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年—1935年），又译名为“翟理斯”

1867年，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远涉重洋，来到陌生的东方，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他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国领事馆翻译、助理领事、代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返英，前后历时25年，除5度返英休假之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度过。1897年，翟理斯全票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此后35年时间（1932年翟理斯请辞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翟理斯在教学之余，潜心汉学。

1935年于剑桥翟理斯家中病逝。

翟理斯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四大类。我们将对其主要著作做一简要的介绍，并对其《中国文学史》、《华英字典》作一番较为深入的论述。

1872年，翟理斯学习汉语尚不足5年时间，就出版了第一本汉学著作—《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t and Use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with a Vocabulary）。这是一本专门为初学汉语的外国人编撰的汉语语言教材。在当时，这本书即以实用、简单、经济而赢得了许多意欲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日常汉语会话的外国人的青睐。截止1822年，该书已出版了十版。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简单的英语给汉语注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是，对于那些追求实用性，一心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些汉语日常会话的外交人员、商人、海关人员而言，这是一种易学易记的方式，因为学习者不必专门学习汉语的发音规则，也不必学习那些纷繁复杂的部首。任何人只要一拿起这本书，就能读出一个简单的汉语句子，而且，中国人也很可能会听懂他所说的话。所以，翟理斯并没有刻意去杜撰一种新的注音体系来糊弄学生，相反，他直接使用简单的英语来表示汉语句子的读音。

《汉言无师自明》分为十一章，共67页。第一章：数字；第二章：游客；第三章：商人；第四章：一般用语；第五章：家庭主妇；第六章：运动家；第七章：在商店；第八章：买古玩；第九章：水手；第十章：语法；第十一章：词汇。全书比重最大的一个部分是词汇（共32页）。翟理斯选择的都是当时最实用的句子，同时，也是非常短的句子。而“第十章：语法”更是简略，只涉及了三个方面：1.“名词和形容词没有词尾变化：同样的词可以表示单复数。”2.“代词”。3.“动词在所有语气、时态（除过去式）、数和人称中都是一样的。过去式通常是在原来的词后面加上‘啦’、‘过’等来表示。”

1874年，翟理斯出版了《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这是一个辨析同形异义或同形异音字的汉语学习教材。翟理斯把他认为外国学生特别容易混淆的约1300个汉字，收入了《字学举隅》。同时，为了方便外国读者，翟理斯还在书后附了一个索引。这样一来，即使外国学生“不懂得某个字的发音，也可以找到这个字”，原因就在于“他只要能认得与之相似的字就行了”。比如，在该书的第一页，翟理斯收入了“人、入、八”等字。这三个字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会构成任何困难，但对于外国学生而言，则可能是无法逾越的鸿沟。翟理斯不仅对这些字注了音，而且以上标形式说明该字的声调。每个字的后面都标明了对应的英文。另外，学生还可以在该书附录找到相应的汉字。

1877年，翟理斯出版了《汕头方言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with a vocabulary），这本书的风格与《汉言无师自通》相似，收录了一些简单的汕头方言句子，还附上了词汇，并根据英语拼音法对这些句子和词汇注了音。

1919年，翟理斯出版了《百个最好的汉字》（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这是一本仅72页的小册子，但是，翟理斯说，“我为了设计这本书的体例费尽了心思”。该书的目的在于“帮助那些有意学习中文的学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学习中文，并不断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翟理斯的这本启蒙读物因其“价格低廉，携带方便”而受到了初学者的欢迎。在书中，翟理斯承诺，“只要掌握这I00个汉字，就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口语效果”。为此，翟理斯精挑细选了100个“最好的”汉字，并列出了一个相关的词汇表。他的用意在于，“有了这些词汇表，我们根据相关的情境造了一些新的句子。所以，学生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汉语了，而不必事先在头脑里装满了那些他可能从来都用不着的词汇。”至于如何使用该书，翟理斯建议说，“如果可能的话，这本书最好在中国当地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这样才能够比较好地辨别出音调，也有益于培养正确的发音”《百个最好的汉字》与《汉言无师自明》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教授汉语书面语，而后者则主要教授汉语口语。但是，翟理斯建议读者在使用时，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由于该书十分畅销，所以，翟理斯又应邀编写了《百个最好的汉字（二）》（The 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于1922年出时。出版商在新书目录中称：“翟理斯博士曾经将其成功学习中文的经验系统地运用于《百个最好的汉字（一）》中。此后，他大受鼓舞，又精心挑选了100个最好的汉字。只要你掌握了翟理斯博士精心挑选编排的200个汉字，你就可以在中文口语方面取得令人称奇的效果。”

