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类（英语：sentence mode type），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句类泛指句子的一切分类。狭义的句类则专指句子的两种特殊分类，一种是按句子谓语的意义、性质和表达功能而分出的类；另一种是按句子的语气来分类。较之广义句类观，狭义句类观代表了一种主流句类观。

关于句类的内涵，学界的观点向来烦有歧异。粗加归纳，大致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表述。这两种表述不仅反映出不同的句子系统观，而且也折射出不同的语法研究观。

广义的句类泛指句子的一切分类。《辞海》(1999年版)对「句类」所作的如下释语即代表性的一说：

「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划分的句子种类。如按表达功能和语气分，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按表意内容即谓语性质分，有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评议句等；按句子结构即格局分，有单句与复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偏正复句和联合复句等。」

这种泛化的句类观大体出于顾名思义式的发挥，从根本上抹杀了句类的特性，故而为多数研究者所不取。

狭义的句类则专指句子的两种特殊分类。一种是按句子谓语的意义、性质和表达功能而分出的类，通行的做法是将汉语句子统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等若干类。例如：

现代中国语里的句子，可以分为三类：（一）叙述句、（二）描写句、（三）判断句。这三类句子的界限是颇清楚的。大致说起来，叙述句是以动词为谓词的；描写句是以形容词为谓词的；判断句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系词「是」字，为连系的工具的。一一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一章

叙事句只是句子的一种，虽然是最常用的一种。此外还有三种句子：表态句。一一记述事物的性质或状态（例略，下同一一一引者注)；判断句。一解释事物的涵义或判辨事物的同异；有无句。一一表明事物的有无。一一一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五章

根据谓语的意义或表述性质，可把单句分成动作句、存现句、判断句、形容句四类。一一张静主编《现代汉语》第二章

另一种是按句子的语气来分类。《马氏文通》可谓首开其例。马氏将助字(语气助词)分为传信和传疑两类，其实就意味着句子也有传信和传疑之别。

1907年，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中首次将句子分为四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将一切句子归为五类：①决定句；②商榷句；③疑问句；④惊叹句；⑤祈使句。不过，黎氏又将祈使句附列在决定句和商榷句的名下，所谓的五类实际上是四类。

章氏和黎氏的分类基本确立了汉语句子的四大语气类型，并一直为后世所遵从，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可见一斑。例如：

句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按照句子的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般称之为句类。一一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第四章

句子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类，根据句子的语气分出的叫句类。一一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第五章

说话人根据需要采取一定的说话方式，这就是句子的语气。语气大体可以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根据语气区分的句子类别即句类。一一一张斌主编《现代汉语》（电大版）第四章

语气是句子语用目的或表达用途的外在体现。句类就是根据表达用途和语用目的，即根据句子的语气类别对句子作出的分类。一一一齐沪扬主编《汉语通论》第五章

狭义句类观针对句子的某一功能和用途而发，不作泛泛之论。较之广义句类观，狭义句类观颇多可取，代表了一种主流句类观。但受传统语法研究观的束缚，狭义句类观在句类解说和分类方面仍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反省的误区。

其一是界限不严。在实际研讨中，句类动辄与句型相纠缠，二者互为包容的情形屡见不鲜。如被动句、存在句等本属不折不扣的句类，却时常被置于句型研究的框架之下。

其二是层级不分。整个分类大致处于泛层级状态，基本没有顾及句类的上下位关系（如陈述句的下位句至今不详），这样就显示不出严整的句类系统。

其三是标准不明。大量的语句实例表明：将句子按语气四分是一种狭隘的处理，以致陈述语气显得过于宽泛。而着眼于谓语的意义、性质和表达功能的分类标准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随意性，王力、吕叔湘和张静三家的不一致恰是明证之一。

其四是类型不多。迄今为止，学界大体只从语气和谓语性质入手确立了句类的两个子系统，这样就忽视了句类的多样性，导致了分类的简单化和雷同化。

狭义句类观的误区植根于传统语法研究观的盲区，这个盲区是由当时学界对语用行为及其结果的漠视和失察造成的。要从根本上扭转上述局面，语言研究理念的更新势在必行。

范晓等立足于「三个平面的理论」，在全面考察各种句子的基础上，将汉语的句子类型归为三大系统：句型、句模和句类。对这三个重要的概念，范氏作了具体的诠释：

「句型是句子在句法平面分出来的类型，是指句子的句法结构的型式。句模是句子在语义平面分出来的类型，是指句子的语义结构的模式。句类是句子在语用平面分出来的类型，是指句子的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的类别。」一一一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后记

明确将句类定位于语用平面并以此与句型、句模相区别，正显示出当下学界对言语活动中语用因素的高度关注。

句型立足于语法，句模立足于语义，句类立足于语用。三者形成的机制既不同，表现出来的特点自然就迥异。较之句型和句模，句类至少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1.非单一性

一个句子只能隶属于一种句型或句模，但可以分属于多种句类。一句多类是语言中的一种客观存在，这完全由语用因素的多样性所决定。例如，一个否定句有可能兼属判断句和疑问句，一个肯定句则有可能兼属叙述句和感叹句。句类的非单一性表明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语用层面对句子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样才能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句子的语用性能。

2.非一统性

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都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句型和句模都可以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系统。例如，汉语的句子可以从单句、复句一路往下建立起一套严整的句型系统，该系统可以视为汉语句型的唯一架构。汉语的句模也能以简单句模和复合句模为制高点建立起统领一切句模的全元系统。而汉语的句类存在多个并行不悖的系统，按语气是一个系统，按情态又是一个系统，彼此独立，互不包容。因此，汉语的句类系统是一个多维网络系统，很难从一而终。迄今为止，学界尚未能构建起汉语句类的唯一系统。

