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777-843），唐代著名诗人。陕州（今河南省陕州区）人，宰相姚崇曾侄孙。元和十一年(816)登进士第，授武功主簿。历任监察御史，金、杭二州刺史、刑部郎中、给事中等职，终秘书监。世称姚武功，其诗派称“武功体”。生平见洛阳出土《姚合墓志》。

姚合是中国唐代杰出诗人，字大凝，陕州（今河南省陕州区）人，出自大名鼎鼎的吴兴姚氏，唐代名相姚崇曾侄孙。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授武功主簿。历任监察御史，金、杭二州刺史、刑部郎中、给事中等职，终秘书监。世称姚武功，其诗派称武功体。姚合在当时诗名很盛，与贾岛友善，诗亦相近，然较贾略平浅，世称“姚贾”。擅长五律，以幽折清峭见长，善于摹写自然景物及萧条官况，时有佳句。但风格题材较单调，刻画景物较琐细。其诗曾为南宋永嘉四灵及江湖派诗人所师法。今传《姚少监诗集》10卷，另编有《极玄集》。

姚合在当时诗名很盛，交游甚广，与刘禹锡、李绅、张籍、王建、杨巨源、马戴、李群玉等都有往来唱酬。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四灵体

《姚合墓志》记载，“会昌二年壬戌夏五月，辞以目视不明，颐摄私第。冬十二月，寝疾旬余，是月廿有五日乙酉，启手足于靖恭里第，享年六十有六。”据此知此卒于会昌二年十二月廿五日（843年1月28日）。

今传《姚少监诗集》10卷，通行有明代汲古阁刻本及《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另编选有《极玄集》，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姚合晚年编了本唐人诗集，取名为《极玄集》，选的是王维、祖咏、李端、耿湋、卢纶、司空曙、钱起、郎士元、畅当、韩翃、皇甫曾、李嘉祐、皇甫冉、朱放、严维、刘长卿、灵一、法振、皎然、清江、戴叔纶，共计21人，近百首诗，且在自序中说：“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云云，既无李/杜/元/白，也无孟/韩/刘/柳，可见在姚合眼里，“李/杜/元/白/孟/韩/刘/柳”等落选者是不够“极玄”标准的。

“玄”这个字，本义为深奥、神妙，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语。观姚合所选人，确也大都持澹泊人生态度；所选诗，说“玄”虽牵强些，但也几无脾气，淡之如水。从这个集子的遴选主张，我们似乎瞥见了些许姚合的人生观与诗歌观， 《唐才子传》评他“皆平淡之气”，就诗而言，是有道理的。但在仕途上，事实却很难理解为澹泊，虽说他在作品中反复表露着自己从未全心全意地为官，且满脑子是闲居山林、耕钓退隐思想，但他又能一直做到从三品的秘书监，恐非偶然。

姚合与贾岛同时代，贾岛生于779年，姚合生于777年。《唐才子传》说他是玄宗时宰相姚崇的曾孙，这个认定是错的。清末罗振玉在《李公夫人吴兴姚氏墓志跋》中经考证得出，“算”为元景子，“閈”为元景孙，“合”为元景曾孙。可知姚合的曾祖父是姚元景，历任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宗正少卿；其祖父是姚算，历任鄢陵县令/汝州司马；其父是姚閈，历任相州-临河县令/赠太子右庶子。墓志上所记的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也该是姚合的籍贯。

38岁前，姚合究竟落过多少次第，不知道。他曾写过一首《下第》诗，表述的是自己无颜回乡见父老邻里的羞窘心理----“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浑疏、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闭门辞杂客、开箧读生书、以此投知己、还因胜自余”。元和十一年（816年）他终于及第，恐也得自于时任主考官、后又很快升任为宰相的李逢吉的照顾。姚合及第后曾给内兄郭冏写有一诗，其中便有“相府执文柄/念其心专精/薄艺不退辱/特列为门生”的句子，可看出那时他曾被李逢吉收作过门生，阅卷时给个高分就很自然了。但姚合似乎没有料到自己还能中第，以至于惊讶远远要胜于高兴，正所谓“事出自非意/喜常少于惊”也。

进士及第大约两年后，姚合被授予正九品下阶的陕西/武功县主簿，也就是说，姚合的仕途生涯，是从四十岁才开始的。主簿这个官，乃文职，主要负责记录本县日常所发生的大事以及县署各类文书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县志”便是由历代主簿记录整理后传下来的，中国的地方史，多亏有这些默默作记录的主簿，虽是最底层的小官吏，贡献却通过日积月累显现出重大价值。当然，一个县，大事是不可能天天有的，所以主簿相对还是很闲，有的是时间写自己的诗、喝自己的酒、养自己的花、种自己的小菜园……也大可以东走走西逛逛，只要不出县境。唐代的州县官员，若不因公事而去了别的县，则被视为“私出界”，即使是刺史、县令，也要受到“杖一百”的惩罚。