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其中收录了韵体《三字经》和《千字文》英译文。翟理斯谈到自己翻译这两首诗的动机，其实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而是因为有一位传教士白纸黑字地指出，要把这两首诗译成英文韵诗几乎是不可能的”。翟理斯的《三字经》译文出版之后，各方面褒贬不一。有评论者指出，“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傻瓜则勇往直前”翟理斯本人也并不满意1873年这个译本，所以，1899年他决心重译《三字经》，并在译本中附上原文和详细的注释。1900年，翟理斯的《三字经》重译本推出时，有一位评论者指出，翟理斯翻译《三字经》是一种“大胆的行为”，译者也“颇具天赋”，但是，“如果译者能够将精力投注于其它方面，他就不至于徒劳无获了”。但是，翟理斯本人则认为这个“译本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相对于1873年的版本而言，这本书厚了许多。原译文才28页，这本书则178页。在序言部分，翟理斯简要介绍了《三字经》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他指出，《三字经》是中国儿童的启蒙读物，中国儿童在启蒙教育阶段都要把《三字经》牢记在心。翟理斯指出，对于“希望掌握中国书面语，希望养成汉语思维习惯的外人的而言，《三字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真正要想中国语言的外国学生如果模仿中国孩子的作法，也整本书背熟，就能掌握好中文。”翟理斯还指出，《三字经》作为启蒙读物，其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所以，“天主教传教和新教传教士为了宣传基督教，也出版了许多类似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形式上和标题上都与《三字经》非常相似.。甚至太平天国为建立一个新朝代，也发行了自己的《三字经》”，。翟理斯还指出，由于原文文字洗练，所以“许多外国翻译者根本不理解《三字经》的意思”。

翟理斯《三字经》英译文采用英汉对照的编排方式，而且每个汉字都注了音，每个音的右上角用阿拉伯数字（1-4）标明音调。注音下方的这些汉字在英语里的直译，右边才是真正的翻译。翟理斯还根据许慎的《说文》对每一个汉字的结构、意思、偏旁、部首进行了分析。另外，翟理斯还对诗文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典故进行了分析、介绍。如此编排，不仅方便了外国人领会《三字经》的意思，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而且还有助于他们掌握《三字经》所包含的500个汉字。从上文冗长的汉字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翟理斯的《三字经》译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翻译，而是着眼于如何学习汉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三字经》译本更像是一本汉语学习教材。

1874年，翟理斯又翻译了《闺训千字文》或《女千字文》（A Thousand-Character Essay for Girls）和《洗冤录》（Hsi Yuan Lu,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这两篇译文都发表于《中国评论》。1924年，翟理斯的《洗冤录》单行本问市。《洗冤录》被西方医学史家誉为“伟大的文化里程碑”而翟理斯的这个译本则被称为“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英译本。翟理斯第一次听说《洗冤录》是在1873年在宁波领事馆供职期间。他看到《洗冤录》之后，对中国文明又有了新的认识。之后，他将译稿投给《中国评论》。

1874年《中国评论》第三期刊出的翟理斯译本部分内容—《洗冤录或验尸官指南》—可以说是第一个英译本。此稿刊发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1924年，英国皇家医学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才将翟理斯的译稿全文收入该会论文集—《皇家医学会论文集》第17卷“医学史”专章（S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这个译本首先得到了医学界人士的认可，所以，翟理斯感慨地说，《洗冤录》在“那些我从未想到过的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1877年，翟理斯翻译出版了《佛国记》（C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又称《法显传》。翟理斯的这本《佛国记》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翻译和注释。1923年7月底，翟理斯重译并出版了《佛国记》新译本，新译本的英文书名为“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 D.）,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Retranslated by' N. A. Giles,With an Illustration and a Map”。1923年年底，这个译本因其印刷精美，还获得了“精美图书奖”。据翟理斯本人统计，当时的西方媒体中共有32篇评论文章，其中30篇对玄奘西天取经的经历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这个译本中，由于翟理斯指出佛教的“三位一体”观念早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并做出了“在玄奘西天取经的光芒之中，圣保罗之旅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一断言，所以，新译本也引起了不少教中人士的不满。1923年10月号的伦敦《东西方》杂志（The East and the West）就把翟理斯的这个译本骂得“一文不值”而且称翟理斯的前言“毫无学术性”，“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翟理斯觉得很可笑的是，《阿伯丁出版物及学术杂志》（Aberdeen Press and .Iournal）则认为这本书具有“学术性”。再者，《东西方》杂志上的书评认为，“玄奘西天取经”纯属“凭空想象出来的”。翟理斯反驳说，如果佛教徒也把基督教徒奉为神圣之物的基督教画像说成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基督教徒会怎么想呢?翟理斯指出，“这种有失水准的话还好是出于一本教务杂志”。

1878年，翟理斯完成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选译工作，翟理斯翻译了其中164则故事，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全的一个英译本。此译本1908年再版，此后一版再版，在西方很受欢迎。西方有些译本就是完全根据翟理斯的英译本转译的。

