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_中国唐末五代时文学家、诗人、辞赋家

罗隐

中国唐末五代时文学家、诗人、辞赋家

罗隐（833年2月16日－909年1月26日），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中国唐末五代时文学家、诗人、辞赋家。

人物生平

才名初显

唐文宗大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833年2月16日），罗隐（原名罗横）出生于杭州新城中一个“姓氏单寒”之家。

罗隐早慧能文，自称“弱冠负文翰”。他志向远大，关心时事，善于辞令，有辩才，曾自述道：“生少时自道有言语。”这一段自由的生活使他初步养成了狂放的性格；诗文创作上逐渐形成了“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无忘于谏猎”的特色。他的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与另外两个同族才子被合称为“三罗”，即罗隐、罗虬、罗邺。

十上不第

罗隐和许多人一样也想借助科举踏入仕途，一展宏志。大中十三年（859年）由江西南康取解，途经江陵拜见宰相白敏中请求援引，时为严冬。年底到京师应进士试。落第后北游同州、夏州等地。

咸通二年（861年）前后，游河中府、晋州等地。

咸通三年（862年），罗隐困居长安，到咸通八年（867年）完成《谗书》五卷。

咸通九年（868年），在苏州、越州等地，因庞勋起义爆发而未能进京赴次年春试。

咸通十一年（870年）夏秋，一直在河中府（蒲津）参加秋试取解。

咸通十二年（871年）春，在礼部试失利后，罗隐上书湖南观察使于瑰求职，当年夏得衡阳县主簿。冬十月，乞假东归，途中作《湘南应用集序》。

咸通十三年（872年），东归途中作诗《赠妓云英》。

乾符元年（874年）春，离开长安东游大梁（今河南开封），在大梁一带流落二年。

乾符三年（876年）在京兆府秋试入“十等第”，但罢举未参加乾符四年（877年）礼部春试，可能是因为父亲病故，回乡丁忧。乾符四年（877年），又入京兆府“十等第”。

乾符五年（878年）春，罗隐在落第后南游夏口（今湖北武汉）、蕲州（今湖北蕲春），有文《投前夏口韦尚书启》《投蕲州裴员外》及诗《送蕲州裴员外》，后东归。

罗隐自大中末年“初赴举”，总共考了十多次，但因他相貌“不扬”、个性孤傲，诗文锋芒毕露，讽刺得罪了诸多当权者，始终榜上无名。最终他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并因此改名隐。

隐居池州

在乾符六年（879年），长江以北已被黄巢起义军所据，故而罗隐于广明元年（880年）北上受阻，只能与宗人罗鄂、罗邺及杜荀鹤、张乔等人一起隐居池州的九华山。《唐诗纪事》所谓“广明中，池守窦潏，营墅居之”，是说当时的池州刺史专门营造别墅供罗隐居住。

中和三年（883年），罗隐离开池州，游郑州等地，次年（884年）投靠镇海节度使周宝，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期间，与僧人处默交游。

归仕吴越

光启三年（887年），五十五岁的罗隐投靠杭州刺史钱镠，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决定。半生不遇的他受到了钱镠的喜爱器重，被任命为钱塘县令，又拜著作佐郎。

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充镇海军节度使后，征任罗隐为镇海军掌书记。

乾宁四年（897年），罗隐代钱镠起草“谢赐铁券表”（《代武肃王钱镠谢赐钱券表》）。

光化三年（900年），罗隐任镇海军观察判官。

天祐元年（904年），罗隐奉钱镠之命，从瑞安乘木船而上溯江口，步行至莒江涤头村（今属浙江新浦乡）寻访寓贤吴畦（原平章事谏议大夫）出山辅政。

天祐三年（906年），转司勋郎中，充任镇海节度判官。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罗隐曾劝说钱镠举兵讨梁，未能用。罗隐约在此后正式受箓入道。后梁朝廷以谏议大夫征他入朝，但他未受命。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钱镠表授罗隐为给事中。此年前后，他与罗衮唱和。

