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浙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今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吴越文化又可细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两者同源同出。

吴越文化，是无法分开的。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吴越本属一家人，几千年来，彼此生活在同一区域之内，没有地理上的隔阂，大家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彼此相同，而且同属一个民系，血统相同，当然难分彼此了。惟一例外，就是在政治上经常会分分合合，只是如此而已。当然，由于几千年来的政治纷争，每每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如西晋灭亡，北方士族与难民之南下；北宋灭亡，也有类似情形），这时候，会带来某些“外来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等，交互融会的结果，文化内涵将更为丰富，或许可以称之为混合文化，实际上就是“江南文化”。

第一期——1993年发现的南京汤山直立猿人化石表明，江南地区早在3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进入新石器时代兴盛阶段。据初步调查，江苏及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上千处，其中有苏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生活在江南地区的新石器遗址的主人，后来成为百越和吴的先民。吴越既是古代的国别，也是民族共同体。具体来说，它指春秋时建立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句吴、于越二国。

先民文化

断发文身：吴越文化有其鲜明的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悬棺葬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断发文身，尤其是断发文身，因事关族群的标志和象征，先秦典籍多有记载。《史记·吴世家》说太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战国策·赵策》中记有：“黑齿雕题，鳗冠林缝，大吴之国也。”《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汉书·地理志》也有相同记载，但却对断发文身之俗增加了功能解释。《淮南子·泰族训》对文身的解说是“剂肌肤，馋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另外，《说苑》、《墨子》、《韩非子》、《礼记》等书中都有类似习俗的记载，可见断发文身是吴越族群的鲜明标志。在大港北山顶3处土墩墓发掘出土文物百余件，发现反映勾吴“断发文身”习俗的实物形象。

干栏式建筑：这类“干栏式建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湿热多雨的地区，是一种底部栽以竖立的木桩使得居住面高离地面的木构建筑，上层住人，纳凉、防潮、可避毒虫禽兽，下层或圈养牲畜。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

龙舟竞渡：据考古发现，早在7000年前，吴越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中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

稻作：根据近代考古学的证据，水稻就是南方的古越人最先驯化。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连同常州圩墩、高邮龙虬庄、昆山少卿山、溧阳神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先秦时期古籍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地区的部族，常统称为“越”，文献上也称之为百越、诸越。苏南、浙北一带被称“吴越”。周太王的儿子泰伯和仲雍为让父王实现灭商的愿望，把王位继承权主动让给弟弟季历，带着亲族来到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王国。泰伯、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并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当地，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归附于泰伯。“泰伯奔吴”，无疑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吴越既是古代的国别，也是民族共同体。具体来说，它指春秋时建立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句吴、于越二国。

《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但当时人群都是古吴越人），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于吴（苏州），越居今浙北，都会稽（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然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相刺》）。然吴、越人民的语言则相同。吴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相同，而且其风习亦相同。但其与华夏则大不相同。

和“古越族”相关的最早文字记录涉及“于越”，于越是春秋时期之越国的前身，最早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虽然没有参加武王伐纣，但至少曾经北上当周成王的宾客。该国传至勾践 的时候，他试著向北扩张，曾经沿著江苏的海岸北上胶州湾。古越族和汉族早期的关系主要在贸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以交换北方的丝帛和手工产品。

春秋末期的吴越时代。据史书所载，吴国于纪元前12世纪的商朝末年由泰伯立国，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史书并无吴国活动的纪录。直到纪元前6世纪后。吴国才有确切年代可寻。到了纪元前514至496年吴王阖闾时代，吴国得到楚臣伍子胥及齐国孙武子的辅佐，大败楚齐，成为南方一霸。日后还挥军北上，称霸中原。

至于越国的历史，也是在纪元前6世纪才有较多详尽的纪录。当时的楚国，采用“联越制吴”政策，使吴越相互攻伐。当时，名震一时的吴王阖闾，在一次伐越之战中受伤而死，临终之际，嘱其子夫差报仇。夫差不辱父命，日后果然征服了越王勾践，然后挥军北上，争霸中原。接下来，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志切复仇”，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消灭吴国。逼得夫差自杀。越王勾践随之亦称霸中原。这一段动人的历史，史书有十分精彩的记述。这时出现在吴越历史舞台上的，有一连串名垂千古的英雄与美人，包括阖闾、夫差、伍子胥、孙武子、勾践、文种、范蠡与西施等等。这段历史，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家喻户晓。