1883年，翟理斯自费印刷了一本《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这本书中，翟理斯“翻译了不同时期中国著名散文作家的‘优雅的’散文‘片断’，所有翻译均为首次翻译”。1884年，翟理斯通过他的朋友伯纳德.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1819-1899）出版这本书。该书装帧精美，封面是用篆书题写的书名—“古文选珍”，封底是一篇中文短序。1884年4月，远东报纸《先锋》（Pioneer）发表书评称：“英语读者苦苦搜寻，但都无法找到一些关于中国总体文学 （general literature）的文字，哪怕一丁点介绍性的文字也好。理雅各博士所做的巨大努力确实使猎奇者可以轻易地得到儒家经典；但是，中国大量的文学作品现在仍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新近出版的《古文选珍》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从这一评论可以看出，《古文选珍》在编撰体例上采取了当时西方流行的“总体文学”这个概念，即从整体上评价一个国家的文学。从这种意思上来说，翟理斯是第一个将“总体文学”运用于中国文学的英国汉学家。

1883年10月，翟理斯又出版了一本《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其中选译了大量中国古诗。

1922年，《古文选珍》第二版出版。第二版《古文选珍》是在修订、增补第一版的《古文选珍》和《古今诗选》的基础上完成的。新版的《古文选珍》分为两卷：散文卷和诗歌卷。《古文选珍》基本上按照中国历史朝代进行划分，散文卷节译了老子、孔子、屈原、庄子、沐玉、孟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汉文帝、晃错、汉武帝、王充、法显、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司马光、苏东坡、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曹香芹、蒲松龄、袁枚、曾国藩、谭嗣同、袁世凯、梁启超等89个作家的186篇作品。虽然此卷冠以散文卷，但是，其中也收入了不少诗人的作品，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不过，在翻译《琵琶行》时，翟理斯所采取的是散文体而非韵体。诗歌卷翻译了屈原、宋玉、曹植、陶渊明、贺知章、陈子昂、李白、王昌龄、张九龄、韩愈、元镇、李商隐、欧阳修、黄庭坚、苏东坡、陆游、蒲松龄、秋瑾等人的诗歌。

这本书一个特点是选取的作品多，题材极其丰富，或伤感、或激昂，或抒怀，或写景，长短不一，所以“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手翻翻，读上十来分钟，想必他一定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让他思考1个小时的内容”翟理斯的《古文选珍》散文卷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每一个作者的姓名下方都有一个简单扼要的生平介绍。这些生平读起来也是非常生动有趣的，评论者指出，“《古文选珍》将消除我们对中国的错误看法，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仅仅是一个商人的国度，是一个没有宗教、没有艺术的国度，但我们错了。”

1889年1月，《庄子：神秘主义者、伦理学家、社会改革家》（ChuangTz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出版，该书翻译工作历时整整两年时间。相对于老子而言，西方学者对于庄子的研究并不多。翟理斯的《庄子》译本分为三大部分：引言、庄子哲学札记、译文。在引言中，翟理斯称，在翻译时，他会根据“中国的传统作法，将我自己的评论也夹杂在译文之中。我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庄子引用的典故，以及庄子所传达的微妙的，时常又是隐晦的意思”。《庄子》译本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翟理斯通过自己的传神妙笔，将庄子哲学之精华传递给英国读者，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神秘魅力。评论者认为，在翟理斯的笔下，庄子的“形象和智慧都充满了魅力”，这对于“西方了解中国与中国人是很有帮助的”。

1925年，出版《中国笑话选》（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book）。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性情比较郁闷，说中国人好比是斯芬克斯，没有笑的能力”，翟理斯为了消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他觉得很有必要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幽默。在该书序言部分，翟理斯指出，“本书的宗旨在于展示中国人智慧与幽默的一面……除此之外，这些笑话还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中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行为、语言和思想”。这本书共翻译了清代游戏人生所著的《笑林广记》中的笑话242则。翟理斯在选译《笑林广记》时将所谓的“不入流的”笑话剔除得一干二净，并根据英国读者的品味对文字进行了修饰，读之令人捧腹。

1905年，出版了《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这本著作译介了自远古时期直至明末（1644年）的中国艺术评论家、画家的著作和作品，如阎立本、张孝师、吴道员、赵大年、王世贞、王羲之等等。翟理斯称“就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而言，这都是第一本中国绘画史”。翟理斯说，欧洲人偶尔会提及中国绘画，但是，他们往往是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画，翟理斯回顾了欧洲对中国绘画理论的译介情况，指出这是第一本此类的著作，第一次大量译介了中国画家、画评家的大量权威作品。该书还配有12幅完整的中国画，这些画的挑选和评论工作是由当时供职于大英博物馆的著名诗人、艺术评论家Lawrence Binyon提供的。“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这本著作大受欢迎”。1918年，翟理斯新增了十几张中国画，增加了40页，与第一版美编再度合作推出了该书第二版。但是，《新中国评论》的评论文章指出，“这部作品并非一部关于绘画的作品，翟理斯教授并不具备中国艺术的批评能力，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他在本书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一名熟练的翻译，他为我们翻译了从大量关于中国绘画的著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画家的著作，并从中选出了大量有趣的、琐碎的故事和批评”而且“这些轶闻趣事有些是根本没用的、毫无意义的，有些批评是非常幼稚的”。但书评者对该书美编所做的批评评价很高，而且指出，“如果这些画是彩色的，那就太好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名翻译家，翟理斯由于涉猎范围过广，在从事某些内容的翻译时，难免力不从心，难免与专业人士会有一定的差距。

