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县（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北宋末年宰相，伪楚皇帝。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张邦昌以甲科及第。初任瀛州教授，后召为校书省正字、通判曹州等职。

大观四年（1110年），张邦昌以中书舍人的身份随兵部尚书王襄出使高丽。后升任大司成。

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张邦昌因训导失职，被降两官提举崇福宫，出知光、汝两州。政和末年，由右文殿修撰、知洪州，入为礼部侍郎、翰林学士。他第一个提出把崇宁、大观以来出现的特殊祥瑞感应制成旗帜、器物，被宋徽宗采纳。

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张邦昌自翰林学士除尚书右丞。十一月，迁尚书左丞。

宣和三年（1121年）十一月，转中书侍郎。当时王黼当权，他与童贯一同商议边境的战事，而张邦昌则在其中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当时人们都谴责他的这种行为。张邦昌曾在与童贯商议事情时当面指出童贯的过错，士大夫们因此都很称赞他。

宣和六年（1124年），童贯欲再次用兵幽燕时，张邦昌建议他停止这次行动。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军南下攻宋。宋徽宗慌乱无措，担心背负亡国之名，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张邦昌依附宰相白时中挤陷李纲，主张割地求和，并力赞钦宗南逃襄阳。由于他力主议和，被升为少宰兼中书侍郎。金人进犯京师，宋廷商议割地求和，钦宗命张邦昌随康王赵构去金营为人质以求议和。临行前，张邦昌向钦宗要割地圣旨，钦宗不予，要河北印绶，又不予。张邦昌议和期间，发生宋将姚平仲夜袭金营事件，完颜宗望怒责张邦昌，张邦昌以袭金营不是朝廷的意思做答。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金达成和议条款，在金人的要挟下，宋廷以肃王赵枢替代赵构，张邦昌亦升为太宰兼门下侍郎，继续留质于金营，并充河北路割地使。金兵北撤，张邦昌被扣押北上，沿途又劝说守城军民投降，唯金人之旨意是从。时人指斥他“闻播迁之说则乐从，画效死之计则退缩”，“虏所言者从之，虏所欲者与之，不闻有忠义一言奋然以折敌人之心”。几个月后，金国派完颜宗翰再攻宋朝，张邦昌随行。宋朝官员纷纷弹劾张邦昌私通金人，是“社稷之贼”。钦宗遂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罢去割地求和之议。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金军攻破开封，俘虏徽宗、钦宗二帝。随后金人派吴幵、莫俦从金营带着文书回来，让推举异姓堪当皇帝的人到金营接受册封。宋朝留守孙傅等不同意，上表请求立赵氏。金人大怒，又派吴幵、莫俦来督促，胁迫孙傅等召集百官商议。众人不敢说什么，相视很久，无计可施，就说：“今日应勉强听命，应付过去，推举在金营中的一人。”正好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金营回来，众人问金人的意向，宋齐愈写“张邦昌”三字给大家看，于是众人就决定推举张邦昌。孙傅、张叔夜因不肯在推举书上签名，而被金人抓到营中。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十五日，张邦昌奉命出使归来，刚到城外就被金军扣留。三月一日，金军将领向城中通报，打算派张邦昌进城。御史台按照惯例，率领文武百官在南薰门迎接。到了约定的时间，聚集了数千名官员，还有数万名士民前来观看。范琼、汪长源等人领兵分列在两旁，从州桥到门下，密布得如同织网一般。到了申时，张邦昌进入城门，金军的送行者到达门口后便返回了。张邦昌直接进入尚书省，百官纷纷敦请他即皇帝位，但他犹豫不决，因为金军之前已有过这样的指示。张邦昌与百官相见时，痛哭流涕，表达了自己的哀痛之情。随后，他安排了十名从官、卿监、郎官等官员昼夜值守，后来又增加到十五人，负责掌管事务。同时，还派了十名使臣和三衙门的官员一同宿守。金军将领在尚书省劝他称帝，但张邦昌连续四天卧床不起，拒绝进食。第二天，金国发来文书，限令三天内立张邦昌为帝，否则就屠城。城中人心惶惶。到了第三天，金军使者来催促张邦昌接受帝位，并索取推戴状。

