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起始于五六千年前，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有分布较为密集的红山文化遗址，被认为是红山文化时期社会上层统治者居住的核心区域，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红山文化，是因着距今6500年左右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素面陶集团中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越过燕山进入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并将土著赵宝沟文化居民驱赶到了西拉木伦河以北后，二者相互吸收对方元素而形成的一支以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泥质盆钵壶及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从人群构成角度包含了以西拉木伦河为界，隔河而居的土著居民和后冈一期文化移民两个不同的族群。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

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

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

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形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细石器工具发达，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

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

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

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

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随着红山文化基本特征的进一步明晰和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一些新材料陆续发现，使红山文化不同遗存之间的某些地域性、时间性和类别上差异等问题明显反映出来。

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对分期问题和划分地方类型问题提出看法。并对一些分布于不同地域及遗址所处不同位置的红山文化遗存做了系统分析。如内蒙柰曼大沁他拉遗址，分布于沙丘，多细石器，不见彩陶。敖汉四棱山遗址位于山坡高处，出彩陶甚少。而距四棱山约30公里的三道湾遗址，位于近河低台地，出土彩陶显著增多。另大凌河流域多见罐式筒形器和线腹盆，不见红顶碗类。

有一些学者则视发掘材料的多少，结合其它文化因素等不同特征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1、兴隆洼F133遗存。在敖汉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有少量发现。2、西水泉类型。以赤峰西水泉遗址为代表，经过发掘的还有赤峰红山后，蜘蛛山和敖汉三道湾等地点。3、东山嘴类型。已发掘的遗址除东山嘴外，还有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

也有人从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分类排比组合入手，排列出红山文化各遗址所处期别。根据这种排比组合处于红山文化早期的遗址有海金山、赤峰蜘蛛山。处于早、中、晚期整个阶段的遗址有右旗那斯台、奈曼旗大沁他拉、赤峰红山后。处于早、中期的遗址有赤峰西水泉。处于早、晚期的遗址有敖汉四棱山。处于中期的遗址有敖汉三道湾子。处于中、晚期的有城子山和锦州沙锅屯遗址。处于晚期的有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遗址。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1971年，红山文化碧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红山文明化进程存在着区别于中国其他区域早期文明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红山文明的发生虽然必须以红山文化内部因素为基础，但红山文化本身并未在物质文化发达和军事强大上做好准备，红山文化超越氏族组织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诞生，与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整体格局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其时她要面对的不是族群内部成员的分层，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军事统帅，所以在这里可能难以找到如中原地区那样的中心遗址和城，也难以发现如长江流域那样丰富的斧钺类武器，亦即红山文明缺乏经济层面或军事层面的基础。长期的认同造就了红山文化中不同族群间彼此的适应性，趋于一致的信仰包括仪式，成为他们互相依赖和共存的积极纽带，而当时已经存在的宗教人员掌握了通神的资源和能力的事实，是红山文明在实现权力集中的道路上的选择，走集中神权之路，以玉辨身份明等级，以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社会中世俗的等级权力，实现公共权力，最终成就了红山人在超越了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基础上的地缘性公共权力的诞生，这是解读坛庙冢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的依据。

红山， 即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英金河畔，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

蒙元时代，蒙古人称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

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名叫桑志华。他来到热河省林西县，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

1930年冬，从通辽来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的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热河北部蒙族地区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让日寇枉费了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1971年5月，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就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其后不久，在敖汉旗古鲁板蒿、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

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

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雷广臻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在国际论坛上发表后，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

2024年4月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团队，在赤峰市敖汉旗开展了为期近4个月的考古调查。9月13日，中国考古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政府在呼和浩特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红山文化最新考古成果。考古队在敖汉旗完整地揭露出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石器，首次发现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兼祭祀为一体的建筑遗存，基本辨识清楚该建筑的布局特征与营建顺序。这是目前内蒙古考古发掘的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石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石器的大部分类型，且发现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的器物，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文化出土玉器考古研究的空白，也为探索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藏玉于墙”现象来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2024年9月22日，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最新考古成果首次向社会公布。首次发现了“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兼祭祀为一体的建筑遗存，并一次性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几乎覆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所有类型。M15出土的玉龙，是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体量最大的红山文化玉龙。同时还发现了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的器物，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文化出土玉器考古研究的空白，也为探索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藏玉于墙”现象来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部落集团，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已经发现了较多氏族居住营地的遗址。大凌河上游牤牛河北岸的敖汉旗河福营子村，有一处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两条保存较好的壕沟将部落遗址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即两个氏族。

其中东南部的壕沟周长 600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在壕沟的东南边留有一处供人出入的通道口。西北部的氏族，壕沟只有三边，包围的居住营地面积较小，另一边即为东南部氏族壕沟的一段。这个红山文化部落营地的发现，提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部落的规模和防卫性壕沟的实例，可以看出这种设施与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是基本相同的。

