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又称元末农民战争、元末民变,是元朝晚期爆发的一次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这次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起义阶层的全面程度是空前的。
事件背景
政治
从根本上说,元朝的统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游牧政权原有的特点。其表现之一为以军事化的贵族统治代替了“儒家化”的官僚统治。军事化和贵族分封,是游牧政权的传统和特点,而“儒家化”统治实际上就代表了中原的统治方式。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元朝的建立者,也在统治高层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从结果看,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最终决定者的皇帝忽必烈,似乎站在了坚持沿用中原的统治方式的一派这边,但是从实际政策施行上看,皇帝不但顾及了反对“汉化”一派的面子,而且似乎还有意无意地向他们靠近,这种倾向在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叛变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无意中造成了一种类似“二元”的统治方式,尤其在地方行政制度中设立的总管、同知和达鲁花赤,更是体现了这个特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科举的长期罢废,即使在被视为开明的和汉化较深的元世祖时期也未曾举行过。而作为“儒家化”统治的核心一―官僚统治(非贵族统治),本身就与科举制度息息相关。科举制的长期废止,可以被视为“儒家化”统治的抛弃。尽管在表面上,元朝政府似乎直接沿袭了中原的一整套统治方式,实际上其本质已经“异化”,处处都带有“贵族统治”的痕迹。在元朝的行政体系中,贵族无疑是凌驾于官僚之上的。“贵族统治”维护了占实际统治人口少数的蒙古人的利益,但却影响了政府的运转效率,直接削弱了维持长期统一局面的能力。“贵族统治”总是伴随着以争夺皇位为中心的派系斗争,这个问题早已存在,即使忽必烈时期亦不例外。一旦朝廷失去了强有力的统治者,集权便不复存在,皇族派系夺权和贵族分权统治就成为了常态。在中央政府的相互争权延续至地方,就相应地形成了割据态势。这一方面又是元朝统治的军事化造成的。
元朝统一中国后,就大肆分封军事贵族到各地,代表统治集团实际行使统治权力。政权、财权、兵权的拥有使得这些军事贵族随时都有割据一方的能力。元朝末年,皇帝荒淫无能,政事颓废,王室、权臣陷入权力纷争的漩涡,同时全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政府基本上丧失了驾驭全局的能力。这些因素使得各地军事割据迅速形成,如北方的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就是其中的代表。割据局面的出现对于一个急需统一的力量扑灭农民起义的政府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元朝的衰败和灭亡也就难以挽回了。
经济
在进入14世纪后,元朝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已经显示出运转不灵的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都散发着糜烂的气息。首先是皇室和宫廷,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的最高操纵者,元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又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因而也拥有最多的财富,然而他的挥霍浪费也是十分惊人的。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臣报告说:“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御史台也向皇帝提出:“国朝初用宦官,不过数人,今内府执事不下千余,乞依旧制,裁减冗滥,广仁爱之心,省糜费之患。”元朝皇帝又都非常崇信喇嘛教,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颇为惊人,极盛时甚至达到“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的程度。佞佛之外又多滥赏,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就一次性以平江(今江苏苏州)田300顷及嘉兴芦地赐给西安王阿刺忒纳失里;天历二年(1329年),又赐鲁国公主钞2万锭。元朝皇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的毫无节制的滥赏,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以致于天历二年(1329年)中书省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朝廷赏赉,不宜滥及罔功”的劝告。
巨大的财富和无尽的享乐,使这批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成为彻头彻尾的寄生虫。皇帝和贵族的腐化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级地方官府和官吏也迅速腐化。“官吏奸贪”,巧立名目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参见钱”、“撒花钱”、“追节钱”、“常例钱”、“公事钱”种种,极敛财之能事,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浙江嘉兴一带的老百姓作诗嘲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在百姓看来这些地方官的行径与强盗无异。当时的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儿,“任用非人,肆通贿赂,卖官鬻爵,一视货之轻重以为高下”,老百姓作《讥省台》等歌谣讽刺他。
