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是作为宋代诗歌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虽然其成就不如唐诗﹐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的个人成就　以王禹偁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昆体影响为最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

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 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腐败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

王安石《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於议论的特点﹐读後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於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苏诗《题西林壁》﹐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1053～1101)等﹐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轼不同。

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後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於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最后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著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

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

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宋诗与唐诗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的观点有这么几点：一点是，认为宋诗和唐诗的不同，就是人文意象占主导地位。古典诗歌的意象，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然的意象，就是日月星辰、山川风物，自然界的意象；另外一种意象是人文的意象，就是历史文化遗存的意象，这种人文意象更多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所以，宋诗的一个特点是用典比较多——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自然意象，但是自然意象在宋诗里面不占主导地位。这被认为是宋诗的一个特点、一个特征。

第二点，认为宋诗的文化的蕴涵、艺术风格和唐诗不一样。这个观点主要认为宋诗是宋代文化的产物。研究宋代文学、宋诗、宋词的人，都喜欢引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到了赵宋王朝便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这个成熟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也反映在哲学上、历史上。历史方面有《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出现；哲学方面，有朱熹这样的哲学家出现；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占了六家，宋诗也还可以，还有宋词；宋代的文人画、书法也是这样。所以，唐宋诗的区别，就是宋代文化与唐代文化的区别。

第三点，大家认为，宋诗的成就、特点，就在于它和唐诗不一样，这也是它高出元诗和明诗的地方。因为实际讲诗歌创作，虽然说“诗必盛唐”是明代提出来的，但元代的诗人就开始强调诗歌要学唐人了。但是学唐人学得再好，你会超过李白、超过杜甫吗？艺术贵在创新，没有自己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在艺术史、文学史上就留存不下来。宋诗不管怎么说，跟唐诗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还有一点认为，宋诗从整体上来说，它追求一种格调，风格典雅。宋诗的美，是一种什么美呢？我们提出一个观点，是一种老境的美，就是渐入老境。老境的美就是一种平淡的美，是老树著花的美。所以，宋诗的这种代表，像黄庭坚，他的风格就是一种瘦硬的风格。瘦硬就是他尽量避免用很多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形容、比喻这样的词句，尽量避免用华丽词藻。比较华丽的词藻往往是在人的感情比较丰富的时候用，而宋诗里面没有这种，它都是比较平淡的；而且，从苏东坡开始到黄庭坚，他们都把平淡作为了诗人诗歌创作风格成熟的最高标志。

唐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据了最光彩的一页。宋诗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宋诗和唐诗相比，也有创作风格的不同。

（1）唐诗善于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的方式出之，以情韵取胜；宋诗则多喜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

（2）唐诗多以强烈的激情去感受现实生活，重视生活感受的直接抒发和描写，显得浑厚博大；宋诗多以冷静

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以方学为诗”比较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

（3）唐诗语言流丽；宋诗则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中，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概括简单概括了两者的特点：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它们不同之处在于：

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分析了二者一脉相承性：

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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