红山文化的先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部落，兼有畜牧和渔猎的经济生活。

在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制陶技术比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制陶经验的氏族成员已经专门从事这项劳动，大批陶器具有成批加工的相似性。陶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老哈河东岸的敖汉旗白斯朗营子村南，四棱山前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有一处红山文化的窑场，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 6 座窑址。从这些结构各有差异的陶窑及出土的陶器来看，制陶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学术界大致有五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五、红山文化很可能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转折点。

五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

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

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

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 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该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底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以及网格状划纹等。

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还出土的龙纹陶片，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大型石塑龙堪称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对红山文化龙形有直接的影响。

兴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可以认为是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

另有研究者认为，建立商朝的商人祖先是从辽西地区沿着这条文化传播带一路南下，进而建立了商朝，尽管该说尚存争议。

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

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可归纳以下三点：

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打制石器，有四边起棱，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石耜、出现磨光石铲，细石器有石镞和骨柄刀的石刃。石刃加工精致。联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饰细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

彩陶以黑彩为主，有红彩和施白衣，纹饰有斜平行线纹，折线回字纹，有内彩，一种典型绘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三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朱绘已见多例，其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

氏族墓地选择在高山上，墓地内部分区，区内分行，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和葬，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小河沿类型与红山后类型虽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叠压情况，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时代早晚和承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河沿类型石器中细石器加工更为精致，圆弧骨柄石刃刀更为普遍实用，反映出生产技术较红山后类型更为进步。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后类型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均有泥质红陶和彩陶，小河沿类型的泥质红陶敛口钵、夹砂灰陶式深腹罐、双耳双口连通壶以及平行斜线的彩陶花纹、刻划纹等，都有脱胎于红山后类型的迹象。泥质灰、黑陶增加，但却不见压印“之”字纹，而被细绳纹及菱形回字纹所代替。其它如镂空豆、尊等多种器类的出现，彩陶图案的几何化，表明制陶业有了新发展。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合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2023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发现一件龙形蚌饰，这是红山文化早期遗存。此蚌饰出土自彩陶坡遗址一座房址的西南角，看上去似龙，由头部、身部、尾部等几部分组成，整体分布范围长20厘米左右，短吻，口部张开，头部朝向彩陶坡坡顶的方向。突起的圆额下面有表现眼部的圆形镂孔，镂孔外围有一周凹槽，推测眼部可能原来有镶嵌。尾翼朝向彩陶坡坡底的方向，略上扬，与身体连接的一端可见4个圆形钻孔，可能用以穿系，借此与身体部位相连接。

考古人员在这个房址还发现了两件陶器，一件是夹砂灰陶饰划线纹筒形罐，另一件是夹砂灰陶饰之字纹筒形罐，均是典型的红山文化遗物，且年代偏早。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玉文化在红山文化中处于研究核心地位。

玉器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玉器不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是神器，是以玉祀神的时代产物。玉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矿石，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

此次蛇形耳坠的出土地位于，朝阳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它位于辽宁大凌河支流，距离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群约51公里，考古人员共发现了4个墓地地点。

考古人员通过对田家沟墓葬群四个地点的全面清理，共发现石棺墓葬40座，不过不少墓葬在发掘前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墓葬的填土层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祭器碎片在石棺内和垫土层当中发现了彩绘陶罐、玉镯、玉蚕等多件随葬品。而在4号地点5号墓葬发现的一件蛇头形耳坠尤为引人关注。这件蛇头型耳坠呢，在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的玉器当中，这是第一例，在这个《山海经》的记载当中“耳双蛇”，这一件蛇头型耳坠和《山海经》的耳双蛇的记载，是有它的历史相关点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受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征；在辽宁省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是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2012年5月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考古调查时发现了部分陶塑人像残片，并于6月30日进行抢救性发掘，7月6日将整件陶塑人像复原。陶塑人像的出土已经引起考古界的极大重视，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的发现。

红山文化出土了较多的人形玉器和动物形玉器。研究表明，这些雕像无论主题是人物还是动物，大多具有神秘色彩。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从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东北文明起源100万年前吉林前郭王府遗址，而后4、50万年前的庙后山文化、2、30万年前的金牛山、鸽子洞文化，5至1万年前的青头山人、榆树人、安图人、哈尔滨人、前阳人等古人类，9000年前的海拉尔扎拉诺尔人，7000年前沈阳新乐下层文化，6000至7000年前的吉林大安县长新南山遗址、辽东半岛小珠山文化，6000年前的海拉尔西沙岗文化、昂昂溪文化、密山新开流文化、饶河小南山文化，5000至6000年前的长春氏族部落、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霍林河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辽河红山文化，东北文化薪火相传，是后来形成的商族、肃慎、东胡、秽貊等东北各民族、部落共同的文明起源。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中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 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

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

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

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朝阳市和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

