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奇是古代中国戏曲样式。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一个剧本，大都只有30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出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传奇在语言运用上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

14世纪中叶～20世纪初，从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发展与丰富起来的中国戏曲艺术。剧本体制有许多新的创造，表演艺术在明代中叶以后达到了高峰，从而构成了中国戏曲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传奇在明初并不发达。明代中叶以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传奇创作的题材也因之逐渐开阔，出现了一批抨击时政，歌颂青年男女突破封建礼教藩篱，追求个性解放的剧作。明初阶段仍然勉力维持统治地位的杂剧，此时已经衰微，而从“村坊小曲”、“里巷歌谣”基础上产生的南戏，却深得群众的喜爱与支持，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诸腔的竞胜和各阶层对演剧的强烈兴趣 ，激发了剧作者的创作热情，大量传奇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各种声腔都有一定数量的剧目，昆山腔自梁辰鱼按本系统声律的要求创作《浣纱记》获得成功之后，在文人士大夫中掀起了创作的热潮。明末清初，昆山腔因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昆、弋争胜形势下表演艺术的精进 ，仍能维持剧坛领袖的余势；弋阳诸腔则在民间广泛流传，发展为许多新的地方戏曲声腔。康熙时期的洪升和孔尚任运用历史题材，总结为人们所关心的国家兴亡的历史教训，“垂戒来世”、“惩创人心”，写出了《长生殿》和《桃花扇》，成为清代传奇的压卷之作。乾隆以后，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传奇创作由是步入衰微，它的地位被蓬勃兴起的各种地方戏曲所取代。中国戏曲又跨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明清传奇在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较之杂剧，在下列三个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于音乐格律化、体制规范化和剧情复杂化。

一是南北曲合套的形式普遍运用。在传奇里，南北曲合套的形式不仅得到了普遍运用，而且合套的形式也多样化了，有一南一北交替使用的，也有南北混用的，即在一套曲子里，可以一半用南曲，一半用北曲，而曲律则更为严格。

一是剧本分出（出）并加上出目。以《桃花扇》为例，全剧四十出，每出皆有出目。如“却奁”（第七出）、“骂筵”（第二十四出）、“沉江”（第三十八出）、“余韵”（续四十出）等。每出皆有人物下场诗。如“余韵”下场诗：“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几人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一是剧本容量加大，角色体制有了较大发展。如《牡丹亭》五十五出，《长生殿》五十出。明中叶以后，传奇作者演奇事，绘奇人，抒奇情，设奇构，写奇文，用奇语，形成一种文学浪潮。历史剧、风情剧、时事剧、社会剧，各种体裁的作品应运而生。同时戏剧角色亦有很大发展。明王骥德《曲律·论部色》云：“今之南戏（即传奇），则有正生、贴生（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外、末、净、丑（即中净）、小丑（即小净）。共十二人，或十一人，于古小异。”传奇的唱词已不限一人主唱，可二人互唱，也可多人合唱。如《牡丹亭·惊梦》杜丽娘（正旦）唱：“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婢女春香（贴旦）接唱：“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至明中叶，大批文人染指传奇，令典雅的审美趣味和绮丽的语言风格渗入了传奇。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试以下面两首著名的曲子为例：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窦娥冤·正宫·端正好》）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牡丹亭·游园·皂罗袍》）

显然，《窦娥冤》的唱词质朴本色，明白如话，《牡丹亭》的唱词藻丽典雅，多用典实（引用谢灵运文、王勃诗语典），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明代传奇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与文人的浪漫情思和蕴藉意绪相关，它有利于文人学士抒发其细腻含蓄的艺术情感，展示其委婉幽邃的内心世界，使传奇唱词成为可与诗词曲赋相抗衡的艺术品种。但与元代杂剧语言的本色当行比较，这不免要以削弱其可演出性为代价，于是许多优秀的剧本便成了一种“案头文学”。孔尚任提出，传奇语言“宁不通俗，不肯伤雅”（《桃花扇·凡例》）。戏剧评论家王思任认为：“《桃花扇》传奇在语言运用上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

传奇是南戏系统各剧种剧本的总称。明清传奇指当时活跃在舞台上的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声腔及由它们流变的诸腔演出的剧本。它的数量 ，据所知，约有2600种。同一剧本，往往可以通过“改调”的方法，用他种声腔演唱，没有严格的限制。

