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是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记述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长篇游记。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不错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书的开头，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在，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

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今卢特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宠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

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斯蒂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有很多不同的抄本流传，但都不是原稿，尽管可以肯定，笔录的原稿是用法文写成的，可现存抄本却差不多囊括了西欧的所有语种，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法文、意大利方言和拉丁文抄本。现存的抄本都不完全，因此，学术界一直致力于推断哪些材料是原稿中就有的，哪些是后来的抄录者擅自增添的。在辨别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话，哪些是抄录者添加的细节方面，学术界也同样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中文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这些问题是有所帮助的。其次，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把马可·波罗所引用的人名和地名与当今的名称对应起来，表音法不规则，加之用不同体系的字母直译．以及其它一些变化（例如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些都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由于原文中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对马可·波罗所叙述的故事的分析和评价，只能说是一种尝试。

然而，有一点与其它方面相比，争议要少得多，即《马可·波罗游记》在文学上的地位。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叙述理所当然地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游记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蒙默思的杰弗里所作的《不列颠国王史》，擂安维尔的《圣路易史》，傅华萨的《闻见录》，曼德维尔的《旅行记》和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航海记》，同马可·波罗的《游记》一起形成了这一文学传统大厦的上部结构。所有这些作品以及其它一些相似的作品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即它们中的多数都反映了时代的观念（与现代观念是不同的）；将事实同想象混在一起；某种文化上的坦率态度；以及对超自然现象相当普遍的轻信。因而，现代的读者对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是合情合理和无可非议的。

这部游记是专为对东方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而作的，这一点是它的优越之处。所以，波罗的最大兴趣是把西方应该了解的东方作为某种有趣的事物来描述。他的动机基本上是商业性的。然而，由于波罗只同君主们来往，他所获得的信息便带有局限性。而且，他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和宗教因家的左右，很显然，他对社会政治问题毫不关心，因为他的兴趣在于贸易和商品，而非思想观念。由于他对发现一条通往东方的安全航路非常热心，以至使他所叙述的亲眼所见事物的可信程度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叙述的大部分内容，仍旧表明他不但对西方中世纪的观念，‘而且也对东方同代的情况有罕见的洞察力。

从《马可·波罗行纪》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行纪》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行纪》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行纪》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以下几点基础上的扩展：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所有东方史籍并没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疑马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挺马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

（但是这是所有史料中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且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疑马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挺马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已知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惟一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惟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能找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挺马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疑马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挺马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疑马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既然不是做官，那他住在那只可能是两个原因：其一，他喜爱扬州；其二，是肩负了元廷的特殊使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挺马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疑马者：把自己待在扬州的目的也忘了？

典型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

疑马者：而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各种中国奇特事物。

1、关于长城

挺马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疑马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2、关于茶叶

挺马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疑马者：游牧民族以奶肉为主食，从来没有不嗜茶的蒙古人。所以中原历代王朝都把茶叶视为牵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战略物资，严禁擅自出口给少数民族，以至明太祖还为此杀了一个驸马。而忽必烈自己也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中原人好茶也是天性，马可·波罗如果真的在中国生活过十几年还做过官，不可能没有接待过汉人，难道这些汉人都是喝咖啡的？

3、关于汉字与印刷术

挺马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疑马者：十几年在中国，不认识汉字，还没见过汉字吗？所有汉字出版物整齐划一、一模一样的字体看不出来？而且当马可·波罗写书的时候，欧洲处于手抄书的年代，他当时费劲巴力的找人抄书出版，为什么不用印刷术这种方便、准确而廉价的方式出书？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4、其他中华民俗事物

挺马者：对于中医、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疑马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亨利·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况且，就算真的没见过这些事情，老马一个番邦人，十几年在中原都不会水土不服、不生病的？难道没有一个中医给他看过病？

挺马者：《马可·波罗行纪》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疑马者：为什么不印刷？

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1、襄阳献炮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挺马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疑马者：“亦思马因”，这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作为天主教徒的马克·波罗不会用这个名字。而且《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挺马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疑马者：为什么不印刷？

2、宗教问题

疑马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挺马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疑马者：元朝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末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马可·波罗时代的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3、其他

疑马者：蒙古大汗铁木真与忽必烈的名号，早已随着蒙古铁骑远征世界的脚步，在欧洲家喻户晓了，谁谁都能把蒙古大帝国的各种轶事说个三三两两。而《游记》中道听途说、尽人皆知的特大新闻和错误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挺马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疑马者：老问题，为什么要手抄？为什么不印刷？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词汇。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虽然是鲁斯蒂谦用法文写成此书，但书中关于中原地区的地名却仍然只用了波斯词汇，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挺马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疑马者：可笑到不值一驳。大汗的圣旨、元廷的公文，江南的汉民，难道都用波斯文？

马可·波罗对元帝国内部的重大事件的认知一塌糊涂

1、1268年-1306年，蒙古帝国西亚领地爆发海都之乱，而一路穿越了战斗最激烈的交战区来到元廷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于这场持续了38年、惊动了忽必烈汗御驾亲征、直到大汗去世都还没有结束的叛乱，竟然只字未提。

2、忽必烈在太子真金薨逝之后，并没有立即指定新的继承人，直到1293年，大汗才册立真金的三儿子铁穆耳为皇太孙（即元成宗）。马可波罗于1292年离开中国，但在《游记》却一口咬定铁穆耳是真金仅有的儿子、蒙古帝国惟一的皇位候选人。他是怎么在元成宗被册立的前一年就知道这件事的？

3、《元史》记载忽必烈汗的四位妻子共生育了16个儿女，但《游记》却说大汗仅儿子就有22人。

4、马可·波罗自称旅居中国多年，游历中国大部，十分了解中国，但他却对元朝的行省制度毫无了解。只是单纯地把北方称为“契丹省”，把江南称为“蛮子省”（甚至“契丹”、“蛮子”这两个称呼也是使用的波斯语）。在具体描述中，马可·波罗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层级分明的地方行政区划，将“某城市”、“某地区”称为“某王国”的错误比比皆是。

其他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现今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游记》中对中原的描述极尽夸张之能事，无论是描述人口、城市还是财富，马可·波罗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以至于如今，在马可·波罗的家乡，“马可·波罗”已经成为一句谚语，意为“大忽悠”。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他们使用现代交通工具重走了一遍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路线，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的观众投票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行纪》，早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行纪》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然后，国际马可·波罗学却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行纪》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行纪》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行纪》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行纪》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行纪》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行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是世界学术名著之一，是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典籍。它在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本书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向西欧介绍了东方辽阔的土地、众多的国家和富庶的中国，引起了欧洲人民对东方的向往，给十三、十四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工商界、航海界带来了新的知识。《马可·波罗游记》的流传，对15世纪末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洗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它让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对东方充满向往；也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理想上的对象。

哥伦布：马可·波罗的书引起了我对东方神秘的向往……在我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去做的。

不过对于哥伦布的说法，也有人认为《游记》恰恰就是哥伦布为什么找不到印度和中国的原因。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他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

马可波罗的祖父名叫安得利亚波罗，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老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的伯父，二儿子叫尼哥罗波罗，是马可波罗的父亲，三儿子名叫马窦波罗，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

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口授一本《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