军事
元朝贵族、官僚的腐朽甚至影响到了军队,“将骄卒惰”,军队缺少训练,战斗力渐失,而军纪却日益败坏。“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甚至出现“白昼挥刀戟走市,怖人夺资货”的公然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现象。
民族
元朝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排汉”。由于元朝是建立在夺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地区基础上的,因此,元朝统治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为了加强这种统治,元朝政府推出民族等级制度。即根据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民众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在政治、法律待遇和社会地位方面,制定了种种严重歧视汉族人的不平等规定。从中央到地方,重要官吏均由蒙古人及色目人担任。中央统治机构中的要职绝少由汉族人担任。在地方级的政府路、府、州、县中,均设有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的达鲁花赤执掌实际权力。
元朝的法律也相当歧视汉人和南人,蒙古人、色目人拥有诸多特权,而汉人、南人却连基本的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法律保障。对于汉族人占绝大多数的南人,元朝控制得更严,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法律来限制南人。如规定:江南地区“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下”,午夜也不许点灯。民间集场买卖、节日划龙船等传统风俗更因元政府忌讳而被禁止。禁止百姓“起集买卖”,明文说是恐集场“妨农滋盗”,“生事不便”,实际上是害怕百姓联合起来闹事。元政府还禁止老百姓学枪棒,千方百计解除各族民众的武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铠甲、弓箭不能私自隐藏,违者严惩;尤其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即使是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及带刀子的拄杖等生产用具,也一律加以没收。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废止已久的科举得到了恢复,这对长期以来视科举为唯一入仕之途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封闭已久的仕途仿佛顿时光明了起来。但元朝统治者在这一方面也毫不放过制造民族不平等的机会。考试科目方面,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同时规定:“蒙古、色目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在发榜方面,则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蒙古人以右为上),汉人、南人为左榜。更不合理的是,在会试中占应试绝大多数的汉人、南人的最终录取名额与少数的蒙古、色目人一样多。而次一级的乡试中也倾向于蒙古人、色目人,以江浙行省为例,在总共43个名额中,蒙古人占5个,色目人占10个,汉人为零,南人为28个。入仕之难自然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是无力的哀叹,“胸中经国皆远谋,献纳何由达明主”则是内含怨愤了。
元朝施行的种种民族不平等政策,确实在一时之间维护了统治者的特殊利益,也部分地实现了民族分化、加强控制的目的,但是这些措施体现的不平等和压迫性,也增加了这个建立在军事暴力国家机器上的帝国的潜在敌对势力。
社会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大雨滂沱,连绵不绝,京畿之地洪水肆虐,平地水深已达丈余。泾水泛滥,关中也发生了水灾。黄河水势汹涌,大溢而出,河南之地也受水灾之苦。但是两淮之地发生了旱灾,百姓饥饿难耐。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河南从四月到八月发生旱灾,没有下雨。七月,彰德天降白毛之雨,民谣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八月,京师发生地震,鸡鸣山崩裂,塌陷成为湖泊,方圆百里死伤惨重。这一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59万。
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河州路大雪连绵十日不绝,积雪深达八尺。牛羊驼马等牲畜因严寒而冻死者十有八九,百姓也陷入大饥之境。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江浙从春季到八月发生旱灾,没有下雨,百姓饥饿难耐。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40余万。八月十四日(1337年9月8日),京畿之地贼寇蜂起。次日,京师突发大地震,太庙的梁柱裂开,各室墙壁都倾倒,致使仪物损毁,文宗神主和御床都被粉碎,西湖寺神御殿的墙壁也发生倒塌,祭器损失惨重。自此地震连连,直至八月二十日才停止,其间遇难的人非常多。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延祐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事件起因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间,颍州(今安徽阜阳)爆发的红巾军起事,被视为直接推翻元朝统治的、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起义的开始。