3.非限定性

一种语言在特定的时段内有多少种句型，应当是限定的，可以穷尽列举，因为它完全由有限的句法成分配置而成。句模则完全依托句法结构，于是有限的句型就决定了有限的句模。而一种语言中有多少种句类较难以确定，因为语用始终是交际中的裂变因素，具有不可控性，一个新的语用因素的产生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句类的诞生。句型和句模可以有增有减，句类则有增无减。数量上无法控制的句类客观上加大了句类识别与划分的难度。

语用因素依附于人们的语用行为，而语用行为又是一种最基本的言语行为。就本质而言，言语行为是一种表达行为，是为说话人的交际目的和交际情感服务的。句类既然是句子的语用分类，那么划分句类就应该以句子的语用目的和语用价值为最佳切入点。

必须指出，句类划分不同于句型划分，正如句类不同于句型一样。句型划分注重的是语法尤其是句法的个性，而句类划分注重的是交际行为中的语用共性。语用的共性决定了不同语言的句类系统不会有截然的反差。因此，划分汉语的句类除了关注汉语句类的自身特征外，还应顾及汉语句类系统与非汉语句类系统之间的共性。

划分句类首先要确立分类的原则。从人类语言的共性和汉语的个性出发，划分汉语的句类应当遵循以下三条重要原则。

其一是同一平面原则。

陈建民指出：「汉语句子的分类实际上是处于不同平面（即不同层次）上句子的归类。因此，汉语句子的分类不宜在同一平面上采用多标准，即同一平面的句子的分类宜于只用一个，可以有其他辅助标准帮助验证。」

句类是句子的语用分类，应该严格限定在语用平面，不能跨越语音、语法、语义等其他平面。以往的句类研究游移于语用与语法两个平面之间，使句类与句型长期互为缠绕，以致进展甚微。

其二是多样标准原则。

和语音、语义、语法诸因素相比，语用因素显然属于种超语言的因素，往往受到个人心境和交际情景的制约。在日常交际中，语用目的不同，句子的语用价值自然也随之而异，由此注定了句类的多样性。显然，将句类仅仅视为一种语用目的或一种语用价值的分类是不妥的，这势必有违语用的根本属性。

齐沪扬认为：「句类不同于句型，语气是决定句类的主要因素，跟语气无关的因素都是非句类因素。像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句法成分的配置方式、语义关系的样式和语义成分的多少等都不影响句类的划分。」

齐氏以语气为句类的唯一选项恐怕是对句子的语用因素作了过多的规约和过滤。

其三是异类对立原则。

朱德熙一再强调：「任何语言单位的分类都是以这些单位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基础的。」同样，句子的语用分类也应以对立关系为基础。在按同一标准确立的同一层级的句类框架内，各小类之间应该做到泾渭分明，不能彼此涵盖。异类对立就意味着不同句类在同一语用平面处于互补状态，具有实质性的区别。

异类对立原则与所谓的一句多类现象——句类交叉现象并不矛盾，句类交叉现象往往因不同的语用标准而生，根本不可能在同一语用平面中出现。

句子的语用分类不应偏于一隅，目前至少可以从句子的语用目的和语用价值两方面入手。语用目的和语用价值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交际诉求：语用目的源自说话人的意图，语用价值基于听话人的反馈。二者在交际中实现互相对接，从而保证言语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句子的语用分类可以以信息处理为中轴线来展开。

从信息表达与信息接受的角度考量，句类通常可采取以下四种分法：

A,信息表述的语气分类。根据人们表述信息时的语气状况，可以将句子划分为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和呼应句。

B.信息发布的结构分类。根据句子所蕴涵的主题与述题状况，可以将句子划分为主题句和非主题句。

C,信息应变的策略分类。根据句子所设定的焦点位置状况，可以将句子划分为常态句和异态句。

D.信息传递的功能分类。根据句子在句群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将句子分为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中心句和独立句。

另外，句类还可以依据语用行为来进行分类。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曾将人们的语用行为分为以下五类：

A.断定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承认或接受某种事实，并进而去影响听话人。

B.指令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把自己的意图加给听话人，让后者去做某事，说话人的意图可以强烈，也可以温和。

C.承诺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自我表态将承担某种责任或实施某种未来的行动。

D.表情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外化为特定的情感，整个过程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E.宣告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作出某种决定并公之于众，同时保证该决定的执行。

据此，句类也可分为相应的五类：判断句（如「我推断明天要下雨」）、使令句（如「我要你去工作」）、允诺句（如「我答应马上把钱还掉」）、表情句（如「我祝贺你考取了名牌大学」)和告示句（如「我宣布大会开幕」）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吴剑锋《论汉语的八大句类》更是直接从言语行为出发，将汉语的句类确定为八类：陈述句、疑问句、表情句、激情句、承诺句、祈使句、宣告句、呼应句。

层级性是语言单位的共性之一。作为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句子本身也是一个层级构造，由各种句子汇集而成的句类系统当然也具有层级性。句类的层级性就是句类所呈现出的上下位关系，而句类的系统性恰是借助特定的上下位形成的，因此揭示句类的上下位关系是确立句类系统的关键所在。

为此，学界已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例如，依据主题和述题之间的关系，先确立了主题句的下位类别，即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评议句等；然后，再对以上几种句类作进一步的下位区分，如将叙述句分成动作句和变化句，将描写句分成静态句和动态句，将判断句分成归类句和解释句等，将评议句分成推理句和意愿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分类虽然颇多可取，但大体囿于句子的语用意义，而忽视了句子的语用功能。

句子千变万化，名目繁多，在句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尽一致，因此有必要按其功能进行分级。句类的功能分级不仅可以显示出句子语用功能方面的差异，而且能够构建起一个相对整齐划一的句类功能体系。句类的功能分级和意义分级互为配套，这样方能使句子的语用属性得以全面地展示。