王时雍当时任留守，又把百官召集到秘书省，百官到后就关上省门，用兵把守，让范琼告诉大家立张邦昌为帝，众人只唯唯称是。有太学生提出异议，范琼恐他惑众，就厉声训斥他，让他回学舍。王时雍先在推举书上签名，给百官做榜样。御史中丞秦桧不签名，力争立赵氏宗室，并说张邦昌在徽宗时，专事安逸游乐，党附权奸，蠹国乱政，社稷倾危实是张邦昌所致。金人大怒，抓了秦桧。吴幵、莫俦拿着推举状回到金营。张邦昌对王时雍等人说：“你们怕死，就想把我推上去吗？就算我暂时答应，回去之后怎么可能免得了灾祸呢？”在众人的哭泣劝说下，张邦昌才勉强同意。留守司随即上交了推戴状，并计划在初七日举行册命之礼。但张邦昌却发誓要自杀，有人劝他说：“相公您在城外的时候都不死，现在却要自杀，难道要让全城人都跟着遭殃吗？”于是他才作罢。正赶上金人带着册宝来，张邦昌向北拜舞后接受了册命，即伪皇帝位，僭号大楚，准备定都金陵。于是他登上文德殿，在西面设御位接受朝贺，让閤门官传令众臣不要跪拜，王时雍率百官跪拜时，张邦昌也只是面朝东恭敬地站着。

外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以屈节异姓为耻，首先率内亲事官数百人，都先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烧毁宅第，计划在金水门外举事。范琼假装与他合谋，让大家丢弃武器，竟从背后袭杀了百余人，捕获了吴革和他的儿子，并杀了他们，又杀了十余人。

当天，狂风大作，遮天蔽日，太阳昏暗无光。百官凄惨颓丧，张邦昌也惊恐失色。只有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等欢欣鼓舞，他们认为有佐命之功。张邦昌当即命王时雍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权领门下省，徐秉哲权领中书省。下令说：“近来因朝廷多变故，百官和各部门都失去其职能，从今起要各自恢复职能，依法度办事。御史台监察上报。”

张邦昌见百官时自称“予”，手诏称“手书”。只有王时雍每次在张邦昌面前说事时，往往称“臣启陛下”，张邦昌斥责他；王时雍又劝张邦昌坐紫宸殿、垂拱殿，吕好问争辩后，才停止。张邦昌刚即位，应推恩四方，因道路阻隔，先在京城大赦，选郎官为四方密谕使。

金军准备撤退返回北方时，张邦昌前往金军营地进行祖别，他身穿柘袍，身后随从打着红色伞盖，在金人所经过的地方都设置了香案，起居行动都按照平常的礼仪进行。王时雍、徐秉哲、莫俦等人都跟随他一同前往，士民们看到这一幕无不感到悲痛哀伤。徽钦二帝被金军掳往北方，张邦昌率领百官在南薰门遥辞送别，众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悲痛得昏倒在地。

