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地理专有名词源自中国先秦时期，泛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但随着时代变迁，“关东”在中国的意涵有所变化，自明代，“关东”泛指山海关以东的地区。

秦、汉、三国时期的关东

三国演义书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卓曰：“关东贼起，天下播乱。长安有崤函之险；更近陇右，木石砖瓦，克日可办，宫室营造，不须月余。”

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就领兵拔寨，离洛阳，投关东去了。

秦、汉时期：函谷关以东。

关东出相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多出宰相，典出《晋书·姚兴载记》。秦汉时普遍用地处崤山谷地的函谷关、大散关作为区分东、中、西三大地域的界标，分别称关东、关中、关西。以上等等表明秦汉关东由来。

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不妨从历史的源头说起。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冀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不过是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时文化人把远古时代的理想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因为尧舜禹三代还不具备形成国家的条件，自然也就不会有“州”的行政区划与设置。尽管如此，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此四州之设，并不包括今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之地。

考之史，春秋以前，尚未在东北地区设制，仅以边疆民族朝贡来确认其土地与居民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

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

东北正式有了本区域名称，是到了战国时期，与燕国在此设郡联系在一起。燕国处北方，经常遭到强敌东胡的内侵。昭王时，始筑长城，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括在长城以内，设郡以辖其地。据《史记·匈奴列传》载记甚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西与辽东两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辽宁省境。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是当时辽东郡的首府。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辽宁也是在东北地区建制设郡。自此，辽即成了今辽宁地区的代名称，历代相沿不变。有时也把辽泛指为东北地区，但它真正含义，还是限指辽宁地区。

秦结束了战国长期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大统一。为防御匈奴，集燕、赵长城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为一体，如《史记·蒙恬列传》说：“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仍把辽宁大部划入长城的藩篱之内，所置辽东、辽西与右北平三郡，是对燕制的承袭和进一步完善。

两汉时期，继承燕、秦之制，除仍设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前汉时增设苍海郡、玄菟郡、乐浪郡、临屯郡、真番郡。这些郡都设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其中，苍海郡仅设2年即废，至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将真番、临屯两郡分别归并到玄菟郡、乐浪郡。这些郡已把今松花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相当于今吉林省及接近黑龙江省地区，置于辖境之内，特别是把今朝鲜也分其地为四郡，归为汉的统一管辖之下。这表明，两汉时对关东的行政管辖进一步扩大了。以后，历朝不断扩大管辖范围，郡县州道设置也越来越多。随着郡县制的巩固和完善，自然也促进了东北区域的最后形成。

就地区名称而言，自秦汉以来，直至明中叶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涵盖今三省地区的总名称，惟辽东、辽西两郡之名沿用已久，以辽概指今辽宁而已。前述“东北”只具方位含义，而燕秦以后，逐步在今三省分设郡县，但汉人与各少数民族不同处，行政区划各异，就是说，尚未统一起来，也就难用一个名称涵盖全地区。作为一个地区，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习俗诸方面形成大致的同一性，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名称不过是对历史发展的一个界定。我们看到，从远古以“东北”方位泛指，再演变到具体的辽东、辽西，实际是一个地区的两部分，故后人合辽东西统称今辽宁省地为“辽”。这又与行政区划建制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说，没有行政区划就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区域。

燕国在今辽宁设郡，对东北区域的形成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意义。秦汉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东北的行政区划，基本沿袭秦汉的设置，推行郡县制。这些郡县（州），都设置在今辽宁省境及朝鲜部分地区，而不及吉林和黑龙江省。对生活在现今吉黑两省与今内蒙古东部的东夷各族、鲜卑、乌桓等民族，另设东夷校尉、护鲜卑校尉、护乌桓尉等管辖。这些民族同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维持着安定的局面。

从隋唐，中经辽金至元，约700多年，是东北区域形成与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就是中原王朝对东北的行政区划，从原有的南部向北部即吉黑两省发展，并使全地区的行政区划完善起来，从而建立了中原王朝对全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代王朝，对全地区的发展尤有特殊的意义。

隋存在时间不过30多年，对东北的建树不明显，仅设北平郡与辽西郡，其辖境从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西部地区。因为高句丽处于战争状态，隋对东北的行政管辖有限，高句丽没灭，而它自身却短命身亡。唐继其后，国力迅速强大，最终灭亡了高句丽，而且把行政建置推进至黑龙江流域，开创了区域发展的新时代。