1911年，编译出版《中国神话故事》（Chinese Fairy Tales），列入“高恩国际图书馆”（Govan's International Library）书系出版。此书的神话故事取材广泛，其中也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如其中的“石猴”（The Stone Monkey）译自《西游记》。但是，翟理斯认为《西游记》既是一部“著名的作品”，也是一部“低级的作品”。

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出版《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这本小书汇集了一些结构特殊的中国习语，当时，“这些内容尚未引起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学者们的注意”。

1878年，出版《关于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翟理斯于“三年半”前就开始从“日常交谈和报刊杂志”中收集远东地区时兴的“术语、书目、理语、短语”。这些内容全部按字母表顺序排列，每一个条目之下还有一个简短的解释，有些是历史性的说明，有些则是词源的说明。“这本书为我们了解远东问题提供了一个捷径。这本书一定会受到那些既没有机会来远东，也没有相关书籍了解远东信息的人们的欢迎”。

1892年1月，开始出版《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第一卷，11月，三卷全部出齐。这本字典“被认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

1897年，出版《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一卷，1898年出版第二卷。这本辞典共xii+1022页，其中收录了中国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历史学家的传记2579条。傅尚霖认为，《古今姓氏族谱》是一部“开拓性的作品，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姓氏族谱》比中国近代第一部人物传记辞典早十年。而且，他（翟理斯）是在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完成这本辞典的编撰的。”法兰西学院〔the French Academy〕还因此向翟理斯颁发了人们梦寐以求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1898年，翟理斯任剑桥第二任汉学教授兼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库负责人之后整理出版《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此后，由于藏书日益增多，所以，翟理斯又于1915年编写出版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威氏文库汉、满文书续编目录》（A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这两本目录不仅方便了后世学者，提高了剑桥大学图书馆汉籍的利用率，而且在目录编写方法上也超过了当时西方通用的一些编目法。傅尚霖指出，翟理斯的这两本目录是根据“中国古典分类法对威妥玛藏书进行的系统编目。道格思也对大英博物馆的藏书进行了编目，但翟理斯的编目比道格思的目录高明多了，道格思目录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1875年，翟理斯出版了《中国札记》（Chinese Sketches）。这本书汇集了翟理斯历年来发表的报刊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曾在《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上发表，另外也收入一些新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和习俗的方方面面面，如妇女的地位、文学、医学、当铺、占卜、赌博、和尚、文字、迷信、新年、鸦片、风水、基督教、反基督的打油诗等等。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民族，他们非常不诚实、非常残忍、完全堕落。鸦片——一种比杜松子酒更为可怕的灾祸一一正在他们中间泛滥。只有强有力地推行基督教才能避免中华帝国迅速地走向彻底的灭亡”。但是，翟理斯则指出，“在中国8年的经历则告诉我，中国人是一个勤劳、清醒、乐天的民族，在西方人的财富与文化、恶习与灾难面对，中国人处于一个居中的位置。”

总的说来，翟理斯的这本《中国札记》对于改变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77年，出版《从汕头到广州》［From Swatow to Canton（Overland）］。写作本书时，翟理斯任英国驻汕头领事馆代领事，受上级委派，他从陆路取道潮州府和嘉应州，前往惠州府，敦促中国政府就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1846-1875）公布云南公告（Yunnan Proclamation）。为此，翟理斯在“如画的风景中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月—除了中国人和客家人之外，与其他人完全隔绝”。这本书就是翟理斯的旅途见闻录。书中有些对基督教的不敬之辞，引起了部分教中人士的不满。

1878年10月，翟理斯在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馆代理领事期间出版了《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翟理斯自称此书“毫无价值”，因为它的内容无非就是“一些热门景点的评论”而已，然后就是“一份居民名单”。但是，该书第一版很快就告罄了。有些外国侨民甚至“把它当成是圣诞卡寄给了自己的英国朋友”。但有趣的是，翟理斯对于鼓浪屿日光岩上的石刻“鼓浪洞天、鹭江第一”几个字的翻译，却成了厦门景观石刻的最早英译文。

I879年9月，出版《论卫三畏博士的<；汉英拼音字典>；的某些翻译及误译》（On Some Translat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Dr Williams’Syllabic Dictionary）一书。早在1874年，翟理斯曾发表书评，指出了卫三畏博士的《汉英拼音字典》中的许多“荒唐的错误，还有一些删节过多的地方，”在书中，翟理斯列出了300来个错误的翻译，并着重批评了卫三畏的注音法了，认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采用当时通用的注音法。

