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身（yuān ）毒（dú）道是指中国古代有一条从四川成都，经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 蜀身毒道从今四川起始，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从保山出境入缅甸、泰国，到达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然后直至地中海沿岸。在这条古商道上，中国商人通过掸国（今缅甸）或身毒（即印度）商人与大夏的商人进行货物交换，用丝绸或邛竹杖，换回金、贝、玉石、琥珀、琉璃制品等。

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今印度）国。”

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居然发现了大量独产于中国四川的蜀布和邛杖。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

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犍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当地夷人的阻拦未获成功。

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斩首数十万。但由于当地夷人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归降、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经印度入大夏。直到此时，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身毒国道”至大夏才算全线畅通。

印度洋的海风从此吹入红色高原，驮着蜀布、丝绸和漆器的马队从蜀地出发越过高黎贡山后，抵达腾越（今腾冲）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

据史学家考证“蜀身毒道”分为南、西两道，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是李冰烧崖劈山所筑；五尺道是秦将常颊所修筑，由宜宾至下关（大理），因所经地域山峦险隘，驿道不同于秦朝常制，仅宽五尺，故称为五尺道。南道由成都一宜宾一昭通一曲靖一昆明一楚雄一大理一保山(永昌)一腾冲一古永一缅甸（掸国）一印度（身毒）。西道又称牦牛道，是司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即由成都一邛崃一芦山一泸沽一西昌一盐源一大姚一祥云一大理与南路汇合。

虽然早在秦统一前，蜀守李冰父子就开始了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但真正大规模的两次开发是在西汉王朝汉武帝执政期间。《史记·平准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太过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人，旷日持久的工程劳民伤财，加上当时汉武帝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于是，“秋，罢西南夷。”

四年之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归来再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凿西南夷道的决心。因为第一次开凿的目的不过是出于封建帝王“一点四方”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一次，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要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他挥斥方逎，用军队作为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通博南山，度澜沧水”直至“蜀身毒道”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公元69年，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设立。自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古道全线贯通。

早在汉代，己有中国人经过缅北到印度再由印度平原去往大夏，但这些都是负贩的贾客。张骞于汉元狩元年(公元前一百二十二年)出使大夏(大抵今日的阿富汗一带)时所发现的蜀布及邓竹杖，就是四川的贾客运售至印度的。这些四川特产怎样能运售至印度呢?因为在那时，中印与大夏之间，早已有一条经过缅北的商业通道。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其“入四夷路程”内，亦提及这条经过缅北的中国印度大夏通道。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有节录。贾耽云:

“自羊直佯(大理)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者葛亮城(高黎共山分水岭上)二百里。又南至乐城(即么些乐城—大抵在盈江附近)二百里。又入骡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大约今日的昔 卜 Hsipaw)七百里。又经突是城(大约今日的叫栖kyaukse)至骡国千里。又自骤国西度黑山(即今日的钦山chinhills)，至东天竺迎摩波国(即今日的高哈提Gauhati)……。

“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即今日的腾冲)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约今日的盏西)百里，又西行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大约是今日的允冒)。乃西渡丽水(伊拉瓦底江)、龙泉水(孟拱河)二百里至安西城(孟拱)。乃西渡弥诺江水(钦敦江Chindwin)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圈没虑国(亦即前面所述的迦摩波国)......。与骤国往婆罗门路合。”

汉代贾客经过缅北的路途，与贾耽所记的道路，当无极大的差别。另外，《汉书，地理志》载有中国东南沿海至印度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日南(越南)障塞、徐闻(广东)，合浦(广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印度)，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三月，到日南象林界云。……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船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需要尽量靠近海岸航行，必然经停沿海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地。有学者认为，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故地都在今缅甸境内。

东汉时期，出现了中缅两国官方交往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和帝永元六年（94），永吕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宁元年(120)。掸闰王雍山调再次‘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第二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顺帝永建六年(131)十二月，掸国再次“遣使贡献”敦忍乙在永昌郡(今保山)激外，很可能位于今缅甸境内。而关于掸国学者普遍认为其为缅甸古国: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缅人古朱波也，汉通西南夷后谓之掸，唐谓之骠，宋元谓之缅。”姚枬也提出，掸国无疑就是缅甸中北部的SHan StaTes。缅甸多次遣使中国，说明这一时期中缅往来已经比较频繁。《三国志·魏志》也载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郡”。《魏略》说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

三国时期，则记载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土地平博。缅甸的林阳国去金陈国（即金邻国）无水道只有车马行，中国古籍中还提到了商业发达的缅甸南部沿海国家顿逊(又作典逊)国。

魏晋南北朝后期又出现骠国。

隋唐时期，中缅交往更为密切，据《隋书·真腊列传》载，真腊“西有朱江国”，真腊“与参平、朱江二国和亲，数与临邑、陀桓二国战争”。有学者提出，朱江国即魏晋南北朝后期中国典籍中的骠国，陀桓国则位于今缅甸南部土瓦一带或泰国南部。到唐代时，缅甸骠国日渐强盛，其与唐朝及南诏政权的关系非常密切。

《旧唐书》和《新唐书》因此专列《骠国列传》，开正史为缅甸古国专立列传之风。特别是《新唐书·骠国列传》详细记载了骠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及与唐朝的往来。据记载，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听闻南诏归附唐朝，亦思内附，南诏王异牟寻听说后，遣使拜见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不久，雍羌遣其弟舒难陀率团访问中国。贞元十八年(802)止正月，镖国使团到达长安，受到德宗接见。这次使团规模庞大，随带乐工35人，乐器22种，奏曲12种。德宗授舒难陀为太仆卿，遣之归国。