至于在文化方面，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在后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个人便是越王勾践的宰相范蠡。没有范蠡的辅佐，勾践可能报不了夫差之仇。但在灭吴之后，范蠡却飘然远隐，浮海至山东经营生意去了。他定居于山东的陶，后世称他为陶朱公。范蠡临走时写信给另一位大臣文种，认为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劝文种一起引退。文种不退，日后果然被勾践所杀。范蠡当时创造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良好模式，那就是“功成身退”。唐朝大诗人李白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多陨身”，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伍子胥、屈原、李斯、陆机、陆云兄弟等的不幸遭遇。直到近代，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便解甲归农，树立了“功成身退”的又一典范？论籍贯，范蠡是河南人，那也许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

第二期——三国时期。当时的东吴，真是人才辈出，无论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显示出极高的文化水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孙权、周瑜、鲁肃、诸葛瑾、吕蒙、陆逊、陆抗、陆机韵祖孙三代，再加上丞相张昭、顾雍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几位是：名将陆逊、陆抗父子在军事上的成就，陆机、陆杭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丞相顾雍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现，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这些人，并非都是吴越本地人．可谓是一种江南文化雏形。

第三期——东晋时代，自晋元帝在江左建立东晋政权．他身边的大臣，如王导等等，都是北方世族。不过，以南方的吴越为主要基地，力抗侵华外族．完整地保留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当时，“高卧东山”的名士谢安，就住在绍兴旁边的上虞。一位退隐于山林的名士，一旦出山，却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淝水之战，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真令人敬佩。又如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的成就，可谓冠绝古今。至于谢灵运家族在诗词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连李白都深致其敬慕之情。可见王、谢子弟不仅会打淝水之战，还有文采风流的一面。他们的祖籍都不在吴越，不过，却成长或出生于吴越，他们的辉煌成就，也许可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所谓“魏晋风流”，即江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大放异彩

第四期——五代十国的吴越时期。如前所述，在唐末由钱镠（Liú，音同“留”）建立的吴越国，一直保持自己的国号，直至钱弘俶时代，和平归顺宋太祖，子孙得以永享福泽，以平顺收场。

第五期——南宋时期。如果从北宋算起，那么，有一位出身苏州的历史名人范文正公（范仲淹），绝对不能被忽略。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试读他的《岳阳楼记》，他的文学才华，真足以使你灵魂震动。尤其是他所作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足以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不朽人物。

南宋的陆游，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绍兴人，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代表者。不过，他长期在蜀中仕宦，热爱蜀中风土，因此将他的诗作题为“剑南诗稿”，这也许又可说是一种“混合文化” 吧？陆游的名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陆游的另一首诗，更能表达出他自西蜀返乡的复杂心情。他长期居蜀，后来忽奉诏返京。“京”在何处？在他的故乡临安（杭州）。这时他倒有点不安了，一方面，他舍不得离开久居的成都，再则他久别故乡，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恐怕回去认不得几位亲友了。且看这首《南乡子》： 归梦寄吴槽，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愁须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这首词，对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全词意境幽美，景色如画，委婉清丽，含凄无限”。在今日．住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不少人也有此感触。

南宋另一位大诗人林逋（林和靖先生），杭州人．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与大自然为伍，不问世事。“妻梅子鹤”，传为千古美谈。他的词，婉约清丽，风格淡远，真可谓“文如其人”。他的那首《长相思》词，将送行妇女的无限幽怨，融人大启然景色之中，真是何等风致。这是“江南文化”中最为动人的一面。

第六期——近代与现代。如前所述，无论在近代的政治革命与思想文化的革新方面，南方都是火车头，带动中国人民前进，创造了一个使全球震惊的新时代，而江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是关键性的，这只要看上海、苏州、杭州在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就够了。

苏杭，指苏州、杭州，代表江南，为国人称道。

王国维与鲁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鲁迅是浙江绍兴人，都出自吴越。王国维不仅是史学大师，同时又是文学批评的大师。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成绩相当杰出。他在文学批评方面，虽然只有一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却是不朽的名作。鲁迅是一位无畏的战士，要为唤起中国沉睡的灵魂大声“呐喊”，决不退缩。

