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cuàn]文化是指分布在中国云南曲靖陆良地区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地区长达400余年间所造就的历史文明。

爨[cuàn]文化

Cuan culture

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云南曲靖陆良

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地区长达400余年间所造就的历史文明。

文化的含义按《辞海》解释，从广义来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本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发展具有历史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础。”“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还具有民族性，并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

云南古文化的创造者，均是当地土著民族，富有强烈的民族性与区域文化特征。从现存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的类型所确定的，存在于滇池区域和滇东地区的“滇文化”，便是由“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滇人创造的。其东尚有夜郎人创造的“夜郎文化”。与“滇文化”同时存在的还有哀牢人创造的“哀牢文化”等。

曲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称它为‘爨地’或‘爨乡’。一千多年前这里曾生活着一个强大的民族——‘爨人’……滇东高原既有盘江便利的水利，又有乌蒙丰盛的牧草，这就使其在文明发展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农、畜并存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就是爨文化的基本经济特征。

爨文化是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地区长达400余年间所造就的历史文明。有礼乐、诗歌、习俗、典祀、服饰、饮食、医药、建筑、工艺等。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长期稳定蜀国后方，诸葛亮有意识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和孟获等)为官属，结果，经过诸葛亮的扶植，以爨姓为代表的“四姓”(其余三姓不详或诸说不一)等大姓豪族，成为南中颇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为后来爨氏最终取代其他三姓而独霸云南打下了基础。 一般认为，爨氏与南中其他大姓一样，本为中原移民。他们分别在庄跷人滇、秦开五尺道、汉武开滇、武侯定南中等不同时期，以戍军、屯垦、商贾、流民等方式进入南中，并通过变服从俗和与当地土著民族通婚等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夷化”，成为南中的渠帅豪族和实际统治者。有关爨氏的最早记述，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战国策．魏策》中的爨襄，而史籍中关于南中爨氏活动的最早记录可能要算是三国时期的爨习了。诸葛亮南征时，擢用拥蜀派南中大姓，爨习因协助平叛而功授官属，爨氏成为南中有权势的大姓之一。西晋初年，南中大姓随都督霍弋降晋。泰始元年(265年)，霍弋率南中大姓从吴国手中夺取了交趾，表爨谷为太守。西晋末年，随着“八王之乱”和巴蜀李特、李雄踞地称王，晋王朝已无暇顾及南中，加之晋朝先后任命的南夷校尉李毅、王逊均因实行分化离间南中大姓以及“太过诛除”等暴政，引起南中大姓的反抗，以致在公元337年巴蜀李雄派李寿进攻宁州时，刺史尹奉和太守霍彪都投降了李雄。李氏封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加上建宁太守孟彦，霍、爨、孟氏族便成为南中势力最大的三大姓。公元339年，孟彦缚霍彪降晋，接着孟彦又被李雄所杀，霍、孟二氏火拼而同归于尽，南中大姓仅存爨氏一家。随着东晋伐灭巴蜀李氏继而偏安江左无所作为，爨琛“遂王蛮夷”。此后，虽历经西晋、南北朝，中原王朝或“遥授刺史”实行名义上的统治，或官职任由爨氏自己任命，从西晋咸和八年(333)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宝蒙诏灭爨，爨氏父子世袭相传，实际统治云南达400多年，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俗称“两爨碑”)为代表的爨文化，也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独特文化现象的重要内容。

公元405年前，爨氏虽没有建号改元，但实质上是实行“闭关自守”，与中原王朝处于对立和分裂的状态。爨宝子目睹“爨氏称霸南中，雄据一方，恃远擅命”，致使兵祸连年，“耕田狩猎之民日荷干戈，性命悬于锋镝之苦”的后果。在他“弱冠称仁”之后，遂改革“恃远擅命”的做法，亲自入朝侍君，并与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开创了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先河。在“奉正朔”的原则下，中原王朝实行封建君主制，爨地则实行封建领主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的主体下，同时保留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如爨宝子本人，既接受了朝廷任命的“建宁太守”，同时又保留着世袭的“振威将军”的头衔。使南中地区出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邑洛相望，民户殷实”的太平景象，这在《爨宝子碑》的“抽簪侍驾，朝野咏歌，州主薄，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所得。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也可看到爨宝子开创的“一国两制”深受人民的欢迎和爱戴，所以在他死后，百姓莫不悲痛，都愿以百人、千人的死来换得宝子的不死。后来爨龙颜也曾“万里归阙”，两次入仕中央王朝。更值得提及的是爨氏逐渐在很大范围内革除了世袭制的弊端，采取较为开明的选官、任官制，出现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良好风尚，从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怎能不说是爨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的内容呢?明朝时期的诗人田雯曾题诗写道：“爨僰女二万户，牝鸡酋帅风流殊。九州之外环一岛，四海之内名何区。天子圣贤今一统，白环银甕入上都。”夜郎岂不知汉大，军门纳款非顽愚。