如同词汇有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之别一样，汉语的句子也有基本句类与非基本句类之分。基本句类居于句类体系的中心位置，基本句类代表了汉语句类的主流，承载着语言交际的主体功能，起着保证语言系统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作用，其演进之路不仅引导了汉语句法的发展历程，更反映出汉语机能的进化轨迹。

从句子的语用功能考量，汉语的基本句类至少具有如下特点。

1.经久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先行者，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历史悠久，贯穿古今。基本句类在发展进程中可以不断改变句型，但主体语用性能始终沿袭不变。例如，汉语的存在句从表叙述的「有无」句到表描写的行为动词中介句，类型虽有更迭，但一直不失表存在的性能。

2.常用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高能者，具有极高的使用率，无法被替换或回避，在各种交际场合都是一种不二选择。例如，汉语疑问句的使用就具有密集化特征，并且基本不受说话人性别、年龄、职业、学识等因素的制约。

3.广泛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大众者，具有极高的覆盖性，不可或缺，在各种语境中都有一定的分布。例如，汉语的判断句适宜在任何语体中出现，几乎不受限制和排斥。当然，不同语体可以对判断句的句型有一定的选择作用。

4.发展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更新者，具有分明的阶段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发展与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类型的增多与功能的完善。例如，随着语法化进程的加剧，汉语的被动句从以意念被动为主的阶段进化到了以形式被动为主的阶段。

5.系统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群居者，具有突出的层级性，每一句类都含多种下位句乃至下下位句，并由此形成了句类的次系统。例如，祈使句就有命令句、请求句、禁止句、劝说句、催促句、商议句、许可句、提醒句等若干类。

基本句类的五个特点也即判别基本句类的五条标准，只有兼有五条标准的句类才能被纳入基本句类之列。据此，王建军认为汉语中的判断句、处置句、被动句、存在句、比较句、祈使句、疑问句、致使句等都是不折不扣的基本句类。这些句类自古及今功能卓著，在汉语的句类系统中显示出超凡的生命力和突出的典型性。

与基本句类相对的是非基本句类。非基本句类面广量大，处于散乱状态，一般不为人们所重视，也很少被归纳成类。如所谓的列举句（如「有些地方像宁夏、甘肃等西北省份是严重缺水的」)、估测句（如「天看样子要下雨」）、寻源句（如「据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大湖」）等。它们或历史短暂，或类型单一，或使用率低，或系统性弱，目前尚不能纳入基本句类之列。

如前所述，基本句类是句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一系列句子组成。在这个子系统中，各种句子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参差不齐。

一般而言，一种基本句类内部总有一种或数种类型的句子处于强势地位，主导着该句类的功能走向，此即基本句类中的核心句。而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句子为非核心句。核心句与非核心句也即同一句类中的主流句和一般句。

例如，汉语的存在句有三大系列句子：叙述性存在句、描写性存在句和判断性存在句。其中描写句为核心句，而叙述句和判断句为非核心句。不唯如此，每一系列句内部也都有核心句与非核心句之别。

对叙述句而言，「有」字句是核心句，「无」字句和「没」字句则为非核心句；

对描写句而言，行为动词句是核心句，主谓谓语句则是非核心句；

对判断句而言，「是」字句是核心句，无中介句则为非核心句。

核心句与非核心句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可以随着语言的演变而发生转换。同样以存在句为例，在近代之前，叙述句一直作为存在句的核心句，而描写句和判断句为非核心句；近代往后，描写句升格为核心句，而叙述句降成非核心句。

再如，在上古时期，由一般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表使动的句子是汉语致使句中的核心句；中古之后，以「使、让、叫」等使令动词为标记的致使句则变成了核心句。

总之，核心句承载着基本句类的主体语用功能。考察核心句与非核心句的迁移现象，将有助于把握基本句类语用功能的演化趋势和未来走向。存在句中核心句的前后转换现象表明：由叙述到描写是汉语存在句语用功能的发展轨迹。

句类史和词类史是语法史的两根重要支柱。从历史层面看，句类和词类都具有以下几个重要而鲜明的特质：

其一是恒久性。

所谓恒久性也即句类和词类的不可逆性，指的是某种句类或词类一旦应运而生，就必定会在整个句类或词类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其间虽有发展、变化和转移，但几乎不会瓦解或退隐。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汉语史上发现一种曾经出现并业已消亡的句类或词类。

其二是层累性。

句类和词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少而多的堆积过程，先有原始类别，再产生后续类别，新旧相因，并由此而构成一个功用相对完备的体系。该体系虽可能发生局部的替换或更迭，但从来不会步入衰微境地，因为不同的句类或词类往往具有不同的语用效能或语法特性，彼此间为互补关系，通常不会发生覆盖现象。

其三是兼容性。

对具体的句子和词而言，其语用属性或语法属性并不绝对是单一的，因此语言中客观存在着一定的句类和词类交叉现象。如同词有兼类现象一样，句子也有兼类的情形。一词多类现象是因不同的语法功能而生，一句多类现象则因不同的语用功能而生。

就此而言，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应该同时凸显句类史和词类史，这既是语言系统性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语言研究的平衡原则。长期以来，汉语语法史研究一直比较偏重词类史而忽视句类史，不仅造成了整体研究局面的失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化。

董志翘等在总结、回顾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时曾经提到：「句法研究的面虽已铺开，但还不全面。疑问句、双宾语句、存在句等虽也有涉及，但都不太深入，都不能较详备地反映中古时期各种的发展面貌。感叹句、祈使句、陈述句则涉及更少。」董氏的这一评述尽管是针对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状况而发，但同样适用于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大局。

不可否认，经过前修时贤的不解努力，目前学界已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研究基础：一是某些句类的断代研究成果丰硕；二是部分专书的句类研究日渐铺开；三是个别句类的通史研究有所突破。不过，整个句类史研究进展尚称缓慢，未从根本上摆脱研究思路老化、研究走向单一、研究布局失衡的局面，缺乏足够的新气象和新成果。

