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男，汉族，1949年6月出生于辽宁锦州，祖籍河南省。1982年吉林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1986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荣誉博士，高级经济师，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吉林大学董事会董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会长。曾任招商银行董事、行长。

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

自担任招商银行行长以来，马蔚华始终把“创新”二字贯穿于招商银行的发展之中，他导演了招商银行的“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际化”的三出大戏。

他使得招商银行拥有全行统一的电子化平台，率先开发了一系列高技术含量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吸引了大批高端用户，同时树立了技术领先型银行的社会形象。

他率先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改造银行业务，建立网上银行，抢占了金融领域的制高点，成为中国电子商务最主要的支付银行；他将原始的服务手段与先进的管理理念“嫁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他将企业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营销策略进行了组合。种种创新，使招商银行也从当初偏居深圳蛇口一隅的区域性小银行，坐上了国内银行界的第六把交椅，仅次于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2004年，著名的英国《银行家》杂志将他列为全球银行界“2004年度希望之星”。2011年因在两会期间发表“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被评为“最具有让招商银行破产潜力的‘银行家’”。

2009年和2010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上他两度赢得“年度银行家”殊荣。

2011年“2011中国证券金紫荆奖评选”活动颁奖盛典在香港隆重举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荣获本次“金紫荆奖”十个奖项中最重要的大奖——“最具影响力领袖奖”。

被评为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之一。

商界领袖荣誉

《财富》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马蔚华榜上有名，排名第三十五位。

2017年12月13日马蔚华获“第12届·2017爱心奖”。

2019年10月26日，马蔚华荣获70年70企70人“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称号。

金融被称为最复杂的游戏，驾驭游戏的人需要有深厚的阅历和学识积淀。从插队知青到银行家，其间需要的经历和面对的考验常人难以企及。

1949年6月，马蔚华出生于辽宁锦州，祖籍河南，“这里地处辽宁省西南部，北依松岭山脉，南临渤海辽东湾，扼辽西走廊东端，联通东北与山海关内，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明清时代，一代名帅袁崇焕在这里指挥宁远保卫战，留下不朽英名，解放战争时期的锦州攻坚战更是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马蔚华有着与其出生地东北相匹配的个性，是一个豪爽而容易感情用事的人。这片土地养成了他的个性，而人生中若干个重要片段更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祖籍河南的他对中原老家以及中原文化也有着特殊感情。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扎根。于是，文革中先后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在大时代背景中，高中毕业后的马蔚华同千万个同龄人一样，打起行囊来到辽宁省北镇县长兴店公社状元堡插队。

在一些人看来，知青到这里来就是和社员争工分、争口粮，农村并不需要他们。在节奏缓慢的农村生活里，马蔚华凭借着自己的文笔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报道员，初步表现了他的职业才能。此时年少的他做了当一辈子农民的精神准备，却并没有预料到未来历史的变革轨迹。

下乡四年之后，马蔚华参加了招工考试，随后他幸运地回城成为锦州铁路局大虎山工务段的一名工人。

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是有政治地位和相对可靠收入的群体，而锦州铁路局也是个不错的单位。锦州铁路局1949年成立，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一直担负着沟通关内外的运输重任。东北的粮食、钢铁、煤炭等物资由此支援全国，全国的粮油、轻工业品由此支援东北。

当时锦州铁路局是全国10多个铁路局里最先上新设备的，成为全国效率最高、运输成本最低的铁路局，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锦州铁路局的职工从4万多人增加到8万多人，半个锦州市几乎成了铁路局系统的天下。 作为铁路系统的一名工人，马蔚华在他最初的职业生涯里学到了精确性和系统性。

铁路是个环环相扣的大系统，任何马虎和懈怠都可能酿成大祸。在马蔚华离开铁路四年后，1982年5月28日，由济南开往佳木斯的193次旅客快车在大虎山工务段辖区内发生颠覆事故，造成3人死亡，143人受伤，铁路中断运输近20小时。

造成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养路工人在做线路补修作业时违反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将起道机立放在钢轨内侧，193次快车通过时撞上起道机引起脱轨颠覆。日后，当他开始操盘同样复杂而重要的金融系统时，这段经历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1978年3月，世界的眼中的中国依然在意识形态的泥淖里打转，经济上依然处于贫困的窘境。

