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以文为诗”最早由韩愈倡导，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赵翼《瓯北诗话》：“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文”指的是不同于骈文的散行单句，不拘骈偶、对仗、音律等的形式自由的文体。“诗”则是特指六朝至唐以来形成的句法、字数、平仄、音韵等有严格规定的近体诗。“以文为诗”即是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

当时文学趋向于“以文为诗”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文人自由精神的禁锢；二是宋代理学对文人思想的束缚，加上唐代古文运动“道统文学”的负面影响，使宋代文人个性难以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形成内敛的性格。由于唐代诗歌的巨大成就，迫使宋代文人不得不另寻诗歌创作新路；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也促使着宋代文人们以文学为武器，针砭时弊，激扬爱国情感，这些均使宋代文人顺理成章地走向“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概括起来主要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在创作中将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歌。韩愈试图改变在唐代已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整的诗歌外在形式，摒除骈句，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变化多端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错落之美。像《忽忽》诗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句法，却又给人以一种诗的意味。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字，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将“或”、“若”这样的散文字眼应用到诗歌的创作中，的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韩诗中还有意识地运用了大量古文虚词，如《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读起来让人感到有散文的味道。

第二，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加之起承转合的气脉，贯彻到诗歌创作中,把散文描绘事件、刻画人物、摹写物状的笔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如著名的《山石》诗，即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周围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观感，娓娓道来，让人有如历其境的感觉。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有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十分自然。清方东树评曰：“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 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韩愈作此诗时正由郴州赴江陵参军任。诗先写郴州官舍中秋夜凄清之景，次写张署(即张功曹) 歌辞，备述其被贬所历、岭南贬地环境之恶劣及遇赦不得归之苦状。末以宽解之词作结。全诗首尾两节仅有十一句，中间一段长达十八句，以宾为主，借张署之口叙自己的愤懑情绪，章法安排独具匠心。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中也认为是“一篇古文章法。前叙，中间以正意苦语重语作宾，避实法也。一线言中秋，中间以实为虚，亦一法也。收应起，笔力转换” 。《桃源图》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同样说是“先叙画作案，次叙本事，中夹写一、二，收入议，作归宿，抵一篇游记”。

第三，忽视平仄、音韵等声律，因为五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二下三，七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四下三，韩愈却有意打破这种常规，努力营造一种别出心裁的反均衡、反圆润的美,打乱原有的节奏感，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的风格。程千帆先生认为，韩愈“以文为诗”，主要体现在古体诗中，并指出：“韩愈在古诗中，有的地方故意避免对仗，如《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二句,强幼安《唐子西文录》就指出这是‘故避属对’，而这种‘故避’，显然与以文为诗有关，所以，韩集中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很多是通首不对的，其中包括《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山石》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这样一些名作。”在创作中，韩愈有时甚至突破诗的一般音节，直接用散文的句法叙写，如《寄卢仝》诗“放纵是谁之过欤”《陆浑山火和皇甫　用其韵》“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飨”等等。

第四，以议论直言个人的感受和情绪，将明白如话的议论糅入诗歌。如清顾嗣立评《谢自然诗》云：“公排斥佛、老，是平生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 原道》、《佛骨表》之亚也。” 程学洵《韩诗臆说》也评此诗曰：“韩集中惟此及《丰陵行》等篇,皆涉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也,可置不读。篇末直与《原道》中一样说话,在诗体中为落言诠矣。”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评《石鼓歌》云:“如许长篇，不明章法，妙处殊难领会。首段叙石鼓来历，次段写石鼓正面,三段从空中著笔作波澜，四段以感慨结。妙处全在三段凌空议论，无此即嫌平直,古诗章法通古文，观此益信。” 方东树也评此诗曰：“一段来历，一段写字，一段叙初年己事，抵一篇传记。夹叙夹议，容易解。”韩愈以议论入诗这一点对宋代诗歌影响最大。严羽《沧浪诗话》指责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宋人即直接承袭韩愈的艺术风格而来。

以文为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肯定者认为它开拓了诗歌的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否定者认为它混淆了诗文的界限，以文为诗“要非本色”。以文为诗其实不独为韩愈的诗歌创作现象，韩愈之后代不乏人；以文为诗的“文”也不仅局限于韩愈倡导之古文，它有广阔的延伸和扩展；可以说，以文为诗在韩愈之后有着绵延不绝的历史。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为后来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唐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苏轼的诗歌，与“高云之游空”的李白诗和“乔岳之矗立”的杜甫诗之所以能够相提并论，就在于他以“以文为诗”开辟了“流水之行地”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