从历史与现状角度考量，汉语的句类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几种偏差现象：

1,将句类与句型混同

判断句、被动句、处置句、存在句等本是不折不扣的句类，但在汉语史研究中长期被判定为句型，整个研究基本遵循的是一种句型研究框架，由此导致了句类史研究与句型史研究的相互纠缠。

2.忽视句类的语义特点与语用功能

由于句类和句型的混同，学界在研究句类的历史进程时往往聚焦于句子格局的演变，不大注重对其语义特点和语用功能的跟踪，以致无法从本质上凸显句类的发展规律。

3,研究重心尚局限于断代研究

断代研究着眼于点与面的结合，缺少点与线的勾划，以致难以形成明晰的句类发展线索。而通史研究的薄弱极易造成句类历史的断裂或模糊。

4,研究对象尚停留于个案阶段

迄今为止的研究仍较多滞留于单一的句类研究，缺乏对句类系统的整体观照和全面把握，以致不能较详备地反映各个时期的汉语句类的发展概貌和历史特征。

5.研究的深度和新意有待强化

已有的研究偏重事实的挖掘和分析，缺乏对新兴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吸收，特别是忽视句类理论的思考与建树，致使整个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唯以达到应有的高度。

上述偏差的存在有碍于句类研究的深化、细化与现代化，导致学界至今不能理清汉语句类演变的基本趋势和重要线索，进而影响了对汉语句类演变规律、发展机制和制约动因的探究。

为此，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建军认为以下六个研究目的是未来要实现的：

(1)为汉语句子归拢出一个历时性的基本句类系统及其子系统。构建一个合理的句类系统，将使我们明了汉语句类的构成状况和历史脉络，由未知达到有知，由浅知达到深知。

(2)为汉语句类演变归结出若干切实的规律和有效的机制。句类演变具有特别的发展规律和运作机制，这是操控句类发展的内在力量。揭示出这种力量，将有助于对句类未来走向的把握。

(3)为汉语句类的历时研究摸索出一套可行的操作程序和管用的研究方法。句类的历时研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专门性，其操作程序和研究方法值得探究和推广。

(4)为汉语句类的历时研究创建起一个适度规模的语料库，以改变国内无专门句类语料库的现状。本语料库拟以历代口语文献为据，重点汇集能体现句类多样性的语料。

(5)为汉语语法史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句类的历时研究方兴未艾，有可能成为未来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和亮点。

(6)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参数。句类负载着丰富而稳定的历史信息，应该和词类一样，成为汉语史断代研究的重要参数之一。

王建军《汉语句类史概要》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在厘清句类发展线索的前提下，提取句类发展的历史特征，寻求句类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揭示句类演变的运作机制并剖析句类演变的制约因素。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整个句类史研究将紧紧扣住以下四个重点：其一是基本句类及其核心句历史进程的勾勒；其二是句类演变总体趋势的归结；其三是句类演变内部机制的揭示；其四是句类演变外部动因的剖析。

汉语句类演进的总体特征是鲜明的，具有层累性、互补性、失衡性和感染性。这些特征凝聚了句子的内外性状，与语音、语汇的演进状况有明显的差异，显示出句类发展的独特一面。

句类只有发展，没有消亡。从根本上说，汉语句类的发展进程就是各种结构类型和语义模式的句子不断层累的过程，遵循的是一条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路线。在此不妨将感叹句的层累过程图示如下：

在感叹句层累过程中，极少发生取而代之的情形，至多只会出现句式数量和使用频率的一些细微变化。例如，早期的谓语前置型感叹句在中古以后日渐衰微，而近代始见的特型感叹句明显日盛一日。

句类发展的层累性表明：句类是支撑汉语发展的基本单元，其中每一大类或小类都历尽时光的筛选和社会的过滤，由点及面，渐次铺开，日益为语言社会所认同、接纳，直至成为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元素。

句类发展的层累性决定了句类的多样性。无论是哪一种句类，都必定拥有一个规模不一的句子系统。例如，汉语的平比句、差比句和极比句都具有不止一种的句式：

平比句至少具有「相同」句、「不同」句、「相似」句、「一般」句、「一样」句、「不比」句和「不似」句等；

差比句则主要包括「比」字句、「胜如（强似）」句、「不如」句、「争（怎）如」句、「不（未）若」句以及「不及」句；

极比句则大致有「最」字句、「无比（如）」句和「…比…都…」句等。

句类的各种类型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被淘汰或取代，关键在于不同句类的功能处于互补状态。互补性就是差异性，是一种句类区别于另一种句类的个性所在。可以说，每一种句类以及句类中的各小类，在语用功能上都处于「唯一」的地位，与别的句类之间并不雷同或彼此覆盖。

例如，汉语的比较句堪称类型多样，但它们在比较功能上均体现出一定的互补性。

在平比句中，「相同」句、「相似」句、「一样」句既有肯定形式，又有否定形式；「一同」句和「一般」句只有肯定形式；「不同」句、「不似」句和「不比」句只有否定形式。

在差比句中，「比」字句、「胜如（强似）」句只表示肯定的比较，「争(怎)＋如」句、「不（未）＋若」句和「不及」句只表示否定的比较。

类型繁多的疑问句更是如此，无论是特指问句、选择问句还是正反问句、是非问句，其疑问功能都是独特的，尽管可以相互转换，但不可彼此替代。

句类的多样性给句子的具体应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种选择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势必导致句类应用上的不平衡性。因此，句类的失衡性其实就是句类的选择性。自古及今，汉语的各种句类都不是等用的。

这种失衡性更多表现在各句类系统的内部。可以说，各句类系统的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核心句和非核心句、强势句和弱势句之别。