就在此时，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预示着中国的命运将要发生很大转变。他随即主持全国科学大会，承认中国的落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并期许在二十世纪末赶上世界科技水准。

后来人们评论此事，并不视之为简单的科教事件，而是一个时代来临的标志。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邓小平积极出访外国，在西方多个国家留下足迹，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同时，西方和海外华人也频频造访中国，李嘉诚在国庆典礼登上天安门，通用汽车、可口可乐等外国企业开始访问和布局中国市场。在农村，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悄悄地被“大包干”所取代，乡镇企业也开始零星出现。

4月，一个令亿万中国人激动的消息传来：恢复全国性高考，这是12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选拔考试，之前一年也举行过高考，但其标准和方式与此并不相同，这次才是真正的不问出身、唯才是举。

教育部决定，考生不再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不被录取，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龙门打开，报考之人多如过江之鲫。

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开始喷涌，无数在蹉跎岁月里曾失去希望的人们提笔而起，希望通过苦读改变自身的命运。全国共有超过600万人报考，而恢复和增设的55所高等院校共录取40万人，录取率仅为6%，有幸跃过去的大多是经历过文革洗礼、饱尝人间冷暖的分子。

他们在社会底层磨练多年，凭着个人努力考上大学，有着较强的奋斗精神。

“78级”如今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领导群体。在这年入学的广州的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班，有三个同学很要好，陈伟荣，黄宏生和李东生。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公司，极盛之时占到全国彩电产量的半壁江山。而在北方的长春，年近而立、当过农民和工人的马蔚华也踏入了大学校门，他对于高考政策仍感激不尽。

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吉林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46年的东北行政学院，1960年被列为国家重点大学。多年来这所学校一直以其经济社科领域的成就为荣。

时代的印记难以磨灭，经济落后的效应首先在吃和住上体现出来。当年的吉大，食宿条件都较差。校舍破旧，一间小小的宿舍拥挤着12个人。食堂里的饮食品种单一，伙食赶不上同在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作餐。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坏，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

没有系统的教学体系，正规教科书极度匮乏，是整个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难题，吉大也不例外。

物质上的艰苦并不影响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当年这些大学生身上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有过学工学农的生活经历，所以特别珍惜大学中每分每秒的时间。

学校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早饭时间过后校园内很少见到悠闲散步的学生，大部分人都是一路小跑去上课。

图书馆中永远是人满为患，很多学生在天还未放亮时就去图书馆占座。众多经济名家对吉林大学经济学的基础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吉大人。

每个人的大学时代都是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后来的马蔚华在工作中仍喜欢去大学演讲、做推广，和年轻的学生们交流。他回忆说，在学校中学到的理论和做事的方法，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1982年大学毕业后，马蔚华被分配到辽宁省计委工作，很快被提升为副处长，随后再次被提升为正处级的副秘书长。

1985年6月，马蔚华被抽调到辽宁省委办公厅担任处级秘书，期间在1986年获得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不久，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南下任安徽省委书记，马蔚华也随之调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 在华东腹地的安徽，马蔚华忙于公务，先后去过全省60多个县。他曾感触于合肥夏日的酷暑难当，更感慨于省委错综复杂的干部关系。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政府部门之间上传下达，时刻准备着下到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正是这两年感慨良多的为官经历，让他对社会实际有了直观的感受。

1988年，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再次随同李贵鲜调到北京，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在人民银行任职期间，他以政府经济官员的身份参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见证了中国银行业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变革。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国没有“商业银行”这一概念。经济改革的重心在企业改革，而金融业要为之提供配套服务，所以金融改革比企业改革滞后。

直到1984年企业改革后具有了活力，需要有一个合理完善、支撑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体系，因此分出了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标志着中国商业银行体系雏形的出现。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不分彼此”，人民银行又监管又放贷，运动员裁判员一起做的格局被打破。

八十年代中后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对银行业和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银行运作中存在的不少弊端也逐渐暴露，决策层开始考虑建立体制较新、业务较全、范围较广、功能较多的银行，逐渐地，四大国有银行的业务藩篱被打破。

1986年7月，国务院批准恢复设立交通银行。此后先后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突破了四大专业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进入了金融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这些商业银行既补充了国有银行的市场漏洞，又激活了国家金融体制，现已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10家银行迅速发展壮大，其总资产已占全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七分之一。