1880年，出版《中国共济会》（Freemasonry in China）一书。多年来，翟理斯一直是共济会的一个成员。到中国之后，他又成了厦门共济会分会主帅（Worship Master），香港大区分会太保（Senior Warden），而且还是福州共济会分会第一任主帅。由于自1870年以来，不少人一直问翟理斯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共济会?”本书是翟理斯在共济会中的演讲集，也是翟理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翟理斯指出，“虽然中国类似的秘密社团由来已久，但是，我们所理解的共济中国并没有”’。

1882年，《历史上的中国及其它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这本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朝代概述。共分为六个章节，简要地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翟理斯说他在写作这些章节时，“已经尽量压缩和删节，因为尽管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英国大众对中国事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并不感兴趣”。在叙述中国历史时，翟理斯还夹杂介绍了中国文学，并节译了部分内容。2.法律概述。简要介绍了大清律例，并翻译了12个真实的案例。3.其它概述。主要论及中国教育、汉语书面语、中国之火葬、中国扇子、催眠术、占卜写板、招魂说、围棋、中国姓、中国共济会。

1902年，出版《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一书。1902年，翟理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首任天龙（Dean Lung）汉学讲座基金设立庆典嘉宾，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了六场讲座。此书即为翟理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场讲座演讲稿。翟理斯指出，“这些讲座并不是开给高级学者听的，这些讲座的目的仅仅是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的兴趣而已……”。这六个讲座分别为：1.中国语言；2.一个中文书库（即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库）；3.民主中国：4.中国和古希腊：5.道教：6.某些中国礼节与习俗。1912年，翟理斯写了六篇关于中国日常话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属于儿童读物之列。这些文章是附图出版的，题目也是《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这些文章在3月至8月间刊于《圣乔治杂志》（St George 's Magazine） o翟理斯把这些文章汇编在一起，题为《婴儿中国》（Baby China）。

1905年，出版《中国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该书是康斯特布尔出版公司（Constable Co.）推出的《宗教：古代与现代》（Religions：Ancient and Modern）丛书的一种。该书分为五章：1.古代信仰；2.儒教；3.道教；4.唯物主义；5.佛教及其它宗教。翟理斯主要采取的是名词解释的写作方式，即先给出与该宗教有关的术语或关键词，然后加以解释，从而使各大宗教的概念及主旨都能够得到较好的说明。评论称，“此书目的不在于批评，而在于以最简略的方式勾勒中国宗教的特色”。在论述道教时，翟理斯仍然保持了他一贯的观点：现有文献不足以证明老子确有其人，《道德经》中真实的部分非常有限。

1906年，出版《耀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耀山笔记》收录的文章大多为学术争鸣性质的文章，文章涉及面非常广，包括王母、孝、老子和《道德经》、口技、中国足球、马球、指南针、鸦片、酗酒、裹脚、漫画、溺婴等诸多内容。既有刨根结底，追本溯源类的考证文章，也有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类的杂文。这些文章可读性很强，翟理斯好斗的特性跃然纸上，读来饶有趣味。当然由于涉及的内容过于广泛，同时，也由于资料有所欠缺，或没有中国助手的帮助，或急于想将个人发现公诸于众，翟理斯的《翟山笔记》也难免有考证不全的地方，所下的结论也难免有些简单武断。

1911年，出版《中国之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列入威廉斯一诺加特公司（Williams and Norgate）的“家庭大学图书馆”（The HomeUniversity Library） 书系。在该书序言部分，翟理斯明确说明了写作该书的目的：“《中国之文明》一书的主旨在于粗略勾勒中国文明史”。其目标读者群是“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读者”，翟理斯希望借此“引起读者对中国文明的广泛兴趣，从而对它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全书共分为12个部分，1.封建时代；2.法律与政治；3.宗教与迷信；4.公元200年至1200年；5.妇女与儿童：6.文学与教育：7，哲学与运动：8，娱乐；9.元朝，1260-1368； 10.明清时期，1368-1911； 11.中国人与外国人；12.展望未来。在这本书的最后，翟理斯写道：“如果满清统治者能够把握眼下的机会，那么就算是举国上下动荡不安，他们完全有可能继续昔日的荣耀，这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极其有利的。但是，如果他们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很可能中华帝国要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中国就会再度成为一个熔炉，经过这个熔炉的砺炼之后，中国会像以往所有时候一样，变得更为圣洁、更为强大”。由于此文发表于辛亥革命前夕，这段话使翟理斯一跃成为“伦敦报人笔下的先知”。