江南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有人能从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之中如二十四史去整理出属于吴越部分的资料来，内容一定非常可观。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及皖南赣东北的小部分。

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吴文化、越文化

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如果按行政区划因素细分。可以分为苏南文化，上海文化，杭嘉湖文化，宁绍文化，金衢文化等等。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这些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萧山精神、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早在七千年前，生活在河姆渡一带的原始先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在考古学上，将这种生产活动称之为稻作经济。河姆渡遗址属于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是用一些骨制和木制的工具来翻土种田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工具叫做耜。这也是河姆渡遗址区别于其他同时期遗址的一大特色。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耜有两种———骨耜和木耜，主要是骨耜，两期发掘共获得约200件。它们大多是用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如水牛、水鹿和四不像（麋鹿）等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翻土、松土。根据加工和捆勒的痕迹可知，这种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下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长方形銎和长圆孔两处捆绑固定。木柄上端做成Y形或T形，是为了操作方便和省力。木耜发现不多，第一次发掘仅在第二文化层出土一件，上端柄部已残，通体扁薄，如桨叶状，单面平刃而略宽，耜面正中自上而下凿有一道浅凹槽，两侧各有一长方形孔。长36厘米，宽16.5厘米，厚1.5厘米。在第二期发掘中，又出土一件连柄的小木耜，是用整块木料剡成，柄端呈T形，中凿三角形孔。

天文气象与河姆渡先民种植水稻也有一定的关系。从河姆渡人种植水稻的过程及水稻遗迹看，耕作技术已比较进步，种植水稻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产量已远远不是初级农业阶段所能达到的，他们必定已初步掌握了农时、季节的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河姆渡人在长期稻作经验的基础上，很可能已初步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天文学知识。

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鹿角，在1400多件鹿科动物的角标本中，仅四不像的角就占了三分之一强，有550余件。从保存角环的标本来看，属自然脱落的有22件，非自然脱落的有92件。在河姆渡遗址28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就出土了如此众多的四不像角，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属非自然脱落的，其中幼年鹿角也不乏其例，这绝不是一种偶然或孤立的现象。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300-4000年，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浙江良渚而命名。良渚文化玉器，因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和无限的遐想。

良渚文化分布于我国长江下游的太湖周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临湖面海，河泽山川相间，动植物资源丰富。

良渚玉器在清代已出土很多，当时被认为是“周汉之器”。1935年，何天行先生在余杭良渚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存，并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6年，浙江省博物馆前身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进行发掘，并对出土的一批石器和黑陶作了整理报告。之后，五六十年代，又不断有遗址被发现，良渚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良渚出土三大玉礼器——— 玉琮、玉璧和玉钺。生活饰品玉器玉梳背、玉璜、玉三叉形器等几样玉宝贝颇令人瞩目。玉梳背是一种头饰，上部是10余厘米宽的趋于扇形的玉片，下部是梳齿。玉璜是半弧形玉片状，形似半璧。璜是太湖流域代表性的佩玉，块头就相对较大，在鸡骨白的玉片上，雕刻着美丽的镂空花纹，显得质朴光洁。玉璜的两端被钻了孔，专门用来系在胸前，或者与玉管、玉珠组合佩戴。玉璜是一种礼仪性的佩饰，每当进行宗教祭祀活动时，玉璜经常与玉管、玉串饰组合成精美的佩饰佩戴在身上，显示出祭祀人神秘的身份。此外，玉三叉形器，因呈三叉形得名。三叉形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造型最为独特的器物。有的雕刻着神秘纹饰，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迄今为止仅在良渚文化分布中心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少量出土，应是良渚社会上层权贵们专有的礼器之一。

西湖文化景观的形成经历了近千年的自然与人文历史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大量各领域的社会精英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不间断地建设与贡献；另一方面是吴越国、南宋两代的建都活动以及清代的皇家巡游钦定“西湖十景”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在西湖周边涌现、融汇和吸附了与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直接关联的、或者见证了相关历史事件的一系列相关文物古迹，使其形成了特有的景观吸引力和文化魅力。西湖因此成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风景湖泊景观，大量丰富精美的历史文化遗迹点缀在湖山胜景中，形成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为世界风景湖泊中所罕见。