关于这次由白莲教人士韩山童和刘福通发动的百姓暴动,其直接原因一般归结为“开河”和“变钞”两个事件。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流域发生了史所罕见的大水灾,受灾人口据说达到了100万户,500余万人。元政府置广大灾民于不顾,却先要解决漕运问题,开掘黄河。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顺帝采取贾鲁的治河建议,开掘黄河故道140公里,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等13路民夫15万人,及泸州(今安徽合肥)等戍十八翼军2万人,激起民变。同年,元政府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变更钞法,通过滥发新币的办法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形成了“钞买钞”的局面,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民众随时可能揭竿而起。
元末农民战争的最终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元朝长期以来形成的众多社会矛盾集中激化的结果。“开河”和“变钞”仅是导火线,但还是使一个貌似强大的王朝轰然倒塌。
事件经过
初期斗争
元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5000余人。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300余起。
颍州起义
元末之时,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散布妖言,说天下即将大乱,弥勒佛将降生。此语一出,河南、江、淮一带的百姓多信以为真。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同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人,又复言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主宰中国。于是,众人杀白马黑牛,向天地发誓,密谋起兵,并以红巾作为起事的标志。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谋划起义之事败露,刘福通等人仓促进入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开始,然而韩山童被官吏捕获诛杀。韩林儿与母亲杨氏逃武安山中。刘福通占据朱皋,攻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犯叶、舞阳。
蕲黄起义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徐寿辉、邹普胜联合彭莹玉在天堂寨以红巾为号,利用白莲教组织民众起义反元。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九月,徐寿辉攻陷蕲水及黄州路,击败元威顺王宽彻不花,卫王库春格尔与其两个儿子被徐寿辉的部将倪文俊所败,二人被擒。徐寿辉遂即称皇帝,定都蕲水,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为太师,建立了元末农民起义中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同月,刘福通陷汝宁府及息州、光州,起义军达到十万人。
李二起义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江河工程大兴,百姓心中不安。萧县人李二(芝麻李)与他的社长赵君用商议道:“颍上已起兵反元,官军对此无可奈何,这正是我们大丈夫求取富贵的时候啊。”赵君用说:“我所知道的,只有城南的老彭,此人勇猛强悍有胆略,若不能得到此人,便不可成就大事,我应当为你去请他来。”于是赵君用前去探访老彭的家,见到老彭后,便用起义之事暗示他。老彭问:“其中有芝麻李吗?”赵君用回答说:“有。”老彭便欣然答应,与赵君用一同去见芝麻李,共得八人,歃血为盟。这天晚上,他们假扮成挖河的民夫,慌慌张张地投宿到徐州城中,四人在城内,四人在城外。到了夜里四更时分,城内点起火来,城外也举火响应,他们夺取了守门军士的武器,斩关而入,城内城外一片呼噪。百姓们长久没有见过战争,一时惊惧,都束手听从他们的命令。天明后,竖起大旗,招募士兵,跟从李二、老彭和赵君用的人有十多万,他们派兵四处攻城略地,徐州的属县都被攻下。
元廷镇压
元至正十一年九月六日(1351年9月26日),元知枢密院事老章受命与额森特穆尔率军讨伐河南起义军。
元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352年1月13日),额森特穆尔重新攻占上蔡县,抓捕韩雅尔等人送往京师诛杀。
元至正十二年正月三日(1352年1月20日),竹山县起义军攻陷襄阳路,同知额森布哈等人溃逃。达鲁噶齐博罗特穆尔率领二百义兵,且战且退到监利县时与沔阳府达噜噶齐耀珠等军会合,当时滨江有一千条艘船,于是纠合各义兵、丁壮、水工五千余人,授予军号,分发刀槊,准备五十位哨马,水陆并进。元军行至石首县时,听说中兴路也被起义军攻克,于是商议前往岳州投奔元帅特克嘉,然而道路受阻,但仍然前往襄阳。起义军正驻扎在杨湖港,博罗特穆尔乘其不备进攻,缴获二十七艘船,生擒起义军首领刘雅尔。