1912年，撰写《中国和满人》（China and the Manchus） 一书，列入“剑桥科学与文学文丛”（The Cambridge Manual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出版。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清朝史，从女真和契丹一直写到孙中山。除了前两章之外，此书主要以清代历任帝王为章节名。这本书的奇特之处是它的封面：一张古代女真鞑靼图，选自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明刊孤本《异域图志》。

1924年，出版《中国之动荡：狂想曲》（Chaos in China - A Rhapsody）一书。翟理斯对当时中国的动荡局势进行了思考，并对儒家经典和道德为当代人所忽视而深表遗憾。另外，鉴于庚子赔款应该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所以，翟理斯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份庚子赔款（the Boxer Indemnity）使用计划书。

此后，由于年事渐高，翟理斯也日渐疏于著述，只有若干篇杂文行世。1928年10月，当《中国电讯报》（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向他约稿时，他只能用“一张图”’来代替了。他准备将晚年的时光用在“更重要的工作”上，如（华英字典）（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等，他还准备为自己的中国藏书编一个目录。与此同时，他把自己座落于剑桥塞尔温花园（Selwyn Gardens Cambridge） 10号的家装点得如同中国文人的书斋一般，尽情地徜徉于日渐远去的中国记忆中。琴、棋、书、画――中国文人必不可缺的所有陈设，在翟理斯的家中应有尽有，墙上还挂有“一些佛教的画像和一个从汕头附近的莲花山的一座庙宇里买来的锣”。他就在自己营造的中国氛围中，安享着晚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中国文学的传播过程中，翟氏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第一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国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的悠久发展过程中的概貌——虽然尚有欠缺与谬误，但它无异向英国读者指点与呈现了一个富于异国风味的文学长廊。这本著作1901年由伦敦的威廉?海涅曼公司出版，作者在序言中不无自豪地说：“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包括中文，这本著作是最早为中国文学写史的尝试。”书中译介诸如“诗经”、“楚辞”、“左传”和“聊斋志异”、“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许多经典作品。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19世纪以来英国译介中国文学的第一个杰出成果，翟理斯着手写这部中国文学史时，已接替去世的威妥玛担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这是汉学的最高荣誉。他写这部文学史是多年以来学识积归水到渠成的结晶。翟氏具备了比他同时代人更充分的写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条件。翟理斯22岁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他热爱中国文化，广收博览，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以前已编译了《中国文学精华》诗歌、散文两卷，编纂浩大的《华英字典》，著有多种汉学著作。这些都使他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及人物有了充分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其次，欧洲其他汉学家研究成果也为翟氏铺下了道路。第三，对于文学史的撰写，更重要的还需有“史”的意识和“总体概念”，这一点翟氏是非常自觉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翟氏对中国文学所做的总体描述，同时也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运用西方学术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建构。

翟理斯这本文学史基本上以朝代为序，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八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名之为“封建时期”，即我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头部分论述神话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及文字的起源。作为文学作品介绍了“四书”、“五经”，《诗经》是作为“五经”之一。“各体文学作品”中谈了《孙子兵法》、《尔雅》、《荀子》、《孔子家语》、《穆天子传》等。另外专章介绍诗，主要介绍屈原、宋玉，“道家”一章介绍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等。

第二个时期是汉代。开头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用大段文字介绍了李陵、《三字经》、陆文殊，介绍了刘向父子及《三国志》、杨雄、王充、戴昀、枚乘、潘夫人等。专章介绍了司马迁，论述了佛教的传人及其影响。

第三个时期是“小朝廷”，即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介绍了建安七子、陶渊明、鲍照、萧衍、谢道衡、范晔、萧统、沈约等。

第四个时期是唐代，先介绍了中国诗及其韵律，然后介绍王勃、陈子昂、孟浩然、王维等诗人，重点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司空图，并译他们多首诗。散文重点介绍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运动”。

第五个时期是宋代。首先介绍活字印刷的发明及其影响，重点介绍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三苏和黄庭坚诗文创作，全文翻译了苏轼《前赤壁赋》，介绍了理学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邵雍的发展。他没有介绍词，但他谈了唐诗到宋诗衰弱的原因，并且认为宋诗不如唐诗是因为宋人专心于散文。还专章介绍了韵书、百科全书和法医学。

第六个时期是元代。翟氏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戏剧的起源并下溯到19世纪末，说明中国戏剧的特色，指出中国当时还不知“悲剧”这名称。在小说部分他把中国小说归为四种题材：侵略与阴谋、爱情与通奸、迷信、绿林好汉。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放在一起讨论（其实《西游记》成书年月在明代中叶）。

第七个时期是明代。先介绍各体文学，既有诗人，又有《永乐大典》、《本草纲目》等；小说主要介绍《金瓶梅》、《玉娇梨》、《列国志》、《镜花缘》、《平山冷燕》、《二度梅》等作品；戏剧则介绍了高则诚《琵琶记》；诗文则谈宋廉、方孝儒、谢榛、宗臣等作家。