1988年，深圳发展银行率先进入资本市场，1991年实现上市。通过上市，深圳发展银行建立了正常的资本金补充机制，为提高透明度，发挥市场监督功能，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政策规定突破了地方不能办银行的限制，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分步组建了近百家地方性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业融入世界的脚步从此加快，银行业对外开放地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

1992年10月，马蔚华南下任央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一直至1999年。此前他在中央部委及地方打下了强的人脉关系和政治资源，为以后的工作制造了便利。在海南期间，有两件事丰富了马蔚华的人生履历。一是受命解决海南发展银行破产清理工作；另一件事就是用了4年时间攻读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银行会破产？不是有国家兜着吗？”这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惊讶。是的，纵观当代金融史，中国的银行有国家信用的支撑，基本不会破产关门。但是海南发展银行就属于这“基本”之外的范围。

1995年，为了加速海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妥善处理停业信托机构的债权债务问题，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在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上，向全国募股组建海南发展银行。

当时这5家公司中除了富南信托能够正常经营外，其他四家都已经在金融系统大整顿时被取消了经营资格，但它们还留下了部分资产和大量的债权债务；这意味着海南发展银行一起步就背负上了沉重的包袱。

筹建海南发展银行，是为了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当时，受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南地产业泡沫影响，只能通过多方途径弱化房地产业对海南金融的影响。

1995年1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组建海南发展银行意义重大。他说，海南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一批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开工，迫切需要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扩大资金融资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这些当然有套话的一面，事实上，海南迫切需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背负重整金融、“收拾旧山河”的厚望。

是年8月18日，这显然是个很有彩头的日子，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中，海南发展银行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在海口召开。注册资本为16.77亿元，海南省政府控股3.2亿元成为最大股东。

而由于海南发展银行是个“带病出生的孩子”，因此一诞生就背负上了诸多沉重的使命。 这是一次“弱弱联合”的尝试，这些信托机构的大量高成本资金被积压在房地产上。

资产不能动，财务状况恶化，债务压力极大，资产负债比例畸形。这家银行一出生就背负了44亿元的债务，后来又认定为50亿元以上。 刚成立的那一年，海南发展银行的日子特别艰难，因为它除了要保证正常的银行业务运营外，还要处理一桩又一桩的债务纠纷。

做完开业庆典的第二天法院的传票就来了，要求行长出庭应诉。那桩官司是由于其中一家信托公司的债务纠纷引起的，既然已经划到了海南发展银行，就把帐算到海南发展银行头上来了。

海南发展银行当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而来，其中一些人在金融界有着很好的人脉关系；海发行极为灵活的机制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让海发行迅速地成为银行业界的后起之秀。在全行上下的全力拼搏下，海南发展银行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靠着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度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后，海南发展银行逐步走出低谷，实现了良性运行，获得了暂时的辉煌：截至1996年底全行资本营运规模便达到86亿元，比开业前增长94.3%，几乎翻了一倍；各项存款比开业前增长152%，贷款比开业前增长97.8%，成为海南省内存款最多的银行；偿还了59%的历史债务，全年实际利润1.25亿元。

按照当时的发展势头，海南发展银行应该很快就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然而，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次大规模兼并改变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发展轨迹。当时海南有几十家信用社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导致了多起挤兑事件。

它们的大量贷款用于房地产和娱乐餐饮等第三产业，无一例外采取高息揽储的方式吸收存款，有的年利率高达25%。对于这些单位如何处置各方意见不一，但最终达成了让海发行背起来的意见。

199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宣布保留1家信用社，关闭5家信用社，其余28家信用社全部并入海南发展银行。海发行上至行长下至员工都明白这是个有毒的果实，但是不得不吞下去，这是银行一开始的定位所决定的。

如果让30多家信用社逐一关门倒闭的话，这将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要引起多大的震动！在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后，很多人都产生了“如果没有兼并那些信用社……”的想法。 在有关方面的动员下，从海南大局出发，海南发展银行最终还是接过了这副重担。