之后，宪宗元和元年（806），要国再次遗使来华。文宗太和六年(832)，南诏军队劫掠膘国民三千，迁往拓东。宣宗大中十二年(858)镖国遭狮子国人侵，求救于南诏，南诏王劝丰佑派段宗膀率军往援。次年击退狮子国来犯军队后，缥国以金佛酬谢，段宗膀率南诏军队返回腾越，宗咸通三年(862)，膘国又一次遣使唐朝。除镖国外，唐代史书中还记载有“弥臣国”。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弥臣国遣使朝贡，次年四月，唐德宗封其嗣王道勿礼为弥臣国王。文宗太和九年(835)，南诏军队攻破弥臣国，“劫金银，掳其族二千人，配丽水淘金”。随着中缅交往的增多，这一时期中缅印陆路交通出现了两条路线。一路为自羊苴咩城(大理)经永昌、诸葛亮城(龙陵)、乐城(遮放)，入镖国境至天竺(印度)，另一路为诸葛亮城经腾冲、弥城(属大理)、丽水、安西，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至东天竺和中天竺，最后与缥国往婆罗门路合。另外，樊绰的《蛮书》也记载了从镖国和弥臣国都城到云南永昌的道里路程以及两国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习惯等。

宋仁宗庆历四年，缅甸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蒲甘王朝(1044年—1287年)。据中国史籍记载，蒲甘王朝曾两次遣使访华。

第一次是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蒲甘国遣使入贡，宋徽宗拟用接待注辇国的礼仪接待蒲甘国使臣，尚书省官员奏称，注辇国为三佛齐附属之小国，“蒲甘乃大国，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国礼”。宋徽宗从之。

第二次是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蒲甘国“表贡方物”，宋高宗下令“优与回赐”。

而据缅甸史籍记载、蒲甘土朝曾两次到宋朝求取佛牙：

第一次是王朝奠基者阿奴律陀在位(1044一1 077年)时，亲率水陆大军前往南沼求取佛牙，南诏王紧闭国都大理城门。后来南诏王出城与阿奴律陀相见，阿奴律陀获赠碧玉佛像，而佛牙则不可得焉。

第二次是阿朗悉都在位(1112一1167年)时，再次亲往中国迎取佛牙，然“佛牙仍处空中不肯降下”，阿朗悉都只能空手而归。

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中国人对蒲甘王朝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除《宋史》专设《蒲甘列传》外，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也有关于蒲甘国的专条记述。

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人们以为印度人进入缅甸，只限于沿海区域及缅甸中部平原地带，唯据4世纪的华阳国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带山区，越过森林山以而进入缅北之通道，深入缅北中缅边境，因此，缅甸受印度文化之熏陶很深。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初午就与中国发生密切商业和外交联系的缅甸在文化方面受中国之影响却是无足轻重的。其实这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活动对缅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的结果。

中国本土可以称得上宗教的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系统继承礼乐祭祀的儒家化的儒教，儒生把儒教当宝贝只肯给不异与中华的地区或曾为中国部分的地区，坚决不随便传播。一种是流传于民间祭祀的道家化的道教，以前学者认为道教建制（宗教学上指完整而又系统的宗教体系）是在王重阳时期，随着敦煌出土文献推论是六朝时期，但此时印度诸教基本已经传遍了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各部落或国家，再想传进去就很困难，这是由于宗教渗透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

中南半岛城邦国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处城邦都在这条路线上 这样才滋生了扶南国；缅甸的城邦国家则是在印度到中国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为骠国。古典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初，中南半岛大国尊循的是商业立国而商业离不开航线和商路。这两条路线的疏远导致两个先兴起的国家没有竞争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术的限制的隔绝又导致了两个国家没有竞争的可能。

最后，中心地区(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徼外省、属国)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曼茶罗”关系。这种政治结构是种内聚力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

在对早期东南亚政治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模式进行考察和研究后 , 美国学者 O· W·沃尔特斯提出了一种 “王圈(Circles of Kings)理论, 或称为 “曼荼罗(Mandalas)理论” 。沃尔特斯认为 , “王圈政治结构的存在是东南亚早期历史的一种普遍现象”,“东南亚早期的政治版图是从史前时期定居人群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历史记载中呈现一种部分重迭的曼荼罗或王圈的拼揍的状况。在每一个曼荼罗内，有一个国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权威。他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王国内名义上降服于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统治者之上。”

“王圈理论”在内涵上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宗教方面，统治者分享神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使自己神圣化，吸引追随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个无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政治状况，“王圈”内众多权力中心靠私人依附关系而结成一张“政治效忠网”。在这种情形下，最高统治者的实际角色“不是独裁者(专制者)，而是可影响和能保持和平并能动员许多不同集团(邦国)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统治者的行政控制权常常仅限于他直接影响下的领土。这使得“王圈”中央王权的政治影响很少能够长期持续，常伴随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政治空间的不断重组。 ”

东汉时，可能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魏略》作车离国)，都沙奇城（saketa），在大竺东南3000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岸。《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其南方为孟加(Vanga)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西戌传》称盘越国，“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古称高达--孟加（gauda-bengala）。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中亚、西亚的商人也可以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谷，越过山口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以及平原之上的几百个小邦国，之后货物由西南夷中转商翻过中缅山区运送进入巴蜀。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毛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今或南保山)，西行过怒江，出高黎贡山至腾冲，再从这里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由蒲甘沿亲敦江而上，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在今孟加拉国），由此溯恒河而西，从陆路入印度。在印度经华氏城（巴特那）、曲女城(开瑙季)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士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塔克西拉(今锡尔卡普)，过普尔山口至大夏(今阿富汗)，与西北丝绸之路在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里)汇合;除了走陆路完成与西北丝路的连接之外，从缅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

《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厄立特里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chindwinr，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Man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