凛百兽尊”“浩然气可恃”，而毒蛇也是“瑟瑟暗中伺”。前文所提《竹梅图》也是画面色彩淡雅、画风清朗、构图平和，而画中之诗同样诗风清新超逸，用语内敛平和，诗歌结构平稳递进，没有大开大阖、跌宕起伏。画与诗给观众的美感统一一致，传导情感的方式统一一致，如同用两种乐器配合在一起，共同演奏出了一曲经典优雅的旋律。

徐悲鸿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的观点。

徐悲鸿认为“美术应以写实主义为主，虽然不一定为最后目的，但必须用写实主义为出发点。”进而解释“写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教学体系一直在中国美术教育里起到了主导作用。在教学上主张把西欧的教学理念、教学体系引入到我国的美术教学中，并开设了油画、水彩、水粉、素描、透视、解剖等西洋美术学科。同时还将中国画艺术、民间绘画艺术等民族艺术纳入到学院美术教育的科目之中，使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在科目的设置上初步形成了系统化。此外，徐悲鸿还提倡注重写生。在写生中要保持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就离不开写实这个基本原则。通过写生来研究物象的特征从而对物象进行艺术的提炼和概括，使之达到自然、真实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徐悲鸿提倡写实主义，并提出以写实革新中国画的教育思想。徐悲鸿斥责“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反对因循守旧的摹古风，就在于他从这种颓败中看到了中国画在感性特征和感觉方式上存在着缺陷。因此，他所想要的中国艺术复兴，“乃完全回到自然师法造化”；他革新中国画的切入点，也在于加强它的感受性与感觉力。

徐悲鸿深知改良中国画，创一代新风，绝非一二人之力可为，必须培养一支庞大的艺术新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之历史使命。他在确立美术教育目的、创建教育体制、实施教学方法、编制教材等方面均有建树。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蒋兆和、黄胄、石鲁、杨之光、刘文西、姚有多等写实水墨人物画家，而他们直接继承的传统，就是徐悲鸿开拓的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面向现实，主张描绘现实的现实主义道路，将西画写实语言大幅度融入到新的人物画创作中。

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点；倾向西方古典主义造型的油画教学，旗帜鲜明的反对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流派。

徐悲鸿在教学过程中提出：研究造型艺术必须以素描为基础，要做到 “以形为重，以形为先”的教学观点，为学院美术基础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他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学院美术基础教学的基本要求。尤其重视人物素描，他一贯主张以人物为主的严格的素描写生的练习，并坚持忠于对象的写实精神，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又说：“穷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杰作。” 他主张以人为主的素描训练方法，目的是为了能够反映人民生活，描写时代精神。

徐悲鸿在素描教学上重视素描基础的严格训练，他深知，培养造型艺术人才，就非得有塑造形象的能力不可，而塑造形象的能力主要是来自素描的训练，他把严格掌握形象当作训练基本功的重要标准，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揉合了中国画要求简练、准确、生动等特点来进行课堂教学，他总结出“宁方毋圆、宁拙毋巧、宁脏毋净”的经验，仍在指导着现代的素描教学。

1927年，徐悲鸿从欧洲回到上海，受田汉邀请，共同筹办南国艺术学院。1928年1月，南国艺术学院筹办就绪。

1942年10月，徐悲鸿利用中英庚子赔款在重庆磐溪筹办中国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是徐悲鸿执著一生的事业之一。徐悲鸿常说，一个画家，画得再好，成就再大，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把美术教育发展起来，能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就是国家的成就。徐悲鸿不仅培养了大批学生，还尽自己的力量送他们其中的优秀者赴欧洲留学，也帮助了许多上门求教求访的美术青年。徐悲鸿指导培养的学生有安徽泾县籍美术教育家、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吴作人，重庆云阳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泽，安徽安庆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韦启美，江西永新籍画家、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刘勃舒，山东招远籍艺术家、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孙其峰，河北高阳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侯一民，安徽庐江籍油画家冯法祀，广东省中山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萧淑芳，上海松江籍画家朱怀新，江苏无锡籍书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黄养辉等。