元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1352年1月28日),徐寿辉派遣部将丁普郎、徐明远攻陷汉阳,次日攻陷兴国府。同月,徐寿辉的部将邹普胜攻占了武昌。正月十六日(1352年2月2日),徐寿辉的部将鲁法兴攻陷安陆府,知府绰噜战死。同月,徐寿辉部攻陷了沔阳府中兴路。沔阳推官、象山人俞述祖,率领民兵守卫绿水洪,城被攻陷后,他被俘虏并押解到徐寿辉面前,俞述祖骂不绝口,徐寿辉大怒将他肢解。徐寿辉部攻打中兴路时,山南宣慰司同知伊古轮实出兵迎战,军队溃败,宣慰使锦州人布哈弃城逃跑。山南廉访使济尔克敦领兵抵抗,射杀了许多起义军。第二天,徐寿辉部增兵来袭,突袭东门,济尔克敦奋力抵抗,被俘后不屈而死。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十日(1352年2月25日),邹平县人马子昭作乱,元军捕获并斩杀了他。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352年2月26日),徐寿辉的军队攻陷了江州,元江州路总管李黼阵亡。徐寿辉接着又攻陷了南康路。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初一(1352年2月16日),定远人郭子兴聚集数千少年,自称为节制元帅。郭子兴与其兄弟三人皆善于积聚财富,因此在乡里颇为豪强。郭子兴预知天下将有变故,于是散尽家财,椎牛酾酒,与壮士结交。此时,郭子兴与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等人,率领部众攻城。同年二月二十六日(1352年3月12日),郭子兴攻陷并占据濠州。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352年3月13日),邓州起义军首邻王权、张椿攻陷澧州,元龙镇卫指挥使谙都喇哈曼等率军收复了澧州。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四月,江西宜黄的红巾军领袖涂一、涂祐与新城红中军首领童元联合攻克建宁(今福建建宁)、泰宁(今福建泰宁),不久进兵邵武(今福建邵武),他们打着红巾军的旗帜,拿着天完政权的告示,宣传“摧富益贫”的口号,受到当地贫苦人民的热烈欢迎。
杭州之战
元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1352年8月19日),徐寿辉的将领项普略领兵从徽州、饶州出发,攻打昱岭关,进而进攻杭州。杭州城中仓促之间没有防备,元参政樊执敬急忙上马率领众人出城迎战,中途与起义军相遇,射死了四名义军,起义军追赶他,他又射死了三人。不久,起义军来的人越来越多,挤满了街巷并且放火,樊执敬的军队都溃散了。起义军呼喊樊执敬投降,樊执敬怒斥道:“逆贼,守关的官吏不谨慎,你们才能到这里,我恨不能把你们剁成万段,还说什么投降!”于是奋力砍杀起义军,结果受伤而死。他的仆人田也先骑马赶来救援,也被枪刺死。
当时,元将董抟霄跟随江浙平章嘉珲征讨安丰,乘胜攻打濠州,恰逢元朝廷命令他们移军支援江南,于是渡过长江到达德清,但此时杭州已经被攻陷。起义军攻入杭州城时,起义军元帅项葵、杨苏,一个驻扎在明庆寺,一个驻扎在北关门妙行寺,他们声称弥勒佛出世,既不杀人也不淫乱,招揽百姓投靠,把姓名记录在册,库中的金帛全部被他们运走。嘉珲向董抟霄询问对策,董抟霄说:“贼兵看到杭州的子女玉帛,必定会纵情掠夺,没有时间防备,我们应该趁机急速攻打他们。现在如果我们想退守湖州,万一贼兵乘胜追击,直取京口,那么江南就不可守了。”嘉珲犹豫不决,其他将领也认为行动困难。董抟霄严肃地说:“江浙是丞相负责的地区,既然已经沦陷,而现在不趁机收复,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说完又拔剑看着众将领说:“各位蒙受国家的厚恩,却在危难时刻苟且偷生。现在丞相在这里,敢有违抗命令的,一律斩首!”
董抟霄于是进军逼近杭州,平章嘉珲从湖州统军返回,放火焚烧杭州城,百姓伤亡殆尽。起义军在盐桥迎战,董抟霄指挥壮士冲锋在前,众将领相继夹击,总共打了七仗,一直追杀到清河坊。起义军逃进接待寺,董抟霄命人堵住寺门放火焚烧,起义军都被烧死,于是收复了杭州,余杭、武康、德清等地也相继平定,嘉珲诛杀了依附贼兵担任伪职的范县尹等人,里中的豪强施尊礼、顾八因为迎击官军,被剐于市集,家产全部被没收充公;省都事以下的官员,因为失守城池,被罢免不再叙用;省官则恢复原来的职务。董抟霄受命离去。
起义军又从昱岭关攻打於潜,行省于是任命董抟霄为参知政事,让他再次领兵讨伐。董抟霄当天就领兵到达临安新溪,新溪是进入杭州的要路,他分兵防守,然后率领大军进至叫口和虎槛,击败了遇到的起义军,追击到於潜,于是收复了於潜县治,接着又收复了昌化和昱岭关,投降的起义军将领潘大间带来二千人。此时又有起义军攻打千秋关,董抟霄回军防守於潜,而起义军大举进攻,焚烧了城外的房屋。董抟霄按兵不动,左右的人请求出兵,董抟霄说:“还不到时候。”他派人拿着白旗登上山观察贼兵,约定说:“贼兵以为我们胆怯,一定会松懈,等他们露出破绽,就挥动所持的白旗。”他又在城外埋伏军队并配备了火炮,又约定说:“看到白旗挥动,火炮就发射。”不久,白旗挥动,火炮发射,官军全部出击,斩杀数千人,于是收复了千秋关。
不久,起义军又攻打独松、百丈、幽岭三关,董抟霄于是先派兵防守多溪,多溪是三关的要路。接着又分为三军,一出独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岭,然后会合兵力直捣起义军驻地,于是乘胜收复了安吉。起义军元帅梅元等人来投降,并且说还有十一名将领想要投降,董抟霄就派遣偏将余思忠到起义军的营寨去招抚他们。起义军都进入暗室秘密商议,余思忠拿着火把冲进室内,拔剑对众人说:“元帅派我来救你们的命,你们还商议什么!”不久,火势蔓延,焚烧了起义军的营寨,余思忠叱责起义军而散去,然后带着其元帅来投降。第二天,董抟霄攻克广德
当时蕲州、饶州的起义军复又进攻徽州,义军中有道士,能施展法术,作十二里之雾,以掩军队行踪。董抟霄听闻后,毫不畏惧,毅然带兵进攻,不久妖雾渐渐散去,董抟霄早已布下的伏兵尽皆涌出,起义军顿时大乱,溃不成军。此战,元军斩首数万级,生擒道士,焚烧了他的妖书,并将其斩首示众,徽州之地遂得平定。
元至正十二年七月十一日(1352年8月20日),元朝廷命令通政院使达尔玛实哩与枢密副使图沁布哈讨伐徐州起义军,并赐予三十道敕牒以奖赏军功。同月,湘乡的起义军攻陷宝庆路,湖南元帅副使小云实哈雅率兵收复;徐寿辉的部将王善、康寿四、江二蛮等攻陷福安宁德等县。
中兴路之战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安陆的起义军将领俞君初次攻陷荆门州时,知州聂炳招募七万民兵,成功收复了荆门州。不久之后,俞君正又率兵进攻,聂炳率领孤军昼夜血战,但援军未到,荆门州再次沦陷,聂炳被贼兵俘虏。他破口大骂,毫不屈服,起义军愤怒之下,用刀将他牙齿全部拔掉,然后将其肢解。
元至正十二年九月五日(1352年10月13日),俞君正再次攻陷中兴路,耀珠率兵在楼台交战,战败后前往松滋。中兴路判官上都率兵出击之,然而东门失守,上都惊慌失措地返回,却不料被俘。他大骂起义军,起义军愤怒之下剖开他的腹部将其杀害。同年九月十三日(1352年10月21日),中兴人范中与僧人李智等组织反动武装袭击义军,义军旋即撤走。元军耀珠等部复占中兴路。