金军撤退之后，张邦昌亲手书写赦令，昭告天下。吕好问对张邦昌说：“人们之所以归心于您，完全是迫于金军的威势。如今金军已去，您还能保持今日的地位吗？康王（赵构）在外已久，深得民心，您何不推举他即位呢？”他又说：“为今之计，应当迎接元祐皇后，请康王早日登基，这样才能保全大局。”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迎接康王。张邦昌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然而，王时雍却表示担忧：“骑虎难下，此事应当深思熟虑，否则将来后悔莫及。”徐秉哲也在一旁附和，但张邦昌并未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他册封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并让她入住延福宫垂帘听政。同时，他派遣蒋师愈携带书信给康王，陈述自己之所以勉强接受金军推戴的缘由，只是为了暂时缓解国家危难，并无他图。康王询问蒋师愈等人后，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于是给张邦昌回了信。不久，张邦昌又派遣谢克家献上大宋的传国玉玺，并再次亲手书写奏章，请求元祐皇后继续垂帘听政，以等待康王复位。这一奏章下达后，朝野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太后随即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而张邦昌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居内东门资善堂。随后，他派遣使者护送皇帝的车马服饰等物前往南京康王处。不久之后，他自己也抵达南京，伏地痛哭向康王请罪，康王则对他进行了抚慰。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即位称帝，即宋高宗，任命李纲为宰相，同时将张邦昌调任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并封为同安郡王。然而，李纲上书极力论述道：“张邦昌长期掌管国家机要政务，位高权重。国家危难之际，他非但不思报国，反而趁机谋取私利；君王蒙辱，他非但不感到羞耻，反而以此为荣。他异姓称王，建立伪政权几十日，直到金军撤退后，才颁布赦令以收买人心。这样的人，理应被当众处决，以儆效尤，作为乱臣贼子的反面教材。”当时，黄潜善还在为张邦昌说情。但李纲坚决反对，他再次力陈：“张邦昌已经僭越称帝，岂能再留他在朝廷之中，让天下人视他为旧天子呢？”于是，宋高宗亲自下旨说：“张邦昌僭越称帝，按律当诛。但考虑到他最初是出于被迫无奈，可以特赦免死，责授为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起初，张邦昌僭越称帝，居住在内廷时，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宋徽宗嫔妃）多次献上果品以示恭敬，张邦昌也给予了丰厚的回礼。某个夜晚，张邦昌饮酒过量，李氏趁机拥抱他说：“陛下，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说着，她便给张邦昌披上了一件赭红色的短袖外衣，并搀扶他进入了福宁殿。当夜，她还精心装扮了自己的养女陈氏，送入了张邦昌的寝宫。等到张邦昌回到东府时，李氏又私下送他出门，并在言谈中涉及了皇帝的座驾。

宋高宗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李氏下狱审问，李氏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于是，宋高宗下诏历数张邦昌的罪行，并赐他在潭州自尽。同时，李氏也被处以杖脊之刑，并被发配到车营务为奴。而在此之前，王时雍、徐秉哲、莫俦等人已经因罪被流放远方。至此，宋高宗又下令将王时雍诛杀，以正国法。

张邦昌作为金国推立的伪楚皇帝，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他的所作所为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张邦昌作为北宋的重臣，他本人僭称皇位是因为金人的逼迫，有为了保存城内军民以及皇室宗庙完整的因素存在，而他也确实在称帝后，做出来一些有利于赵宋皇室以及开封军民的举措，比如说：张邦昌向金国提出了七项请求：不毁坏赵氏的陵墓和庙宇、停止搜刮金银、保留城防设施、借用东都三年、请求金国撤军、降低自己的称号为帝、借用金银犒赏军队。金国主帅对这些请求都表示了同意。

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张邦昌称帝并非完全出于本心，但他也确实登基成为“大楚皇帝”，建立了傀儡政府，即使他最后还政于宋高宗，他“服赭袍、张红盖”的经历也是无法抹灭的。他也曾经降手书抚谕四方，“无论罪行轻重，凡是过去常赦不原的，一律特别予以释放；同时派遣官员前往皇陵巡视；各州的天庆观、天宁节仍按旧例举行香火祭祀；对官吏们普遍给予恩赏；命令勤王之师各自返回原驻地，并妥善安置；对宗室成员给予关怀和抚恤；免除租税；招抚并赦免盗贼等罪行。”“命令礼部广泛下发此手书并付诸实施。这份手书所给予的赦免与广泛施恩的诏令相同，只是将“赦”字改为了“手书”而已。”这意味着，尽管形式有所变化，但手书所包含的赦免与恩泽的实质内容并未改变，仍然是对广大民众的一种宽宥和恩赐。显然，这些僭逆的举措确实违反了士大夫所推崇的忠君忠节观念，在之后一直被南宋士大夫猛烈抨击。

宋徽宗赵佶：邦昌若誓死节，则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犹且庶几。但所系至重，既立异姓，则吾事决矣。

宋高宗赵构：①九庙之不毁，生灵之获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于伊尹、周公矣。②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③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胁，可特与免贷。④张邦昌初闻以权宜摄国事，嘉其用心，宠以髙位。虽知建号肆赦，度越常格，优支赏钱数百万缗，犹以逼于金人之势，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狱，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遂将盗有神器。虽欲容贷，惧祖宗在天之灵。尚加恻隠，不忍显肆市朝。今遣殿中侍御史马伸问状，止令自裁。

李纲：邦昌久典机政，擢冠宰司。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异姓建邦四十余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诸市朝，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赵子崧：京城人士籍籍，谓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皆左右卖国，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宫，公取嫔御，捕系宗室，盗窍禁中财物。张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缔交密谋，冀以久假。乞正典刑，以为万世人臣之戒。

