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男，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1874年出生于瑞典的Kinsta。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从中结识了后来对其考古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同时在这两次南极考察中安特生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在此期间他所主编和编写的《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更是安特生在地质学研究上硕果累累的好例证。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直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先生也正因此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了，然而这确导致了他日后工作性质上的根本转变。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受材料局限，提出过中国文化西来说；后自己有所纠正。他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归国后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 著有《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黄土的女儿：中国史前史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等。安特生于1960年逝世，享年86岁。

1914年 的春天，这个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他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

据史料记载，安特生进入塔里木河的时间，是1914年4月的一个上午。那个上午，中国西部的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春风拂面。安特生乘一叶小舟在淡淡的晨雾和暖融融的阳光中，顺着暗蓝色的塔里木河缓缓划行，飘然而下。整个航行途中，安特生总是独坐船头，从顺水漂行的木船上观赏着两岸的景色。在尽情欣赏塔里木河两岸风光的同时，安特生认真阅读刚刚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读着这本书，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荡起的，是对神秘中国的连连感叹和对自己姗姗来迟的遗憾。

这一年，安特生刚满40岁，但他在国际上已是一位声名显赫而又独具个性的大学者了。安特生除了钻研地质学之外，对考古和探险有着极大的热忱和浓厚的兴趣。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这次南极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历中，虽然增添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准备不足，他的团队到达南极后，无法抵御恶劣气候的侵袭，最后只得草草返回瑞典。不仅考察项目不尽如人意，而且研究结果也收效甚微，以至于安特生回国后，在几天的闭门沉思中，对自己的这次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而与安特生同处一个国度、同研究一个领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却在安特生率队奔赴南极的同时，悄悄踏上了远东的中国大陆。 斯文·赫定前往中国的时间也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的春天。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关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

斯文·赫定的这次罗布泊之行，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在罗布泊

发现的文物

西北一带，他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 显然，斯文·赫定中国之行的巨大成功，对刚从南极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震动，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虽然安特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才华惊人而又雄心勃勃，但在探险的方向上却选择了寒冷的南极；斯文·赫定尽管学识并不比安特生高明，经验也未必有安特生丰富，但在探险的方向上选择的却是神秘的中国。其结果是天壤云泥，大相径庭。安特生并未因此气馁。虽然他后悔自己选错了探险的方向，但却十分自信地认为，如果他当初选择的是中国而不是南极，一定会比斯文·赫定更加出色。可惜，历史已经无法改写。因此，从南极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反思后，很快便将考察热情和寻找目光转向了中国。

就在安特生渴望前往中国的日子里，古老中国封闭了几百年的大门这时也到了在某些领域需要稍稍打开一点缝隙的时候。事实上，自17世纪以后，欧洲各国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田野考古学家，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进了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一时间，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的壁画和古代石雕像，以及洛阳的古墓等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都被掘得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西方各国才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这样，接到了中国政府聘请书的安特生，才终于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正式身份，踏上了梦想多年的远东之旅。

在1914年(民国三年)5月16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

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北京。第二天，他便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是那么神秘而又美好。他的内心被兴奋、惊喜、冲动、希望、梦幻和理想等等诸如此类的感觉填充着。尤其是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山川大漠的瑰丽壮美与奇风异采，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文明的伟大。正如安特生后来所记述的那样，“忘记了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的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大干一番。

安特生受邀成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第一年，就发现了一处大型铁矿。他因此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并顺利得到中国政府的续聘。随着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的成立和此后的发展，一系列令人激动的发现接踵而至。当年4月，地质调查所的第一批毕业生结业并参加田野考试。6月，安特生赴山西考察，在古生物研究方面有重大发现。