姚合从一开始做官，就表现得三心二意，且抱着隐居的态度。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的诗里，他第一首的第一句便现出“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的思想；第二首里则又说“方拙天然性/为官是事疏……养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虚”；第九首则曰“到官无别事/种得满庭莎”；第十七首则曰“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连工资都懒得隔月去领了）；第二十二首则曰“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第三首我以为则是他这组诗的代表，也充分表露了他四十岁时的闲逸人生观----

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

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归休计，深居养此身。刚一为官，就心存退隐，这样的人也真不多见。所以闻一多先生说他是在“小廨署里…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不像白居易那样“在改良社会的大纛下…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但我以为，这仅仅是诗而已，姚合真正的人生历程，与诗却是不同的，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官运吧！

在武功县，姚合整整呆了三年，所谓“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秩满后暂时卸了任。在《罢武功县将入城》二诗中，他那无官一身轻的欣喜跃然纸上，不知是说给别人听的还是真不愿意做事，因为没多久，他就又到了魏博节度使幕府中做随军从事。那时的魏博节度使是田弘正，身上的头衔及爵号很多，诸如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中书令/上柱国/沂国公等，从姚合所写的《酬光禄田卿六韵见寄》一诗中可知，他到魏博节度使幕府，是受田弘正之邀。田弘正虽也写诗，但还不能算诗人，毕竟挂着节度使的官衔，主业是领军守土，平定叛乱。与一帮军人为伍日子，姚合在诗中表现的仍然是三心二意----“每日寻兵籍/经年别酒徒/眼疼长不校/肺病且还无/僮仆惊衣窄/亲情觉语粗/几时得归去/依旧作山夫”……田弘正在魏博节度使任上蘸了还没一年的糖堆儿，就换成了一个叫李愬的；李愬也还是不足一年，就又换成了田布，田布依旧不足一年，反被手下的牙将史宪诚夺了帅印。而我们的姚诗人呢，朝廷看那里太乱，就把他调到富平县做从九品上阶的县尉去了。不久后，再调他到京城直辖的万年县任从八品下阶的县尉。

大约在48岁时，姚合被调回长安，任正八品上阶的监察御史。50岁时再升任从七品上阶的侍御史。52岁任从六品上阶的户部员外郎。53岁时则调出京城，任正四品上阶的金州刺史。54至55岁再回长安，任从五品上阶的刑部朗中与户部郎中。56岁时则调出京城，赴浙江任从三品的杭州刺史。三年后，三回长安，任正四品下阶的右谏议大夫。又一年，兼给事中。又一年，转正四品的陕虢观察使。他62岁时所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则是从三品的秘书监。看他的仕官史，虽开始于四十岁以后，但走得很稳，差不多平均两年就升迁一次，且从未遭过贬，这其中一定是有秘诀的。

查他所结交的五品以上朝廷大员，有崔附马、李太尉（李德裕）、杨尚书（杨巨源）、郑尚书（郑余庆）、裴宰相（裴度）、令狐宰相（令狐楚）、田中书令（田弘正）、白少傅（白居易）、刘郎中（刘禹锡）、韩祭酒（韩愈）、张司业（张籍）……这些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还有更多方方面面的官员，至少在其诗中便可看出与他有往来。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揣测，姚合或许脾气不错，也不有意树敌，更不冒进。《全唐文》载李商隐所写的《与陶进士书》中曾记录，当年李商隐任弘农县尉，得罪了上司孙简（时任陕虢观察使），便想辞官一走了之；正巧姚合接替了孙简，听说此事后，就立刻又把李商隐叫了回来，可见他的厚道（或许也掺杂了对李商隐诗文才华的好感罢）。

姚合诗，确以五律见长。晚唐时的张为在《诗人主客图》里也第一次将“姚/贾”并称，把他与贾岛捏在一起，归入“清奇雅正”的诗格中。宋人刘克庄也说姚合的诗，得了杜甫的“清雅”；赵紫芝还将姚/贾两人的诗，合编了一册《二妙集》。而元人辛文房则从姚合的诗中看出“有达人之大观”，也不是虚言。我是很喜欢姚合诗的，也觉得他与贾岛还是有很大不同，至少他的写作“不使劲/不雕刻/无怨气/也不苦”，读了让人松心。是啊，其实谁在人间都有自己的苦处，总挂在嘴边叫人听，也不舒服，所以姚合很明白要自己“找乐”，正所谓“天下谁无病/人间乐是禅”（见姚合《寄默然上人》诗）。

他拿写诗，我以为多半是当玩儿，在自然中找找感觉，在词语里玩玩智巧；做官之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如此心态写来，当然也就达观。看五律，我觉得最要紧也最过瘾的，是看“颔/颈”两联，姚合写的很好看，我在下面列几句，喜欢的人可以用书法写下来当对联挂在屋里，是最好的应用----

“世上诗难得/林中酒更高”；“家山去城远/日月在船多”

“纵马唯提酒/防身不要兵”；“过来心已悟/未到行弥精”

“书多笔渐重/睡少枕常新”；“爱山闲卧久/在世此心稀”