晚年去世

开平三年（909年），罗隐调任盐铁发运使（一作副使）。同年十二月十三日（910年1月26日），罗隐去世。

主要影响

文学

地位及影响

罗隐在咸通、乾符中与宗人罗邺、罗虬并称，又与同乡诗人章碣齐名。当时有人将罗隐与前辈诗人温庭筠、李商隐合称“三オ子”，说他们三人先后受知于宰相令狐绹。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登进士第，罗隐以诗贺之，令狐绹对儿子说：“我并不为你及第而高兴，高兴的是你得到罗公的一篇作品罢了。”可见令狐绹对罗隐诗名的崇拜程度更甚于“温李”。

在晚唐众多出色的诗人群体中，罗隐历来被后世文史论家列为以白居易诗歌为创作典范的通俗派，亦称“香山体”诗派。罗隐的诗歌远承杜甫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入世精神，近踪白居易通俗讽喻的创作思想，勇敢地以诗笔抗争社会的黑暗，抨击社会的弊政，反映社会的民生疾苦，抒写个人的坎坷遭遇。其诗兴感流丽，笔力恣放，有沉郁苍凉之致，而语言浅切明畅，平易通俗，参以议论，虽不免有时流于粗率，然终是晩唐一代名家风范。

题材与风格

罗隐诗歌按照题材来划分略可分为四种：咏史怀古诗、献酬寄赠诗、感怀行旅诗和咏物讽喻诗。体裁形式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为主，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及乐府诗数量很少且文学价值不高。其中最为后世所看重的是咏史怀古的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

罗隐诗歌中最为诗评家所欣赏的是其忧愤冷峻的咏史怀古诗。罗隐的咏史怀古诗承继了左思的论体咏史诗的传统，借古讽今，妙用翻案，在晚唐众多平庸的咏史怀古诗中独树一帜，峭然不群。元人方回的《瀛奎律髓》卷三“怀古类一七言”共收录唐宋诗人咏史怀古诗七十八首，而罗隐一人就占了八首，可见其咏史怀古诗的艺术成就为后人所重视的程度。

罗隐咏史怀古诗议论多且见解高妙，翻案得当，如世人传咏的《西施》，通篇议论，婉转曲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人祸水论”，与其《谗书》卷五《拾甲子年事》一文中反对“谋及妇人者必亡”谬论的进步思想一脉相承，显然比唐代很多诗人把“安史之乱”归咎于杨贵妃的见解要进步得多。其《筹笔驿》“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二句，直抒感慨，绝无傍依。“时”“运”二字，剔除其唯心主义成分，应是历史发展趋势的意思。与李商隐同名诗作比较而看，虽少神韵，但言辞浅易，理致深远。其《题润州妙善寺前石羊》“汉鼎未分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二句，通俗易懂，把晚唐藩镇群雄的心态表露无遗。罗隐咏史怀古诗不但议论超越古今，而且有与其《谗书》风格相似的批判锋芒。如《秦纪》：“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炀帝陵》：“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马嵬坡》：“从来绝色知难得，不破中原未是人。”《焚书坑》：“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这些诗中冷峻的批判语气令历代帝王自我吹嘘的神圣在诗人的笔下荡然无存，其意气风发、畅快淋漓的批判锋芒与罗隐耿直刚强的秉性一脉相承。罗隐咏史怀古诗有其惯于理性思考的痕迹，且习惯用虚词来衔接诗句的起转承落，这些通俗、顺畅诗句的散文化正是韩愈古文运动中开创的“以文为诗”的风尚，对宋诗的好议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罗隐的献酬寄赠诗占据其诗集的绝大部分。其中固然不少草率应付的客套话，但是更多的是罗隐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罗隐在黄巢战乱中曾得到宣州刺史窦潏的接纳和保护，对此罗隐念念不忘，他写了“万里朝台劳寄梦，十年侯国阻趋”（《得宣州窦尚书书因投寄二首》）以及“此去此恩言不得，谩将闲泪对春风”（《金陵寄窦尚书》），“万里”与“十年”的时空对应关系把诗歌意境豁然开放出来，衬托出罗隐对故主人浓浓的恩情与友情。在与友朋的赠寄诗中，除了抒发离别愁情外，罗隐诗中更多的是对自己遭遇的感慨和对朋友的鼓励，“已知世事真徒尔，纵有心期亦偶然”（《广陵秋日酬进士臧濆见寄》），散文中的虚词大量插入，使得原本意象紧凑的律诗变得意脉贯通，仿佛散文一般富有逻辑性和递进性，把罗隐对社会、人生的无奈与悲凉表露无遗。而“男儿只要有知己，才子何堪更问津”（《送人赴任褒中》），“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东归别常修》），浅易如话的抒情让人在震撼之余感到沧桑的味道。