红山文化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女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中国是龙的国度，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的神。因此，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红山文化玉龙已在多处发现，其中尤以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刻划的最为栩栩如生。这条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有对称的单孔，经试验此孔用于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1971年，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翁旗乌丹镇赛沁塔拉嘎查也因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红山玉龙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红山玉龙的具体用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中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红山文化玉龙曾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虽然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怎样估价红山玉龙的文化价值均不为过的。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辽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并在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

记者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展室看到了复制的女神头像，她面部为朱红色，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女神的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

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朱达告诉记者，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些彩塑女神像，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可与西方的维纳斯相媲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人骨。

联系中亚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这就不单单是艺术造型了，女神头像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它使亿万中华子孙第一次看到用黄土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那么，牛河梁女神像是否与传说中的“女娲氏”有关？古籍记载中，女娲的第一大功劳就是“抟黄土做人”。而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的塑件，与古籍记载有惊人的相似。

有专家据此推测，辽河流域牛河梁女神庙可能就是当时的原始古国对女娲的一种回忆、崇拜，而古代传说中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方式——“郊”“燎”“火帝”也可能在此举行。

在距离牛河梁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经初步发掘证实，这座土山竟全部是人工夯筑起来的，地上部分夯土堆直径近40米，高16米，外包巨石；内石圈直径为60米，外石圈直径约为100米。夯土层次分明，估计总土方量在数十万立方米以上。

小土山的形状为圆锥形、小抹顶。上面是用3圈石头围砌起来的，每一层石头伸进去10米，高度为1米，山下面亦有3圈石头围砌起来。围绕小土山周围的山头上，还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群址，整个积石冢群都是圆锥形、大抹顶，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布局是一样的。故考古专家将其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在朱达的陪同下，记者爬到了“金字塔”顶上，从这里向四周望去，女神庙遗址与“金字塔”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积石冢群址与“金字塔”等距离地排列在一条线上，这种布局使人明显地感受到“金字塔”的中心地位。

据朱达讲，当初发现这座“金字塔”时，山上到处散布着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彩陶片以及冶铜坩埚片。而“金字塔”顶部是炼铜遗址，有1500个炼红铜的坩埚，每一坩埚约有1尺多高，锅口约有30厘米，像现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如今，为了保护这个炼铜遗址，朱达等人已将这些冶铜坩埚全部用土封上了。

那么，这座“金字塔”式建筑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学者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可能是辽西原始文明古国用以祭天的坛；也有人认为是王者的陵墓；还有人推测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有关。

牛河梁大金字塔顶炼红铜的遗址，与“女娲补天”神话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的情节十分吻合。

考古工作者又对围绕大金字塔周围的小金字塔群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出土大批玉器。

一座积石冢的中心大墓里出土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头部两侧有两个大玉环，胸前佩带着双龙相交的勾云形班次佩，头的上部有玉箍，腕部有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死者双手各握一玉龟，一雌一雄，相配成对。

中国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认为，玉龟可能是当时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图腾崇拜物或保护神。当然，最有身份的人死时手中所握的，很可能是这个氏族的标志即图腾神，以返回他们的始祖。

另据专家考证，辽宁、吉林两省一带农村的民俗仍很流行龟崇拜，男女青年结婚时，房顶上都要贴一幅四龟相交的大团花式图案剪纸。

在另一座积石冢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伴有20余件玉器的墓葬。死者的胸部也佩置一碧绿色玉龟。

奇怪的是，这两座积石冢中出土的玉龟均无头无尾无足，浑然一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联想到古籍记载中女娲补天时“断龟足以立四极”的神话传说，这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不也与神话传说相契合吗？

2014年10月16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过对红山文化人塑像进行研究和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人骨进行鉴定，初步可以认定分别生活在距今6700年前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为蒙古人种。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泥塑头像等多个“红山文化”人物塑像都具有共同的面部特征，即方圆形扁脸、额部平缓、眉弓不显、眼窝浅、鼻梁低平而短、颧骨突起、唇薄而长，整个面部较平，起伏不大，具有蒙古人种面部特征。考古学家认为，著名红山文化遗址——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颅骨的体质特征为较高的颅形、狭额、宽阔扁平的额面部等，属于亚洲蒙古人种。

现已发现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超过30件“红山文化”人物塑像。从人物塑像和墓葬中的陪葬品出土位置看，“红山文化”先民头发挽成发髻，女性头部有头箍发饰和饰带等；男性头戴冠，耳垂下戴耳饰，玉玦饰在耳上，玉珠穿绳坠于耳下，脖颈部饰项饰，手腕上套有玉镯，腰部有带状皮索束腰装饰，足下穿半高腰平底靴。

2024年4月9日，红山文化早期的龙形蚌饰终于被成功复原。这个龙形蚌饰是去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发现的。

2024年9月，从中国考古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内蒙古红山文化考古取得新成果。其中，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最新发掘一座保存完整的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