银行向接管的各家信用社派出工作组，负责清产核资、清受欠款和兑付居民储蓄存款工作，平息了信用社的挤兑风潮。

兼并之后的海南发展银行看似壮大了，股本金已由最初的16.77亿元增长为106亿元，实力大为增强。但同时也让海南发展银行再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为这些被兼并的信用社除了少数几家能够维持之外，其他的都亏得一塌糊涂，除了一些被套在手里的土地和房产之外可以说就是一个空壳。

这完全是让一个不满两三岁的孩子背负起数百斤重的担子。 吞下“毒果”后仅仅几个月，1998年4月底，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曾经发生在信用社的风波再次上演。

在海南发展银行未兼并托管各家信用社之前，各信用社都采取了高息揽储的方式吸引存款，有的年利率高达25%。所谓的“高息揽储”更像是标准的“庞氏骗局”，只要新骗进来的钱能够支付前一拨承诺的高额回报，游戏就可以永无止境地玩下去。

当集资规模越来越大而资金周转速度必然慢下来的时候，办法就是饮鸩止渴，进一步提高回报的承诺。但是，骗来的钱越多，迟早演化成的支付危机越严重。这也直接造成了多数信用社高进低出，只有靠新的高息存款支付到期的存款，然后再吸入高息存款，恶性循环之下无法兑付到期存款成了信用社的通病。经济急剧恶化的严峻现实，让这个金融游戏破灭了。

海南发展银行兼并信用社后，只保证给付原信用社储户本金及合法的利息，许多在原信用社可以收取高额利息的储户只能收到7%的利息，他们不干了，他们将钱存入信用社目的就是为了获高息，海南发展银行的信用度降低了。

1998年春节过后，海南发展银行各营业网点前出现了取款人的长龙，最初是到期的储户将存款取走，不在海南发展银行续存。随后，未到期的储户也开始提前取款，现金以每天一两个亿的速度流出。

源源不断的提款使海南发展银行捉襟见肘，几个月的挤兑耗尽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准备金，海南发展银行规定的每次取款数额越小，取钱所需等待的时间与数额之比成了反比例。所有的网点里都挤满了激动吵闹的储户，寻常银行里的那种气派荡然无存。

1998年6月19日，海南省委大院里的海南发展银行网点的兑付限额已经下降到100元。为保护海南发展银行，央行海南分行曾急调了34亿元资金救助，但对巨大资金缺口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

为控制局面，防止风险蔓延，1998年6月21日，内外交困的海南发展银行不得不面对被关闭的命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关闭的银行，而全世界银行清盘的例子也不多。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出公告，宣布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停止经营活动；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实施清理清偿计划，对于海南发展银行的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储蓄一律由工行兑付，而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将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算完毕以后按折扣兑付。

同日，《海南日报》和《广州日报》都在头版发表了中国人民银行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的公告，海南发展银行在岛内的141个网点和广州分行的各网点歇业。

由于公众对中国工商银行的信用仍在，兑付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个人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商银行，没有造成过大的社会震动，而在海发行开户的很多法人只有认倒霉：按照省政府要求，海南多个机关事业单位都曾将开户行转到海发行，结果很多存款就此蒸发无下文。

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银行关闭，面对这样一个任务马蔚华心里没有底，后来查阅了很多国际上处理这种活动性风险的案例才逐渐地树立信心，在央行总行的支持下主持关闭了银行，处理了随之而来的各种情况。

覆巢之下无完卵。海南发展银行的清算造成3000多人失业。在与原海发行员工对话时，惶恐的员工问到“银行都失业了，将来怎么办”，马蔚华说：“还有好多银行，可以安排你们到其他银行去工作。”最终，一般员工按工作一年补一个月工资的方式予以遣散。

这些被遣散的员工中，年轻的、学历高的人大部分都依靠自身能力，逐渐又重新回到了金融系统工作，但也有相当一批人由于种种原因再找不到新的工作，不得不依靠失业救济和亲友接济度日。遥想当年，他们满怀美好憧憬，通过苛刻考试，从全国各地来到海南，用自己的才华学识给这家“先天不足”的银行注入活力，并憧憬着海南发展银行能够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马蔚华：和深圳一起转型

这副对联既是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转型的注解，也是2002年开始的“二次转型”的宣言。

上网搜索有关招商银行的新闻，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一定是“转型”。巧合的是，进入而立之年的深圳，也以“转型”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词。