明代初年，元末涌现的《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等南戏，已经通过改编在民间广泛流传。朱元璋的推崇，对这一阶段传奇创作的思想内容起了一定的影响。前期作品多为朝廷大吏、志学名流所作。他们的视野和思想受到阶级的制约，创作内容多着力于改编历史故事或金元杂剧、宋元南戏的旧作，并顺应宫廷的旨意宣扬忠孝节义或功名利禄、因果报应。这一时期也有部分较好的作品，如《寻亲记》对豪绅暴虐行为的抨击，《金印记》对世态炎凉的讽刺，《跃鲤记》对封建宗法制度支配下婆媳关系、家庭矛盾的揭露，《绣襦记》对真挚爱情的歌颂，都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从艺术形式看，这些作品虽然保持着南戏的传统特征，但也通过某些改革逐步确立了传奇的剧本体制。

明代后期（嘉靖至崇祯，即1522～1644）的传奇创作盛极一时，汤显祖的《牡丹亭》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知名的作家除李开先外，还有专心致力于昆山腔传奇创作的梁辰鱼、张凤翼、沈璟、徐复祚、凌濛初、冯梦龙、阮大铖等200余人。各类传奇可考者不下700种，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这时期的作品对社会的黑暗与统治集团的暴虐、贪婪，作了比较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还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对封建礼教与专制主义作了激烈的批评。《鸣凤记》、《磨忠记》、《焚香记》、《织锦记》、《牡丹亭》、《玉簪记》、《红梅记》都是其中的优秀剧目。然而，即使是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也并不完美。对清官和帝王抱有幻想，对人民的反抗行动摆脱不了固执的阶级偏见，表现男女爱情大多数不脱才子佳人的俗套。

明末清初的大动荡，使传奇创作又有新的发展。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地区作家，继承了《鸣凤记》等传奇反映现实斗争的优良传统，写出了《清忠谱》、《万民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千钟禄》等昆曲作品。入清以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些作家写出了讴歌民族英雄、表彰民族气节的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不仅以主题的深刻和强烈的现实感震动了剧坛，而且以精巧的结构、妥贴的宫调与曲牌，优美的文辞，形成了传奇创作的又一高峰。清初的传奇作品 ，还有李渔的《笠翁十种曲》、万树的《风流棒》、方成培改前人的《雷峰塔》等。乾隆以后，统治者加强了文化专制，传奇创作受到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朝廷又命张照等御用文人编撰《劝善金科》、《踦平宝筏》、《忠义璇图》等宫廷大戏，以备平时与节日庆典演出需要。由是传奇创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趋于没落。但传奇的折子戏，却缘于昆、弋争胜而有所发展。从整本传奇中撷取精华段落而相对独立的折子戏，由于故事生动，表演精湛细腻，结构精练而完整，人物形象也鲜明，受到观众的欢迎，许多传奇便借助于折子戏的演出长期保存在舞台上。

明清的戏曲理论，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后期，出现了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李渔的《闲情偶寄》等著作。对前人的创作和演出实践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总结，李渔的戏曲理论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他较多地接受了王骥德的影响和启发，但也表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是明清戏曲理论家中的重要代表。

⒈沈璟的传奇作品有十七种，合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作品的立意大都在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以达到劝谕世态人情的目的，其中演武松故事的《义侠记》较为出名。相对于他的创作实践，其曲学理论影响更大。概而言之，沈璟曲论的要点有二：一是强调“合律依腔”，这是他曲学主张的核心理论，在他看来格律至上，甚至认为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二是崇尚“本色”语言，着重于语言的通俗自然、朴拙浅近，对明传奇过于偏重辞藻骈俪的倾向有所纠正。沈璟注重场上之曲，有力地扭转了文人传奇走向案头的倾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过分强调音律，割裂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血肉联系，也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另外，他还致力于传奇音乐体制的格律化、规范化，使之趋向严谨规整，这是他对传奇戏曲作出的突出贡献。

⒉明代后期，在沈璟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用昆山腔创作传奇的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因为沈璟是吴江人，故后人称之为吴江派。此派作家认为传奇创作要严守音律，强调曲辞必须本色，比较注重舞台演出实践，作品大多以伦理教化或惩劝风世为主旨。主要作家有卜世臣、吕天成、王骥德、袁于令、叶宪祖、沈自晋等，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不完全等同于沈璟，创作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⒈临川派为明万历时期出现的戏曲文学流派，因开创者汤显祖为临川人，故戏曲史上往往将追随、效仿汤显祖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称为临川派。汤显祖论曲强调“曲意”，主张兼顾“意趣神色”；讲究文采，崇尚“丽词俊音”；要求格律服从内容、文辞，偏重于剧作的文学性。临川派作家作家大多继承了汤显祖重才情、重文采，不受形式、格律束缚的特点，作品也大都是叙写男女之情，但往往忽略了他重视立意、以情反理的倾向。此派作家主要有孟称舜、吴炳、阮大铖等。