1917年 安特生继续为中国政府在河南西部地区做地质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时在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安特生被告知许多含有恐龙和其他所谓“龙骨”的化石地点，遂萌发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他给他的朋友拉各雷留斯写信，希望得到相关资助。拉各雷留斯欣赏安特生的计划，开始为安特生在中国的化石采集募捐(1916-1926年间，安特生采集的大部分化石，以及他的合作者师丹斯基采集的部分化石，均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丁文江批准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计划，并提议中瑞双方平分化石标本，但是研究结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1919年创刊，丁文江主编，后由丁文江、翁文灏共编)上发表，某些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标本，研究完毕后须送还中国。同时丁文江还提出了把中国学生送到瑞典进修的建议。这是后来制定有关安特生史前考古发掘品协议的重要蓝本。

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号召各地传教机构报告化石地点，并开始大量收集信息。同时，他与相关的研究同行，比如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积极保持联系。步达生后来帮助安特生做各地人骨的鉴定工作。

1918年 安特生继续寻找铁矿，终于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由于靠近现成的交通网络，采矿可以马上取得效益，因此安特生受到中国方面的极高赞誉，这也为他在中国寻找所谓“龙骨”的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1918年 3月，安特生骑着毛驴，起早赶晚到周口店，并考察了两天。安特生来到鸡骨山的时候，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山体。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啮齿类的数量很多。当地老乡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得名“鸡骨山”。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对安特生来说，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但初次发掘的收获并不大，安特生没有发现更特别的东西。

1921年 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当时，他打算与安特生合作3年，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这样，这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的名字也与周口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关于安特生一行人是怎样发现周口店龙骨山这一古人类圣地的，他的著作《黄土的儿女》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正当我们发掘(鸡骨山)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呆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我深知要在中国寻访龙骨，绝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线索。于是我立即向那个人作进一步的了解，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很可信。于是我们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当天傍晚，我们满怀希望地返回住地，好像重大的发现已经向我们招手……次日，阳光普照，我们沿着一条直路，从我们下榻的小庙向那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漫步走去。这个地点总有一天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就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安特生走后，师丹斯基继续在周口店待了几个星期才结束工作。这个地点试掘的初步报告于1923年发表。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在堆积物中含有石英碎片，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安特生恰恰是根据这一现象推断我们祖先的遗骸就埋在这里。虽然发掘并没有十分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安特生对周口店没有丧失信心。1923年秋，他要求师丹斯基再次去发掘那个新地点。但是，由于可以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所以，当师丹斯基把能采到的化石尽量采下来之后，就结束了周口店的野外工作。1924年1月起，师丹斯基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

1921年 和1923年的试掘，没有立即达到安特生的预期目的——寻找人类远古祖先的遗骸，然而，其实他已经与“北京人”近在咫尺了。1921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可惜师丹斯基认为这颗牙齿是类人猿的，不属于人类。直到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的牙齿也随之得到了确认——那是一枚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尽管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消息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在

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 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 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试图证实刘长山的发现并确认发现地点。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从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借来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及同类遗址的发掘报告，引发了两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 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发起了对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最后他们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1年 9月4日，安特生给他的热心支持者、当时的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的私人信件，力劝他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的考古发掘，以支持从事田野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轻视田野工作的旧传统挑战。王太子在5年之后的1926年终于来到中国，正如安特生所希望的那样，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1年 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并且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但这并没能成为现实)，而且还催促部长通过继续任命安特生为矿政顾问的安排。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批准，同时，在仰韶村的发掘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在中原腹地这块地方，数千年之前即有类似“蛮夷”的人类生存，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却了无记录。鲜为人知的史前史的发现，向正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挑战：这些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书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时曾经说过，安特生发现这“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后，关于它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事实上，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

1923年 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市。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他对黄河上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这些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同年六七月份，安特生一行继续西行，并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

1924年 五六月间，安特生的考察团在辛店遗址开始发掘，同时发现半山地区的遗址，以及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

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安特生，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名字。1914年，他是作为中国政府的矿政司顾问应邀来到中国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怎样利用这样一个地质学家，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使他先是在地质学上，继而在史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1921-1949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对安特生的崇高赞誉，正是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安特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逐渐被“拨乱反正”了。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高度评价。此后，很多展览中，外国人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从此，安特生又恢复了学者的身份。

1927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获得“儒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