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原名朱重八、朱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人。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

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其父为朱世珍，母为陈氏。朱元璋在家里排第四，家族兄弟排第八，故名朱重八。朱元璋的祖籍在沛国相县，后有一支迁徙句容，世居朱家巷。朱元璋在《皇陵碑》和《朱氏世德碑》中称自己的祖父朱初一在宋末元初率一家人从句容来到淮北，开垦宋元战争后的荒田，定居泗州盱眙县。父亲朱世珍（朱五四）在五十岁时濠州钟离县之东乡，在那里生下了朱元璋。十年后，又迁至钟离之西乡，最后迁至太平乡之孤村庄。

至正三年（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朱元璋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朱元璋回忆当时情形说：“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

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剃度为僧。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还受到老和尚斥责。不久，当地闹饥荒，寺里得不到施舍，住持只好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年仅17岁的朱元璋只好离开寺院托钵流浪。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至正八年（1348年）回到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

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纷纷铤而走险。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而起，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并推韩山童为明王。接着，徐寿辉起于蕲州，李二、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

第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日，定远县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攻下濠州后，郭子兴自称元帅。随后，郭子兴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彰明。

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他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朱元璋入伍后，作战勇敢，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

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于是便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朱元璋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的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

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他。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

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取名李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一举攻克了和县。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

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朱元璋本不甘受制于小明王，但考虑到韩宋势力强盛，可借助其威势，遂以龙凤纪年号令军中。

朱元璋奉行徽州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迅速秘密扩张自己的实力，这三条战略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

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

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至正十七年（1357年），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军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

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

是年五月，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委任他为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

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

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皇朝。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如今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救出小明王韩林儿等，把他们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朱元璋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佑。至正十六年（1356年），建都平江。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朱元璋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同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朱元璋，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之战。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步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为“吴元年”。

平江之战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

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后，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失败被俘后，自缢而死，东吴灭亡。

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命汤和为征南将军，讨伐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后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

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北伐又作出了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蒙元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大封诸将为公侯，部分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郢国公。

次年，朱元璋于鸡鸣山立功臣庙，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虚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丁德兴七人配享太庙。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大都，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蒙古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丢失四百年的幽云十六州也被收回。

朱元璋鉴于北宋末年燕山一带在两年之内得而复失的前车之鉴，决定北征消灭北元。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命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出兵进攻北元。

明军此次北征，三路皆胜，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逃到漠北，其子买的里八剌等被俘。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至十一月，朱元璋又对北元进行第二次征伐。又称岭北之战。此战结果，徐达的主力中路军大败，李文忠的东路军得失相当，仅冯胜的西路军获胜，但因惧怕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冯胜放弃了甘肃。

第二次北征以失败告终。

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北元平章乃儿不花等南侵明边境。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信国公汤和为左副将军，颍川侯傅友德为右副将军率军北征。

大军渡过胪朐河（今中蒙边境克鲁伦河），俘虏北元知院李宣及其部众。八月底，明军北征各部胜利班师。

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20万人北征故元太尉纳哈出。

结果是战胜纳哈出，明得其军民24万余人，羊、马、驴、驼、辎重无数，最后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六月底，傅友德以新得到的辽地汉人军士驻守大宁，冯胜等胜利班师。辽东从此完全纳入明朝版图。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明朝侦察到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决定急行军直扑元帝所在。四月十二日，蓝玉部明军到达捕鱼儿海南岸，探知脱古思帖木儿的营地就在捕鱼儿海东北80余里，于是发动突袭，获包括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119人、吴王朵里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2994人，以及北元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捕鱼海之战后，有大批降人居大宁都司，因边将市马，拂其所欲，即叛而去。故元左丞相失烈门、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辽王阿札失里、会宁王塔宾帖木儿等相继叛明，明太祖于东北置宁王（赤峰）、辽王（广宁）、沈王（沈阳）、韩王（开原）震慑东北之地。于西北置庆王（宁夏）、把都帖木儿（巴彦淖尔）、未知塞王（东胜州）、周王（和林格尔）及晋王（太原）守御河套之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以周兴为总兵官，进讨也速迭儿，追至彻彻儿山。这次远征塞北，搜捕残敌，大败之，“弭绝边患”，自是不敢进边牧马者十余年。