高句丽是在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被灭掉的。当年十二月，唐即设安东都护府，恢复中央对辽东故地的行政管辖。不仅如此，而且将府治设在平壤，汉江以北、东达日本海的今朝鲜北部疆土归入中国的版图，置于安东都护府的管辖之下。但这种局面未能持续多久，随着府治的不断内迁，辖境也渐渐缩小。上元三年（676年），将府治自平壤迁辽阳市旧城，再迁至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以后，又迁至幽州、平州、燕郡，直至迁到辽西故城，亦即隋朝的辽西郡，约当今辽宁义县大凌河东王民屯附近。安东都护府治的屡次内迁，最重大的一个后果，就是放弃了中国应领有的今朝鲜北部的疆土，退回到汉魏时辽东郡的辖境，沿袭了唐以前历代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权。

在今辽宁西部地区，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是契丹人聚居之地。唐朝在这里分设营州都督府与松漠都督府，其下各设所属契丹州，共有17个。严格地说，在契丹聚居地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实始于唐，表明契丹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已进入中华民族的行列，同时，也与东北区域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奚族居住的老哈河流域，设饶乐都督府；在霫族居住的今西拉木伦河以北，至大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分置真颜州、居延州，今属内蒙乌珠穆沁旗一带。而在室韦诸部落居住区所设行政机构已深入到今黑龙江省腹部。据考定，室韦部落的主要居住区是在嫩江流域。约至唐中后期，在这一地区设室韦都督。尤有重大意义的是，唐自建国初，至中期，先后在黑龙江流域靺鞨人的居住区设置管辖机构。举其要者，如，著名的黑水都督府，即设在黑龙江下游黑水靺鞨所在地区；忽汗州都督府设在今俄国滨海地区东南的沿海一带。当渤海国建立后，其国王受唐朝敕封为渤海郡王，成为唐管辖下的东北地方政权。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共建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原黑水都督府所辖之地，直至辽东地区都并归为它的属下。

唐统治时期，特别是灭亡高句丽以后，在已有的建制基础上，对今东北三省包括吉黑两省西部的内蒙部分地区，全面进行政治建制，系统而完备，远远超过了唐以前历代建制规模和水平。后虽归并于渤海国治下，却仍然是唐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代对今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政治建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域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共同发展。尽管如此此时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名称，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今三省的区域名称。

这种情况，到了辽统一北方的时期，人们的地理概念有了新的变化，就是将今三省看作是一个大区域。这从辽代的军政建制得到了充分地反应。据《辽史·兵卫志》载，分“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东北路女直兵马司”，各统所辖诸民族军政。其《百官志》又有“长春路诸司，控制东北诸国”的说法。显然，在辽代已把地理方位——东北，引用为建制名称，并得到了广泛地应用。金代继承了辽代的习惯用法，仍以“东北路”设官职和机构。实际上，辽金两代已把相当现今东北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故其军政机构皆以“东北”名之。比起建制虽属完备而名称各异的唐代，的确是一个进步。这它表明，辽金人已把同处一个地理方位的今辽、吉、黑三省视为一个整体，第一次把表示地理方位“东北”引为机构建制名称。这不仅仅是个名称的变化，还反映了人们的地理观念的飞跃。

元代承前启后，不仅确认辽金的东北区域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下来。如《大元一统志》说：“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旧城，亦东北一都会也。”这里提到的“东北”，恰恰是从如今之东北区域这个大范围说的。于是，“东北”这个概念，既是方位又指为区域。

“方位之称，原有辨方正位之义菜肴都设，更为建官施政之准。”地理之义，首在辨方位，很久以来，这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据传，庖牺制八卦，把“东北”置于八方之一。前引《周礼》已把当时称为幽州的今经省东部及今辽宁西部的北镇与医巫闾山，统称为“东北”。后随着疆土的扩大与开发，“东北”的涵盖面愈广，最后已将现今辽吉黑三省都概括在“东北”的范围之内。而随着元以前各王朝政权在这里相互承袭设官建制，并不断完善，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本地区的认识，自辽始，以区域分划，设官而治，才将原为地理方位之名，概指为区域之名。