张士诚起义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白驹场亭人张士诚以驾船运盐为业,常因私贩谋取暴利。张士诚颇为轻视钱财,乐善好施,深得同伴们的拥戴。他常往富家卖盐,富家多欺凌侮辱他,有的还拖欠盐钱不还。其中弓手丘义对张士诚的窘迫侮辱尤为严重。张士诚愤怒之下,便率领几个弟弟和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丘义,并杀死各富家,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他又到邻近各盐场,招募年轻人起兵。盐丁们正苦于沉重的劳役,于是共同推举张士诚为首领,攻陷了泰州。高邮守将李齐前来劝降,张士诚投降后又反叛,杀死行省参政赵琏,又攻陷了兴化,在德胜湖筑寨自守,拥兵万余人。元朝用万户的官爵来招抚张士诚,他不接受,并诱杀了李齐,攻占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
反攻天完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元朝政府调集五路兵马向义军反攻,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失陷,天完政权四百多名官员被惨杀,徐寿辉等人突围后避入黄梅山区及沔阳湖中。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政权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天完政权主要领导人被迫潜伏于山泽之间,活动相当困难,但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恢复和组织力量,等待时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斗争。天完政权当时仍有自己的根据地,并继续在委任各级将领。事实上当时仍有许多红巾军余部在活动,如欧普祥在袁州,史普清在奉新,李普成、王普敬在瑞州周围。
高邮攻防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右丞相脱脱统率大军前来讨伐,多次击败张士诚,围攻高邮,拆毁了高邮的外城。高邮城即将被攻下时,元顺帝听信谗言,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削去他的官爵,派其他将领代替他。张士诚趁机奋力反击,元军溃败而去,从此张士诚势力又振作起来。过了一年,淮东地区发生饥荒,张士诚便派弟弟张士德从通州渡江进入常熟。
重建天完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倪文俊命令明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当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所以明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元至正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355年2月2日),徐寿辉的将领倪文俊再次攻陷了沔阳。元威顺王库春布哈,命令他的儿子报恩努、接待努、佛嘉努,会同湖南元帅何思南,率领四十多艘大船,水陆并进,抵达沔阳,攻打倪文俊,还载着妃妾一同前往。元军行至汉川的鸡鸣汊时,由于水浅,船只搁浅不能前行,倪文俊便用火筏将他们的船只全部烧毁,接待努、佛嘉努均被杀,报恩努自杀身亡,妃妾们都被俘虏,库春布哈逃往陕西。三月,徐寿辉带兵攻克襄阳,但是很快被元军夺回。五月,倪文俊攻下了中兴路,七月,又拿下了武昌和汉阳。天完政权实现了复活。
韩宋立国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在砀山夹河找到韩林儿,将韩林儿迎至亳州称帝,又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尊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刘六实则是刘福通的弟弟。杜遵道因受宠而掌权,刘福通心生嫉妒,暗中命令甲士将其击杀,自任丞相,又加太保之衔,自此事权尽归刘福通之手。然而不久,元军在太康大败刘福通,又进围亳州,刘福通只得挟持韩林儿逃往安丰。但未过多久,其兵马又复强盛,于是派遣其党羽分道攻掠土地。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李武、崔德攻陷商州,后攻破武关,以图关中毛贵攻陷胶、莱、益都、滨州,山东的郡邑多被攻下。同年六月,刘福通率众兵分三路进攻汴梁: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一路直奔晋州、冀州;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一路则直指关中;而毛贵则自山东出兵,向北进犯。其兵势锐不可当。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叛附刘福通,攻陷济宁,不久即败走。同年秋,刘福通攻陷大名,继而自曹州濮州攻陷卫辉。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攻陷兴元,于是进入凤翔,然而屡次被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败,逃入蜀地。
重庆之战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明玉珍再次运载大批粮食经巫峡准备回湖北。屯兵四川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五千到重庆,屯兵于江北。后来杨汉掳夺船只顺江东下,刚好在巫峡遇到明玉珍。杨汉部众对明玉珍诉说了杨汉被完者都陷害的事,并且告诉明玉珍重庆城兵备单薄,只有完者都与另一守将,而且与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调转船头,出其不意攻击重庆,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攻下,则全蜀可顺势攻取。明玉珍听闻后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儿在困境中会投向树林以求庇护,人在困境中则会投奔他人以求帮助。况且您在沔阳整顿军队,原本就是为了百姓;到蜀地筹集粮食,同样也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不如将船只分为两队,其中一半装载粮食返回沔阳,用以救济那里的饥荒;另一半则顺流而下,借助汉水的兵力攻打重庆。