除了北伐外，朱元璋亦陆续平定中国其他地区。在徐达、常遇春北伐的同时，朱元璋派胡美由陆路进入福建，汤和和廖永忠所带的水军从海上进攻福建和广东，降服割据势力陈友定、何真等，接着攻取广西。

洪武二年（1369年），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击败扩廓帖木儿，年底平定陕西。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夏，取四川。

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蓝玉等取云南，消灭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降服大理段氏。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确立了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统治。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徙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赋税，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

朱元璋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型的租税蠲免。洪武二年是明初第一次大规模地蠲免赋税。之后的三年、四年、九年，也曾在应天、河南、北平、山东、江西、两浙等地陆续蠲免赋税。到洪武二十四年统计时天下田土，已达到3，874，746顷。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在朱元璋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建国之初，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洪武八年（1375年），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丞相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株连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又几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赐死，家属成年者七十余人被杀。著名儒臣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十年之久，前后被株连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三万多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处死，尔后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蓝玉下狱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受此案株连被株连的人，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两万五千人。

“胡蓝之狱”后，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亦被赐死。经过几次党狱，明初的功臣大量被杀，间接导致了明太祖死后靖难之役中朝廷无可派之将。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以江南地薄，颇有迁都之意”，于是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与洛阳，为迁都作准备。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的地形，最终“志欲定都洛阳，归而献图”。

朱标视察返京后不久患病，在生病期间还向太祖上书关于筹建都城的事。次年朱标病逝，谥号懿文太子。这对年近七十的朱元璋是个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朱元璋看到朱标次子朱允炆表现十分孝顺而很喜欢，后来立其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南京故宫），下遗诏：“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朱元璋死前密命驸马梅殷（宁国公主之夫）辅佐新君，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驾崩几天后，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6月30日）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是为建文帝。

朱元璋死后葬于紫金山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朱元璋死后，他生前规划的政治局面很快被打破。建文帝即位后采取削藩政策，北平的燕王朱棣打出“靖难”的旗号，起兵反对建文帝。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胜利，在南京称帝，建文帝下落不明。

明初官僚机构沿袭自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在中央废除中书省，明初中书省负责天下政务，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丞相后最甚。胡惟庸势力逐大，威胁皇权，且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

在地方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于是在朱元璋即吴王位时（1364年）就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这便是最早拟定颁行的《大明律》。经过吴元年（1364年）、洪武六年（1373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订，最终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在具体的治国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纲纪败坏，官吏骄恣，从而致使元朝倾覆，顺帝北迁作为教训，立国后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朱元璋始终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以此思想作为指导，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量刑轻于唐律，但对“盗贼”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诛滥罚，制定了族诛、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挑筋去膝盖等一系列法外刑。

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锦衣卫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

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朱元璋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但是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步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以及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

参见：郭桓案、空印案、大诰

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又鉴于元朝的政治混乱，故以猛治国。即位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第三，朱元璋利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取“剥皮揎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这种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官员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和《醒贪简要录》。《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

朱元璋当政三十一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哀叹。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朱元璋还确立了卫所制度，这是他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制定的。

明初朱元璋守御山河的方法，是以巩固自然天险为远猷。对此明人颇为自诩，宣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至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这一段话中虽全用秦汉旧名，但洪武朝卫所的全貌勾画得还是比较清楚。

明人把新的卫所描述为“于是设东胜（卫）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者者口四守御处）并。东联开平（卫）、独石（口）、大宁（卫）、开元（安东卫）；西联贺兰山（宁夏卫）、甘肃北山（威虏卫、白城子守御千户所、威远守御千户所、亦集乃旧城），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

魏焕评价：“东西延巨，指臂相依，称全盛矣。故合边卒之数不过四十万，较之宋人备西夏一路犹七十万者，盖徙倍也。”明初三北兵马虽少，但皆驻大险，故丘浚曰：“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

洪武年间，朱元璋置亦集乃旧城、镇番卫、宁夏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东胜卫、开平卫、大宁都司、安东卫、吉林船厂。明军巡逻着“北去不拘几千里”的辽阔疆域。朱元璋效仿元朝“朔方铁骑纷如蚁”、“西北广莫无一城，控弦百万长横行”的盛况，欲利用漠南养出肥美的牛羊及战马。为此朱元璋推动北部卫所游牧化，漠南民众除了粮产区不许放牧外，漠南荒闲平地及山场，“听其牧放樵采”。诸王敢有说是“自己草场山场者，其论非轻”，并叮嘱诸王要长远的牧养，要求军户有自己的牧群。