招行，这个诞生于深圳的中国民营银行“招牌”，和它所在的城市，总是那么息息相关。用招行行长马蔚华的话来说：深圳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情都融化在这里。

“五优”深圳

“我们生在广东，生在深圳，这里的水土养育了我们。”在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聊到有关招行和深圳的话题时，马蔚华语带深情。他开门见山地回应了一度盛传的“搬家”传言：“那些关于招行要搬离广东和深圳的传言，都是无稽之谈。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搬离的想法。”因为“招行的发展是跟广东和深圳分不开的。我们必须饮水思源。”

抚今追昔，马蔚华认为，招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招商局集团的贡献。”在他看来，招商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功不可没。进入改革开放，招商局又“建立了新的功勋”——独资开发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行及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这是中央力图从体制外推进体制内改革的一个尝试”，而这些，都发生在深圳。

马蔚华说，招行能有今天，要感谢深圳，是深圳给招行的成长“提供了一块沃土”。他注意到，深圳有一个全国独有的现象：这里产生了一大批历20年而不衰的企业，它们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竞争力，而且大多还不属于国有企业，“这个要归功于深圳的环境。”

马蔚华分析，上述“深圳现象”背后有五大原因，这也是深圳的五大优势。首先，这是个移民城市，包容性很强，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这给企业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招行就充分吸收了这方面的很多营养。比如堪称中国私人零售银行发展史上一块“里程碑”的一卡通，以及2008年设立的全国首家小企业信贷中心，就是招行从深圳的发展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创举。

第二个原因是年轻。深圳特区成立至今只有30年，这里没有老企业、老街道，年轻人多，“创新的城市加上一帮年轻人，造就了这里的企业的生气勃勃”，这是马蔚华眼里招行和其他诸多深圳企业赖以成功的重要基础。

毗邻香港则是深圳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地利原因。由于与香港联系紧密，深圳企业的很多思路和做法都受香港影响，也比较早地适应了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马蔚华说，招商局办银行，最早就是吸收了香港很多国际化的、科学的东西，像用人机制、治理结构等。

这也是招行比较早地适应了国际化的原因之一。

马蔚华认为，促成深圳民企勃兴的第四个原因是，深圳是一座“改革的城市”，政府是“小政府”，不太干预，给企业创造了很宽松的环境，有利于企业自主发展。

前述四大原因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产生“深圳现象”的第五大原因——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马蔚华说，这个文化是思想化、竞争性的，它给人以感染力。正因为这样，不仅招行所属的金融业，其他很多行业在深圳也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氛围。诚然，中央曾给的一些特殊政策，也是深圳企业快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但在马蔚华看来，“这也是跟上面五点相关的。”

转型使命

回过头来看，既可以说是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文化血脉滋养了这里的企业，也可以说，是这些“野蛮生长”的企业成就了深圳。招行正是“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中的典型范例。

马蔚华很喜欢一副对联：鸟在笼中，关羽不能张飞；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这副他在出差福建途中看到的对联，可谓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转型的注解。

在向记者解读这副对联时，马蔚华用到了创新、制度、文化几个词。他寄望通过不断的创新，来使招行获得挣脱“笼子”、展翅高飞的能力，分别代表制度与文化的“八戒”和“悟空”，则是创新能力赖以产生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保障。

招行的两次转型虽然背景不同、目标各异，但总的来看，不外乎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竞争环境，寻找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这与深圳这个走过改革之路的城市的“主旋律”何其相似。

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对于这一酝酿了近4年的城市总体蓝图，深圳官方称为“转型的规划”。为何这么说？如下解释，深圳人耳熟能详：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面临着人口、土地、资源和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矛盾，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面临空间资源硬约束的特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转变发展模式以实现城市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深圳市的必然选择……

马蔚华说，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经济的确面临转型的压力。广东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和整个沿海地区一样，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示范，立过战功，做过贡献。但是今天遇到了新问题，最大的就是发展成本增加。“富士康连跳事件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体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劳动密集型的旧发展模式，深圳和广东就不再会有优势，走不下去。所以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形势下的创新。”

在马蔚华看来，如果不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深圳将很难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方面，深圳虽然比国内其他很多地方都早觉醒、早迈出了一步，但还不够，还需继续前进。过去那些特殊的政策已经没有了，深圳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摸着石头过河。