如果成功占领了重庆,那就据守那里;如果不成功,就撤回,这样也没有什么损失。而且这次出兵,既可以窥探陇蜀的虚实,又可以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保护荆襄地区的安宁,同时开辟新的粮食运输通道,真可谓一举三得。希望您不要有其他顾虑。”明玉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日夜兼程向重庆进发。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月,明玉珍率部运粮途中折返,直抵重庆朝天门,守城元军不战自溃。当时蜀中太平日子过久了,忽然看见大批斗船云集,远近骚动。父老迎接明玉珍部众入城,明玉珍攻占重庆。他下令禁止抢掠,安抚百姓,使城中安居如故,投降的人络绎不绝。元四川行省左丞、参政、重庆守将哈麻秃仓促应战,战败被俘,被押送给徐寿辉处置。完者都见明玉珍部队势力强大,连夜逃往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其后泸州归降。
天完内乱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倪文俊企图杀徐寿辉降元,事败,前往黄州投奔陈友谅。当时,陈友谅隶属倪文俊麾下,多次立功,为领兵元帅。陈友谅于是杀死倪文俊,吞并他的军队,自称宣慰使,后称平章政事。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陈友谅攻陷安庆,又攻破龙兴、瑞州,分兵攻取邵武、吉安,带兵攻入抚州。又攻破建昌、赣、汀、信、衢。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驻扎在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
朱元璋崛起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
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南京),改名应天,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力量虽强,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士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金陵,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陈友谅中箭身亡,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统一南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他
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谕中原檄》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檄文中责备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表现出朱元璋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之后朱元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结束。
各方势力
主要将领
元末农民起义,一般被朱元璋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有很多重要的篇章被遗忘。朱元璋加入濠州义军,当女婿,成头目,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灭张士诚方国珍,北伐大都。这些都是熟知的历史。但在北伐之前朱元璋军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鉴于他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故不把他列入榜内。
影响
政治
元朝腐朽统治的被推翻,首先应该归功于元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各支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特别是小明王、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坚持十三年的斗争,“大小数百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元末农民起义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统治者暴政的最高级斗争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封建统治,同时使封建地主阶级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力量的可怕和伟大,使地主阶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过分剥削农民。
军事
元末农民起义还给后来朱元璋北伐奠定了基础。其他各代大都是南征,只有朱元璋的北伐成功而且还建立了长期政权。元朝民族分等级的政策已经造成极大的民怨,这样的政权灭亡是迟早的事,就算朱元璋不北伐,陈友谅也会北伐,何况北方元朝内部的争斗的胜者最终也会篡权。