朱元璋通过宗室的婚嫁，联姻文武勋贵，企图以血缘和裙带关系来达到屏藩帝室的目的，如周谊、翁吉剌、邓愈、扩廓帖木儿；常遇春、常升、蓝玉、曹震等；傅友德、谢成、冯胜、王弼等；徐达、阿哈出、把都帖木儿等；徐辉祖、李景隆、耿炳文、沐晟、郭英、吴高、吴杰、张杰、胡观、李坚、梅殷等。即朱元璋所称的“中外配合”。

塞外的生产模式，首春气和坚冰渐解，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力弱。而秋高马肥，草谷结成正是胡虏出没之际。所以朱元璋认为秋高马肥后，北卫当控弦执矢观衅而动，正合古人谓致人不致于人。故敕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昔汉唐之御胡虏，每秋高马肥，知其入寇，乃设谋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则必为边患。”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塞王代替国公。要求塞王“岁出塞上，抚绥军士，以备将来与胡大战。”“即目世子长成，塞上调兵，令世子还国，父子更相轮替，往来塞上，帅大势军马，以练风霜。亦且父出，子守其国；子出，父守其国。”东西十三卫依次排列韩王、沈王、辽王、宁王、齐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安王、秦王、庆王、肃王。“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

同时，为对付秋高马肥后南下的骑兵，塞王还要沙漠巡狩。《皇明祖训》披露:“凡王出猎演武，只在十月为始。至三月终止。”以及《圣君初政记》记载：“皇祖一统后，每高秋严冬，分命诸王帅兵巡边，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岁以为常。”朱厚熜亦说：“皇高祖考岁一驱廵”。

十三塞王中佼佼者是被誉为“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的燕、宁二王。朱棣出师即降故元太尉乃儿不花等人，被誉为“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权“数会边镇诸侯，出师捕虏，肃清沙漠，威震北荒”，被誉为“一世之雄也。”洪武末年，朱元璋下旨除郡王外，都是百姓。拨镇虏城子与周（王）府；晋王在塞外规划营建东胜城时，朱元璋又下圣旨叮嘱“选草场时，留着东胜，要着一个兄弟在那里住。”

明太祖北征是明朝建立后针对北元的十三次军事行动。

明朝伊始，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外地州县官进京，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朱元璋还鼓励开垦荒地，1370年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

官绅富户想尽办法偷漏税，在明朝前期已形成风气。江浙一带的富户为了逃避赋役，想出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将名下的财产分割，再假托在别人名下，降低户等，这种方法还有专称，叫“铁脚诡寄”，甚至在当地形成了“通天诡寄”的风俗。

朱元璋自然不会听之任之，除严厉打击外，他下令编造土地簿册——“鱼鳞图册”，按照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让他们集合里甲耆民测量田亩，绘制成图，写上田主的名字及田地之面积与四至，编类为册，由于图上所绘的样子像鱼鳞，故号“鱼鳞图册”。

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年）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并于宝钞提举司下设抄纸和印钞二局，宝钞、行用二库。从洪武八年（1375年）起印发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面额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计六种。币值每贯等于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代印发的“大明通行宝钞”为明代发行的唯一货币。

明初洪武朝全力印造宝钞，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洪武十九年之后各项临时支钞迅猛增长，造成了明初的通货膨胀。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即开中法，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朝廷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

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河水连连泛滥，中原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相加，还不及山西人口的一半。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

为此，朱元璋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史称“洪武大移民”。

参见：明初礼俗改革

元朝时期，中原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及其他民族的影响和冲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制定《大明集礼》，力图恢复汉族礼仪文化，并采取一系列去蒙古化的措施。服饰方面“复衣冠如唐制”，并制定了具有明朝特色、等级严格的冠服制度；礼仪方面革除胡跪，恢复汉族传统的稽首、顿首、空首的跪拜方式，并按等级实行五拜、四拜、再拜之礼；姓名方面严禁胡姓，甚至连汉族复姓都遭池鱼之殃；语言方面杜绝胡语，钦定《洪武正韵》；婚姻方面禁止收继婚。通过复兴汉文化，朱元璋成功驱除了蒙元的阴影，并建构了新政权的合法性。

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看到，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登基后，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对待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有一次朱元璋召儒臣谈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文科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八股取士。