第八个时期是清代。重点介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译介了“瞳人语”、“崂山道士”、“种梨”、“婴宁”、“凤仙”等故事，花了30余页介绍《红楼梦》，除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小说等寥寥几句评论外，几乎全是故事情节译述。接着介绍了伟大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文史的贡献，诗人则介绍了顾炎武、蓝鼎元、袁枚、赵翼。

这八个时期体例上大致相同，后面几个时期皆有“小说、戏曲”一章，并且没有忽视民间文学。在体例上翟氏特别注意文学流程的“史”的观念。首先注意了文学媒介工具即文字语言的变迁情况，如汉朝涉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字书的产生对文字规范化所起的作用；宋代则讨论了韵书、辞书及文献学发展情况，介绍了活字印刷的发明。其次顾及影响文学发展的其他文化思潮，如佛教的传入，西汉经学的发展。再次，所译介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根据文学观念的演变情况来进行选择。

除体例上的特点外，翟氏还带着一个西方学者介绍中国文学不可避免的特点，一是翟氏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人立场上来评价和选译中国文学，如对于我们认为不属文学范畴的天文、医学、园艺甚至饮食等方面的著作，他加以大力引介，二是他往往把中国作家、作品与西方作家、作品相类比，如看《红楼梦》想到英伦之斐尔丁的作品，《西游记》令人想起《天路历程》。三是整本书译述文字占了相当大篇幅，有的几乎整个都是译述。比如“聊斋—红楼梦”一章，对《聊斋志异》还有一段谈其辨好坏、劝善惩恶主题的文字，而对于《红楼梦》则几乎全是故事情节译述。实际上这是汉学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特征，也是每个介绍他国文学的作者不可避免的情况。这是因为一般的西方读者不要说读过，甚至可能都没接触过某些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顾评陟高论，恐怕只能是以玄对空，徒劳无益。另一方也是由于汉学发展初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有深度的见解。

综上所述，翟氏这部文学史，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还是相当丰富和实事求是的，其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第一次从“史”的意识上整体把握中国文学。这是中国人前所未做的。在序言中翟氏批评中国学者无休止地沉湎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中，而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研究上几千年却止步不前。

二是翟氏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出发，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学体裁。他把中国传统上视为“野史稗闻”，“街谈巷语”的小说、戏剧、民间文学搬到了文学的正堂大殿。他介绍了道学家、“正人君子”不耻为谈的《金瓶梅》，对“怪力乱神”的《聊斋志异》大加介绍。

三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上开了先河。翟氏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辅以专章作家、作品介绍，先总后分，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体例的基形。

四是翟氏注意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专章介绍了佛教传入及其影响。这正是其超出他同时代文学史之处。

五是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从一鳞半爪的印象到系统的了解，尽管这个概貌并不很全面。同时，本书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文笔流畅，准确易晓，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读本，也是19世纪欧洲汉学水平和译介成就的总结。

翟理斯前后花20年时间编出了一部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于1892年由Kelly and Welsh公司出版。此后，他又花20年时间对这部词典进行修订，于1912年出版了三卷本增订版（reveal. Ed.,1912,Kelly and Welsh，在上海、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横滨四地同时发行）。这部巨型词典直到1968年还在美国重印。该书在上海印行初版时，Kelly and Welsh公司为排印这部巨著，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字车间，雇用熟练的中国排字工专事中文排版，并聘请一批精通中英文的饱学之士专门负责审读校样，经过整整两年才完成排版。

翟理斯的这部巨著共收汉文单字13838个，单字与多字条目分开另栏排，每个单字都有编号并给出其多项英文释义，多字条目的收录数量更是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任何一部汉英词典。整部词典正文6栏排（单字栏较窄，多字条目栏较宽），大16开本，正文共1710页，并设有多种附录，内容极其丰富。

这部词典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词目编排已初步具有科学性。翟氏悉心研究汉字读音，以汉文单字为领头词，下设多字词目。领头的汉字完全按照翟氏加以改进了的威妥玛式罗马字注音系统排序（同音同调的再按笔画多少排列先后顺序），这套注音系统后被人称为Wade-Giles Sys-tem（威妥玛一翟理斯注音系统）。词典所收的每个汉字大都有详尽的注音，不仅按《佩文韵府》注出音韵，而且注出多种方言的读音。

二、收录的内容极其丰富。整部词典收汉语单字13838个，对每个单字都给出了其不同词义的多个英语释文（对应词或说明性释义），起领头词作用的单字条目下所收的多字条目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不仅有单词、短句，还有完整句；不仅有本字领头的词，还有本字为词尾的逆引词或逆引短语（如“双”字下的“好事成双”等）和立目字居于中间的词或短语（如“双”字下的“名利双收”）。所收词目有文言和书面词语，有口语和里俗词语，有专名也有成语、谚语、惯用语，全书所收多字条目粗略统计10万条。