自明代以后，关东地区又有了一个新名称，这就是人人皆知的“关东”。此称之义，是指耸立于河北与辽宁交界处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以东的地方，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泛称东北。又以山海关为限隔，则有关里（内）、关外之别称。东北这一区域概念的形成，却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与长城特别是与山海关的修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说清东北之名的由来，首先不能不回顾长城自身的历史。

早在战国时期，地处北方的燕国，为防御“东胡”内侵，始筑长城。当时，还有赵国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兴修维护自身安全的长城。但与东北有直接关系的是燕长城。据考古学家测定，燕所修的这段长城，约自起于今之张家口，向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东经河北围场县，自赤峰，进入今辽宁省境，历建平、北票、阜新、彰武、法库、开原，跨越辽河，再折向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直达鸭绿江畔，长达24000余里，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囊括在长城以内。秦始皇一统一天下，集燕、赵等国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成万余里，如《史记·蒙恬列传》说：“因地形，用险制塞，起光，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中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秦始皇大修长城的主观意图，同燕、赵一样，就是防御北方强敌匈奴的不断内侵。辽东处长城以内，自无里外之分。

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至北宋、辽金、元各朝代，除唐、元两代以其版图扩大，长城内属，无须修长城；还有北宋因北方主要是东北先后被辽金占据，也无条件修长城，其余各代皆以长城为保障，不间断地续修，不过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或补修，或有所延长，总的格局无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天保三年（552年），自西河总秦戍（大同西北）筑长城，东止于渤海之滨，即今山海关之地。这是一段新起的长城线路，为其后明在此筑山海关奠定了基础。应当指出，北齐所修的这段长城，第一次把辽东故地与内地分割开来，使它变成了“塞外”之地，与今吉林更远至黑龙江省境处于同等地位。

明朝大修长城并筑山海关，对东北区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尤其是赋于东北区域以新的名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朝统一全国后，先后遇到两大劲敌，对它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是北方的蒙古，即元朝余部及其后裔。元被逐出北京，出长城北迁，仍然散居长城以北沿线的广大地区，与明朝保持对峙状态，终明之世，双方一直是战与和交替进行，是明朝北疆不得长期安定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散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明初，这里尚属安定。明朝统治集团视蒙古为主要劲敌，实行以“东夷制北虏”之国策，即用女真人对付蒙古人。但到了明中叶，女真人自金亡沉寂了200余年后，重新崛起，不断叛乱“入边”袭扰，引发出一系列争端，直至规模不同的战争。至明后期，女真人变得更强大，在诸部统一于努尔哈赤以后，公开以武装叛乱，双方开始了长期对峙。明朝的这两个劲敌主要集中在辽东、西及它的西部和西北地区，而蒙古还有相当部分活动在长城北及西北诸省之地。明初主修长城，主要是为防蒙古而设的防线。当辽东地区受到女真人袭扰时，明加修加固辽东长城、筑堡建城，是以防女真人为目的的。

前叙北齐将长城候船至渤海之滨，明帝朱元璋决策，以此段长城为基础，不仅重修，整饬一新，而且在此建关城，以加强长城的防御能力。这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主持，率部创建关城，即今之山海关，至关城建成，遂专设山海卫，派驻重兵守御。山海关与一般建城的不同之处，就是把一座城同万里长城连为一体，反映了一种新的防御体系的构想。关城背依雄峻的燕山山脉，临万顷碧波的渤海，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义。

山海关一经建成，很快就显示了它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山海关所在位置，恰好处于河西廊的咽喉之地。从今辽宁锦州直抵山海关下，长约400里，背靠医巫闾山，前临渤海湾，于山海之间，仅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路通道。在军事技术与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三代，它的确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雄关。后来事实完全证明了这座雄关的巨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后金在辽西徘徊了20多年，整整两代人都无法打破这座雄关的防御，只能望关兴叹，驻足却步，几度临关又几度无功而返。难怪古人称公布它：“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明朝视山海关如命运攸关，正如明朝的一些战略家所说：山海关“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吃紧处”神京，是指明都城北京。夷指东北的女真人，虏指北方的蒙古人。明朝用山海关来抵御“夷虏”的内袭，以保卫北京的安宁，维护它的统治。由此可见，山海关在明人心中是何等重要！