例如，在平比句中，「一样」句是最主要的肯定句式，「不同」句则是最主要的否定句式。而在差比句中，「比」字句是最常用的肯定句式，「不如」句则是最常用的否定句式。极比句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最」字句。

句类使用上的不平衡性是绝对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可变量，时常处于动态之中。由一种不平衡过渡到另一种不平衡是句类演变的特征之一。

例如，叙述性的致使句在上古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古开始呈现衰落的迹象，近代以后其优势地位被描写性存在句所取代。可以说，同一句类系统中，几种句子相特不下、势均力敌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出现。

造成句类使用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境和语体的因素不可小视。

例如，汉语的正反问句具有真性问和假性问之别。一般而言，应用性语体以实用为目的，故要以真性问为主，较少使用假性问。如《老乞大》和《朴通事》是近代朝鲜人用来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属应用性语体，因而两部书中的正反问句全部是真性问。

与应用性语体相对的是文艺性语体，这种语体由于传递情感和审美的需要，常常使用假性问。唐代以后，随着各种文艺性文体如诗词、话本、杂剧、小说等不断涌现，假性正反问句的使用率得到明显的递增。

句类本质上是兼容的，不是封闭的。一个句子从此角度看属于一种句类，从彼角度看则可属于另一种句类。因此，句类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互相影响、协同进化，这就是句类的感染性。

句类的感染性首先体现在大类之间。比如，祈使句和疑问句就常常发生感染关系，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祈使性的疑问句。例如：

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水浒传》第二回)

许久不面，请到宫少坐一时何如？(《西游记》第十六回)

今日大雪里，只当赏雪，咱安排一席酒儿，请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儿，好不好？(《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

以上各例表面上是在征询别人的意见，似乎传递的是一种疑问语气，实际上是在表示一种带商量口吻的建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祈使句。这种祈使句的出现与疑问词「如何」、「何如」、「好不好」的后置密不可分。

句类的感染性在同一大类的各小类句之间体现得尤为分明。由于各小类的句子在语用上是互补的，只要其中的某一小类出现功能变化，那么其他小类就会在功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例如，「相似」句在上中古一直是表平比的句子，语义上强调比较的双方十分接近却又不完全一样。大约从唐五代开始，该句在功能上发生异化，即不单纯表比较，还可用来表比拟或比喻。宋元明清时期，「相似」句进一步向表示比喻或比拟的方向发展，表比较的功能退居次要地位直至最终衰落。

与之同时，其他表平比的句子如「相同」句、「一样」句则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最终占据了平比句的主流地位。

句类的感染性还时常表现为格式的示范性，即当一种句子居于强势地位时，其句法格局和语义模式通常会成为一种主导式，对新生的句子起着规范或制约作用。例如，「x?＋y?(＋z?)」一直是选择疑问句奉行的基本句式，历数千年而不变，发生变化的只是其中的一些元素如关联词和语气助词等。

与词类一样，汉语的句类承上启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呈现出崭新而鲜明的发展趋势。在对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比较句、致使句等基本句类进行历时考察并加以归总的基础上，王建军获得了有关汉语句类演进路径的一些大致认识，兹约举如下。

从历时角度看，句子的语用功能总是不断向外拓展的。而语用功能的拓展其实就意味着句类的义类范畴的增加。汉语几乎所有的句类都经历了一个义类日渐齐备的进化过程。

考察显示，判断句的各种义类是在中古达到齐备的。这一点可从「是」字判断句身上得到印证。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指出：「秦汉时期的『是』字式判断句，其宾语在意义上主要表示与主语的等同、对主语的归类以及主语的特征，句中的主语与宾语多为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

和前期相比，中古的「是」字句至少出现了四种引申用法：①表示确认事实；②表示解释原因；③表示事物存在；④表示辅佐语气。兹依次各引二例如下：

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此卤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宋书·王华传》)

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致疑于仆也。(《搜神记》卷十八)

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世说新语·术解》)

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洛阳伽蓝记·城东》)

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鼍之辈。(《搜神记》卷十九)

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忧不富贵。(《宋书·竟陵王传》)

若是阳不闭阴，则出涉危难而害万物也。(《南齐书·五行志》)

再如，汉语疑问句拥有四大语用功能系列：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由答案范围不定到答案范围有定是汉语疑问句的基本演化路径。上古汉语大致以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一统天下，中古则是是非问和正反问句强势崛起的时期。近代往后，四类疑问句各据一隅，呈现出共存共荣的局面。

各大类疑问句的下位义类也经历了一个由少而多的累积过程。例如，选择问句就选择项之间的语义关系而言就可分出对立、差异、相容三种，而其中的对立关系还可分为正反型、反义型、颠倒型和语境型等四种情况。这些种种不一的大小义类显然不可能是瞬间进发出来的。

可以说，汉语中的任何一种基本句类，从初始义类到现代义类都经过数干年的衍生和累积，而近代是各大句类义类体系的基本告就时期。

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语言中的标记现象是指范畴内部存在的某种不对称现象......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起作用，这叫做标记现象的普遍性。」

句类作为一种常规句法现象，也存在着有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以汉语的被动句和主动句为例，被动句通常有标记，而主动句一般无标记。

就句类史而言，汉语明显经历了一个从无标记到有标记、从单一标记到多个标记的进化阶段。汉语句类的标记化是受语言交际的明确原则主导的，因为「语法中无标记项的意义一般比有标记项的意义宽泛，或者说有标记项的意义包含在无标记项之中」。

不妨先关注一下被动句的标记情况。汉语起初只有无标记的被动句即意念被动句。据考察，甲骨文中并不存在任何带标记的被动句即形式被动句。大约从周代开始，被动句有了标记与无标记之分，但标记句仍居于劣势地位。