⒉孟称舜是受汤显祖影响最深、成就也最大的明末传奇作家，剧作以杂剧《桃花人面》和传奇《娇红记》最为著名。《娇红记》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悲剧，在当时众多的才子佳人戏曲中独树一帜。剧中的王娇娘渴望在婚姻问题上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企盼的爱情理想是能够获得同生死、共患难、志趣相投的“同心子”，申纯也是一个把爱情幸福放在功名富贵之上的痴情男子，因此两人的爱情是超越了一切功利目的纯真之爱、相知之爱，这就把以往剧目男才女貌、两情相悦的婚姻标准推进了一大步；由于帅府逼婚，两人不得结合，娇娘抑郁而亡，申纯在科举及第后也毅然抛弃前程殉情而死，这种悲剧结局也完全突破了过去状元高中即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模式。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真情至性的颂扬，显然得益于汤显祖；同时也表现了《牡丹亭》以后爱情传奇的一个新的转折――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在艺术上，此剧情节从实境实情出发，通过动人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曲辞华美而自然，幽清雅艳，深情邈绵，显示出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

明清时代，戏曲舞台艺术走上了全面发展和高度综合的道路，为近代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代，由于社会各阶层对戏曲的普遍爱好，昆山腔和弋阳诸腔流行于广大的城镇与乡村。皇室宫廷、贵族与士大夫的府邸以及民间的庙会草台，都有频繁的演出活动。民间的演出，有水陆舞台；戏班中拥有不少技艺高超的昆、弋诸腔艺人。此时戏曲的演出，远远超越宋元阶段勾栏瓦舍与路歧作场的规模。

在音乐方面，不同的声腔具有不同的特色。如昆山腔集南北曲之大成，充分发挥了南曲流丽悠远、委婉细腻的特长，又适当吸取北曲激昂慷慨的格调。各种宫调曲牌的搭配、场次的安排，更加规范；同时广泛地运用借宫与集曲，使曲牌联套体的结构方法，更加完整和富有表现力。演员的演唱技巧日益讲究，要求“唱出各样曲名理趣”，达到性格化、戏剧化的高度。昆山腔伴奏乐器的配置和乐队场面的组织，也更为丰富、完备，使演出能在规定情景和节奏中进行，为后世戏曲声腔与剧种的乐队伴奏，树立了楷模。

弋阳诸腔绝大多数只用锣、鼓等音响效果强烈的打击乐器作为衬托，这同多在村镇庙宇、广场为人数众多的下层群众演出的条件有关，也与弋阳腔前期作品内容偏重于人物众多、场面热闹的历史剧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弋阳诸腔在整体风格上显得高昂奔放。这些对后来高腔腔系剧种的音乐有深远的影响。在表演艺术方面，脚色分工细致，特别是昆山腔，从南戏的7个脚色发展为“江湖十二脚色”，使演员得以专心致力于某种类型和某个人物的创造，探索内心，揣摩性格。各行脚色的表演艺术都有独特的发挥，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形象。弋阳腔演员也很重视人物内心的刻画，往往“能令观者出涕”。而因历史剧演出的需要采用民间武术与杂技展示的战争场面，更以炽烈粗犷的色调，别具一格。在舞台美术方面，重视服装、化妆和脸谱对塑造人物、渲染气氛的积极作用。在演出明清传奇的昆、弋戏班各行脚色中，都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擅长于综合唱 、做、念、打各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他们出色的艺术创造，对推动当时舞台艺术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清中叶以来，明清传奇保留剧在反映时代价值观的层面上有空疏之弊。

在明清传奇中，具有时代价值取向意义的商业题材剧难觅踪迹，这一现象令人费解。明中叶，王阳明首先发难，其后，泰州学派、李贽、气学派、王学修正派等，都对程朱理学的核心价值秩序展开了全面的冲击。就“义与利”这对具有商业题材意义的价值范畴来说：就是要将对立的义与利变换理解为“义即是利，利为义之和，正其谊以谋其利”。这种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具有巨大的时代进步意义。理学家们蔑视“利”，认为三代之后“言理财者必小人”，可李贽却肯定私心、私利，鼓励“勤俭致富，不敢安命”，并极力提升商人的地位：“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商人“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受其利而远其害”。这是一轴多么生动的戏剧画卷呀！只可惜在明清昆剧传奇保留剧目中却未能欣赏到这轴生动的画卷，使之形成了时代价值的缺失。