爨氏始终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在两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职身份不同，对碑主爨宝子和爨龙颜分别采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称呼，这是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官制称谓相吻合的。由于中原朝廷无力经营南中而导致爨氏雄长云南数百年，但爨氏十数代中，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这样，就在中原纷乱的情况下和长达400余年的时期内，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

爨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爨氏重视文化。爨宝子、爨龙颜均在20余岁举秀才，并以文人仕，凭学识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台。可见爨氏雄长南中，除通过与当地诸夷通婚联姻加强氏族势力外，爨氏凭借自身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优势而取胜，当不会是无稽之谈。爨氏中原文化之雄厚功底，在两爨碑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两爨碑中，其碑刻集中地体现出东晋、南北朝时期汉字从隶向楷过渡的特点，并大量使用厂北魏碑文中流行的古体字和俗(异)字。此外，两爨碑为典型的汉碑风格，其碑文采取了前序后铭的汉碑格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已深入到云南腹地，成为边疆主体文化之源。

“别具宝光异彩，给人一种乐乐不知倦，悠悠则博厚”的回味。每当爨乡古乐的旋律奏响之后，“定会把您带到历史的那年那月，仿佛是来自远古的声音在时空中的深处回响，悄然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而被这浓浓的历史文化所折服。”

爨乡古酒中的“阳春老窖”、“老窖子”、“八鲜醇”、“冷酒”、“松子酒”等，闻名遐迩。唐开元年间，爨归王曾有“杯酒斗米”之称誉。明嘉靖年间杨状元(升庵)谪戍云南时，就多次来曲靖痛饮爨乡古酒，所以民间流传着“杨状元不爱妻室爱美酒”的佳话。

“雌者青颤包蓬者，两耳金环垂摈珠。帷帽飘丝浅露面，绣裙拖地莲花襦。九真藤杖红珊瑚，女子气概伟丈夫。雄者碧眼拳髭鬓，蛮布弓衣织梅株。戴笠跣足短膝裤，腰间斜挂双湛鹿。修罗甲胄吹笙笋，只习刀箭无诗书”。

清代末最后一个状元，云南省石屏县的袁嘉谷先生所说：“碑在大爨前，反而谓之小爨，以石形别之也”。碑文的笔划在清代咸丰二年后曾被人在原笔划深刻和剜改过一部分。碑文为从右往左直读的汉文化艺术特点的书刻格式。碑正文的散文体碑文共5行，有一行是7字，其余4行都是30字，散文体碑文共127字；韵文体碑文共7行，有一行是16 字，其余都是30 字， 韵文体碑文共196 字；散文体碑文和韵文体碑文共323字；正文之下有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除碑末左下角最后一字残缺外，其余都清楚，共51字；碑末落款13字；爨宝子23岁早死，事迹少，但碑上的铭文字数却总计多达402字。