据钱宗武统计，今文《尚书》的60例被动句中仅有13例是标记被动句。直到春秋秦汉时期，汉语的标记被动句始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于」字、「见」字、「为」字和「被」字等四种被动标记共享的局面。中古的标记被动句不仅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且被动标记日益集中于「为」字和「被」字。

唐钰明曾对南北朝时期6种典籍(《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搜神记》、《百喻经》和《出曜经》)中的标记被动句进行穷尽统计，其中「为」字句占总数的67%,「被」字句占总数的18%。

到了近代，被动句又在口语中萌生出一些新标记：「吃」、「蒙」、「叫」、「挨」等。

可见，由无标记到有标记、由个别标记到多元标记是汉语被动句的演化轨迹。

汉语的祈使句也有谓的隐性和显性之别：凡结构上无突出标记的为隐性祈使句，反之则为显性祈使句。显性祈使句的标记成分一股由助动词、语气助词和否定副词充任。从自然语言的生成事实推测，初始的祈使句很可能是隐性句，而显性祈使句属于后起之秀。

由于隐性句对语境的依赖过度，其语用效果往往不够显明，因此在文献中很谁得到确认。卜辞中被认作祈使句的句子仅4例（其中2例为带否定副词的显性句），这种状况显然与隐性句的难以识别不无关联。

周代往后，由于书面表达明晰性的需要，显性句得到迅猛的发展，如《尚书》中以副词和语气助词为标记的祈使句明显增多。中古和近代是显性祈使句的兴盛时期，不仅数量急剧扩张，而且屡屡产生新的句类标记：新兴的助动词「应、合、须」及其多种组合形式、新兴的语气助词「着、咱、则个、罢(吧)、波（啵）」等、新兴的否定副词「休」、「别」等。可见，显性祈使句的三大常规标记是渐次产生并推广开来的。

不同的句类有不同的语用功能，因此同一尺度下划分出的各种句类在语用上理应处于互补地位。句类的互补性要求不同句类之间必须形成相对确定的界限，即由功能的明晰达到类别的分明。

较之上古，中古和近代是汉语各种句类实现类聚化的关键时期，句类功能显豁，句类界限也趋于明了。这主要得益于中古和近代在语法方面出现的几点新变化：

其一是增添语法手段。

语法手段的单一化无法使句类实现有效的分工，客观上容易促成句类的混同。关于卜辞中的疑问句，张玉金《殷墟甲骨文句类问题研究》曾指出：「卜辞中的疑问句，其句末通常是不用语气词的。其疑问语气的表达，一般是依靠句调这种语法手段。」句调或语调本身是一种无形的语法手段，书面中难以辨识。

句类若完全以语调为据，必然会导致其语用功能的模糊，从而抹杀不同句类之间的差别。例如，卜辞中的是非问句由于只凭语调而不用语气助词，其语句形式与陈述句基本无异，很难加以鉴别。而中古和近代是语法手段大扩张的时期，仅语气的表达方式就比前期有了质的改观。

除了语调和特定语词（如语气助词、语气副词、叹词和代词)之外，越来越多的句式也开始担当起语气释放者的角色，如「感情动词＋然」式用于表达感叹语气、「VP＋neg」式和「是＋NP＋neg」式（neg是否行词性的缩写）用于表示疑问语气等。（「VP＋neg」式反复问句虽起于秦汉，但直到中古始发展成为主流表达形式，而「是＋NP＋neg」式则完全是中古的新生物。 ）

其二是补充语法标记。

标记是功能的代表，标记的缺失必然使某些句类不能彰显功能，进而会因难以识别而被忽略。张玉金《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在全面考察了西周汉语语料后指出：「在西周汉语的语料中，可见到询问句、反问句，但未见到测度问句。」

鉴于甲骨文中已有测度问句，王建军认为，西周汉语实际上应该拥有此类句，只是形式上缺乏标记，后人无法识别罢了。正因如此，后世陆续诞生了不少测度语气助词如「其」、「岂」、「殆」、「得无」、「得微」、「得非」、「得毋」、「无乃」、「将」、「将非」、「将无」、「将不」、「敢」、「怕」、「莫不」、「莫非」、「莫是」等，使测度问句最终发展成为汉语中非标记不可的疑问句。

中古和近代是汉语语法标记的勃兴时期，各种句类的重要标记大多在此期宣告定型或齐备。例如，用于平比句的比较词「与」「和」「跟」、「同」等，用于差比句的比较词「不及」、「不如」、「不若」、「争（怎）如」、「比」等，用于极比句的比较词「最」、「无比」、「…比…都…」等都是在中古以后臻于完备的。

其三是限制语用范围。

上古因句法成分有限，故使用上颇多泛化倾向，而中古和近代由于语法成分增多，分工趋于明确，各成分的语用范围也随之缩小。例如，「哉」在上古就是一个高频语气助词，具有典型的泛化倾向。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对今文《尚书》中的「哉」作了穷尽统计，基本结论是：「『哉』于句末可助成各种语气。表示祈使语气39见，表示感叹语气18见，表示陈述语气10见，表示判断语气2见，表示疑问语气1见。余4见表示商度语气。」

中古虽与上古拥有大致相仿的语气助词系统，但已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在语用功能方面呈现出专门化的趋势。

例如，在上古可以助成各种语气的「哉」在中古就只用于表示疑问和感叹。

又如，上古的祈使句大多借助语气助词和副词来生成，而中古和近代的祈使句大多借助助动词和特定句式来生成，这样就有效避免了祈使句与感叹句、疑问句之间的混同现象。

句类无论内涵的充实还是外延的拓展都必须以句法形式为依托。柳士镇指出：「如果从汉语语法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做到语言形式的扩大容量与表达清晰，这除去大量增加复音词之外，更要依赖于句法结构的扩充化与表达方式的严密化。」可见，汉语句类功能的繁富和义类的齐备不可能脱离汉语句法结构的扩充化。