山海关的出现，华北与东北截然分开，自此便成为两大区域的天然分界线。迄今，辽宁与河北两省的分界，大致仍按关城及其连接的一段长城为界。确切些说，山海关被囊括于河北省内，其省界已外延山海关以东大约30多华里。一座关城，成为华北与东北、辽宁与河北两区两省的大致分界线，这大概是朱元璋及其属下徐达所始料不及吧！

实际上，在明初修成山海关及相连的长城，人们便有了内外之分的新的地理概念：把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称辽东，即今辽宁省境，统称“关外”，而把山海关以西亦即长城内侧，统称“关内”，后又渐称“关里”，有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乃至江南地区的人流寓关外，往往不直说省名，而泛称为“关里人”。在明代官方文件及官书如《明实录》中，又把关外称为“畿东”、“京东”，与“关外”具有同等的含义。

明代在关东地区的行政建置，实际划分南北两个大行政区。南部行政区，北自开原（今辽宁开原市），南达旅顺；西起山海关，东抵鸭绿江畔，相当于今之辽宁省境。这一地区，明称为辽东，此为历史沿革下来的传统名称，又独称之“辽左”，以其位居京师之左侧，视同人之左臂，不可或缺。明为防御蒙古，特于沿长城一线设军事重镇9座，辽东列为“九边”重镇之首。在这里实行卫所制，大者为卫，小者设所苦干，分属于卫。总辖于本地区最高军政机构，称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治所设于辽阳。全地区设25卫，各派军队驻守。辽东为军事重镇，故其行政设施具有军事管制的性质。比之内地，如同军事“特区”。

自开原以北，直至黑龙江两岸，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达海，北抵外兴安岭，这一广大地区总辖于设在黑龙江下游特林的奴尔干都司，所属卫达400余个。与辽东不同的是，朝廷不派官，皆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为各卫的指挥使司等官，管理当地民族。他们定期向朝廷朝贡，与明朝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所以明称这一地区的卫所“羁縻”卫所，不过是笼络之意。这就是说，明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间接统治。这样，在整个东北地区，以两大都司分辖南北，构成了明统治关东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从两大都司及其辖境的划分，明显地反映了民族间的根本分野。辽东都司所辖为汉民族的聚居区，而开原以北为各少数民族散居区域。明朝如此划分，最鲜明地体现了历代所谓“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因为开原以北今吉林、黑龙江两省不在明朝直接派官的管辖之内，当时所“关之东”、“关外”，一般来说，是指辽东都司所辖的辽东地区。不言而喻，在明代中后期习称的“关东”之名，是很有局限性的。

自秦汉迄至明，历代在今东北的行政区划不同，机构不同，名称也各异，这是很自然的。明朝与历代更有不同之处，集中反映在严内外之限。它出防蒙古人的高度戒备心理，也对女真人保持警惕，严加限定他们进入辽东地区，仅设开原三个关品，作为他们的入贡的贡道。这三个关是：一原东南的广顺关，又称为南关；开原之北的镇北关，称为北关；开原西的新安关。前二关是海西女真入贡之路，后一关是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入贡之路。由明朝发给他们的敕书，各有限量，惟其持有敕书的人才允许进关入贡。其他女真人或蒙古人是不可以随意进入辽东的。如进入辽东，也只有从上述三个关口可进。除了这种严格限制外，也在辽东与他们交界的地方如广宁（辽宁北镇）、开原、抚顺、庆云（开原西）等开设马市，或称为农牧集市，允许少数民族来此与汉人贸易。开市与闭市均有时间限制，当集市结束，他们必须返回自己的，不得留于辽东。

满清在入主中原前的28年（1616—1644年）中，与明朝激烈抗争，并于1644年趁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朝政权的机会，进军中原，占领北京，南明小朝廷经过若干年的抵抗后也最终失败，明帝国灭亡。