元朝统治者虽把阿拉伯书籍引进中国，却束之高阁，“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

《聚真堂马氏宗谱》载明初礼聘满觊天文学家：“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洪武帝翻译引进的科学图书即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的一部分书籍，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诏禁胡语、胡服、胡姓名，蒙古色目纷纷改名换姓，与汉人无异。在听从大臣曾秉正防患于未然的建议后，又以“有悖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为由，禁止蒙古色目改换姓名，以便识别。并颁布法令，限制其内部通婚；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只有在“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自相嫁娶。

朱元璋还对北元蒙古官民采取劝谕归降、恩惠怀柔的招抚政策。一大批故元官民归附明朝。这些归附官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对明朝有了新的认同。

朱元璋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统治政策，“制御”藏区。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派人进藏诏谕各地首领。洪武六年（1373年），一些藏族首领到南京，明朝对他们授予官职，并设立朵甘卫、乌思藏卫和河州卫，后来朵甘卫和乌思藏卫升为朵甘都指挥使司和乌思藏都指挥使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置五千户所，曰东宁、女直、南京、海洋、草河，各领所部夷人”。这是史籍中首次见到归附明朝的女真事迹，并以居住在浑江下游的女真人建立了千户所。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元朝所任命的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归顺明朝，明朝也开始利用出身女真族的故元降官来招抚辽东以外的女真族聚居区。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进取金山等地，降服纳哈出势力，打开了通往黑龙江南北的通道。随后，明廷即派指挥佥事刘显“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女真族）”，拟于“铁岭立站”，同时又派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然而，皆以“粮铜难继”撤回，并将设在女真斡朵里等三万户聚居区的三万卫内徙至辽东开原。明朝对女真地区的全面经略直到永乐年间才开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归顺明朝的海西女真酋长西阳哈反叛，朱元璋命燕王朱棣发北平二都指挥使司并辽东都指挥使司属卫精锐骑兵七千、步兵一万，命都指挥使周兴为总兵官，同右军都督佥事宋晟、刘真往三万卫等处平叛，俘女真镇抚管三以及男女六百五十余人，马四百余匹，而西阳哈则远遁至松花江以外，明军未能捕获。

在对外政策上，在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

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明与高丽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369年，高丽对明称臣。但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

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篡位。之后，李成桂参考了高丽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请朱元璋裁定，朱元璋表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因此裁定朝鲜为新国名。但明与朝鲜间由于潜在的疆域矛盾，造成双方矛盾激化。直到明成祖时，明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朱元璋登基后派使臣持赐日本国王玺书到日本，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倭寇继续侵扰沿海。

朱元璋又派使者拿谕日本国王书到日本，扬言出兵，征服日本。但最终“惩元军覆溺之患”（指元军在元日战争中被台风倾覆），并未出兵。

1372年，朱元璋遣招谕使杨载向琉球中山王宣谕，自此中山国始向明朝进贡。

1373年，北山和南山也开始向明朝贡。

1392年，朱元璋命令福建善于造船航海的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其后裔世代居住在久米村，被称为“久米三十六姓”或“闽人三十六姓”。

朱元璋称帝建国后，即派遣尚宾馆副使刘迪简赍诏往谕安南，因其病逝于南宁，事未果。同年十二月，明朝再遣汉阳知府易济民颁诏于安南。

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陈裕宗陈暤）派遣使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入贡明朝，并请求封爵，这是明朝开国后第一批入贡的外国使臣。朱元璋派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使安南，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不过行至安南时，陈日煃已死，嗣子陈日熞（杨日礼）继位，张以宁拒绝册封，安南被迫遣使告哀请封，朱元璋亲撰祭文，派遣翰林编修王亷前往吊祭陈日煃，吏部主事林弼往封陈日熞为安南国王。

自洪武四年（1371年）以后，安南政局混乱，五易其主，并没有按宗藩关系的规则请封，而朱元璋既不行册封之礼，也不予追究，两国使节交往依旧如常。这实际上是默认安南权位更替的事实。朱元璋对安南内政始终没有贸然干预，持着一种“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曾明白地告知安南国王陈叔明（陈艺宗陈暊）：“安南限山隔海，远居蕞尔，天造地设，帝命王于彼者，以主生民。中国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无知者必征。今朕统天下，唯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