句法结构的扩充化大致可遵循两条路径：其一是增加各内在成分的层级，即内部增容；其二是链接不同的句式，即外部延伸。

较之先秦两汉，中古和近代是句法结构扩充化加剧的关键时期，许多基本句类都在此期完成了自身结构的升级改造，从而走向了功能的完善与义类的繁富。

例如，中古和近代是比拟句内部系统大扩张的时期，整个句类的扩张过程都伴随着句法结构的扩充。就句法层面看，比拟句结构的扩充既表现于内部的增容上，又表现于外部的延伸上。

拿「如」字比拟句来说，早期句子的本体和喻体基本限于名词性成分，之后构成成分渐趋开放状态，越来越多的谓词性短语、主谓短语和兼语短语被接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句中的本体与喻体在数量上已不限于一对一的关系。

晚唐五代开始，「如」字比拟句出现了「本体＋如＋喻体＋形容词/动词」和「本体＋形容词＋如＋喻体」两种新兴的句式，内中的形容词或动词属于新增成分，旨在说明本体与喻体相似点。元明清时期的「如」字句则多出现在前后对举的复句中，并且「如」经常与「若」、「似」、「比」、「胜」、「赛」等同现。与先秦的同类句子相比，此期「如」字比拟句不仅句子长度明显加大，而且内部结构也更为复杂。

应该说，几乎每种句类的发展进程往往都伴随着各段结构成分复杂化，如主语和宾语的复杂化、谓语的复杂化、小句（分句）的复杂化等。

任何一个句类都不是单一品种的延续，而是多种句子模式的聚合，这是语用多样性对句类的必然要求。不同的句子模式往往具有异样的语用价值。一个句类拥有的句子模式越多，其语用上就越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性，就越容易实现语用上的互补。

汉语演进史表明，汉语的任何一个重要句类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多种句子模式。例如，祈使句有隐性祈使句和显性祈使句。隐性祈使句又分为含行为主体的祈使句、无行为主体的祈使句和疑问形式的祈使句等；显性祈使句则分为带语气助词的祈使句语气助词、带动词和助动词的祈使句、带语气副词的祈使句、带否定副词的祈使句等。

必须指出，对汉语的多数句类而言，其占据主流地位的句子模式大多是在中古和近代奠定的，后世除了在类型上略有添加或替换外，很少发生质的迁移和更替。多种句子模式的存在为不同的语用需求提供了宽广的选择余地。在中古以来的文献中，同一句类的几种不同模式的句子往往可以共处一体。

例如：

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红楼梦》第三回)

人说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点儿都不漏缝，真正斩钉截铁，怪不得没有后世！(《红楼梦》第八十八回)

——以上为多模式感叹句的共用现象

列位休要打我！邵兄弟，你拦他们一拦，我合你们同去就是了。(《醒世姻缘传》第十三回)

大师傅，不要动怒！你看菩萨分上，怜我无知，放下我来，我喝酒就是了！(《儿女英雄传》第五回)

——以上为多模式祈使句的共用现象

同一句类的不同句子模式现身于同一语境，既突出了其构造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又能彰显出其功能的一体性和包容性。这是句类系统发达和成熟的标志。比如，萧统的《令旨解二谛义》是一篇仅四千余字的问答体短文，其中的选择问句多达31例，句子模式丰富多样，充分反映出中古选择问句的全貌。

例如：

又咨：「未审有起动而凡夫横见，无起动而凡夫横见？」

又咨：「未审就凡圣两见，得言两义，亦就凡圣两见，得言两体？」

又咨：「为有横见？为无横见？」

又咨：「未审一得无相，并忘万有，为不悉忘？」

又咨：「有智之人，为是真谛？为是俗谛？」

又咨：「未审此寄言辨体，为是当理，为不当理？」

又咨：「为当见妄？为当见有？」

湘宫寺慧兴咨曰：「凡夫之惑，为当但于真有迷，于俗亦迷？」

又咨：「真俗既云一体，未审真谛亦有起动，为当起动自动，不关真谛？」

上述选择问句统共9种模式，少数沿袭了上古的语法格局，仅在个别成分(如否定词、句末语气助词)上有所翻新，而大部分是中古的新生类型。这种多种新旧模式并存的现象正反映出选择问句的习用性与成熟度。可以说，近现代选择问句的基本模式大多承此而来。

语言发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秘不示人的机制。语言的一切变化都是特定机制运作下的产物。句类作为语法系统的两大支柱之一，其发展也一定在特定语言机制的操控之下。透视汉语句类发展的历史，王建军认为以下几种机制的作用似乎特别显明。

任何一类句式的产生都不可能瞬间并发，一蹴而就，总是要以某一种句式为框范，通过长期的示范和辐射作用，来引发相关的句式，从而使句子的表现形式摆脱单一，走向多元，这就是句式的类准机制。

从历时角度观察，汉语句类的发展就正运用了句式类推机制。众所周知，句式类推通常是单向的，即由已经稳固建立的基本句式类化新的句式，而不是相反。

以感叹句为例。尽管感叹句的深层语义结构包含致感因子、感叹对象、感叹中心三个要素，但在表层的句法结构中，致感因子一般隐而不显。因此，「感叹中心＋感叹对象」的框架就是一种常式或基式，就是一种类推方向。在历代语料中，「感叹中心＋感叹对象」句都属于常规性感叹句，应用最为普遍。

句式的类推作用不仅体现在外观的类同和内构的划一方面，有时也表现为发展程序的一致。历时考察的结果一再表明：各类感叹句总体走的都是一条标记化之路，从无标记到有标记，从少标记到多标记，从单一标记到复合标记。