李贽的这种价值观人称是晚明“工商皆本”经济思潮中的奇葩。不仅如此，其实在李贽之前就有了王阳明提出的“四民平等说”，张居正提出的“资商而惠农”观。又有何心隐提出的“商贾大于农工说”。这种推崇商业发展的全新经济思想，这种关乎“治生产业”的人伦物理的故事，这种“各遂千万人之欲”的自由竞争的场面，在明清时期历史的舞台上真真切切，甚至是惊心动魄地出现过，但却没有在传奇戏剧的舞台上演义、展现其社会发展的风采，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戏剧艺术精神的一种遗憾。

造成此类题材及价值观缺失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三点：一是在一般士大夫们的意识中，还没有普遍形成经商的观念，封建统治者又对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二是商业社会还属滋生发展期，商人群体尚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三是戏班体制较为落后，师傅是私人招徒，并是口耳相传，极为保守。一个戏班往往就演那么几个保留剧目，极少创新。

明清传奇保留剧目中的主人公，多为无私无怨的节妇烈女和循规蹈矩、恪守礼教的醇儒。这类主人公已沦为一种伦理道德的符号，缺少灵性、均非性格丰满的生态性人物形象，剧作也显不出对人物性格挖掘的魅力。

例如，明代陈罴斋所作的《跃鲤记》传奇，写姜诗的妻子庞三娘性情温和，躬行妇道；婆婆不通情理、性情固执。一日三娘到江边汲水，遇风浪滑入水中，桶被卷走只得空手而归。不想婆婆因此大发脾气，竟然逼子休媳，并逐出家门。一日三娘于路偶遇儿子，问起家中冷暖，又被婆婆遇见不问情由地打了一顿。即使如此，三娘依然躬谨行孝，无怨无悔地做了汗衫和桐花团扇托人送予婆婆。其单向度的扁平性格，呆板得毫无生气，不过是礼教的一个符号。还有像《商辂三元记》中的秦雪梅、《眉山秀》中的苏小妹也都具有这种单向度的性格特征。

不仅如此，就连神仙也多是道德的化身。我们知道，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即是当时官方的哲学体系。关于“道心、人心”这对理学核心价值的范畴，程颐主张消灭“人心”，保存“道心”。朱熹认为“人只有一个心”，但心思的向度不只一个，他说：“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此道心也。”但重要的是，朱熹同时强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所命焉。”即要“道心”主宰节制着“人心”，这与程颐是一致的。

这就是传奇文人剧中，为什么会出现许多符号化扁平人物性格的哲学基础了。

但问题在于，到了明代中叶，李贽等有识之士将“人心”解放的思潮已发展到“私心”说，也就是“童心”，直心而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二十四）李贽把“道心”与“人心”这对二元对立的理学核心价值颠倒了过来，使正常的“人欲”有了表现的舞台。并且王阳明等一批“狂者”也不赞赏以醇儒为理想人格，他们所欣赏的是“豪杰”，是那种敢为天下先，率性而为“一克念即圣人矣”之士。因为豪杰多任性纵行，所以要“克念”，“克念”在那时代自然只能用“道心”，这其实就是“人心”与“道心”的“中和”了。这才是明清时期的理想人格。据此，明清传奇已经有了大量出现立体生态人物的可能，已有了哲学理论的奠基。但遗憾的是：在明清昆剧文人作家的笔下，这类人物却仍显空疏。当然造成此类戏剧人物空疏的原因还有：多变性的“乡愿”是孔子以及后儒们所反对的人格。王阳明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乡愿”像墙头草随风摆，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和信念，为儒者们所不容。所以，儒者们选择表现的人物必是具有卓然单纯品格之人。戏剧功能性人物的需要。传奇剧本是抒情文学向叙述文学转变的一种体裁，由于当时戏剧文学观的认知水平所限，剧作家此时的关注点，多停留于矛盾纠葛的构筑和惊奇情节的敷衍上。所以，舞台的戏剧性是需要某类单向度性格的人物参与，来决定剧情发展的方向或迅速组织矛盾纠葛的。这类单向度人物是专为戏剧性而设的，具有明显的戏剧功能性，他们有时就是戏剧发展的动力，甚至成为一种剧情变数的有效机制，因此是戏剧矛盾纠葛发展的需要，赋予了他们以单向度性格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