在罗隐诗集中，罗隐与钱镠的献酬诗最多，这不仅是罗隐的后半生都在吴越度过的关系，而是因为钱镠对其有知遇之恩，君臣唱和，融洽无间。“官秩已叨吴品职，姓名兼显鲁春秋。盐车顾后声方重，火井窥来焰始浮”（《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在表明自己身受钱氏知遇恩情，以伯乐、诸葛亮称颂钱氏的同时，巧妙地运用诸葛亮蜀中窥火井的典故，“大有劝钱镠匡扶唐室意，不止感恩而已”（《载酒园诗话又编》）。罗隐在吴越国的献酬诗多有此忠义节概的诗句，如“大昂分光降斗牛，兴唐宗社作诸侯”（《钱尚父生日》），而此时钱镠己经受后梁的封爵为尚父，罗隐依旧谆谆而言，即可见罗隐耿直忠贞的性情，亦可见吴越国君臣相交之深。罗隐献酬寄赠诗情真意挚，在诗体范式上，显露出坦率质直的美学特征，与其他诸体诗共同构成罗隐诗歌“峭直”的艺术风格。

罗隐的感怀行旅诗具有杜甫沉郁顿挫的“诗史”特色。如《送王使君赴苏台》，写江淮的连年兵火，使得千里江南变得人烟稀少，兵连祸结的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水深火热的痛苦。其《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一直以来都被世人看作比肩杜甫的佳作，而与杜甫“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的一厢斥责叛乱不同，罗隐的笔锋直刺应为战乱负责的朝廷：“敢恨甲马为弃物，所嗟流品误清朝。”“九庙有灵思李令，三川悲忆恨张仪。”“静怜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对朝廷权贵的无能和胆怯讥讽无遗。最令人激愤的是其《塞外》，犹如散文句式的议论把拥兵自重的将军的卑劣丑态暴露于世人面前。

除此伤时悲世的“诗史”性质诗歌外，罗隐刻画景物的行旅诗一直未被重视，或许文评家认为与罗隐的铮铮节士形象不符的缘故。其行旅诗既有江南的秀美，如“风动芰荷香四散，月明楼阁影相侵”（《宿荆州江陵馆》），香、影仿佛有生命似的活动，衬托出江淮夏夜的静谧和祥和；也有塞北的壮丽，如“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登夏州城楼》），“万里”与“千年”的时空呼应使得诗歌意境雄阔远大，悠久悲壮的历史与塞外辽阔的天地浑然一体，让人在历史兴废的沧桑中感悟了人生的价值。在行旅飘游的经历中，罗隐不仅收获了天地自然的精神馈予，也体验到人世的冷暖炎凉。如《夜泊义兴戏呈邑宰》：“溪畔维舟问戴星，此中三害有图经。长桥可避南山远，却恐难防是最灵。”正如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的解释：“谓人号‘万物之灵’，而其恶甚于水之蛟、山之虎。”罗隐兀傲的性情使其必然不容于世俗，落落寡合的遭遇让其大开慧眼，认识到人心的险恶。有些诗体现了一种“人性恶论”：“不知无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宿纪南驿》）“又应改换皮毛后，何处人间作好人？”（《野狐泉》）罗隐的诗歌在给予人们美的艺术享受时，更多的是历史智慧和人生感悟。

