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宋徽宗初年，公元1111年前后，即黄庭坚逝世的第六年前后，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详见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文学遗产》1985年第三期）把以黄庭坚创作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

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洪朋、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颉、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元代诗评家方回又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评陈与义《清明》）。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11人是江西人。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可能因当时禅宗流行，黄、陈等人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借用这个名词来称呼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灭辽，第二年就攻陷汴京。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刻画了人民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金兵退后，吕本中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29首以抒愤，其一写道：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沉郁悲壮，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其他经历了靖康事变的江西诗派人也有一此类似的作品，例如韩驹的《陵阳先生诗》中就颇多呼吁抗金的诗。即使在咏物、咏史一类传统题材方面，也时而可见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思，如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惊雷势欲拔三山，急雨声如倒百川。但作奇寒侵客梦，若为一震静胡烟？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拟扣九关笺帝所，人非大手笔非椽。

又如徐俯的《咏史》：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前一首表示了对沦陷山河的怀念。后一首借古讽今，联系到徐俯在张邦昌僭位时故意名婢女为“昌奴”之事，诗中肯定寓有提倡民族气节的意思。随着宋金和议的签订，江西派诗人又渐渐地恢复了早期的题材内容，但他们在靖康事变后的一度振作毕竟是值得重视的。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在艺术风格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庭坚的诗论中本来就包含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江西诗派中几个比较杰出诗论家都理解并继承了这种精神。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指出：“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的确，从陈师道、徐俯到吕本中、韩驹，江西诗派成员的诗学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黄庭坚诗论基本精神的首推吕本中的“活法”之说。

尽管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是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创作力量，但从具有相同诗歌理论和创作特色的流派来说，以黄庭坚为开山之祖的江西诗派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到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就把黄、陈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江西”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的洪炎等十一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本为禅宗术语，因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

《宗派图》尊杜甫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的性质特色有三：一是此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依据，而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者并非都是江西人；第三，江西诗派是元祐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关系。

除了《宗派图》中的人，吕本中、曾几、赵蕃等也被认为属于这一诗派。南宋的很多诗人虽然自成一家，但在早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潘子真诗话》引）“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

江西诗派对黄庭坚的推崇，主要是重视黄诗创作的技巧、技法，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于自然”。（刘熙载《艺概》）对黄庭坚重视心性存养、注重“以诗求道”等诗学主张有所忽视。

由于江西诗派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便各有特点。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内容比较狭隘。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则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的民族斗争的爱国主义诗歌。形成江西诗派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上有相近的见解，诗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传授和切磋诗艺。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

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几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点铁成金”是其对杜甫重要的继承。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他们反对西昆派讲究声律和词藻，因此努力在艺术技巧上进行新的探索，走上了脱离现实的新的形式主义道路。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

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像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

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

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小李杜”为李商隐和杜牧)。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平江小田村杜甫墓是唐代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的长眠之地。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冬，携妻儿乘船离川至岳阳。次年春，舟居潭州（今长沙）。770年（唐大历五年）4月，湖南兵马使臧玠举兵为乱。为避战火，杜甫半夜溯湘江往郴州投靠就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遇大水不能前行，半旬不得食物。耒阳县令闻之送予牛肉白酒。杜甫掉转船头返长沙居江阁。暮秋思归故里，孤舟入洞庭。因重疾复发，费资用尽，只得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天井湖。其子宗武、孙嗣业留下守墓，杜氏自此繁衍，一脉相传。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于宜州贬所。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1053－1102）

也是苏轼门下的重要诗人，为苏门六学士之一。他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因不满新学而不应科举，至35岁时才由苏轼的举荐而任州学教授。他视苏轼为师长，曾不顾朝廷禁令私自离境为出守杭州的苏轼送行。但陈师道作诗的方式的“闭门觅句”式的苦吟，与苏轼挥洒自如的方式迥然不同。所以他写诗并不学苏，而以同样重视推敲锻炼的黄庭坚为师，自称：“仆于诗，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答秦觏书》）虽说陈师道的诗最终自成一体，但毕竟与黄诗有一层渊源关系，因此他和黄庭坚并称为“黄陈”。陈诗运思遣词都很有工力，但字面上已洗净风华绮丽。这正是宋诗以平淡为美、以思理见长特色的一种表现。

字去非，号简斋，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他生于宋哲宗元祜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是一位爱国诗人，其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国的爱国诗篇。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1084～1145）

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早年作诗，专以黄庭坚为典范，生新刻峭，旨趣幽深。但黄庭坚是主张自成一家的，吕本中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他力图创造自己的新风格。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在吕诗中逐渐减弱，代之而成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例如《春晚郊居》：

柳外楼高绿半遮，伤心春色在天涯。

低迷帘幕家家雨，淡荡园林处处花。

檐影已飞新社燕，水痕初没去年沙。

地偏长者无车辙，扫地从教草径斜。

流动和婉，已与黄诗风格迥然不同了。与此同时，吕本中在理论上提出了 “活法”之说：“学诗当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所谓“活法”，是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是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法，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在南宋初年，诗坛上转移风气的人物是吕本中，但创作成就更高的诗人则是陈与义和曾几。陈、曾二人都写了一些较成功的爱国主题的诗，例如陈与义的《伤春》和曾几的《寓居吴光》。陈与义、曾几都与江西诗派有较密切的关系。

曾几的诗风虽然不类黄庭坚、陈师道，但他非常推崇黄、陈，曾说：“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次陈少卿见赠韵》）他还隐隐以江西诗派的继承者自居：“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之二）南宋人多把曾几看作江西诗派中人，刘克庄认为“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茶山诚斋诗选序》）的确，吕本中和曾几都是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大多是以他们二人为中介的。

陈与义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陈与义对黄庭坚、陈师道都很推崇，创作上也接受了黄、陈诗风一定的影响，然而他的主体风格及主要题材取向都已与江西诗派相去较远。葛胜仲说他“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号称‘新体’。”（《陈去非诗集序》）在江西派诗风还笼罩诗坛的时代被称为“新体”，可见其诗风已突破黄、陈的藩篱。但是也有人仍把陈与义看作江西诗派，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说他是“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宋末的方回更把他说成是江西诗派的“一宗”。事实上，在江西诗派的发展过程中，陈与义所起的作用不如吕本中和曾几，但他是与江西诗派有渊源关系的南宋初期最杰出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