这些佛塔、寺院、石刻造像、祠庙、道观、城门遗址、行宫、书楼等类型的文物古迹作为对西湖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突出显示了儒、道、释不同的文化元素以及皇家巡游、城市变迁等历史事件对西湖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西湖文化景观文化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还充分展示了西湖文化景观内涵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下描述的是与西湖景观核心价值密切关联的各类文化史迹。

织绸前，先得煮茧缫丝。这是丝织的重要一环，也是广大织娘大显身手的舞台。吴地俗语云：“小满动三车”。“三车”指丝车（缫丝）、油车（榨油）、田车（车水），都是当时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

古代最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水盆中，以手抽丝卷于丝筐。其工具原始简陋，只有一盆一筐。据史书记载，周代已有较简单的制丝工具。战国时有手摇式缫车。到了汉代，产生了类似脚踏式的简陋缫车。晋代杨泉《蚕赋》云：“皇后亲缫三盆……下及兆民，咸趋蚕事。”这段文字说明：当时上至皇后，下至普通村妇都从事织娘工作。唐宋时期，民间手工缫丝普遍由手摇式发展成脚踏式，从而推动了缫丝业的科技进步。唐诗中有“每和烟雨掉缫车”的记载。宋诗中也有“呕轧缫车杂橹声”的记录。“杂橹”声一词，证明了缫丝业的水乡地域特征。

织娘所用的缫车，一般为竹木制成的脚踏缫丝车。其构造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煮茧缫丝用的缫台、绕丝用的圆框轴头以及转动机构。配合缫丝车，还有其它一些配套工具。主要有：（一）土灶：灶膛内烧柴火，烟囱通向室外。另有可移动的行灶。它用稻草拌和黄泥成瓣状，然后一圈圈盘叠而上，形成开口的缸式行灶。（二）铁锅：用来盛水，有大小不等的型号。（三）转轴：又称为丝轴，其支撑为一个木架，两端的轴嵌在木架上方的凹槽内。脚踩起动板，丝轴就会转动。（四）出丝机：利用现成的铜钱（外圈内方），将若干股细丝从铜钱孔中穿出，再将丝头引到丝轴上。（五）绕丝架：蚕丝穿过出丝孔，在丝轴上绕上一圈后，再引至安置在上方的绕丝架上。

缫丝前，每户织娘都在室内安放好缫丝车。如安放在屋檐下，则搭起遮阳防雨临时芦席棚。缫丝时，织女坐在缫车前，两手不停地整理蚕丝和添加蚕茧，脚下踩动起动板，使丝轴不停转动。唐代（一说在晋代），已出现宋人所绘《耕织图》上的花楼提花织机，称为“花机”。织造时，由两名织娘配合操作。称为“挽匠”的织娘坐于机架上的花楼，按口诀牵拉花本而提起经丝。另一名称为“织匠”的织娘，则随之“投梭”和“打纬”。这种织机可以织出绘有大型图案花样的绸匹。明崇祯《吴县志》记载：“苏州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不同织机，可生产绫、罗、绸、缎等14大类丝织产品。

棉纺织业在丝织业之后产生。宋代，棉花从国外传入我国中原，后传入江南太湖流域。旧时用棉花纺纱为家庭手工操作。纺纱的主要器具叫纺车。最早的纺车相当原始简陋，为手摇式，后改为脚踏式。脚式纺车的底座上，一端安有转轮，转轮中间连接一根踏杆。转轮上安有纺锭。一轮可同时转动一至三枚纺锭，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如今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唐帝国灭亡后，中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帝国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九州各地人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被以中原为主导的帝国统治数百年后，吴越大地又建立起了中原之外的独立政权。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及苏南一带。从西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而杭州，这个唐帝国统治时期的三等小城，也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一跃成为十余万人家的大都会，被称为“东南第一州”。

西元10世纪初，唐帝国气数已尽，各地盗匪猖獗，兵变频繁，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乱世之中，英雄迭出，西元852年一个男婴在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出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男婴在吴越成就了一番霸业，建立了当时东亚最为富庶安定的吴越国。