罗隐的讥刺风格除了咏史怀古诗以外，咏物讽喻诗表现的最为明显。晚唐时节的国力衰败给诗人的内心世界笼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愁云，为了排解内心的郁闷，诗人的眼光开始注意到自然界的花鸟虫鱼，正如《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评语所言：“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其时诗人多有因咏一物而出名的，比如“郑鹧鸪”“程君山”“崔鸳鸯”等等，罗隐本人也因其《牡丹花》诗的名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而有“罗牡丹”之美誉。

罗隐的咏物讽喻诗多以比兴寄寓来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且以七言绝句为主。罗隐七言咏物绝句的显著特点是首起二句单纯咏物，细笔刻画事物的形态和神韵，末尾二句则兴寄感慨，直接以冷隽愤怒或幽默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如《鹦鹉》：“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罗隐一直以恃才傲物的三国狂士祢衡自许，例如《谗书》卷一的《叙二狂生》和《吴越备史》所载断句“—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等等，祢衡的《鹦鹉赋》表达了其忧谗畏讥的心理，而此诗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末尾二句寄寓了罗隐讽人而又自嘲的复杂心理。“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㔉将”（《金银花》）、“只恐异时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中秋不见月》）等等辛辣、无情地嘲讽和批评，矛头直指社会的最高统治阶层。后一首与同时袁郊《月》诗“后羿遍寻无觅处，谁知天上却容奸”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是同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使然。罗隐最著名的咏物讽喻诗是七律《黄河》：“莫将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这首被刘铁冷评为“失之大怒，其词躁”的讽刺诗，是罗隐长期科举不第、看透唐王朝本质后的愤怒宣言，其对整个封建社会时代都有批判和警醒的意义。罗隐咏物讽喻诗不仅仅只限于讥时讽世，批评社会，而且还有同屈原《橘颂》一样表露自己高尚品节的诗作，如《小松》：“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其忠贞不二、不随波逐流的高风亮节了然于世人面前，于其劝钱镠起兵讨伐朱温的义举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咏物讽喻诗真实地流露和表现了罗隐耿直高傲的赋性。其“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娴熟，是对《诗经》《离骚》为渊源的“风雅兴寄”传统的自觉追求。

罗隐的讽刺散文有很高成就。他的具有强烈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杰出讽刺艺术才能的小品文写得尤为出色，往往有感辄发，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罗隐小品文在题材、文体、手法和语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取得了多样艺术成就，在讽刺艺术上更具有灵活自由、不拘一格的特色。

罗隐小品文题材广泛多样，他不仅运用当时小品文作家常用的题材进行创作，而且还注意开拓新的题材。他一生足迹遍及十省，阅历丰富，视野开阔，且注意观察了解社会，留心民生疾苦，因此他的小品文能多方取材，从国计民生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从朝廷吏治到市井民风，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上的人、事、物到自然界的鸟、虫、兽，目之所遇，耳之所闻，信手拈来，任意挥酒，涉笔成趣。他的小品文中取材于历史典故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重大主题的。如《解武丁梦》《秦始皇意》，前者取自殷商武丁即位后，图求复兴，梦中得到贤人傅说，于是画其像求之，举以为相的故事。后者取自秦代历史，讲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保留下《易经》以窥枧圣人意旨，后来由于渐趋“无道而至灭亡”的事。作者让历史服务于现实，借以影射晚唐帝国走向衰落已是大势所趋，国无复国兴邦的明君，朝无挽狂澜于既倒的贤臣。像这样取材于史实的还有《救夏商二帝》《伊尹有言》《汉武山呼》《迷楼赋》等等。作者总能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点上，总结历史，批判现实，以史论今，以史论政，使他的史论小品具有明显的“政论”性质。罗隐小品文的题材也有取自身边的日常生活的。如《市傩》讲的就是他平常生活中所见。当时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迎请神灵以驱逐疫鬼的习俗，称之为“傩”。都会好逸恶劳的恶少年就利用这种习俗，乔装打扮，向人们索取钱财。这种在某个街头巷尾、村镇集市的普通现象，罗隐顺手取来，予以分析，以小见大，讽刺当时社会上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其他如《说天鸡》《荆巫》《畏名》等，也是取自日常生活中的见闻。甚至自然界的鸟、虫等，罗隐也把它们拿来作为自已小品文的题材。如《悲二羽》，就是取鸾、雉二鸟作题材，《蟀蟋诗》《秋虫赋》取蟋蟀、蜘蛛两种昆虫作题材，可见罗隐小品文的题材是细大不捐的。