王称：邦昌之僭，良由胁迫。及金骑已退，乃纳政孟后，归玺康王，其心亦可见矣。然圣人之大宝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乎？《春秋》之法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特严焉，苟于大位而不问，而曰彼胁迫也，是包《春秋》之志哉？然则邦昌之死，其亦合于《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东都事略·僭伪传》）

据《大金国志》记载：张邦昌抵达贬谪之地后，便寄居在潭州的天宁寺中。寺内有一座平楚楼，其名取自唐代沈传师的诗句“目伤平楚虞帝魂”，寓意深远。当张邦昌接到宋帝赐他自尽的诏书时，他心绪复杂，在平楚楼下徘徊不前，试图逃避这残酷的命运。然而，执行命令的官员却步步紧逼，最终将他逼上了平楚楼。在楼上，张邦昌抬头望向那“平楚”二字，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感慨与悔恨，他长叹一声，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上参考资料）

一、出使高丽并立为高丽王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O五引《中兴姓氏录》之《叛逆传》云：“张邦昌，字彦能，元符三年以甲科累迁工部尚书，使于高丽国，适高丽国王死，国人重中国之使，权立邦昌为国王。后诏还之。”

对于张邦昌出使及所谓被权立为高丽国王一事，照理在一些重要的史书中都应该有所记载，但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二《张邦昌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元人所修《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卷四七五《张邦昌传》、卷四八七《高丽传》以及《宋会要》奉使、国信、蕃夷等诸部皆未措一词。只有与张邦昌同时的朱胜非所著《秀水闲居录》中曾提到“张邦昌以中书舍人使高丽”，但未记及张邦昌权立为高丽国王一事。

（一）张邦昌出使高丽的时间问题。

《中兴姓氏录》云，张邦昌出使高丽在元符三年（1100年）。另据这次以正使身份与张邦昌一同出使的王襄，《宋史》卷三五二本传云：“大观三年，以集贤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丽。”清吴廷燮所编《北宋经抚年表》卷五以及今人所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亦因袭大观三年（1109年）出使高丽之说。对于这次出使的时间，中方文献前后不一，但朝鲜郑麟趾等所著《高丽史》卷十三以及后来金宗瑞等所编《高丽史节要》却有明确的记载。高丽睿宗“五年六月辛已，宋遣王襄、张邦昌来，以参知政事李玮、殿中少监左承宣韩皦如为馆伴”。睿宗五年，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可知，张邦昌这次出使很有可能是在大观四年，而不是大观三年，更不是元符三年。

（二）立为高丽王问题

首先，《中兴姓氏录》说，张邦昌这次出使高丽，正“适高丽国王死”。而实际上，当时高丽王睿宗正直年方鼎盛之时，而且即位已有五年之久。据《高丽史》，睿宗生于文宗三十三年，相当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即位时，已是一位二十六、七岁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了。在张邦昌年出使高丽的时候，他已经统治高丽近五年之久，直到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才逝世。所以《中兴姓氏录》说张邦昌出使高丽，适遇国王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从国际形势来看张邦昌不可能权立为高丽国王。当时的高丽一直处在契丹的武力控制之下，国王受契丹册封，纪事用契丹正朔，并曾一度与北宋断交达几十年之久，自宋神宗以后两国才又开始有了往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依附于契丹的高丽怎么会权立一个与他们系疏远的宋朝张邦昌作为高丽的国王？假如真有其事，契丹又怎能容忍与他敌对的宋朝在自己的家门口兴风作浪？高丽人也不会违背辽国的意愿行事，这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从出使的情况看张邦昌不可能权立为国主。大观四年（1110年）出使高丽，是以王襄为正，张邦昌副之。《高丽史》所载徽宗皇帝的诏令中，兵部尚书王襄被列在首位，而且还明言“使副就王前传密谕”，假如真有权立国王之事，也还轮不上作为这次副使的张邦昌。