杭州，唐帝国时期的一个边缘支郡，城墙单薄，战略地位险恶。在杭州刚刚站稳脚跟的钱镠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修筑城墙，扩展版图，修建堤坝，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安全，稳定、繁荣昌盛的基础。在钱镠的领导下，杭州开始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建设。

在吴越民间建有许多钱王庙、海神庙，直到今天仍是香火不断，钱王被作为神灵供奉于庙堂，这位人间的吴越国国王在吴越百姓的信仰中，替代了能呼风唤雨的海龙王。

越州，浙东的中心，粮食的重要产地。然而由于鉴湖无人管理，堤坝破败，百姓常年受水患之苦。钱镠在位期间重兴水利，发动民工修治鉴湖，在吴越国境内到处回响着兴修水利的劳动号子。

1996年的一天，一位杭州的农民为烧砖来到山脚下取土，就是这无心的举措使得一座钱氏古墓重见天日了。古墓中布满华丽的彩绘，生动的浮雕，精妙的天文图象，考古者也发现了秘色青瓷，琳琅美玉。康陵古墓的发掘仿佛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一时教人心驰神往，一千年前的吴越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东亚佛教在晚唐帝国时期曾遭受致命性的打击。唐武宗会昌灭佛，使得佛教在北方几近铲除。然而至今我们都能在吴越地区看到大量同一时期的佛像、佛塔。钱氏家族的尊佛重教使得佛教南下，并终于在吴越国境内重新兴盛起来。也使吴越成为著名的“东南佛国”。

西元975年，宋与吴越联军攻破南唐首都金陵，南唐灭亡，宋帝国的征服之矛直指吴越。钱俶，吴越的末代国王，他内心矛盾痛苦来到先王陵庙，跪拜以泣，然而为了百姓免遭战争之苦，他没有选择抵抗，一个安定富饶的吴越国再次被中原政权吞并，繁重的赋税和残酷的掠夺随之降临在吴越百姓的头上。钱俶没有再回来，但吴越人民却生生不息，从未消亡，他们将永远生活在东海之滨的这片沃土上。

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和谐共存的吴越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发展于长三角地区。在古代，吴和越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百越土著部落的一个分支。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部落，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吕氏春秋·恃君篇》高诱注云：“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部落中著名的分支。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分别在江浙不同地区，但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交融。《越绝书》记载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云：“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知化》亦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都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二是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的经济重要行业。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三是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从这些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四是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五是习俗相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本荆蛮”后“文身断发”，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有“文身断发，批草莱而邑焉”的记载。这种习俗固然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反映出吴越先民的审美意识。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二、 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

吴越两地比邻相处，其先民皆为吴越族，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吴越两地，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产生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不同魅力。

一是地域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太伯、仲雍来到吴地，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使吴人耳目一新。东汉桓帝时的吴郡太守麋豹在《泰伯墓碑记》中肯定了中原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

而当时的越文化，同吴文化相比，就相对保守。《吕氏春秋·遇合篇》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徴、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越绝书》（卷八）记载：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为述五帝三王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这说明越国更注重本土文化，注重鲜明的越地土著特色，这也导致越文化与吴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差异和区别。

二是生存环境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典雅、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朴野和阳刚。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这些，无疑对吴越经济的不同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是相互争霸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越两国以及周围列国为争霸一方，相互为敌，战事不断，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再是越国灭掉吴国，后又楚国灭掉越国，秦国又灭楚国。在这漫长的战乱和争斗中，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既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三、吴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时期，还是部族封邦建国的时代，当时居于中原的是华夏部落，华夏部落是由夏人、商人、周人经过相互融合而成的大部落，居于四周的有蛮、夷、戎、狄以及江南、岭南的百越等部落。在周代，汉民族还未形成，中国还未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还未确立，所以当时的吴越文化以及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都是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源。华夏部落融合了九州境内的蛮、夷、戎、狄、百越等各部落后，到秦汉时形成汉族。汉族得名于汉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也在汉代形成。汉文化既有统一性和共同性，但也有各地区的不同特色。所以吴文化和越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有兼收并蓄的一面，又有个性独特的一面，有此而为中华大文化不断增光添色。