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西思明府状告安南脱、峒二县侵扰永平等寨，安南在受诘责时，也反告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朱元璋认为安南“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不仅退还当年的贡物，而且敕谕广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贡并毋纳”。安南由黎季犛当权后，开始侵夺思明所辖土地，朱元璋得到思明府的控告，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十二月派遣行人陈诚、吕让出使安南，要求安南归还思明府的故地，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没能达成共识。陈诚回国后，黎季犛担心明朝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直接上书明朝礼部，为其侵占的事实狡辩，丝毫没有归还之意。朱元璋召集众臣商议对策，有大臣认为安南抗逆朝命，建议发兵征讨。朱元璋没有接受，对安南的傲慢与挑衅，姑且容忍，表示：“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遣使向占城颁即位诏。占城王阿荅阿者（制蓬峨）先已遣使奉表来朝，贡象虎方物。朱元璋大喜，即遣官携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复遣使来贡。自后占城频繁朝贡。朱元璋又命中书省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册封阿荅阿者为占城国王，赐彩币四十、《大统历》三千。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往祀其山川，并颁科举诏。其后，朱元璋还应阿荅阿者的要求，调停其与安南的冲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听说阿荅阿者被其臣下阁胜弑杀，拒绝占城贡使。不过洪武三十年（1397年）以后又恢复入贡。

1377年，朱元璋册封阿瑜陀耶国王为“暹罗国王”，“暹罗”这一名称正式固定下来，称为中文语境下对泰国的称呼。有明一代，暹罗遣使臣到中国访问112次，中国也派使臣访问阿瑜陀耶19次。

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朱元璋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浡泥国。在沈秩的外交活动下，浡泥王马合谟沙遣使奉表进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朱元璋大喜，宴赉甚厚。洪武八年（1375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朱元璋认为：“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西洋琐里（南印度乌木海岸）。洪武三年（1370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刘叔勉来华献方物。朱元璋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西洋琐里附近的琐里。洪武五年（1372年），琐里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

此后，须文达那、览邦、淡巴、百花、彭亨等西洋诸国陆续朝贡于明。

洪武二年（1369年）末，朱元璋下令：“凡军、民、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忘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命令户部统计天下户口，并给每户发放户帖，并规定，户帖每十年重新编造一次，州县官吏每年都要统计辖区内的户数人口。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户帖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黄册制度，规定以110户为一里，从中推选丁粮多的10户充当里长，其余100户为10甲。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理里甲的事务。朝廷把居住在城乡的每个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造册。每十年编造一次，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朝廷户部及省、府、县。因上报户部的册子封面是黄纸，故称为“黄册”。

明代早期的黄册把人口分为三等：民籍、军籍、匠籍。凡各色人等均按从业类别登记户籍。黄册制度既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的户籍制度，成为明代社会经济方面重要的基本制度。

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诏书和法令，规定每地要善待老人，并让县官定期送去米面衣物进行慰问。朱元璋怕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

为了让居家养老者有人服侍，洪武六年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70岁以上的老人安度晚年，国家允许老人的一个儿子免于服役。

对于那些孝敬老人的人，朝廷不但给予精神表扬，还给予物质奖励，赏赐衣物，发放奖金。而且，这些孝子孝女年老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当他们年届60岁就可以享受普通老人80岁时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如果孝亲模范不幸成为孤老，那么他们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在养济院的同等待遇，当地养济院会每月按标准把钱粮送到他们家中；去世后，政府还会发放三两银子作为丧葬费。

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被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是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

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之一。免费养老院（养济院）、免费医院（养济院）和免费公墓（漏泽园）统统出现。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限制。

陈于陛：太祖虽得天下，易于汉高，而经理太平之业几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数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纤悉具备，无以加矣；其二，汉高虽承秦火，大抵因袭秦敝，太祖扫胡元而复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犹有诸臣，太祖无辅相，自圣心神画者独多也。

李贽：我太祖高皇帝，盖千万古之一帝也，古唯汤、武庶几近之。然武末受命，非周公则无以安殷之忠臣；汤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则决不能免于太甲之颠覆。唯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时时用兵，时时禁谕诸将，无一字而非侧怛，亦无一字而不出于忠诚，故天下士咸愿归而附之，而乐为之死也。