“秋卷多为好/时名屈更肥”；“山静云初白/枝高果渐稀”

“不眠知梦妄/无号免人呼”；“林下期同去/人间共是劳”

“海上归难遂/人间事尽虚”；“看月嫌松密/垂纶爱水深”

“上山方觉老/过寺暂忘愁”；“逢酒嫌杯浅/寻书怕字稠”

“诗情生酒里/心事在山边”；“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

姚合卒于秘书监的任上，死后朝廷又追赠他为礼部尚书。他的弟子诗僧方干写了一首《哭姚监》的七律，引于后，算是对其一生的评价吧----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万古名。入室几人成弟子，为儒是处哭先生。家无谏草逢明代，国有遗篇续正声。晓向平原陈葬礼，悲风吹雨湿铭旌。

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

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

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

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

姚合极称赏王维的诗，特别追求王诗中的一种“静趣”，此诗就反映了这个倾向。首两句：“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姚合自称“野性多疏惰”（《闲居遣怀》其八）。一个性格疏懒，习于野性的人，认为不适宜为官临民，这在旁观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这点，终年住在城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求静不得，求闲不能，皆由于自己的“不自识”。本不乐于城市，今终年住在城里，总得自己寻个譬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因此认为在城市亦算是隐居。“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 《武功县诗》）自己作这样一番解释，是明心迹，也见心安理得了。这儿写身处县城，却透露了心地的静趣。

景况也确是这样：“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这第二联写的正是适应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从首二句一气贯注而来。没有马迹过门，就是表明来访者稀少，为官很清闲。蝉声聒噪，充满庭院，是因无人惊扰，反觉闹中处静；写的满耳声音，却从声音中暗透一个“静”字。上句写出清闲，下句写出清静。正是于有声处见无声，反感静意笼罩。

在这清闲、清静的城中一隅，诗人是“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这第三联从“病”写性情。病，带点小病，旧时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风雅事；病而不废吟咏，更显得闲情雅致。现今“休官”，连小小的职务也不担任之后，真是梦境也感到很清闲，很清静了。写来步步幽深，益见静境。唐人由于受佛家思想影响，有所谓更高一层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于“禅”，所以第四联作者自问：“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何时能摒除一切萦心的俗务，求古先生（指佛）学这种禅观呢？观，即观照。妄念既除、则心自朗然无所不照。这样的境界，就是禅观（即禅理、禅道），是清闲、清静的更高一境。借禅理说心境，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鄙视厌恶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艺术上静趣的境界。

姚合是写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层层写来，一气贯注；诗句平淡文雅，朴直中寓工巧，而又畅晓自然，所以为佳。

将军作镇古汧州，

水腻山春节气柔。

清夜满城丝管散，

行人不信是边头。

题一作《边词》。穷边，意思是极远的边地。原诗二首，这是第一首。诗写边镇的升平景象，借以赞扬边镇守将的防守之功。作者在元和十年（815），曾以记室从“陇西公”镇泾州（今属甘肃），诗或作于此时。汧（qiān牵）州，今为陕西千县。唐自天宝以后，西北疆土大半陷于吐蕃。州离长安并不算远，但在作者眼中却成了“穷边”，国力就可想而知了。

全诗主要在写景象，借景象来显示将军防守之功，并不着眼于直接歌功颂德。首句“将军作镇古州”，点明本诗颂扬的对象，下面二句诗即介绍了将军担任镇守之职后，古州出现的繁荣景象。诗人着意渲染了春日的山、水、节气和清夜的丝管，使人感到这里不再有边地的荒凉，不再有边地的战火气息，耳濡目染的都是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水腻山春节气柔”，水腻，是说水滑润如油，自是春水的柔美形态，和夏水的汹涌浩荡有别。用“腻”字形容春水，自然也含了诗人的赞美之意。“山春”二字简洁地描绘出群山万壑山花烂漫的无限春色。节气柔，是说节气柔和，风雨以时。这句的意思是：春光柔媚，山清水秀；而明丽的春光，则正是“节气柔”的结果。这是总写春日白天的边镇风光。入夜以后的边镇，又是一番景象。诗人只用了“满城丝管”四字来描绘它，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丝管之声不是只从高门大户中传出，而是大街小巷满城荡漾。一个“散”字用得极妙，把万家欢乐，没有边警之扰的景象烘托了出来。丝管之声发自“清夜”，又说明边镇在欢乐中清静而有秩序，虽然欢乐，却不扰嚷。因此，地虽是“穷边”，景却是美景。难怪从内地来的客人看到这种春意盎然、歌舞升平的景象，竟然不相信这是边塞之地。这种太平景象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作镇”的将军。但是诗人却没有对将军致边地于太平之功直接赞美一词，只是把赞美之情暗含于对美景的赞扬之中，用笔显得非常委婉。结句写行人的感想，仍然避免自己直说誉词。“行人不信”，似乎是作为客观现象来写，然而，来来往往的行人不也包括诗人自己吗？那种由衷的赞美之情写得蕴藉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