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周代的姬姓周王族诸侯国之一，是周天子分封给南宫氏南宫括后代的封国，又名南公之封地，受封建国在汉水随地。曾国在史书又称为随国，曾国与随国为一国二名，大约存在于西周成康时期至战国末期，共七百多年。曾国作为宗周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正统代表。

曾国的故城遗址在今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曾”名称起源的历史较为久远。关于“曾”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掇续》六二的“左比曾”的铭文，另有“安州六器”中的铭文载：“王令中先省南国，串（贯）行， 在 （曾）”。今湖北随州枣阳一线位于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汉水之东，北通南阳盆地，南联江汉平原，被称为“随枣走廊”。周代将曾国分封于此，作为控制南方铜矿资源、经略江汉地区的战略支点。随枣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周王朝在此分封了众多同姓诸侯国，曾国作为其中重要的封国，承担了“克狄淮夷”的使命和保障“金道锡行”畅通的责任，在周王朝经营南方、控制铜锡原料运输路线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周人在北土分封召公，东土分封齐太公和鲁周公，南土分封南公，可见对封邦建国这一政策的重视。

曾都区域内，夏商封建厉国，西周时期有厉、随、唐三国，都在这里建都。在西周时期，曾国的实力比楚国强，文化水平也比楚国高。春秋桓公6年（公元前706年）所载“汉东之国随为大”，说明曾（随）国成为统汉东诸国抗楚之盟主。据考证，曾侯丙年代为战国中期，晚于曾侯乙，说明曾国至少到曾侯丙时仍保持着诸侯国地位，在秦统一的大背景下，随着秦占楚地，随楚国一并迁移。秦汉因之。晋太康9年（公元288年）置随国，南北朝宋泰始5年（公元469年）升县为郡，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升郡为州。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杨坚进爵为王，封地于随，领二十郡。嗣后各朝为州，民国废州为县，是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区驻地。

近百年来，随州市的曾都区、汉水西岸的宜城、钟祥、武胜关的豫南，先后多次出土有“曾”铭文的青铜器，如“曾侯仲子父鼎”、“曾子仲鼎”、“曾侯白戈”、“曾姬无血 ”、 “曾都尹法之行 ”、“曾孙法之鼎”等。 1978年春夏，曾都区城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系列编钟，震动了全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专家们通过对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得出了“曾随合一”的结论，即在2400年前，以曾都区为中心的汉东地带的“随”国即“曾”国，随州城为曾都。

曾都区历史悠久，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在这里诞生，而被称为我国农耕文化发祥地；因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古墓大型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而被誉为东方古乐乡。从1961年起，境内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砍伐石器工具是“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三里岗镇冷皮垭遗址是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城东西花园遗址被定为“独立的文化类型”。

考古证实，西周早期曾国政治中心就在今湖北随州。

随州叶家山墓群的考古发掘证实，西周早期曾国政治中心就在今湖北随州。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似应仅局限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的消灭，曾国迅速地扩展至汉北及河南新野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名符其实的汉东第一大国。

从2011年2月份开始，湖北省文物局组织考古人员对位于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八组的叶家山墓地进行发掘，面积37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2座大墓未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陶、铜、瓷、漆木、玉石等各类文物739件套，青铜器多达325件。黄凤春说，叶家山墓群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说明此处墓地应是与早期曾国、曾侯相关的一处家族墓地。在发掘的这批墓葬中，5座墓葬出土的铜器都发现有“曾”“侯”“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根据墓葬规格和出土铭文初步判定，这五座墓葬可能为曾侯谏墓、曾侯谏夫人愧氏墓、曾侯谏之子白生或其夫人墓。考古人员在叶家山墓地周围又新发现了9处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其中，以已知的庙台子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最大，面积达30万平方米，有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的遗迹，应当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重要古城。叶家山墓地与庙台子遗址相距不足1公里，初步判定，叶家山墓地的主人当与庙台子遗址有关，庙台子遗址可能是西周早期曾国都城之所在。这一发现也证实，“缯”与曾无关，曾国的政治中心应在现湖北随州。