罗隐讽刺艺术的灵活多样还表现在对文体的使用上。他的小品文的文体有较常见的叙、说、书、序、解、喻、题、辨等，如《叙二狂生》《杂说》《书马嵬驿》《序陆生东游》《解武丁梦》《槎客喻》《题神羊图》《辨害》等，也有不大多见的本、疑，如《本农》《疑风台》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用诗、赋、疏、对、碑、吊等文体写作讽刺小品文，如《蟋蟀诗》《屏赋》《代韦征君逊官疏》《风雨对》《三叔碑》《吊崔县令》等，这是对文体的大胆革新，大大丰富了小品文的表现形式。赋、疏、对、碑、吊等是典型的肃然论“道”文体，统治阶级的正统文人或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用来策对上疏，谈经论道，很少有人越其藩篱，用它们来针砭讽刺时弊。而罗隐却打破陈规，偏用这些庄重严肃的载道文体来嘻笑怒骂，发不平之鸣，使形式与内容出现“错位”和“反差”，而且这种“错位”和“反差”愈严重愈明显，讽刺也就愈尖锐愈深刻。如《代韦征君逊官疏》，虚拟韦征君的口吻给皇帝上疏，却没有一句正经话，内容的荒唐完全消解了文体的严肃性，取得了讽刺统治者“玩人”的虚伪本质的绝妙效果。

罗隐小品文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而且都能够为表现内容服务。他主要采用借用史实、借用寓言、托物寄兴以及运用对比、夸张、联想、反语等讽刺手法，构思精巧，生动形象。

罗隐小品文的语言具有简约泼辣、幽默隽永的特色。他的这种语言特色是通过变化多端的语言色彩和形式表现出来的。《谗书》里的讽刺小品都是罗隐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

思想

罗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同书》和《谗书》中，他在这些著作中力图提炼出一套供天下人使用的“太平匡济术”。

《两同书》力图提炼出一套供统治者采用的“太平匡济术”，全书共十篇，分贵贱、强弱、损益、理乱等十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致太平”之“本”和“术”进行了讨论，其中既有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亦不乏深刻的辩证思维色彩。上卷五篇说明修身的方法，各篇最后都用老子的话作结论。

《贵贱第一》说明物之贵贱，是因性禀殊致；人之贵贱、尊卑决定于有无道德。《强弱第二》说明了强弱是相对的，强大决定于智德，而非暴力。《损益第三》说明百姓的损益取决于人主的奢俭。《敬慢第四》说明贤君必礼贤下士，方得民心。《厚薄第五》说明节制嗜欲，方能延寿。五篇文章的内容有密切联系，论述了人主要有“唯慈唯仁”的道德，才能贵，才能强，方能节欲礼下，方能巩固统治。同样，下卷五篇也有一个系统。下卷除了第十篇外，都用孔子的话作结论，主要论述治世的方法。《理乱第六》是下卷的总纲，附明文武之道为治国之具，人主必须善于掌握。接下去几篇从不同的方面具体论述治国的方法。《得失第七》认为人主要辨真伪，任用贤臣，而不失其控制权。《真伪第八》说明，要辨真伪，就要既不轻信众议，也不固执己见，考著究微。《同异第九》则为使用臣僚的策略，“徐视而实听，高居而远望，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团结和斗争要各得其宜。《爱憎第十》说明人主不要以个人爱憎，决定是非得失，主张明君纳谏。