四、 吴越文化与长三角经济中华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标识。长江文化主要由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组成。按照地域来说，吴越文化就是长江中下游文化。由此可见，吴越文化就是长三角文化。研究吴越文化与长三角经济发展就特别有意义。

在长三角这块土地上滋生和发展的吴越文化，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核心精神：一是具有内在自觉的心态，促进了经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使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二是具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观念的局限，创造性地发展，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三是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创办经济实业，还是发展社会事业，都十分重视人的自身创造力，在生产实践中特别重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四是具有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大约在东汉以后，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优秀人才、优秀作品不断出现，使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该地区各类人才辈出，各门类的能工巧匠俯首皆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吴语，以苏州话，无锡话，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等最为典型

2：昆曲，世界文化遗产，600年历史，百戏之祖

3：越剧：现今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以爱情为主题，以婉转柔美的唱腔，儒雅的女小生为主要亮点

4：瓯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做并重，文武兼备，以做工见长

5：婺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夸张、生动、形象、强烈，讲究武戏文做，文戏武做

6：绍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甬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永嘉昆剧

9：苏州园林，世界文化遗产

10：梁祝传说、白蛇传说

11：师爷文化：绍兴

12：杭州西湖

13：宁波天一阁藏书文化

14：佛教禅宗天台宗

15：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

16：西塘

17：乌镇中国江南的封面，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

18：河姆渡遗址

19：唐诗之路

20：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

21：绍兴越窑

22：温州瓯绣

23：温州鼓词

24：浙江三雕：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东阳木雕和青田石雕

吴王阖闾——打败楚国，让吴国成为不可小觑的强国。

越王勾践——消灭吴国，让越国成为“霸王”的越国贤王。

黄宗羲——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浙江余姚人，开明代以来我国民主思想之先河；

王守仁——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浙江余姚人，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严光——字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朱之瑜——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

孙权——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

孙武——春秋吴国军事思想家；

陆逊——中国三国时期吴国军事家；

张旭——中国唐代书法家；

张籍——中国唐代诗人；

范仲淹——北宋政治家；

范成大——南宋诗人；

薛季宣——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创始人；

道济禅师——南宋台州人，后人尊称为活佛济公；

蒯祥——明代杰出的建筑大师；

沈周——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

文徵明——明代杰出画家；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

唐寅——画家、文学家；

祝允明——明代文学家，书法家；

徐祯卿——明代文学家；

柳亚子——中国近代诗人

陆游——诗人；

徐渭——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

余秋雨——文学家；

章太炎——著名学者；

朱宣咸——美术家，浙江台州人；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

鲁迅——文学家；

钱穆——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

计成——江苏苏州吴江县人，明代造园师；

王十朋——南宋乐清市人。“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

南怀瑾——浙江乐清市人，国学大师；“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论三大教，出入百家言”；

苏步青——浙江平阳人，平阳三王之数学王，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谢侠逊——浙江平阳人，平阳三王之棋王，1928年被推为全国棋坛总司 令，称“中国棋王”；

马星野——浙江平阳人，平阳三王之新闻王，国民党新闻人，我国新闻教育的启蒙家、新闻业奠基人，新闻界的导师。一生成就颇丰，创办新闻系，经办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并且首次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新闻思想。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年以来，随着文化产业发展宏观环境的日趋优化，文化经济政策、管理机制、市场格局等服务保障的明显加强，浙江逐步形成了出版发行、广播电视、文化旅游、健身服务、演艺娱乐等优势服务产业以及印刷包装、工艺美术制造、文体用品制造等优势文化产品制造业，形成了文体用品批发、出版物批发、新华书店、邮政报刊发行等多渠道、多形式、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产品流通格局，呈现出社会积极参与、民间资本愈益增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良好趋势，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均得到有效提升。

2006年浙江省发改委和省委宣传部联合下发了《浙江省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南》，第一次对浙江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重点领域和扶持措施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推动非公有资本，外商、港澳资本和文化人才集聚浙江投资文化产业。

2010年前，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将达到以下目标：形成一批在全国有竞争优势的文化主导产业，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7%；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规模较大、核心竞争力突出的文化产业区块，形成5个以上产值超100亿元、10个以上产值超50亿元的重点文化产业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