自曾侯乙墓发现后，长期以来，有关曾国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长期大持续。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未成定论，大多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后而立国。叶家山墓地西周早期所见铜器铭文表明，西周早期不仅有曾国，并已称侯，曾、鄂应是同时并存在随州的两个古国。

关于曾国其名，在春秋、战国的文献里，都只有鄫国（缯国）记载。但是从宋代开始，却有曾国出土的青铜器在著录出现。近10多年来，在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州一带的随枣地区，相继出土了不少曾国的青铜器。特别是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出土，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存在一曾国。在考古发掘的卜辞和青铜铭文上面，屡屡可见存在以“曾”为名的诸侯国。而近代战国曾侯乙墓的发现引起考古众多争议，战国之曾与春秋之曾的关系，曾随二国的关系，汉东曾国与中原曾国的关系等，被称为“曾国之谜”。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石泉等主张随国和曾国乃是一国二名。杨宽、钱林书认为曾国与随国同时并存。

以“曾”为名的国家，不在传世文献里出现，但屡次在考古发掘的卜辞和青铜铭文上面出现，并可以证明，在汉水以东存在以“曾”为名的诸侯国。据考古学家李学勤著作《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4和15页）考证：公元1118（北宋重和元年）年，在今湖北安陆地方发现了安州六器。安州六器的铭文表现出周初武丁伐虎方的路线图，经过的地名依次为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安州六器上“曾”字铭文为现今所用“曾”字的上半部分，即“曾”去掉底下的“日”字）、夔（今湖北秭归）、虎方；另外在殷墟“宾组卜辞征伐虎方”中所涉及的地名与安州六器中的铭文吻合，可以证明当时在汉水以东存在一个曾国。此曾国姓氏为何，今不可考，有人认为是姜姓炎裔，有人认为是姬姓。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都区）发现曾侯乙墓，表明在战国初年在汉水以东地区，存在以“曾”为名的诸侯国（青铜铭文上的“曾”字与现使用的“曾”字类似）；1979年，随州城郊季氏梁一座春秋墓中出土两件青铜戈，其中一件铭文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另一件铭文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后又多有证据表明此曾国为姬姓曾国。

不过，随着2014年10月对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的编钟180字铭文的解读，可以明确曾、随是同一个国家，破解了困扰史学界36年的‘曾随之谜’。曾侯编钟2013年出土在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上面有180多个铭文，记载了春秋末期吴王伐楚，楚昭王逃到“曾”国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左传》中有详细记载，不同的是《左传》中保护楚昭王的国家是“随”，曾侯编钟用的是“曾”，“这就证实了，‘曾’‘随’确实是一个国家。”缯国与曾国并无关系。

根据青铜器铭文，曾国始君是周朝功臣南宫适的子孙。在历史书籍中一般称随国，青铜器铭文中是曾国。不过，2012年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中发掘了一件带随字的青铜器，即随大司马戈，也说明随是古代就有的说法。从中可以推测，曾是封侯的名称，随是地名。

根据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现，公元前497年，曾侯璵回忆道，曾侯璵的先祖受到周王的重用和提拔，负责起承担周文王、周武王的重任，参与了消灭殷商之战平定天下，最后周王分封南公到南方，一个叫汭的地方营建城址。南公是西周初年极具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南宫适，而曾国就是南宫适的封国。

随着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和义地岗墓群中曾、随铜器铭文共存的发现，曾随一国终于成为定论，确认了西周曾国始封之君为南公之子名犺。

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所见的曾侯达15位，这在周代考古中绝无仅有。这一系统发现极大完善了曾国历史的进程，填补了两周史上关于“曾”记载缺失的空白。从曾国这个诸侯国的切面，不仅可以看到周朝的历史，也看到华夏文明的历史。

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确认的13位曾侯分别为：

曾侯谏、曾侯犺、曾侯羊白、曾侯仲子游父、曾穆侯、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曾侯昃、曾侯与、曾侯钺、曾侯乙、曾侯丙。

20世纪50至70年代，京山苏家垅等地出土曾国青铜器群，开始了科学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以随州叶家山和文峰塔、枣树林、汉东东路、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考古发现为标志，掀起了曾国历史研究的新高潮。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的发掘，为重新评价曾国历史地位提供了材料。郭家庙墓地为春秋早期曾国国君墓地，与西周早期的叶家山曾侯墓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的年代序列的关键节点，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随着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湖北境内的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地点，都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遗存。曾国考古遗存的分布证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国疆域广大。