展望深圳改革的新旅途，马蔚华说：“我觉得现在的方向是对的。发展高新技术，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以及利用香港的优势等，对深圳这个土地这么少的地方，很有意义。”至于像招行这样因深圳而生、因深圳而强的企业，则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要了解时代的变化，走在时代的前面。”

马蔚华谈中国银行业

中国银行业确实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除了利率市场化之外，至少有两点重要变化：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信贷结构优化;二是从资本性脱媒到技术性脱媒的趋势。

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妥善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且将其取得重大进展纳入规划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中国银行业加快调整信贷结构、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其次，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存款增速趋于下降。存款增长乏力，有负利率状态持续近两年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转变以及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品种增加，中国长期保持的高储蓄率发生了变化，一部分资金流出了银行体系之外。另一方面，贷款增速趋于放缓。2011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营贷款同比增长14.1%，低于2001年前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资本性脱媒正在中国加速显现。资本性脱媒使得银行同时面临负债和资产两方面的去中介化，而且使得银行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导致银行陷入经营困境。

1982年至1985年，在辽宁省计委工作，历任副处长、副秘书长；

1985年至1986年，在辽宁省委办公厅工作；

1986年至1988年，在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

1990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

1992年至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

1999年3月至2013年5月31日，任招商银行行长。

2009年9月起，担任吉林大学第一届董事会副主席。

2013年5月31日，卸任招商银行行长职务。

2017年1月起，担任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会成员。

2021年12月6日，马蔚华任深圳地铁集团外部董事。

2024年8月，任香港潮商集团董事会主席、非执行董事。

曾任贝森金融主席，非执行董事。

2024年8月，香港潮商集团(02322)发布公告，马蔚华先生(马先生)获委任为非执行董事，自2024年8月21日起生效。马先生同时获委任为董事会主席。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全球指导委员会委员、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

2020年10月13日，被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表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

“危机论”

3月15日晚，央视曝光了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贷款审核员胡斌向外出售客户个人信息167份。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这件事让我们的声誉受到很大损失，当然我们自身也是受害者。”马蔚华并没有推脱责任，而更愿意去反思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但最让他头疼的是，这个员工是用手抄了一百多条信息携带出去的，而这个漏洞无论多么严密的技术手段都难以防范。“从技术讲防不胜防，那么我们就需要向员工加强灌输公司文化，关爱员工的学习、生活，关心员工的福利。”他对《中国企业家》说。

马蔚华的危机感还远远不止于此。招行内部一份题为《那些追赶我们的竞争者》的报告引来外界关注。据说报告直接警示招商银行正在面临民生、兴业和浦发等银行的追赶。

早在2011年4月，四家主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布2010年年报的数据显示，在一些招商银行的传统优势领域内，竞争对手正在赶超，其中在净利润增速比较中，民生银行最高，为45.25%，招行则以41.32%排在第三位；而在招商银行一直引以为傲的手续费收入占比方面，招行20%，民生已追至19%。

“兄弟银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肯定是危机。”他说。这是时隔五年的第二次公开预警。2007年初，马蔚华在招行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推出一份“危机报告”，他当时说：“这个世界想不到的事情天天发生，在你认为稳居前列的时候，说不定哪天早上你醒来，发现别人已经超过你了。”

2007年，为了应对危机，他开出的药方是：招行发展的危机，要靠转型和管理来扭转。

五年后的今天，马蔚华认为应该靠“三个理性”来化解危机。这也是招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即要理性地对待市场、理性地对待同业、理性地对待自己。

《世界是平的》一书讲了一个道理，在当今的世界上，你得到优势和你失去优势的时间越来越短。过去一个创新产品，可能支撑两年三年，如招行的“一卡通”就支撑了许多年，可是二十一世纪一个产品，支撑一个月都难。这就像赛跑，你领先，别人追上你，不可能一个人总是领先。至于产品创新，这家推出这个，那家推出那个，这些都可以学。但马蔚华最看重的是产品背后的创新能力、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

“不能只看一个热销产品的表面，关键是研究它后面的理念。”马蔚华一直觉得，衡量一家银行好坏的一个指标就是理念是否先进。2009年，招商银行提出“二次转型”，其背后不是简单的业务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理念的国际接轨。