《爨宝子碑》碑末的东晋“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落款中的“大亨四年”乃误用，因东晋“大亨”年号是桓玄篡晋时使用的，一年后桓玄失败。“大亨”年号使用仅一年，次年即不实行，仍用原来“元兴”年号。桓玄篡晋失败后，安帝改元“元兴”的第三年又改元为“义熙”。爨氏在边远的云南曲靖（当时叫“味县”和“建宁”及“宁州”，笔者注）竟未知，仍书刻“大亨”此中央王朝不用的旧年号。中原改元而爨氏竟不知，此乃是爨氏称霸古代南中地区，独踞一方，偏安南疆，闭关自守的结果和物证。所谓“大亨四年”，类推应是“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爨宝子碑》左下角镌刻有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七月，南宁（今曲靖市，笔者注）知府邓尔恒所题跋文，记述《爨宝子碑》出土及移置经过和评述该碑乃罕见之宝物：“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今越州，笔者注），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载而不详，近重修南宁县志，搜辑金石遗文始获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孝晋安帝元兴二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在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未行，故仍遵用之耳。仪征阮文达（云、贵总督阮元，笔者注）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与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光完好，愿与邑之人共宝贵之，咸丰二年秋七月金陵（今南京，笔者注）邓尔恒识”。1927年，武侯祠毁于战火，此碑曾一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餐风饮露，受阳光曝晒，风雨剥蚀，险遭损坏。辛被一寒士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以靠传拓《爨宝子碑》的拓片卖钱为维持生活，“小爨碑”才得以保存下来。1937年，为迎接民国“京（今南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到来，才由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曲靖中学内建“爨碑亭”，并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今曲靖，笔者注）盟誓碑”移置其内一同贮藏保护。1989年在爨碑亭东面10米处，另兴建了一座圆形六角攒尖式顶，用以象征民族团结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将两通碑刻各置一亭，分开陈列和保管。爨碑亭（见照片）是采用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技术中的“穿斗式”与“抬梁式”相结合，建筑形式是四方形亭阁回廊式的造形艺术，单檐歇山顶。爨碑亭门上方中间和门两侧楹柱上悬挂有清代“经济特科状元”、云南省石屏县的袁嘉谷先生亲手所书“爨碑亭”三大个篆字和其撰书对联：“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 石碑永寿二千载年”。袁嘉谷先生高度赞誉了这通历史文化艺术文物至宝——《爨宝子碑》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袁嘉谷先生亲手所书写的爨碑亭名篆字圆润饱满而秀丽，圆劲而有古意。对联的楷书笔力古厚丰腴，雄劲有力，书体的笔法酣畅流利，秀丽遒健而洒脱，也是难得的珍贵书法艺术遗物。

《爨宝子碑》碑文的书体艺术别致且有趣致，笔划结体在隶楷之间，还有篆书遗姿，极具刚健雄强的时代艺术特征。其书体笔划结体艺术变化无常，忽隶、忽楷、忽篆掺拌，可谓是“三体合一”的融合体，古朴浑厚而奇巧；书法艺术内刚而外柔，方笔遒劲，就象刀凿斧击而成，拙中带巧；字体参差有趣致，同字异写，无一字雷同；章法布局艺术大小错落，彼此顾盼，首尾呼应，气贯全篇，任其自然，和谐统一。《爨宝子碑》是兼有字体美、笔划美、章法美、镌刻精美的碑刻艺术珍品。其点画、字形、行气、篇韵都浑然天成，潇洒且轻快。它问世后，即为世所重，为金石书法家所喜爱。国学大师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赞不绝口，在其所著《广艺舟双辑·碑品》中称它：“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康评价《爨宝子碑》在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的演变史中有：“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此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又说：“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还对它作了形式象化的具体比喻：“《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称赞不已，可谓是钟爱有加了。清末有个诗人看了两通“爨碑”后写诗云：“法书二爨足珍奇，朴茂肃疏世几知？邂逅偏逢嘉客至，挑灯逆旅对读碑”。也是称赞有加。

《爨宝子碑》书体艺术在近现代的赞词则有李根源称它时说是：“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可见它质朴的外表怎么也掩盖不住《爨宝子碑》内在刚柔兼有的妩媚诱人的秀丽气质。周钟岳则给它以“南碑瑰宝”之美誉。抗日战争欺间，一位专习“爨体”书法艺术达30年之久的书法家卢蔚乾，到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他的个人书法艺术展览期间，专程赴曲靖和陆良县了却他一览《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夙愿。不巧，到曲靖时爨碑亭门上锁紧闭，无可奈何只得隔窗窥视，后遗憾地留下了：“寻碑万里曲州来，惆怅碑亭锁末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的诗句。他到陆良县的贞元堡看到了《爨龙颜碑》后常说：“对于大小爨 碑，三十年来，始终弗解，故二爨不啻为余学书之津梁”。原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秦咢生先生撰七言绝句赞《爨宝子碑》曰：“大亨玉影吐芳甘，邈邈春风三月三。不守故常非放诞，故将流别振西南”。还有原上海书画院副院长韩天衡写诗赞它：“滇南乏古书，有书即奇出。一通爨宝子，羲之叹勿如”。已显书法家们对《爨宝子碑》的爱慕之深，都是称赞不已的溢美之词。可知《爨宝子碑》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演变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是珍稀难得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和汉文化艺相融合的结晶物。近现代海内外许多书法家和书法艺术爱好者躬身实践，临摹研习《爨宝子碑》的书体方法，从《爨宝子碑》碑文的笔划结构中吸取精华后大笔创新，卓然成为书法艺术大家，令人赞赏不已。“爨碑”书体艺术在现今的文化艺术生活中用于书籍封面题签，如《爨史》、《南诏野史会证》等，古朴可爱。用于电影片头字幕也很好看,如电影《林则徐》的片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等都别有风味。爨体书法艺术在广州应用的最为广泛。现在比较常见的爨体字为“招商银行”四字，具体启用年限不详。