罗隐《两同书》上下两卷主要内容是向统治者说明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和如何实行“仁政”。他所提倡的仁政，是儒家传统的主张，其出发点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白热化阶段，他的治世之道用处不大。但《两同书》在论述修身治世的过程中，寓有分明的变贬、强烈的爱憎，揭露的问题，往往切中社会的葬病，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其富有辩证色彩的言论，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谗书》是罗隐以儒家理想的社会形态来衡量现实，痛斥现实背离儒家之道太远的一部杂文小品集，对当时社会进行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有很强的战斗性。

罗隐主张“大道不旁出”，“大政不闻下”。这种维护君主集权，反对宦官乱政反对藩镇跋扈的主张，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辨害》中，他反对朝廷对于跋扈不臣的藩镇采取因循迁就、姑息养奸的做法，而主张权衡利害，分别轻重，坚决果断地去进行讨伐制裁。罗隐面对晚唐那严峻的政治形势，已清醒地意识到宦官、藩镇问题对于唐王朝的统治所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他对于朝廷的软弱、昏庸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龙之灵》和《蒙叟遗意》接触到了阶级剥削的问题。前一篇批判了统治阶级“唯思竭泽，不虑无鱼”的残酷剥削压榨。后一篇是根据《庄子·内篇·应帝王》和《神异经·西荒经》中的有关记载加以改造、再创作而成的。写的是天帝因为浑沌是一个“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的恶兽，所以才剖解了它。并用铜铁、鱼盐压住它的支节，塞进它的肠胃，以防止它重新起来危害生灵。但结果却与上帝的用心相反，“混沌则不起矣，而人力婵矣”，竟造成了另一种灾祸，那就是统治者对鱼盐、铜铁的强掠豪夺致使百姓倍受骚扰。这可能是针对着唐王朝专盐、茶、酒以及铜、铁之利而发的。

对最高统治者进行揭露和讽刺，也是罗隐《谗书》的一个很突出的内容。如《英雄之言》发挥了《庄子·外篇·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救夏商二帝》一文，说夏桀、商纣是“死其身以穴过者也，极其名以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他希望当世的皇帝能够重视桀、纣这两个反面教材，寝食不忘以为鉴戒。罗隐《谗书》的批判锋芒还常常指向那些重臣显宦，如《梅先生碑》赞美西汉末年的梅福能以天下为己任，虽不在其位却再三上书论列时政。

历史评价

钱镠：“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指罗隐）。”

薛居正：“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

辛文房：“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多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钱良择：“昭谏生于有唐末造，其亡已入五代矣。今体诗气雄调响，罕与为匹。然唐人蕴藉婉约之风，至昭谏而尽；宋人浅露叫嚣之习，至昭谏而开。文章气运，于此可观世变。”

薛雪：

茆荐馨：“昭谏能诗终晚达，茂先（张华）博物岂穷居。”

郑板桥：“罗隐终身不负唐，君王原自爱文章。诸臣琐琐忧輘轹，改面更衣却事梁。吴越山川黤寂寥，秀才心事有刍荛。如何万弩横江上，不射朱温却射潮。”

李调元：“五代自以韩健、韦庄二家为升堂入室，然执牛耳者必推罗江东。其诗坚浑雄博。亦自老杜得来，而绝不似宋西江派之貌袭。世人称之者少，何也？皮、陆辈雕文刻镂，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

洪亮吉：“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豁。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则韩致尧之沉丽，司空表虽之超脱。真有念念不忘君国之思。孰云吟咏不以性情为主哉！若吴子华之悲壮，韦端己之凄艳，则又其次也。”

张洵佳：“文章无命同罗隐，风雅多情继放翁。”

鲁迅：“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轶事典故

出生奇谈

据前人记录的资料与复述的文本，罗隐的父亲是个农民，夏日上山守望庄稼，与一个化成美女的老虎精相爱。此事被哥哥发觉，将它脱在草棚外面的虎皮偷走，压于粪缸之下。老虎精没了虎皮，再也不能回复原形，遂与罗父相偕回家，结为夫妇。