针对“二次转型”，马蔚华提出了未来三年的具体目标：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能力；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和确保风险可控。为实现目标，招行正在着手成立零售银行总部，在不改变分行利润中心格局的前提下，加强对全行零售业务的战略统筹；在分行层面建立高效的新兴批发业务组织模式，对具备条件的业务部门试行独立核算。“我们过去以分行为中心的结构，是宝塔式的管理体制。这个不适应今天的情况。现在我们正推出的叫做矩阵式的管理模式。”

基因

不同于国内的许多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没有外资战略投资者，这是大股东招商局的坚持还是马蔚华的想法，我们并未得到准确的答案，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招商银行吸收国外银行的精髓。在这个过程中，马蔚华起了主要作用。

他的朋友中，许多都是全球顶级的银行家，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的三任CEO——桑迪·韦尔、普林斯、潘伟迪，以及摩根大通的两任CEO——哈里森和戴蒙。马蔚华每次去美国，都会尽量抽空去见见这些朋友，“他们走过的路程，也许是我们今天正在走的路。那么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就非常宝贵了。”

在熟悉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和产品的同时，马蔚华还有一个与其他银行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是他做过金融监管者。198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作为李的秘书随同进京，此后他又在人民银行海南分行任职多年。在央行工作十年后，1999年3月马蔚华成为招商银行的第二任行长。

“在央行时，我管过货币政策，管过金融监管。我现在体会到很多东西，是因为当年这些工作经历。我经常能站在监管的角度考虑问题。”

或许正是由于马蔚华“曾经的监管者加银行家”的双重身份，在积淀、思索五年之后的2004年，他提出了第一次转型，即发展零售银行的理念。

当时，中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问题严重，客户几乎都是大企业，中小企业无人问津，零售业务严重滞后，利差收入占比高达90%以上。“那时候我们是主动转型，开始都不用愁资本，没有上市之前，底下私募，后来再上A股，又发可转债，然后又上H股。但每一次都体会到筹资越来越困难。所以慢慢意识到，你的发展完全靠消耗资本，肯定不可持续。”

经过多年发展，零售银行成了招行的“光环”。截至2011年9月末，招行储蓄存款占自营存款的比重超过36%，零售贷款占自营贷款的比重超过38%，非利息收入占营业净收入的比重超过21%，中小企业贷款占对公贷款的比重超过52%，这些数字均在中国境内股份制银行中位居前列。

截至2011年9月，招商银行累计发卡量突破3600万张，在中国信用卡市场占有重要份额，并被誉为国际信用卡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被哈佛大学编写成MBA教学案例。

2013年5月8日，招行宣布，马蔚华因年龄原因提出不再担任招行主要领导职务，卸任总行党委书记，由建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田惠宇接任。次日的董事会上，田惠宇接替马蔚华成为招行执行董事候选人。如无意外，在2013年6月马蔚华本届招行总行行长任期届满之际，田惠宇将接任总行行长一职。

马蔚华的离任，意味着招行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14年时间里，招商银行从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小银行蜕变成仅次于传统五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今，在招行枝叶繁茂、二次转型刚刚开始之际，马蔚华挂靴离去，颇有壮志未酬之感。

马蔚华对于离开招商银行是不舍的。马蔚华曾说：“我不会去别的银行，我把这个孩子培养大，倾注了全部心血。只要董事会、股东希望我留任，我还会继续干下去的。”

对于14年的招行行长经历，马蔚华给自己打的分数是“及格”，“大部分人都满意，还有很多挑战，没有让大家完全满意。”

有人说是马蔚华再造了招行，也有人说是这个时代造就了马蔚华。

中国金融体系内流动性不足

招行行长马蔚华在2012年7月9日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2年会上表示，虽然中国整体流动性过多，但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是不足够的。

马蔚华指出，由于金融脱媒，2011年银行存款增长大幅度放缓，不少资金分流证券、基金等行业。虽然能避免风险集中在银行，但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的转型期间，银行也必然改变过去的传统。受资本约束，银行只能从过去喜欢大客户转向中小企业。

不过，中小企业融资是属于全球性的难题。“不是银行想做就能做好的。”马蔚华认为，在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和成本控制当中，银行需要一定的平衡。因为弄清楚中小企业的风险，银行的经营成本就会增加。因此，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银行需要批量化审批，既能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又可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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