李维桢：有以匹夫得天下者，未有以江左一天下者；有以中华兼夷狄者，未有中华胥为夷狄而能驱除之者。匹夫起江左，用夏变夷，身创之十年，身守之三十年，其法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垂三百年，伟哉！高帝之为烈也。万世一人矣。孔子论三代之道，殷人先罚而后赏，传闻洪武时吏民不寒而栗，奸怪之属莫不返悫，倘所谓由商政者耶？

何乔远：仲尼圣汤武，岂不以捄民哉？至其惭德不逮汉高。高帝所由起，与汉高同，抑不似其为秦亭长。至神武谟算、文学之长，不啻过之。若夫兢兢业业，不少宁荒，虽二帝三王所称蔑以加矣！

朱国桢：自王统既裂，杂伯杂夷，浸淫并富强失之，普天陷没，至胡元而极，大抵真人混一华夏，廓清洗刷，至我太祖高皇帝，极严也；神武要于不杀，极仁也；舒惨合于时中，极密也。纲纪系于独断，声律身度，自强不息，与道合真，与天同运。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我太祖又集古帝王之大成，萃于一身，并于一世，炳于今古，至矣！无以尚已。

顾祖禹：太祖起自东南，奄有西北，为古今异数。尝考其用兵之法，实一出于孙吴，攻瑕捣虚，是以所向无敌。夫有取天下之志，而无取天下之略，自开辟以来，未见有成功者也。太祖明于先后缓急之宜，分合向背之理，始则决机于两陈，继直制胜于庙廊，大略同于汉高，精密媲于光武。

傅维鳞：帝以聪明神武之资，悯昏浊之余，以至鼎沸。提三尺蹶起淮甸，心切安民，用以仰承天意，不十余年平一中原，扫清荒漠。彼声教不通之地，咸奉正朔，稽首阙廷。于是民获所归，得有共主，虽曰天命云乎，要亦锋矛所及、戒杀掠以辑宁万姓之所致也。即位后，厘正典章，制作明备，贻谋创法，过古人远甚。尽美尽善，不可更仆数独。其优前代、励忠节、崇儒重道、下逮卑微，夐莫及矣。第立法过严，用刑太峻，而二党京民之戮，颇伤天和。噫吁！元朝姑息之后，污久难拔，亦有不得已者。论者谓其再造之功，高乎万古，洵哉！至出言成文，思如宿构，则又帝王之余尔。

谷应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剑讨乱，十五年之间，遂成帝业，开明堂，礼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间，手不辍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叶凌迟，生民无主。西京礼乐，失自周迁；晋代风流，亡于江左；继之元人失驭，浊乱乖离。自古祸乱浸淫，圣学放废，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灵倔起，智勇挺兴，亦乌能克勘祸乱，率由旧章，拨乱反正，若斯之速者乎！

康熙帝：

乾隆帝：

赵翼：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嘉庆帝：夫明代诸君，洪武、永乐，皆大有为之主。

毛泽东：

吕思勉：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吴晗：朱元璋经过二十几年的实际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军营里，在作战时，在后方，随处学习，随时训练自己，更事事听人劝告，征求专家的意见。他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

钱穆：明太祖革命，驱除胡元，复兴汉、唐规模，成为当时政治上共同的理想。但明太祖终是一粗人，历史文化修养不深，他首先反对尊孟子为圣人。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

游国恩：

南炳文、汤纲：

黄仁宇：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陈梧桐：

唐文基：

蒋兆成：朱元璋由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头子，这无疑是对农民起义的背叛。但也不能据此否定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尽管朱元璋在金陵建立根据地后所推行的政策是背叛农民起义方向的，然而这些政策却符合于当时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得农民军的力量和地主阶级的反元势力汇合起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朱元璋最终达到了推翻元朝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目的。所以朱元璋既是农民起义的背叛者，又是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樊树志：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将长子立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晋王朱棡、宁王朱权等率兵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周王朱橚、齐王朱榑等驻于内地各省，监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规定，如遇奸臣专权，藩王可以声讨奸臣，甚至可以发兵“清君侧”。他的本意是企图用皇室亲戚来维护皇权，殊不知事与愿违。……他（建文帝）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商传：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

万明：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贫苦农民的开国皇帝，是为明太祖。他在位31年，肇基了历史上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曾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独特的身世和业绩为他一生涂抹上浓重的传奇色彩。

梅毅：

牟复礼：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世纪40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跃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