徐悲鸿在艺术创作上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改革理念。留学欧洲的经历，促使徐悲鸿进一步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的美术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其极高的艺术造诣，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作为丹青巨擘，徐悲鸿倡导革新，针对时弊提倡现实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他那振兴中国艺术的理想和革新中国画的正确主张，在与重重阻力的艰苦斗争中得以不断发展和弘扬。

知名评论家王进玉认为，徐悲鸿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中国画的改革（良），这种改革（良）对当时，包括对现在，无疑是一种发展和进步。

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也表示，徐悲鸿躬体力行地引进写实主义，倡导中国画革新，推行现实主义教育体系，以其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和在艺术教育上的开拓性贡献，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美术，无愧于一代宗师的称号。

“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是功垂后世、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和一代宗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评）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是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和收藏家，为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央美术学院评）

“徐悲鸿在美术创造和美术教育事业上付出巨大心力，作出伟大成就，是美术界几代人的先贤与楷模。他坚定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实践，他学习西方立足中国的艺术探索与创造，尤其是他为美术教育事业付出的毕生精力，都使今天的美术事业发展和美术教育事业发展有源可依。他是一位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光明和进步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一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回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与历史沧桑，徐悲鸿不愧为伫立于中国文化群峰的一座美术高峰。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他始终怀抱坚定的理想和志向，无畏人生的险阻和境遇的波澜，以敢为人先的勇魄和百折不挠的恒心穿行于美术教育、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社会活动多个领域，为中国美术的历史进步书写出崭新的篇章，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作出毕生的贡献；他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集结文化、政治、社会等各界力量，为中国美术的现代发展立言和发声，成为时代洪流中致力于新文化传布的先锋者和擎旗手；他是创设融兼之法和广纳育贤之士的领军者，更是活用中西之长和复兴民族艺术的践行者。”（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

“徐悲鸿的功绩非常大，他对中国美术教育、中国美术发展、创作研究，他的贡献家喻户晓。”（时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周京新评）

“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一座艺术高峰，他把对中国美术传统精华的传承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融会贯通，始终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以大量的优秀作品书写了中国美术新的篇章，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巨匠，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一代宗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艺术创新的杰出代表，是爱国为民、德艺双馨的楷模；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德业彰彰，体现了一位人民艺术家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其为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光照千秋，其高尚的艺术情操、科学严谨的学术气质、勤勉执着的愚公移山精神，激励着历代艺术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征程中不懈求索。”（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评）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国文艺网评）

“他（徐悲鸿）的艺术和他的艺术教育理念一直在深刻的影响着大家，他把朴实、诚恳、宽厚和堂堂正正的性格传给了我们，把不献媚、不矫饰、不哗众取宠的艺术态度传给了我们，把严谨、理性、科学的教育理念传给了我们，把中西合璧、兼容并包的艺术理念传给了我们，把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社会担当传给了我们，他的这种DNA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后辈的血液中，他的艺术和他的人生塑造了无数的中国艺术家，也塑造了后来的中国艺术。”（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喻红评）

“徐悲鸿是中国著名画家，艺术巨匠，杰出的美术教育家、活动家。他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他在绘画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卓越成就，在美术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中国近代绘画之父’。”（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评）

“徐悲鸿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他更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身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中来，他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美学思想、教学体系对中国学院美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评）

“徐悲鸿作为一位被写入‘时代’的艺术家，其理由至少有两点。一是，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用画笔表现出浓烈的时代关切。其作品体现出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对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感受、最深切的关怀，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价值。其作品虽不是对于第一现场的直接展现，但其传递的情感信息仍具有厚重的历史含量，让人们可以穿过历史烟尘而看到那一时代的民族焦虑与忧思。徐悲鸿也因此为中国画的象征表现拓展了新意象，它已不再限于文人所习用的梅、兰、竹、菊。二是，徐悲鸿呼应了五四以来中国画发展的历史潮流，其《中国画改良论》提出的‘古法之佳者守之’等一系列主张，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画主体意识；他选择的以西润中的发展路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水墨人物与水墨畜兽体现出不同的笔墨价值。如果结合中心词‘民族’来看上述两点，那么，前者体现了徐悲鸿先生的民族情怀，后者则体现了他的民族根性。”（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评）

