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场所。和育婴堂、安济坊、居养院、福田院、漏泽园等都为古代的福利慈善机构。

遍及全国各地。养济院一般是由政府出资修建。但也有养济院以私人名义捐修的。如《宋史·赵汝愚传附子崇宪传》载：“初，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又《宋史·儒林传·魏了翁传》载：“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橹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由此类史料可知，当时地方官绅也创立养济院，容留疾病无依之人。对慈善事业较为热心。

明朝沈榜撰写的《宛署杂记》中，记载宛平县养济院的规模：万历纪元，收萧俊等一千八百名。（万历）七年，……又收刘真等五百名。（万历）十年……又收李聪等五百八十五名。以一个宛平县的养济院，收容人数达两千余人，可见当时执政者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安置鳏、寡、孤、独、残。

新中国成立后养济院才由社会福利院、养老院、护理院等现代福利机构取代。

养济院又称存恤，旧址在庆元县治东隅上仓，明嘉靖十四年知县陈泽将其贸价筑城，改建于县北石龙寺左(今党校址)。自明历清养济院曾四度重修，系由乡绅殷富捐资，政府支持为收容生活无靠的孤老残疾人而建立的。俗称孤老院。

近日，看到了北京一些拾荒人员蜗居“井下”的新闻，感触颇多。好在有些高校等单位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了固定的收入，走出了“井下”的生活。那么古代都是如何对待流浪乞讨人员的呢？

古代的统治者为了标榜自己施行的是仁政，大都会对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照顾，而且出台了相应的救济政策和具体措施。时代不同，措施有别，可谓五花八门，但是这些做法，的确给那时的流浪乞讨人员极大的帮助，帮助他们当中不少人度过了饥饿和寒冬。

在唐代以前，没有形成较好的救助机制，主要是以赐给衣食等实物为主，治标不治本。到了唐代以后，除了仍发放实物外，还探索设立了收容贫老、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至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扩大了设置范围，在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分别设置了普救病坊。

北宋初年，继续沿用唐代旧例，在京城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不过，当时福田院规模很小，“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宋英宗嘉祐八年（1063），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每院统一建制，各盖房屋50间，收容300人。福田院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先是“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统治者下令各路设“众济院”，收养不能自存之人，除给粮食外，还拨给柴薪。至元十九年（1282年）各路均设立养济院一处，委托宪司管辖。

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养济院制度，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五年又下诏，“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为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明代的养济院制度得以确立。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倡导下，许多府县在洪武年间都设置了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的建置得到改观，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明太祖实录》卷127）。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地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

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下诏，要每县设养济院一所，支米煮饭，日给两餐，器皿、柴薪、蔬菜等均由政府设法措办。有病的拨医调治，死者给予棺木安葬。天顺六年（1457年）五月，责成户部在顺天府大兴、宛平县设养济院各一所。嘉靖六年（1527年），令巡城御史行于各城地方，发现街头乞讨流浪人员，审属民籍，送顺天府的养济院。属军卫，送幡竿、蜡烛二寺给济外处。300里以内的流民，验发本籍，官司收养。300里以外及不能行走的，一起送二寺给济。按京县官例，养济院不得擅自收养孤老，只有在改元或国有大典时，皇上下诏，部议行县，查都城内外的老疾孤贫丐者，加以收养，无常期，也无常数，只听上面的命令。宛平养济院，在万历元年收养1080人。

到了清代，为了减少流丐散处，各地多设立了栖流所集中安置。这些栖流所，也就是用偏僻处的空房或现成的空庙改成的。到了清末宣统时，京城栖流所也只剩下了广渠门内一处。虽然清代各地也多设有栖流所，但是也不是所有流浪乞讨人员都能入内安身的。对甄别能否入栖流所的流浪人员清廷有明文规定，据《保甲书》卷二记载：“少壮者问明籍贯，报官送回原籍安插，剩下的老幼病残者送栖流所管束。” 少壮者是指“除瞽目跛足及七十以上男妇，十三岁以下小儿不禁外，其游食僧道、乞食壮丁……一一清还原籍。”这些少壮之丐被遣回原籍后，“僧道则令本主持收管焚修（佛教徒焚香修行），壮男则令本土里族收管著业，或有司别立安设。”也就是要强迫他们劳动就业，改变旧习，成为自理有用之人。清代这么做，就是以防止他们滋生事端，扰乱社会治安。这种做法当然能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但是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乞丐这一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