2017年，京山市苏家垄墓群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计划。

湖北的曾国与山西的晋国同属周朝分封的姬姓国，都在西周早期周成王初年受封。考古发现显示，曾国与晋国早有往来：山西曲村墓地出土的两件“南宫姬”鼎，从形制到铭文都显示了曾晋两国在西周早期已有密切交往。著名的曾侯乙编钟铭文中也有关于晋国乐律名称的记载。与晋国相比，曾国青铜器地域风格明显，装饰更为华丽。曾国和晋国两国作为宗周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共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曾国是周代姬姓嫡系，代表中央统治南方，楚为当地政权。在西周时期，曾国的实力比楚国强，文化水平比楚国高。

在春秋早期，曾国军事实力雄厚，在楚国之上。周天子的几次南征战事，分封控制南土的曾国都首当其冲，为中南方诸侯国军的先锋。（详参见词条昭王南征等）

认为春秋时期，楚随对立，楚武王三次伐随，第三次竟死于军中。而从曾侯乙墓的发现看，年事已高的大国之君楚惠王竟为小国之侯曾侯乙送了一份厚礼，曾侯编钟2013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上面有180多个铭文，记载了前506年时，吴王伐楚，攻破占领楚都城郢后，楚昭王逃到“曾”国，吴军追来，被曾国保护的历史。（详参见词条吴破楚入郢之战）

曾国即是随国，前672年，楚堵敖想杀害弟弟熊恽，熊恽于是逃到随国；熊恽在得到随国人的支持后，便联合随国人袭击、杀死楚堵敖，夺得国君之位，成为楚成王。

这也说明了为何东周中后期，曾楚关系的友好，因为曾国曾多次帮助楚国国君，对楚国两代国君楚成王和楚昭王有救命庇护，并助其复位之恩。

按《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定海郡侯隋氏通谱》记载，栖霞隋氏起源于随国。《通谱》中还收录了分支族谱中记载的本族人明代平凉知府隋不矜掘井得印的故事，他意外得到了其先祖东汉五原太守随昱的印，而印上的文字也有幸流传下来：“源本漆沮，流分汉东，五原太守随昱之印”。其中，“漆沮”，按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记录，先秦时代漆沮水在今陕西省，也就是考古上的周原地带，附近有周太王的聚邑、岐山等周部族早期活动地点，“源本漆沮”意思就是说源头发源于周族繁衍生息的漆沮水。“流分汉东”的意义就更明显了，支流在汉水以东，当然就是指曾国（随国），总体意思就是指栖霞隋氏发源于周王室，分支为曾国（随国），这与考古发现的信息验证不谋而合。

战国中期，曾国被楚国吞并，因曾国在史书和当时实际生活中多被称为“随国”，随作为地名取代了曾作为地名的作用。曾国宗室后裔于是以随为氏，大约在唐代以后（《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首次出现隋氏名——太学助教隋德素），随氏又改为隋氏，这就是栖霞隋氏的由来，也是如今中国绝大部分汉姓隋氏的由来。

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之前，中国青铜时代就有一条“铜锡之路”。古人把青铜当金，铜、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这条古老铜路也被称为“金道锡行”。考古证实， 在将铜料从南方运往中原王朝的“铜锡之路”上，曾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铜为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曾国能够获取大量铜料铸造青铜器，与曾国的地位有关。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属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而随枣走廊正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路的南方线路。曾国因其分封位置及与周王朝的紧密关系，受命于周王朝，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曾伯桼’青铜器铭文‘克逖淮夷’，进一步证实这点。苏家垄遗址还发现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包括炼铜炉和铜锭、炉渣、炉壁、范等遗物，展现了铜冶炼、生产、流通、使用诸多环节。多重证据表明，曾国是‘金道锡行’运输线上的重要转运枢纽。其获取铜料铸造青铜器有‘近水楼台’之便，出土大量青铜器不足为奇。从曾国出土大量青铜器看，当时的曾国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铜作为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由国家掌控。国家对外赏赐的是独有资源，比如青铜礼器、玉器或是用优质陶土做的陶礼器。而接受纳贡，或用武力获得的，主要为原材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做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伴随着“金道锡行”通往周王朝的都邑，大量的铜、锡资源运到中原，为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

