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出生于澳门（一说日本横滨、一说上海）。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13日，梁思永出生于澳门（另一说法是日本横滨、一说上海），是梁启超次子。曾在日本念小学。民国二年（1913年），梁思永随家人回国。

民国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人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

留学期间，梁思永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整理李济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英文专刊，对第四探方的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乃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病逝，当时梁思永仍在美读书。12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此文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细报导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对细石器的概念的分类标准方面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然后转道通辽进入热河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前后38天，行程千里以上，采集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这是国内学者最初接触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址，并且首次进行了科学发掘，在断代上树立了重要的标尺。同时还对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的概念和分类标准有所创新，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原计划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由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梁思永只好中断了在东北的考古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梁思永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作为最早的受过系统科学考古训练的梁思永，带来了最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主持了后冈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正式发掘工作开始的前两天，梁思永与吴金鼎到后冈进行最后一次调查，确立了挖掘方案：即从后冈最高处起，向东西南北挖掘出纵横交叉的两道沟。这一方案的确定，使得此次发掘可以尽可能全面地探视全冈遗址的大概内容。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16日—5月12日，梁思永、吴金鼎、尹达对后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于受当地局势的影响，挖掘工作被迫停止。随着殷墟的第五次发掘，同年11月10日—12月4日，对后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两次发掘共开探坑45个，面积共601平方米。秋，梁思永参加山东历城（今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又回到后冈继续春季的未了工作。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3月15日—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同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5日—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这时已经患上严重肺结核的梁思永，拖着病体，对侯家庄的发掘记录作了初步整理工作，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抗战胜利以后，梁思永在重庆施行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使有病的左肺萎缩下来，然后到北京休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梁思永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北京解放，梁思永放弃七八年来的蛰居休养生活，毅然出来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以虚弱的身体积极主持所里的常务工作，如制订长远规划、指导田野和室内研究，并热心扶掖后进。

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梁思永心脏病发作，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梁思永首次田野考古是调查发掘黑龙江的昂昂溪史前遗址。民国十九年（1930年）8月他得知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于9月19日从北平出发，与助手王文林一起前往调查发掘昂昂溪遗址。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们一共挖掘了4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200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10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

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初，梁思永一行踏上归途。后经细致研究，撰写了5万字的论文《昂昂溪史前遗址》。揭开了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确立了昂昂溪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昂昂溪区因此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渔猎文化、细石器文化的突出代表，载入《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之中。

回来途中，梁思永到热河进行调查，在热河境内行程500公里，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此行目的是试图在广泛调查之后，在热河境内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只好中断。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共进行了15次，梁思永回国时已完成了前三次的发掘。以后，梁思永参加了史语所的第四、五、十、十一、十二和第十四次发掘。民国二十年（1931年），梁思永与史语所同仁李济、董作宾、吴金鼎、尹达等进行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这是史语组的第四次殷墟发掘。梁思永在殷墟发现了一片甲骨，这是首次在小屯以外发现甲骨。更为重要的是，梁思永从后冈的发掘中找到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体的层位关系，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写下《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这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梁思永参加了李济主持的第五次殷墟发掘。他们在小屯村中及村北地掘得有字甲骨381片，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甲骨文字散见其中。证明“甲骨原在地显系堆积而非漂移”，从而纠正了第一至第三次发掘所假定的“殷墟为洪水湮没说”。

经历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此前安阳殷墟发掘主要在小屯村及后冈，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九次发掘时得知安阳候家庄亦有甲骨，挖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候家庄。

梁思永主持参加的殷墟科学发掘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发掘找到了殷代王室陵墓和一般贵族及平民的墓葬；发现了大量建筑基址，其中包括王室宫殿、宗庙、一般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连同其他几次的发掘就为殷墟性质的确定和殷墟布局面貌的揭示提供了依据。

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吴金鼎发现的，而凸显龙山文化重要性的则是梁思永。第一次发掘持续了一个月，城子崖遗址的丰富内涵远未被揭示。民国二十年（1931年），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挖掘过程中，梁思永提出了“以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文化层”的方法。挖掘的成果十分显著，城子崖遗址呈现出了“三层叠压”——最上层是周代文化遗址；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便是龙山文化层，出土黑陶，且工艺“到上层文化时似已失传”。发掘结果表明，殷墟与城子崖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驳斥了仰韶文化发现者、瑞典科学家安特生“粗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错误结论。基于此，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梁思永主要编纂的发掘报告《城子崖》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对后来中国的田野考古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梁思永主持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遗址。1937年4月，参观了浙江杭县良渚遗址的发掘。1939年，梁思永主要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对龙山文化的特征、分地层和年代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等等作了精辟的阐述，使得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走向成熟。

后冈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它的下层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中层发现龙山文化的黑陶残片，上层则为小屯文化的堆积。依据地层学上的证据，梁思永认识到，多层堆积的遗址中，大多数年代较晚的地层由于人的生活和活动，往往将早期遗存混入本地层来，因此，除了最早的堆积是单纯的外，后来的堆积一般都带有早期的遗物。梁思永采用从早期到晚期按地层或单位的整理方法，从掌握的年代最早的遗存的面貌入手，自早至晚逐步清除混入晚期堆积的早期遗物，从而得以认清各个时期堆积层的本来面貌。通过这种方式，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关系，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殷商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建立了考古地层学的典范。