最后，《中兴姓氏录》所谓“权立邦昌为国主，后诏还之”也与事实不符。据《高丽史》载，王襄、张邦昌至高丽以后，六月戊子，高丽国王睿宗“宴宋使于会庆殿”。是年“秋七月戊戌朔，王襄等还”，高丽国王并“附表以谢”。当时王襄为正使，故以“王襄等还”概言之。假若张邦昌真因为当国王而留下，《高丽史》不会不措一诃，但实际上，在王襄等离开之时，并没有张邦昌留下的记载，而且在这以后，《高丽史》再也未出现过张邦昌的名字，所以“后诏还之”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张邦昌在大观四年（1110年）曾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副王襄出使过高丽，但并没有被权立为高丽国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误传诏旨或后人附会之语，只要稍加辨析，就不难看出事实的真相。

二、有无“篡逆”之心

张邦昌本人有无“篡逆”之心？有关张邦昌“伪楚”政权的情况，两宋之际的野史笔记有大量记载，虽然其中有缘饰失实之处，但由于多系当时人据所见所闻撰述而成，内容基本可信。因此，依据这些史料，对张邦昌登基的前后过程及他在“伪楚”政权中加所作所为作一番考察，这一问题完全可以搞清楚。

首先，从张邦昌的登基过程来看。张邦昌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五日自燕京抵达开封城外的金营，由于消息封闭，对金军逼迫北宋旧臣拥戴他为帝的情况并无所知。“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间金人令同肃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官推戴时，邦昌皆不知也”。到二月底，当金帅派刘彦宗、刘思等谕以百官劝进之意时，始知金人有意拥立他。对此，他明确表示不从，且以死抗争。“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载：“邦昌呵责彦宗，又骂城中百官，因不食。”但金人是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计划的，为了迫使张邦昌就范，金人竟以屠城相胁。《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三载：“三月二日壬辰，金人入文字来，限三日立邦昌，不立，城中尽行杀戮。”消息传出，“都人震恐，有自杀者”，城中官员、僧道、百姓、耆老等纷纷劝说张邦昌接受推戴以纾祸。这样，在金人的胁迫和众人“泣劝再三”的情况下，张邦昌终于屈从了。《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三靖康二年三月一日辛卯条引《靖康小雅》云：“邦昌初尚顾义，且坚避久之。”《东都事略》卷一二二《僭伪传》也云：“邦昌之僭，良由胁迫。”这说明，登基为皇帝，确非出自张邦昌本心。

其次，从张邦昌在“伪楚”政权中的举措来看。三月初七日，在金人的一手导演下，张邦昌跪受册宝，成了傀儡皇帝。史载：“邦昌信立，呼拜迎引皆金人为之。”自这天起，至四月初十日还政元祐皇后，“伪楚”政权共存三十二天。为方便起见，不妨以四月一日金兵全部北撤为界，把张邦昌及“伪楚”政权的举措分两个阶段来分析。

自三月初七日至四月初一日，金兵屯驻开封城下，“伪楚”政权直接在金人的控制之下。

这一时期，身为傀儡的张邦昌自不敢拂逆金人之意，所为多是在金人的操纵下进行。如委任官员组建傀儡政府，颁布推恩、赦宥之令等。此外，张邦昌亦做了一些存抚开封士民的事，如抚谕太学诸生，请求金人免括金银表段和不毁赵氏宗庙等。这些存抚之举，在金人看来，于其利益无损，相反却有利于培植张邦昌的威望，故允之；而对张邦昌来说，则既可做个样子应付金人，又可为以后归政留下后路。故《大金国志》认为，张邦昌“大抵每事不敢有信意，逼迫金国之命耳”。此说可谓公允之论。

当然，对张邦昌的这些举措，时人也不是没有猜疑。如针对抚谕太学生一事，有人就认为此举意在博取士誉，并说：“虽日无意于神器，吾不信也。”张邦昌通过慰抚太学生以拢络士心，这是可能的；但据此认定他有意于“神器”，则未免牵强。如果张邦昌真有问鼎之心，那么，金人在撤退前夕提出留兵为其护卫时，他何以要“辞之”？又为何一再致书金人乞还忠于宋室的孙傅、张叔夜、秦桧三位旧臣？尤其是秦桧，曾屡次上书金人，竭力反对扶立张邦昌为帝。退一步说，如果张邦昌乞还他们也是为了笼络人心，那么，金人理当应允，又何必“见书大怒”，严辞拒绝呢？这恰恰表明，此时的张邦昌并无“偕越”之念。