清朝是满族创建的一代封建王朝。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全国建立了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东北是它的故乡，被清朝统治者尊为“龙兴之地”，因而受到格外重视，很快设官建制，逐渐完善起来。自清朝定都北京后，以盛京（沈阳）为留都，设文武大臣驻守其地：“自山海关以东，留都之地，统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这是清入关初，以留都总管三省一切军政庶务。顺治三年（1646年），改为奉天昂邦章京，乃全权掌管三省。以后，三省分治，各设独立行政机构。今吉林省初设于顺治十年（1653年），称宁古塔昂邦章京，兼辖黑龙江，即两省为一个机构所辖，治所设于宁古塔（黑龙江宁安）。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将治所迁至吉林乌拉城（今吉林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称“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简称吉林将军。今辽宁省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称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黑龙江省设治，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反击沙俄前正式设立的，名称即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简称黑龙江将军。治所初设于瑷珲城（即旧瑷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迁至墨尔根（今嫩江县），三十八年时，又迁到齐齐哈尔，此为将军衙门的长久治所。

这就是清代东北三将军之由来。“三将军”虽不是行省名，但实际上是三个行省，建置与内地所设总督、巡抚有别，具有军事管辖的性质。清朝在东北、北部与西北的“三北”地区仅设将军衙门制，突出了边疆地区军事的重要地位。还须指出，三将军所辖地区及名称，与之吉林、黑龙江、辽宁相合，但各自所辖范围、疆域，大小，确有很大差别。如，清代吉林疆域，南北长，东西窄，其东至日本海，东北达库页岛，南抵长白山，西至威远堡，西南至英额门。全省疆域远比吉林大得多。尽管如此，三省正式成立，体制完备，奠定了当代三省的版图。

清朝为政，反对“华夷之辨”，自称“中外一家”、“满汉一体”，在一个政权的统一治理下，无内外之分，所以，清入关后不再修长城。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发出不修长城的谕旨为标志，自秦始皇始修，为历代所依赖的这座长达万余里的人工防御工程，已维持了2000年，至此正式废除。

清朝废长城，却不废山海关。这座雄关，对于清朝来说，仍有重大的意义。它保留山海关，一是稽察往来商旅，抽取税收，对国家有利是为保护它的“龙兴之地”，严禁内地人通过山海关进入东北，免致破坏了它的风水“龙脉”。自康熙时就实行封禁，为后世的遵循，厉行封禁长达200年左右。山海关就成了清朝封禁东北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口。显然，在长城失去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惟独山海关及其相边的一段长城，却在新的时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换言之，山海关依然是限隔内外的一座界标。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是作为清朝的政治与经济的“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

前文说到，明代所形成的“关东”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辽东地区。而到了清代，关东的区名已经扩大，就是说，已远远超出关东即盛京的范畴，把吉林、黑龙江也涵盖其内。

早在努尔哈赤起兵的过程中，首先吞并了建州女真。次及海西女真、东海部女真。在建后金政权前后，散居在辽东地区以外的大部女真已被吞并。当进入辽东地区，又把世居于此的广大汉人也变成后金贵族的包衣。其子皇太极继位后，屡次袭击黑龙江中上游的呼尔哈人、索伦人（实际也是女真人的不同部族。这些部族后发展成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截止到1635年，皇太极宣布自此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标志着新的民族共同体即今之满族最后形成。

满族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中华民族的行列，彻底改变了明代关东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互不统属的各自分散的状态，形成了一个整体民族。由此引起的地域关系大变化，是彻底废除明代所筑辽东边墙及开原三关的藩篱，再无内外之分，整个关东地区从政治上及民族关系都连为一个整体。在满人的心目中，无论是盛京、吉林、黑龙江，都视为她的发祥之地。因为他们的祖先确实源起于黑龙江流域，后离故土南迁，经吉林，进至朝鲜北部，最后辗转回迁至辽宁省境，定居于新宾的赫图阿拉（今称永陵乡）。在皇太极为其父纂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时，开宗明义，把关东的名山――长白山定为其祖先的诞育之地。因此，长白山同努尔哈赤创业的赫图阿拉一样重要。这就是说，在清代的地域观念上，已把辽阔的东北看成是一个没有区别的完整的地区。前叙清入关初，以盛京大臣总管全区，恰是这种地域观念的具体体现。后以东北疆土辽阔不便管理，始将全区折为“三将军”。但从整体上，清朝把三省列为“封禁”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这就使关东地区在全国各水管站区中处于特殊地位。它是有清一代的政治与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