这项考古学上极为重要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一再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特别是对瑞典的安特生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所散布的：“而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实事证明之”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尹达在《悼念梁思永先生》一文中指出：“1931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从这样显明的堆积现象上，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最少也应当说，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谜底戮穿了。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

从第四次殷墟挖掘开始，由于梁思永等专业考古人员的加入，工作方法日趋完备，发掘范围不断扩大，并一改过去偏重遗物的发现而集中精力于殷墟遗址的发现研究。这样，殷墟发掘不仅有许多重要发现，同时更为重要的解决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地层关系。尹达指出：“由于他（梁思永）的参加，才把殷墟的考古发掘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才把殷墟发掘工作中存在的混乱局面澄清”。

梁思永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参加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在田野发掘中，根据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即灰陶文化层和黑陶文化层。

梁思永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主持的对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即对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力发现的一支新石器遗址，又由自己发掘并整理后编成中国第一本大型的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梁思永始终参与其事，主编该书并撰写了部分章节。这部报告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迅速成长，也为后来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例。

《后冈发掘小记》是梁思永对后冈遗址发掘工作的一个总结，也可以看成是后冈遗址的发掘简报，大致可分为概况、地层介绍、遗迹和遗物四个部分。《后冈发掘小记》中实际上是分成五个部分写的。一、介绍遗址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发现经过及发掘前的准备工作。二、两次发掘的情况，包括起止时间、参加人员、发掘时的一些具体情况。三、按地层堆积逐一介绍各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在遗址中的分布范围，再根据各时代文化层的分布，推测当时人居住地点的变化及相关的地理形势，如文中根据三个时期地层的分布，得出结论“后冈堆积的遗存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移动。这移动大概与逗河的活动所引起的后冈三角洲向东北方向的伸展有相联的关系。”四、介绍白灰面、长方坑、夯土、石堆等几种遗迹，并对其形成、用途进行了合理的推测。五、按层别介绍所出土的具有明显特点的文化遗物如陶器、石器、骨器等，并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

不论是《城子崖》还是《后冈发掘小记》，都具备了作为发掘报告或简报的基本体例，开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编写发掘报告或简报的先河。

在准确地认识每期遗物基本文化面貌的基础上，对每期内的各种文化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也是整理考古资料的基本方法。梁思永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对后冈、城子崖遗址中每期文化遗物进行了分类研究。从《城子崖》发掘报告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对石制品的分类研究是这样进行的“石类器物……就其形式及功用，我们把所掘得的石器共分十类……。”这十类有砺、磨、锤、斧、锌、凿、铲、刀、矢、杂器。然后每类有的再分数种，如砺类，“本类是磨制他种工具所用的工具。……就其表面之形式，分为两种一，平面式，……二、凹面式……”。在对遗物如石器进行描述之后，又分析了其选材及制作方法，这样，便基本上完成了对某类遗物较为全面的认识，此正为正确认识古代文化面貌之基础，也是考古学资料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梁思永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写成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被人称为迄今为止研究龙山文化的最精辟的论著。随着几处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梁思永虽然也认为这些遗存存在着年代的差异，但他指出，从这些遗存收集的遗物，尤其是陶片，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确定的地区差异。他将当时认识的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并指出豫东和安徽寿县一带的遗址的文化面貌也与上述三个地区有区别。他还认为，豫北区是殷文化的直接前驱。

梁启超勤于治学，对子女的学问大事亦是十分关心，时时处处留心，以为他们寻找并争取可供实践的机会。比如当他得知瑞典著名学者要组织一个团体前往新疆考古，他便立刻想到了正在美国学习考古的梁思永，他认为如果梁思永能够加入考古队锻炼，对他将来的学问研究必会十分有益。于是，他便连去了几封信，告诉梁思永这一消息，但是因为梁思永还未放假，且期间考古队的行程方案又有了一些变化，梁思永赶上大部队的可能性很小，最终也没成行。作为父亲的梁启超，为了儿子实践学习，不愿意放过任何机会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动。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论述：《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妻子：李福曼，民国二十年（1931年）结婚。

女儿：梁柏有

2010年10月，由黑龙江省文化厅、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纪念梁思永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

2016年9月21日，梁思永先生纪念座谈会暨《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新书首发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

2018年6月，由广州博物馆、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主办的“筚路蓝缕探索求真——梁思永先生与昂昂溪文化展览”开幕式在广州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展出国家级珍贵文物206件，其中包括梁思永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物品和考古物品，昂昂溪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

2013年开始，梁柏有以80多岁的高龄，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凡与梁思永有关的文献、资料、照片通通收纳其中。《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全书25万字，插图200幅，包括梁思永各个时期的工作与生活留影、学习笔记、考古标本、往来信函等，在以女儿的口吻追述其生平事迹的同时，亦收录多位国内考古界知名人士的回忆文章，以及梁氏家族成员的怀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