自四月初一日金军北退，至张邦昌还政，人们对这一时期张邦昌的举措看法迥异。王称认为：“及金骑已退，乃纳政孟后，归玺康王，其心迹亦可见矣。”而《伪楚录》认为，金人退师后，张邦昌“尚分卫兵守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号，置修城司，专委侍郎邵溥提领修伤楼槽，方且肆赦夭下，止勤王之师，与外路帅守书札皆斥名。仍用国宝，援艺祖立周太后故事，册隆林太后为宋太后，又皆金人退师后见诸行事者，其潜逆之迹昭然”。徐梦萃的观点大致与后者相同，他说：“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间，邦昌为左右眩惑，有异初心。”后“邦昌知人心不与，不能自立，乃收所下赦书，出居东省，迎孟后垂帘听政，自称太宰，总百摆，欲袭曹司马故事，人朝不趋，渴拜不名。未几，闻外兵顿扎城下，而诸道勤王将文檄辐揍问罪，邦昌惶惧，乃议往迎康王。”究竟孰是孰非？

四月初二日，即金兵撤离后第二天，张邦昌一面降手诏抚谕四方，大赦天下，令勤王师散还诸路，一面又密遣使臣同恩、李兴、潘谨焘等携尚书省札子往济、郓等州寻访赵构，同时手书赵野、范讷、范致虚、翁彦国、刘光世等相约计事，并说已“遣使东州，具伸夙志”。手书虽没有说明计事内容，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辛酉条载：“是日，【王渊】方遣三十骑抵城下，邦昌遣人持帛劳之，且令谕【范】讷速来议复辟事。”当包括还政事宜。张邦昌的举措乍看令人疑惑，既然意在还政宋室，又何必手书赦天下，阻止勤王师等，贻人以“篡逆”之嫌呢？结合当时的局势与张邦昌怯弱的性格，不难找出其中答案。金人北撤前夕，曾多次扬言将驻军河北，“观衅而动”，对此，张邦昌颇为顾忌。他的这一惧金心理，在吕好问劝其尽快归政的对答中便充分暴露出来。“敌之始退也，权领门下省吕好问谓邦昌日：‘蛊举钦圣故事乎？’邦昌曰：‘敌去未远，请俟逾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癸亥条）在日后请孟太后垂帘听政的手书中，亦可进一步得到证实。他说：“犹假本朝之故事，盖以敌方退舍，师未渡河，尚虞殿后之师或致回戈之举。据今间探渐已北辕，既祸乱之稍纾，岂权宜之敢久。”客观地说，如果当时张邦昌急速归政，招致金人回戈一击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他阻止各路勤王师进人开封，除基于上述原因外，亦出于替自身安危考虑。以残破之开封，敌近十万勤王人马，实犹如儿戏，对此张邦昌应是十分清楚的。而在当时，诸路勤王人马随时可能以讨逆为名，邀功攻城。四月初五日，正是为了防止勤王人马“止以讨贼为名，人人争先，人城屠戮吾民以邀功利”，康王赵构在下檄诸路人马汇集开封城下的同时，明令“听候指挥，不得先入”。由此看来，张邦昌所虑也确非多余。因此，张邦昌上述举措，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掩金人之耳目，以防其回师开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据此而认为张邦昌有“偕逆”之心，恐有失偏颇。

总之，张邦昌的登位，实由金人胁迫。自登大楚皇位之日起，他始终充当着“假官家”的角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邦昌膺立至是凡三十二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见百官称‘予’不称‘联’，不称‘圣旨。至于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据其在位期间的种种举措，确可验证他并无变移初心，而萌取代之意。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列传第二百三十四》

《大金国志·卷三十·楚国张邦昌录》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O五引《中兴姓氏录·叛逆传》

《东都事略·卷一二二·僭伪传》

在小说《续金瓶梅》中，着重选取了张邦昌即位以及他和华国李夫人的故事，将其刻画为一个胆小软弱、沉迷情色却又贪恋权势的恶人形象。

在小说《说岳全传》 中，小说颠覆了史实，张邦昌直接变成了北宋灭亡的幕后主使者，他勾结金人主动献出了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仁义道德、形象刻板的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