三、释义细胜，英语译文准确。翟理斯精通汉语，前后积四十年之功编写和修订他的词典，特别是就其1912年的修订版来看，除去极其个别的词条外，少有因误解汉字或汉文词语的本义而产生的荒唐错讹。翟理斯对汉语单字分项释义，文字细腻，追本溯源。

四、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翟理斯词典对于文化局限词的历史背景和典故解说详细，如“精卫衔石”条的释文追本溯源长达16行。其极端的例子是，“北京”有60多个不同的名称，在翟理斯词典中竟被收罗无遗！ 这部字典还设了6个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附表：⑴官职等级标志表。列出清朝一至九品文武官员官帽上顶子的颜色与质地，官服上补子图案说明，⑵姓氏表。列出从《图书集成》和《百家姓》中汇集起来的中国姓氏 2000 多个，其中单姓 1800 多个，复姓 230 多个，三字姓17个，四字姓3个。分别按威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⑶中国朝代表。分为略表和年表。略表列出自“五帝纪”至“清朝”各朝代表。年表列出历朝帝王的年表和年号。⑷地理表。分别列出中国各省、府和内外蒙古各部落的名称。⑸历法表。分别列出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中国十二个月份名称，如，二月为杏月，三月为桃月，八月为桂月等；及中国的天干地支和十二时辰等。⑹杂表。包括中国的数字，即汉字数字及其大写形式； 用于计算的汉字码字； 中国的十进位数字，如：十、百、千、万、分、厘、毫等。从这些附表内容可见翟理斯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历法等一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并颇有造诣。

另外，它的检索手段也是比较完善的。正文按威妥玛拼音系统的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同形异音字互设参见项。另设汉字偏旁部首索引，读者可以按汉字部首笔画检索。它共列出214 个部首，较《现代汉语词典》所列的189 个部首多出 25 个。它还附一个按笔画排列的难字与简体字表，从中可以检索通过偏旁部首不易检索 的字和一些简体字。由于编著的《华英字典》无论在收字、词量、附表内容的广泛上，还是在中国方言和汉字读音、汉字拉丁字母拼音体系确立、检索手段的完备上，都是在它之前英美出版的几部汉英字典所无法比拟的。尽管有些学者对这部字典有所微词，但是在汉英字典编纂史上，它仍不愧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经典之作。一方面，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西方人学习、了解、研究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对汉英词典的编纂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它之后出版的汉英词典在编纂体例、检索方式和附录设置等方面大都借鉴和沿用它的一些做法，因此它又称得上是汉英词典的奠基之作。时至今日，仅就它所涵盖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研究西方汉学和对外翻译介绍中国历史文献仍不失为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台湾就于1972 年重新印刷出版了这部字典的 1912 年版本。

五、翟理斯词典的致命伤。然而，尽管有以上种种长处，这部词典却存在着一个影响了它的使用价值和学术质量的致命伤，即收录词条无任何科学标准和系统性，复字条目的排序极其凌乱，几乎全都是“信手拈来”，既不按音排序，也不按笔画或部首排序，逆引词和以本字为首字的正序词混排，杂乱无章，无从检索。同时，有些词条既非常用短语、成语或惯用语，又非名言警句，甚至不是意思完整的一句话。除此之外，词典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缺点：过多地收录方言（特别是沪杭一带的方言）；极少收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经大量涌入汉文书报刊中的新词（其1912年修订版依然故我）；个别汉语字、词的英语释义不准确以致有误等，则是外国人所编汉英词典的通病。

不过，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这些缺点毕竟瑕不掩瑜，从总体上讲，它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汉英词典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翟理斯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曾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终生都在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他勤于著述，研究范围遍及中国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绘画等诸多领域，同时还有不少语言教材行世。他撰写了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中国绘画史、第一部英文中国人物传记词典，他所编撰的《华英字典》影响了几代外国学生，经他修改和确立后的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风行80余年而不衰。他的翻译涉及面非常之广，从《三字经》到《洗冤录》，从《佛国记》到《庄子》，他均有涉猎。他所翻译的《聊斋志异》至今仍是最全的一个英文译本，他的《古文选珍》第一次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中国数千年来散文、诗歌的恒久魅力。他的译笔以“优雅、鲜活、生机盎然”而著称，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使“汉学人性化了”。因此，翟理斯两度荣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1898,1911）、皇家亚洲学会三年一度的金奖（1922）、中华民国政府嘉禾章（1922），获阿伯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7）、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4），并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主席（1885）、法兰西学院海外通讯院士（1924）。

《中国概要》（1876）；

《历史上的中国及其概述》（1882）；

《华英字典》（1892）；

《中国文学史》（1901）；

《中国的文明》（1911）；

《中国和满人》（1912）；

《中国与汉人》（1912）；

《中国文学精华》（上海别发洋行，1883年）；

《聊斋志异》；

《洗冤录》；

《佛国记》。

1898年、1911年，翟理斯（Herbert Giles）获得“儒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