“作为艺术家中的艺术家，他（徐悲鸿）的性情在我的认识中兼具对于西方文化中崇高精神的探寻和对中国古典含蓄诗意精神的追求。他既有‘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担当和守持，同时也有深入的践行和决绝的伟力。同时他又是艺术家中的教育家，很多美院老先生都曾受过他的恩泽，他的画学思想、画法学理等，都承袭、延展在美院的教学传统里。今天的美术家更应该深入体味徐悲鸿的艺术及思想，感受他的艺术智慧以及对于特定题材的自觉驾驭，从中找寻当代中国美术的路径方向。”（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部主任于洋评）

“徐悲鸿是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艺大家。他是大画家，也是大书法家。现代中国美术史上能诞生徐悲鸿这样融合中西，在油画、国画、书法、诗词等领域都独步一时的艺术家实是这个时代的骄傲。他是千里马，也是伯乐。20世纪中国人物画所取得的成就，是超迈历史的，而打开这个局面与奠基这个局面的就是徐悲鸿。”（时任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中心主任王平评）

“徐悲鸿以画笔为旗帜，以墨彩为武器，身体力行地诠释和实践着以愚公移山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徐悲鸿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短暂的一生却为国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其艺术光辉、艺术造诣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结合在一起，把绘画艺术的社会功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其作品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也将恒久流传，为世人敬仰。”（徐悲鸿纪念馆典藏部主任徐骥评）

“徐悲鸿堪称是绵延的山脉，广阔而博大。他是一个很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让人仰之弥高、近之弥亲。”（时任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徐沛君评）

“徐悲鸿是现实主义的巨匠，是写实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邓锋评）

徐悲鸿纪念馆原址位于东城区东受禄街徐悲鸿故居，20世纪70年代重建于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1983年1月重新开放。2010年9月，徐悲鸿纪念馆闭馆，开始进行改扩建工程，2019年重新向社会开放。新的纪念馆占地536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885平方米，设有基本陈列、临时展厅、报告厅及儿童活动区等。基本陈列中包括徐悲鸿生平展，巨幅油画《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

2003年，为了纪念和弘扬徐悲鸿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设立了全国书画院系统最高美术奖项“徐悲鸿美术奖”。

2018年6月20日，中央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徐悲鸿奖”捐赠设立仪式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徐悲鸿奖”旨在奖励在教育教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服务社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激励教师成为伟大时代的优秀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

“徐悲鸿奖”两年评选一次，分别命名为“徐悲鸿—教育教学奖”、“徐悲鸿—艺术创作奖”、“徐悲鸿—学术研究奖”、“徐悲鸿—服务社会奖”，每项奖金100万元，各奖励一人或一个团队或若干人分享。

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成立于2009年10月28日，学院拥有设计学、美术学两个一级学科，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绘画三个本科专业和艺术设计实验中心。

2016年6月，北京曲剧《徐悲鸿》亮相北京天桥剧场。北京曲剧现代戏《徐悲鸿》，由剧作家邹忆青编剧，北京曲剧作曲家戴颐生担任作曲，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姜彤林（梧桐）担任总导演，北京市曲剧团的80、90后青年演员挑梁主演。

2013年，由王好为导演的电视剧《徐悲鸿》播出，这部35集的电视剧，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徐悲鸿的人生。

1985年7月19日，为纪念徐悲鸿诞生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了《徐悲鸿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志号为J.114。

2016年12月3日，徐悲鸿等雕像揭幕仪式在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举行。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徐悲鸿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