苏家垄文化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市坪坝镇，苏家垄遗址从2014年开始发掘，确认了这是一处包括墓地、居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具体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2017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发文命名该遗址为苏家垄遗址，苏家垄墓群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古曾国遗址首次被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计划。2018年1月16日，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北京举行，宣布湖北京山市苏家垄周代遗址等六项目当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1973年11月20日，邮电部决定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共12枚。其中第10枚“曾中斿父壶”（面值10分）是新中国第一件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曾仲斿父壶”与司（后）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一同被列为中国十大国宝青铜器，1966年出土在湖北省京山市，同时出土了二件，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巧合的是，第二件（套）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文物也是曾国文物，为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邮票1987年12月10日发行。由此可见曾国在湖北文物中的份量。京山曾侯壶与随州曾侯乙编钟和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京山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于2016年至2017年联合对京山市坪坝镇苏家垄遗址实施考古工作，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较大墓葬沿岗地脊顶排列，小墓则在两侧分布，年代上有由北向南渐晚的趋势，墓葬之间不见打破关系，反映了较为严谨的墓地布局。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包括青铜器1000余件、玉器300余件、陶器400余件，是同时期器物研究的标型器。其中，青铜礼器多达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苏家垄遗址出土千余件青铜器，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涉及诸多历史信息，为解开有关中国青铜时代“金道锡行”之谜提供了珍贵实证。其中，两座大型墓出土四件“曾伯桼”壶，单壶铭文达161字，共644字，极其罕见。

大家都熟悉曾侯乙，而根据年代，曾伯桼应该是曾侯乙早300年前的先祖。在曾伯桼墓葬中，多件铜器有铭文“曾伯桼”，“曾伯桼”壶铭文有“克逖淮夷”等重要内容。在他夫人的墓中，铜器上有“陔夫人芈克”等重要铭文。铭文之多，在春秋时期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从铭文上看，曾伯桼自述的口吻是“为民父母”，芈克能嫁给曾国统治者，在楚国地位也不低，推测不是公主就是贵族女儿。“陔夫人芈克”铭文簠是现今可见较早的反映曾国与早期楚国关系的考古实证。

‘曾伯桼’青铜器群还发现与‘金道锡行’相关重要信息，古人把铜当金，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金道锡行就是青铜之路。”“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点评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青铜当是重要战略物资，但西周都城及周边并不产铜。一件藏于国家博物馆有“金道锡行”铭文的传世青铜器，指明先秦中国有一条“青铜之路”，但因该器物出土地点不明，学界一直有争议。令人惊喜的是，苏家垄最新出土的“曾伯桼”青铜器群，与该器物比对，铭文均有“曾伯桼”“克逖淮夷”等内容，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对探讨早期中国青铜资源的流通及周王朝经营南方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苏家垄遗址发现约70万平方米铜矿炼渣遗迹，出土炼铜炉、铜锭等。这是考古界首次发现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展现了青铜冶炼、生产、流通诸多环节。方勤称，铜绿山等南方产铜区的铜开采、冶炼后，经随枣走廊运到周王朝都城，这里应是沿线重要节点之一。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曾国一度非常强大，出土文物中“克逖淮夷”等铭文，印证了曾国控制淮夷（中国东部的黄淮、江淮一带）的史实。

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遗址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7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

曾国是周朝开国元勋南宫适之后，建立曾国属于西周王朝经营南方大策略的重要部分，实现了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有效控制，并控轭当时的国家战略资源铜和锡的流通要道，即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金道锡行”。

曾国是周代的周王族诸侯国，是周王朝正统的代表，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正统代表，自然重视周朝时贵族教育“六艺”之“乐”，也格外维护当时堪称周朝治国基础的礼乐制度。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编磬等大型礼乐重器，折射了华夏先祖们，曾创造出的辉煌的礼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