参见：至圣百字赞

朱元璋书法行笔自然流畅，仪态生动。风神独具特色，陶宗仪在《书史会要》谓朱元璋书法“神明，天纵，默契书法”。康有为所评：“明太祖书雄强无敌”。惟笔画稍欠法度，然雅拙中不乏挺拔。

朱元璋在戎马生涯中也写过诗词，并有《御制文集》传世，集中就有朱元璋的一百多首诗词。

朱元璋在世时留下不少传说和典故，如下：

皇后

妃嫔

儿子

参见：朱元璋画像

朱元璋流传在世的画像版本众多，能见到的画像主要集中于这两类：一怪一俊。

明朝张瀚《松窗梦语》卷六记载称：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象大不类。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类太祖，但两颐间多髯二缕，长垂至腹。”

张萱《疑耀》则称“先大夫令滇时，从黔国邸中模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余值西省，始得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为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意指现存前一版本的朱元璋画像才是真实形象。

谈迁在《枣林杂俎》认为民间流传的版本是因为“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一，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

民间传说朱元璋相貌非常奇怪，一副麻脸，下巴很长，额骨稍凸，朱元璋还因为宫廷画师把自己画的太真实，顿时大怒，把画师推出去斩了。

《明史》里描述他的长相时说：“姿貌雄伟，奇骨灌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前八个字说的是外貌，后八个字说的是气质。朱元璋相貌不凡，给郭子兴留下了好印象，马上被收入军中，还把义女马皇后许配给他。

主词条：朱元璋血洗湖南

主词条：明朝文字狱、表笺之祸

主词条：火烧庆功楼、胡蓝党案

朱元璋历来被认为是汉族人，但一些民族流传着朱元璋非汉族的说法。如蒙古《黄金史纲》称朱元璋为“朱哥”，说他是女真人；还有人主张朱元璋是回族人，经学者陈梧桐考证，朱元璋确系汉族。

朱元璋出生地之争由来已久，有明光说（也就是盱眙说、嘉山说）、凤阳说（也就是钟离说）、句容说、五河说、沛县说、宿州说等。

自两汉以降，宫人殉葬较为罕见，朱元璋在位时期，恢复了秦汉以来已经废除的人殉制度，到了明代，以宫人生殉的陪葬制度再度形成高潮，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下诏将侍寝的四十名妃嫔全部陪葬明孝陵。明代朱元璋的宫殉人数是最多的，“太祖以降”至景泰帝的宫殉人数不等，但都未超过明太祖。

自朱元璋将殉葬制度定为祖制之后，便迅速推广开来，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历朝历代所罕见，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极其残酷和压迫女性的制度。直到明英宗时期，才将这一残酷制度废除。

朱元璋去世后埋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和马皇后合葬于此。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主持陵墓的营建工程，此年八月，马皇后去世，九月葬入此陵，定名为“孝陵”。

1704年，即明朝亡国六十年时，朝鲜肃宗为报答壬辰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明神宗万历皇帝而修建了“大报坛”。到了1749年朝鲜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神位。

对朝鲜来说，这三位明朝皇帝对朝鲜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赐予国号“朝鲜”，对朝鲜有“大造之恩”；壬辰战争中明神宗救援朝鲜，有“再造之恩”；1636年末清军侵入朝鲜（即丙子之役），崇祯皇帝对朝鲜有所谓的“东援之恩”。

1831年，流落朝鲜的明遗民后裔王德一修建了“大统庙”以祭祀明太祖。他指出建立大统庙的原因是：“天地生民以来，莫有盛于孔子。孔子之功，莫大于春秋。春秋之义，莫有重于大一统……惟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大定中国，驱逐胡元，制礼作乐，昭揭经义，颁大统之历，明春秋之法。置于崇祯，天方艰难，夷虏入关，华夏髠首，于是乎先王文物，惟存于海东青丘。国有大报，州有万东，义伐之计，归于庙食。而使我遗臣子孙，世禄皇坛，而不见虏使者，不用虏年号者，尚其能存人纪之大防。而世其罔仆之义烈也。”

参见：朱元璋展览馆、朱元璋研究会、明孝陵博物馆

参见：朱元璋金币

（一）电视讲座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毛佩琦主讲《明十七帝疑案》、商传主讲《明太祖朱元璋》。

（二）电影、电视剧

（三）戏曲

（四）歌仔戏

《臭头洪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