第二年，夫妇生下一子，生活过得很和美。有一天，为了一点家务小事，妯娌之间发生了争吵。嫂子在气头上，指着弟媳妇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妖精，装什么人样！”弟媳听了，不觉流下泪来，抗声说：“你讲我是妖精，你要还我一个底对（证据）！”嫂子气糊涂了，一时忘记了利害，说：“你要底对就还你底对！”真的去把粪缸底下的虎皮掘了出来，拿来丢在弟媳妇的面前。弟媳便就地一滚，变成一只老虎，将嫂子、哥哥、丈夫都咬死。再要咬孩子时，老祖母急忙用一只谷箩罩住孩子，并用拐杖打它的额头，骂道：“畜生！连自己的亲骨血也要咬吗？”老虎即眼中出泪，大吼一声，出门而去。这孩子因是谷箩保护下来的，所以就取名罗（箩）隐。

菩萨站立

罗隐从小没了父母，由祖母抚养长大。祖孙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难。罗隐长到六七岁时，祖母要送他到附近的蒙馆去读书。从家里到蒙馆，要经过一座庙宇。罗隐每次打从庙门走过，总看见里面的菩萨会站起来，好像对他致敬的样子。他感到很奇怪，回家告诉祖母。第二天，祖母跟了罗隐去，想亲眼看个明白。到了庙门口，罗隐说菩萨又站起来了，但祖母看不见。

第三天，祖母预先在菩萨的膝头放一把剪刀。罗隐刚过去，就听见当的一声，剪刀掉在地上。祖母终于相信菩萨见了罗隐会站起来是真的，并且认定，罗隐将来有帝王的福分。

留圣旨口

根据采风所得与前人记录可知，罗隐之奇就奇在“讨饭骨头圣旨口”。罗隐家里很穷，常常要向左邻右舍借米借盐。借的次数多了，加上有借无还，邻居们渐渐地不愿意了。他祖母是心地褊狭的人，每次借东西碰壁，她都记恨在心，上灶时常常唠叨：“跟张三借米，张三不借，一遭；跟李四借盐，李四不借，又是一遭。”灶司菩萨耳朵有点重听，罗隐祖母说“一遭”，他误听为“一刀”。听的次数多了，灶司菩萨未免有点担心：如果罗隐做了皇帝，动不动就是“一刀”，要杀掉多少人？这年腊月廿三，灶司菩萨上天，就把这事向玉皇大帝禀报。玉帝马上传旨，差雷公电母去把罗隐的“龙骨”拆掉，使他以后做不成皇帝。

于是雷公电母来到人间拆罗隐的“龙骨”，天上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祖母看这阵势，急忙叫罗隐去咬住马桶盖。结果，罗隐一身“龙骨”全给雷公拆光。只因雷公电母怕脏，没拆他的嘴巴骨。因此罗隐剩下一张所谓的“圣旨口”，他说什么都能应验。

才女嫌弃

罗隐曾献诗给宰相郑畋，郑畋的女儿是一个才女，看到罗隐诗篇，非常佩服，并经常在父亲面前诵读“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之句，表现出仰慕之意。有一天，罗隐来拜访郑畋，郑畋让女儿在帘外窥探，郑女发现罗隐为人迂腐（一说看到罗隐相貌丑陋），便不再吟诵罗隐之诗。

受知邺王

邺王罗绍威喜欢文学，但又十分挑剔，经常撕毁幕客所作檄文，亲自来写。他听说罗隐的大名，便向他表达敬意，罗隐将自己的诗文寄给罗绍威，罗绍威大为倾慕，将自己的诗集改为《偷江东集》，以表达对罗隐文才的崇拜。

先见之明

钱镠任镇海节度使时，有宣州叛卒五千多人来投诚，他接纳了，并把他们当作心腹看待。当时罗隐在钱镠幕府中，屡次劝谏说这是敌国之人，不能轻易信任。钱镠不听。杭州新建的城墙及望楼都很宏伟，钱镠带着宾客部属去参观。罗隐明知是为了抗拒外敌而建，却假装不懂地说：“建这些是为了什么？”钱镠说：“你不知道是用来防敌的吗？”罗隐说：“如果为了退敌，为什么不向里建筑呢？”以此暗指宣州叛卒是敌人。后来指挥使徐绾等人果然率领宣州叛卒发动兵变，吴越几乎因此灭国。毛泽东读到此事时，曾在罗隐的话上逐字圈画，并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人际关系