《爨宝子碑》蕴积1500多年的“历史文化艺术营养”，滋养了中外许多代书法艺术家和汉文字学家及“爨学”研究者，令人感叹不已。改革开放这此年以来，为摹写和研究《爨宝子碑》而来云南曲靖者络绎不绝；连海外友人、专家、学者、书法艺术爱好者、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的爨碑亭中，观赏《爨宝子碑》这一古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遗物——碑中文物珍品，一睹它的风彩，领略其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风韵，寻求汉文字演变及书法艺术真谛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明，它是探寻研究爨氏在古代南中地区消失的诸多神秘历史文化艺术奥秘真谛的宝贵实物史料。《爨宝子碑》在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发展国际友谊上起着桥梁作用和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使人赞叹不已而感慨万端地曰：真中华国宝耶！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现存于陆良贞元堡小学旁。后人因其碑形大小，将爨宝子碑称为“小爨碑”，而把爨龙颜碑称为“大爨碑”。有人曾对两爨碑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小爨碑的碑刻文字较充分地体现了碑刻书法从隶向楷过渡的转折嬗变特点，所以爨宝子碑的碑刻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较大。而大爨碑系统追溯了爨氏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以及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因此爨龙颜碑的历史研究价值要更大一些。从两爨碑中，人们不仅可以找到魏晋南北朝时爨氏统治云南的一些历史线索，而且还可以探寻出许多有价值的文化现象。

两爨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蔽”而下令禁立墓碑。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下诏：“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甚于此，一禁断之”。南朝一仍旧制而禁碑甚严，故刻石寥寥，直至北魏后方才解除碑禁。故而在我国书法史上，出现了南(朝)碑少而帖多、北(朝)碑多而帖少的独特现象，然而，两爨碑，尤其是立于禁碑甚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便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现存的碑刻。惟其如此，后人将两爨碑称之为“南碑瑰宝”，这是恰如其分的。

爨龙颜碑文中称其为颛顼、祝融氏和班彪、班固的后裔，因东汉末年班氏受封“采邑于爨”地(一说为今山西忻县定襄一带)而以爨为姓氏，并随着氏族的兴衰而不断南迁，先后经庸、蜀即今湖北、四川而进入云南，通过仿庄跷“变服从其俗”和通婚联姻等方式而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中原移民中夷化了的南中大姓。爨氏称雄云南历经数百年，统治时间之长，乃至于魏晋后的史籍将云南土著民族统称为“爨蛮”，从而取代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夷”(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称谓。令人感兴趣的是，就在爨氏统治后期，当时的云南还真的出现了被称之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的民族现象。因为爨氏统治时间长，爨由姓氏而成为族称，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真研究的课题。

尽管在爨龙颜碑中记载其身兼四种官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主要官职“刺史”却了无记载。究其原委，就是当时朝廷无力治理云南而“遥授刺史”，仅仅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刺史”便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祖孙世袭，是名副其实的“土官”。从诸葛亮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发展到爨氏土官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研究云南土司制度，爨氏土宫祖孙世袭的这一历史现象，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在1500多年前的汉末，在远离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西南边陲，曾经出现过一个南中长达500多年的爨氏地方王朝，他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东部及越南北方部分地区。爨氏地方王朝统治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陆良，爨氏王朝也修德修文，创造了灿烂的地方文化——爨文化。历史书籍对这段历史少有记载，给南中爨氏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只有保存完好的《爨龙颜碑》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辉煌。《爨龙颜碑》立于公元446年，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无论从形制到内容，还是从历史到书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碑文记录了爨氏的辉煌及汉文化在南中的传播和云南各民族的融合；文体具有魏晋风范，骈俪酣畅；碑文书法独具一格，在中国书法史上绝无仅有，其书法形体被称为爨体，颇受历代书家所赞赏，康有为称其为“楷隶极则”、“古今正书第一”，评为“神品第一”，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