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指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明，世界文明的进步也离不开中华文明。

伏羲氏作为“三皇之首”与“百王之先”，是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标志，也是华夏文明的始祖。

黄帝是华夏人文初祖，夏商周是黄帝后代，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称诸夏或诸华，周王朝在各个地方分封了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都是融通周围各族的中坚力量，吸收夏商旧族及附近的蛮夷戎狄参加民族融合，使诸夏与各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华夏民族。周朝“诸夏”“诸华”在频繁的交往中，又通过各种礼仪活动强化彼此间的共同文化认同，在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周王室与各诸侯国联结为一个以华夏民族为名义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华夏文明的统一性得到显著增强，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多元一统的文化格局。

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周王室自称“夏”，“诸夏”即分享周室礼仪与荣誉之诸国。周室称“夏”何意，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组合，无后世“华夏”名的含义。霸政时出现的“诸夏”，是文献上第一次记录华夏意义的族群观念。此后在《左传》的叙事里，“诸夏”、“诸华”及“华夏”概念一再出现，同时出现华夷之辨的观念。可以确信，后世之华夏观念，由此时开其端。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诸夏”，这件事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共同体经历漫长融合过程，至春秋时代开始自我确认。若比作生命体的发育，此前的漫长演进是孕育，“诸夏”认同则是出生，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族群融合，华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础上产生秦汉王朝的统一国家。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形成问题，学界已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主流意见认为，血缘族群解体转向地缘族群，是春秋以后华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路径。

“华夏”，一般作为代称中国，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后来炎帝和黄帝为共主，相传在大约五千年前，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分布着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有后来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等。炎、黄两部落统一成的“华夏”，为“炎黄子孙”，即后来的汉族。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神禹、夏后禹、大禹。夏后大禹治水有功，取代了舜的共主地位，登基为天子，夏朝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中华”一词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天文经星·中宫》）华夏、中国、中华，如今指的是我国全境，这三个词，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在文化沉积方面。

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诸侯，称为华人、夏人，通称为诸华、诸夏。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夷”与“裔”作为四方。华夏又称中华、中夏、中土、中国。周朝时，依据《周礼》，华夏是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

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亦即“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与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华夏”一词（华与夏的合称）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

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此即“华夏”的本意。

可见，华夏（汉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资料与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灿若星斗。良渚古国遗失后，中原渐成史前东方文明中心。

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华夏族就开始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就是距今约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文化。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大型定居村落，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

按照西方对文明起源的定义，中华文明发源于3000年前。而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个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前推5000年，应是8000年前。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发现表明，尽管华夏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华夏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良渚文化”实证了华夏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同处一个时代。

河南地处“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漫长的发展和交融后，在河洛之间凝聚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形成以王都为中心的辐射性统治格局。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华夏先民分为大大小小许多个部落，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其中比较著名的首领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颛顼（黑帝）、黄帝、炎帝（赤帝）、帝喾（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尧帝。

中国“文化多元一体”道路与西方“文化多元主义”道路不同。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总能使多元与一体的事物辩证统一。中华文明虽拥有多元的地理人文样态，但有一体的国家建构，一体的中华民族，一体的政治文化认同。

黄帝及其部族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西周分封促成了华夏族的形成。西周尊夏为正统，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冠以“夏”这一称谓，称为“诸夏”或“诸华”。“诸夏”“诸华”在频繁的交往中，又通过各种礼仪活动强化彼此间的共同文化认同。在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周王室与各诸侯国联结为一个以华夏为名义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宗周文化是当时华夏诸侯国政权所认同的主流文化，在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中，周文化与各地的土著文化相互融汇，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三秦文化、河陇文化、巴蜀文化、曾随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但都融入了大量的周文化要素，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多元一统的文化格局。

从有夏到后来的华夏，有一个扩大的过程。最初有夏表示的是西土之人。这是以地域为指向的，而不享有共同血缘。西周建立以后，“有夏”这个词几乎没有再出现，因为此时西土之人已经是天下的主人，叫作周人，“有夏”不再适用。并不是诸侯国里的人都可以叫周人，国内统治的殷人军队不是周人，还有所谓的“野人”，更是没有资格叫周人，只有以王室为中心的一批人才能称为周人。春秋时期，随着战争的扩大，人们开始各自以诸侯国建构一个新的认同，比如鲁人、楚人、齐人、秦人等等。“有夏”这个词的内涵在齐桓公时代得到了延伸。周人的体系只认姬姓，姜姓是个异姓，所以齐国需要找到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符号。西土时代，姜姓地位很高，齐桓公便利用有夏来团结分封的诸侯国，“有夏”因而成为一个新的旗号。和中原的齐、晋站在一起，就是“有夏”，不站在一起就被说成是戎狄。所以这时候的“有夏”仍然不强调血缘，还不能说是族群。秦统一之后，天下都变成了秦人，但因为秦进入有夏这个体系已有很长的时间，早已认同自己是夏人，会比较自觉地使用华夏、有夏这些词。有夏和华夏并没有强调血缘，而更多的是与政治体相关，从这个层面而言，有夏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族群。