亲属

友人

罗隐在奔波科举时，多方干谒，行卷投书，结交了诸如郑畋、窦潏、高骈、韦蟾、于环、王凝、白敏中、孙玉汝、裴德符、李蔚、令狐绹、裴渥、孟球、李珏、杨汉公、罗绍威、郑仁规、周宝、郑处诲等在内的达官贵人，并受到其中多人的赏识，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令狐绹、孙玉汝死后，罗隐有哭悼二人的诗作，内容情真意切，可见其交情。

罗隐与诗人杜荀鹤、张乔颇有交情，三人曾一同隐居在九华山。他不喜军旅之事，但与作为同乡的吴越重臣杜建徽交好，二人相继出世，被视为新登的“文武秀气”。

主要作品

罗隐著述甚丰，以《宋史·艺文志》记载较详细，计有：《湘南应用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甲乙集》三卷，《外集诗》一卷，《后事》一卷，《谗书》五卷，《谗本》三卷，《两同书》二卷。又《后集》二十卷，《汝江集》三卷，《歌诗》十四卷，《吴越掌书记集》三卷。但到元代《唐才子传》中记载，已散失甚多。现存《谗书》五卷六十篇（残缺二篇），《两同书》二卷（十篇），《甲乙集》十卷。其他散见于《文苑英华》《罗昭谏集》《全唐诗》《全唐文》等，有诗歌约五百首，序、书、铭、启、碑、记等杂著约四十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

人物争议

籍贯

关于罗隐籍贯位于今浙江省何处的问题，历来皆有争议。谢先模在《罗隐籍贯考辨》中罗列了三种看法：

关于以上争议，陈鳣在《唐才子传校勘记》罗隐条中认为：“隐曾为钱塘令，则非钱塘人可知”，“新登即新城，梁避讳改也。……今新城徐村水坞（罗）隐墓在焉，则新城或其祖籍，或其迁居，故《（吴越）备史》云然软？”而刘开扬在《论罗隐》中更断定罗隐是余杭新城人，他认为：“《墓志》‘铭曰：家本新城。’与《吴越备史》本传所述‘新登人也’相合（新城避梁讳改为新登，今浙江富阳西南城阳镇）。新城属杭州余杭郡，《旧五代史》本传和计有功《唐诗纪事》称余杭人可能是称郡名。”刘开扬还进一步指出，《十国春秋·罗隐传》记载的罗隐墓“在（新城）县界徐村之水坞”，且汪德振《罗隐年谱·里居考》据徐厚斋《闲云录》及《新登县志》《罗氏宗谱》等还记录了新城县有罗隐古宅、罗隐“读书台”等遗迹。元人陆友在《研北杂志》中记载：“谢皋文尝至新城，间闻故老言：罗给事（罗隐）塚在县界徐村之水坞，塚碣犹存，梁开平四年沈崧志。”除此之外，罗隐在《投永宁李相公启》一文中自述：“参佐廨中，方虞浪迹。新城埭下，忽受温言。”又据《吴越备史》载：“（罗隐）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

由此可见，罗隐应是杭州新城（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

科考

关于罗隐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主要有三种说法：

后世纪念

纪念建筑

罗隐碑林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是原富阳市政府1995年所建。碑林里面有两个露天的院子，分上下两个台阶，四周树立一批花岗岩碑，镌刻着当代书画家刘海粟等题写的四十多块书法艺术精品。走廊墙壁上有十几块黑色大理石分别雕刻着当代书法家篆写的罗隐诗句。沿院子两边走廊往上走四十多个台阶，便是罗隐纪念厅。纪念厅内有一座两米多高的罗隐石雕像，雕像旁边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篆写的罗隐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