经济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带来了不少落后的制度和习俗,造成了社会生产上的破坏,农民战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断送了封建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而元代的社会生产力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继前代而持续发展。经过这次起义,自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得到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长年战乱,人口减少荒地增多而导致了明初的“移民垦荒”运动,明初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文化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兵祸的影响出现了文教毁弃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战乱也导致了士大夫的人格分裂与心理异化,使其成为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和进退失据者,他们徘徊于出仕与遁隐之间,依违于忠义与叛逆之间,并对儒家伦理道德产生了质疑,从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价值抉择和心路历程。士大夫围绕国家之兴亡、民生之否泰和自我之命运等时代命题,对农民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自觉总结。一方面,他们恪守正统观念、忧患意识和忠义精神,对农民起义抱持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心理,并渴望天下承平,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基于对礼法秩序、兴衰治乱、天道人心的深刻体认,他们明确而尖锐地评述了元末时势,并向统治者发出警戒,展示了其复杂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民族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对汉民族歧视,而且喇嘛的纵态,土地的掠夺,高利贷的剥削,真极尽压迫之能事。元末农民战争不但打破了蒙古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更是打破了对汉族人民的种种枷锁。是彻底的一场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
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婢得到了解放。奴婢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了奴婢在起义中获得解放已为法律所肯定。
旷日持久的战斗也使得区域间人口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可以说这是继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唐末及两宋之际南北大迁移之后的又一次人口大流动。
评价
正面
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元灭南宋之日起,各族人民就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封建皇朝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后,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最后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终于把不可一世的大元送进了坟墓。
元末农民战争绵延达十八年之久,起义烽火遍及全国,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民达数百万,其活动地区不仅包括了内地各省区,同时也波及到了塞外的西北、东北和西南等各边陲地带,其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这次农民革命运动,使尽了反革命两手:一方面出动反动军队屠杀革命农民;另一方面则用腐蚀拉扰的手段来瓦解农民起义队伍。面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两手,一些在敌人屠刀面前没有屈服的农民领袖却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追求高官厚禄,享乐腐化,蜕化变质了,有的甚至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负面
元末农民战争还有许多不足的一面,例如,首先,起义军内部不团结。红巾军旗号虽多,但是大都不服调遣,就像徐寿辉张士诚,名义上是起义军,但是只顾自己抢地盘,根本不配合北方军的行动北伐,各自为战的结果是只有北方红巾军迎战元军,甚至还相互攻打;其次,起义军发展太快,没有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北方起义军虽然占了江淮一带,但是根据地不稳固,而且南方的起义军不支援他们,等于是以江淮之力对抗北方元军,实力上受了影响;北方军有白莲教背景,被儒家视为异端。所以之后朱元璋把白莲教称为异教这有很大原因。
争议
元末农民战争中民族压迫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有人指出以民族压迫表现得最突出。从元末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这一前提出发,推定元末农民战争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说它是一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这一论点是很值得商榷。
由于没有一个新的领导阶级的出现,农民起义的成果很快又被一批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而成的新的汉族封建地主所窃取了。因此这次起义并未导致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依然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中缓慢前进。
参考资料
最新修订时间:2024-12-31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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