上层人物可以经由家世血统攀附黄帝来变身华夏，而普通民众只有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才可能成为华夏。土司往往说自己是汉人镇守军队的后裔，他下面统治的才是蕃人。家世血统的攀附需要依赖家世谱系，因此底层的攀附要到出现家谱族谱之后才能看到。中国的普通家庭出现家谱大概是从宋代往后，一般是从明代甚至是清代开始。底层的族谱会把自己祖先追溯到汉代甚至是先秦史书中记载的某个人。家谱族谱出现以前，很难看到下层民众的攀附情况。下层基本都是被政府登记了户口、承担了赋役，而后被划定为华夏，成为所谓的民。普通人是在汉代以后才开始有的姓氏，在这之前，他们大概没有能力追溯太遥远的祖先。到秦汉以下，华夏化其实既不特别重视血缘也不重视文化，重视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民还是夷，是附塞蛮夷还是归义蛮夷。把编户即“民”等同于华夏是总体情形，但有时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进入了编户，但之前的非华夏身份还会被大家记住，经过几代之后，这个记忆被慢慢磨平，最终成为正常的民。南方与北方有很大差异。如果说东亚世界有一个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或相互抗衡的政治文化的话，那就是草原游牧帝国的传统。与之相比，南方的地形和经济形态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政治体系比较破碎，所以几乎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与中原政治体相抗衡的高级政治体，最多只能达到滇国、夜郎这种级别的政权。当华夏帝国的势力到来时，南方山地民族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他们只能考虑如何保全自己，如何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获得更多利益，于是不知不觉中更深地卷入到了华夏的政治体系之中。

华夏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有学者统计，自夏朝以后的约4000年间，分裂时间总计为1200余年，而统一时间则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一般来说，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坐大，政权下移，社会动荡。同时，新的因素也在生长，周边文明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汉，我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秦代首创了大一统模式，以后各朝代对这一模式不断进行补充、修复和完善。汉王朝大气磅礴，实现了疆土、经济、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统，显示了朝气蓬勃的气象。从此，大一统意识在中华民族心中根深蒂固，华夏文明的兴衰也就随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而不断交替。

华夏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纵观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并不是没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候，但总体上呈现开放态势。这种开放不像古希腊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那样是全天候的开放。那种全天候的开放往往伴随着对外扩张，结果是发生大变异，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毁灭。华夏文明的开放是在保证自我生命机体存活基础上的适度开放，只要对自身不构成伤害，都能兼收并蓄。有所坚守而又通达，这是华夏文明形态虽变而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综和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易学是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

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诗书礼乐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诗、书、礼、乐、易，合称五经，五经对应五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於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

《扬子法言》解释道：“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

《国语·楚语上》记载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

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

《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

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

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

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不论如何损益，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袭损益，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

《汉书》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食饮不同。言语不通。是以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师劳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抚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疏而不戚。”

《唐律疏议》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

《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中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即中原地方，是聪明有远见的人居住之地，是万物财用聚积之地，是贤圣实行教化之地，是仁义施行之地，是《诗》、《书》《礼》、《乐》运用之地，是奇异精巧技能试行之地，是远方国家观摩向往之地，是四方民族效法之地。

《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文明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华夏文明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能量耗尽了就会起变化，变化了血脉就畅通，再接着生长、发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华夏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华夏文明的发展虽有阶段性，但没有间断和转移。还能读懂数千年前的文献资料，古代经书上的格言警句还活跃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在历史演化中，华夏文明的中心有过多次迁移，但整个历史都上演在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史学领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方法，重新梳理了中国史书。“他们认为，历史不断有各个朝代的学者在不自觉与自觉之间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和解释，但后来者会误以为这是真正的历史。上古的记录本身就是很模糊，但后来者不断追加，造成了所见的历史。

华夏文明不曾间断，主要靠文明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大量书面文献资料；二是众多的实物，包括器物、遗迹、遗址等。前者如历史文献，数千年文明连续不断地记录在史籍中，仅正史就有25部之多，还有《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等大量的“政书”以及野史、笔记等。华夏文明就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现象。后者如考古资料，20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使华夏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有了越来越清晰和确切的实物证明，这是十分了不起的。除此之外，还有口口相传的文化传统、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