类推作用所带来的全局性影响是维持了汉语各种句类的基本模式和固有程序，使之最终形成一套既符合汉语句子的一般要求，又在语义、语法和语用方面各具个性的句类体系。

我们之所以能将那么多形式参差、功效不一的句子归拢到某种句类的名下，靠的就是对基本模式的识别和掌控。就此而言，句式类推是一类句子构建特点、形成体系、走向稳固与成熟的重要机制。

必须申明的是，强调类推绝不意味着掩盖发展变化，也绝不意味着以共性取代个性。在相同的类推作用下，汉语各种句类的局部的创新与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各种句类才可能出现多样并举的局面。应该说，类推与创新的结合是汉语句类的发展机制之一。

类推属于沿用，词汇替代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创新。纵观汉语句类史，不难发现，词汇替代是实现创新的重要手段。词汇替换的目的在于提高、改善句类的现时性和适应性，使之免遭淘汰出局的厄运。

选择问句的演化历程几乎就是词汇替换的历程。

从先秦至宋元明清，选择疑问句的关联词经历了如下变化：「将、抑、且、其」→「则、岂、将、为、为是、为复、为当」→「为、为是、为复、为当、是」→「是、还是」。

与之同时，选择疑问句的语气助词也经历了革命性的替换：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以「乎、与（欤）、邪（耶）、也」为主，唐宋则疏于语气助词的使用，元明则代之以「那、哩」，清代以后则盛行「呢、啊、哇、吗、呀」等语气助词。

在以比较词为外在标记的比较句中，词汇替代也极为寻常。平比句的比较词最初只用「与」，后来逐步让位于「和、合、同」等词；差比句的比较词也从原先的「不（未）若」和「不及」过渡到了后来的「争（怎）如」、「胜如（强似）」、「不如」；极比句的比较词除了「最」延续不变外，曾经风光无限的「无比（如）」最终未能逃脱被「…比…都…」替换的命运。

若单从形式论，词汇替代属于新陈代谢，无疑应视为创新之举；若从实际效果看，词汇替代是为了让旧有句子焕发新生命，如此处理其实又可视为对历史的一种沿袭和继承。

语法化是推进语言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句类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小视。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指出：「语法手段包括语法标记和语法结构两大类。在汉语语法史上，一个语法化过程往往同时涉及新标记和新结构的产生，两者经常是同一变化的两个方面。」

语法化既是机制，又是过程。例如，指示代词「是」演化为系词（判断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语法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的复指功能逐渐淡化而连接功能日趋强化。正是由于「是」的语法化，新型的判断句才得以脱颖而出。

语法化过程不仅分先后，有时还分层次。就致使句而言，其语法化就大致表现在高、中、低三个层面。

从高层看，最早表致使的使动句几乎都是以人物作为致使主体，以事件作为致使主体的使动句后出且少见。与之不同的是，后来兴起的使令兼语句和使成句则常常以事件作为致使主体。从具体的人物过渡到抽象的事件本身就是语法化。发展到后来，致使更由一种行为上升为范畴，以至于部分被动句和处置句都可以混迹其中。

从中层看，致使句中的使成句也可算作语法化的产物。众所周知，在汉语的动补结构产生之前，动作与结果的关系只能借助动词的并列结构（连动式）来显示。随着这种连动式的高频使用，其中表结果的动词在语法地位上发生了异化，其固有的动作性大受削弱，只用于补充说明动作的结果。动词性的弱化就是虚化。据此，可以认定使成句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就是一种典型的语法化。

从低层看，致使句的某个组块也时不时会露出语法化的迹象。比如，使成句的V段就经历了由及物动词到不及物动词的发展，C段则经历了由空间趋向动词向主观趋向动词的进化。

可以说，汉语每种句类在演化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伴随着语法化。句类发展愈加充分，语法化程度就愈加深重。

从语用角度出发，汉语的基本句类大多属于「施为句」（姜望琪《当代语用学》）。

所渭「施为句」，就是句子表达的是一种行事行为，或提供一种信息，或宣告一项结果。因此，人们在使用句子的时候，总要采用一定的手段来突出其中的焦点，这就是所谓的焦点主导机制。

可以说，汉语的每种句类都是焦点主导机制的产物，句类的发展和演变也必须受该机制的约束。

以疑问句为例。不同疑问句有不同的焦点，疑问句的焦点就是疑问点。疑问点在不同的疑问句中有不同的分布：

在特指问句中，疑问代词就是疑问点；在选择问句中，一个选项往往就是一个疑问点；

在正反问句中，「A不A」就是疑问点；

在是非问句中，疑问点则表现为整个句子。

正因如此，在特指问句中，疑问代词是不二之选，语气助词则基本遭到排斥。而在选择问句、正反问句和是非问句中，由于焦点的分置导致疑问度的降低，其他的表疑问的成分（如表疑问的语气副词和语气助词）才得以普遍采用。

在比较句中，比较点是比较双方关注的内容，理所应当成为句子的焦点。

比较点一般只在句中出现一次，句法上常常依附于比较前项或比较后项。在实际语境中，比较点有时可与比较项重合。比较点的出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内容表达的需要，一般会对句法功能的表现产生一定影响。比较点单独出现时，句子属于狭义的比较；比较点不单独出现时，句子则属于广义的比较。

总之，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模式不论如何转换，似乎都无法摆脱焦点主导机制的规约作用。

语言本质上属于一种系统的存在。而语言的系统性很大程度体现在语言元素的聚合即类别上。因此，汉语史研究不能只停留于语言细节的求证，还应着眼于汉语演变的大势，即关注汉语类系统的生成和发展状况。汉语句类身上负载着丰富而稳定、密集而系统的历史语言信息，应该成为汉语史断代研究的重要而可靠的参数之一，应该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汉语句类演进史表明：多元素的语法手段是基础，多样化的运作机制是动因，多方位的演进途径是方向，三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汉语句类系统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