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又称上海闲话（吴语协会式拼音：zaon he ghe gho）、上海吴语、吴语上海话、沪语， 是一种吴语方言，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吴语-太湖片。

上海话属于吴语太湖片，通常称为“上海闲话”，是现代吴语方言地区的最有影响力的方言之一。这不仅是因上海的城市地位，更是由上海闲话的历史形成和特点决定的。

上海位于江东吴地，本地语言为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吴语。吴语一词自古有之，常见于古诗文中，即指江东一带方言，上海话是吴语的一种，承载古代江东文化气息。

要论及上海话的渊源，我们首先应该区别两个“上海方言”的概念，因为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过两个“上海话”。一个是上海本地长期自然发展而来的“老上海话”，与目前上海城市四周郊区的方言一致；另一个是从上海开埠以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及人口迁移而形成的城市“新上海话”。国内外统称的“上海话”，指的都是新上海话。不过要追溯上海话的历史渊源，还得从上海的建城历史以及上海开埠以前的上海话说起。

上海的人口聚落是因上海浦而得名的。上海浦就是今从龙华到外白渡桥一段的黄浦江。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即吴淞江，苏州河），在其下游近入海处，有上海浦和下海浦两支流。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见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当时在华亭县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其他大约在今上海老城区的东北侧，东边就是上海滩。

后来到了南宋，吴淞江开始淤塞，原来在吴淞江上的大港口青龙镇为上海务所替代，政府在上海设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宋元之交，上海已经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到了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华亭县东北五乡为上海县时，县治就在宋代的上海务处，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居中心。

上海早期人口主要从西南松江地区扩散而来。上海方言与松江方言经过长期独立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区。 上海方言最有和代表性的是上海老城区方言。

历史上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却相对落后，而上海地区又是在近海滩，所以就整个松江地域的方言来说在太湖片里发展是很缓慢的，上海方言更为古老，它保留着许多古老的语音和词语。

由于上海面临东海，在清末碰上了特殊的机遇。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以后，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租界，上海迅速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庞大移民和高速经济的冲刷，使上海话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语言。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话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突飞猛进，上海话中的一些要素在短短的两三代人里就可以看到较重大的变化轨迹，这在国内的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是的。

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尤以苏州话和宁波话为重。苏州话因其性和丰富的文化形式（吴语小说、传奇、评弹和民歌等）对上海话也有过重要影响。而宁波移民较多，今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复数“阿拉”即来自宁波话。这样，形成以上海本地话（松江府各地话）为基础，融合多种吴语（苏州话、宁波话为主）的新上海话。苏州话是上海话语音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源头之一，近代移民中占优势的宁波话也对上海话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上海话继承了老上海话的基本特色，融合了北部吴语的主流特征，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方言，也替代传统的苏州话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吴语方言，并与苏州话一起成为当代吴语的代表方言。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话的黄金时期。和香港类似，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普通话吸收。

根据上海地方志1950年1月的上海市人口构成情况统计，当时老上海4980992人口中，上海本籍人口占15%，苏南籍移民人口占35%，浙江籍移民人口占25.78%，因此上海本籍吴语人口和江南吴语区移民人口占到当时上海总人口的75%，另外25%是非吴语区移民人口（其中苏北籍占13%，广东籍占2.4%，安徽籍占2.38%，山东籍占2.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吴越人为主体、通行吴语的社会。上海虽然是移民城市，但依旧是一个吴语城市，吴越文化是上海文化之根。

上海话融合了北部吴语的主流特征，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且最强势的方言。上海话语音是各地吴语“最大公约数”和代表音。其他吴语使用者易于理解上海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所以上海话有成为北吴语地区的通用语的基础和趋势，曾经在80年代前成为江南地区通用语。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府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采取一些错误的限制方言大众媒体与公众场所使用的手段与措施，致使上海话在吴语区的影响力有所降低。

上海话曾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及有代表性的吴语方言之一，由于人口融合带来的快速蜕变以及普通话的推行，上海话同其它吴语相比，迅速异变、官话化，已经越来越失去吴语的代表性及特性，懒音现象十分严重，青少年吴语能力普遍低下，上海话的代表地位开始遭到质疑。不少人担忧上海话和海派文化危在旦夕。

近三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与对普通话的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勿要忒……”，以及“淘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由于母语吴语教育的缺失和普通话教育的加强，吴语区各地年轻人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有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误读现象，上海话在此方面尤为严重。上海话的变化一直在发生，原上海话分尖团，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基本不分，因此在曲艺、广播等特定领域以外使用不分尖团的上海话不能算误读。但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音变多为普通话渗透影响所致，当视为误读。有的人疑母字有脱落鼻音声母的现象，上海话自称代词“我”的正确读音应是[ŋu]而非[u]或[ɦu]，“误”“梧”等字同理；浊音字“期”[dʑi]有人会误读为清音“欺”[tɕʰi]。此外，入声韵的混乱（如“石”读成“十”）、撮口呼的增生（如“雪”读成“血”）、双元音的出现（如“雷”读成与普通话相同的音）、[ʑ]按普通话转为[dʑ]（如“情”读成“禽”）、日母字读[l]声母（如“柔”读成“楼”）等误读都是不足取的。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很多学校对说方言的行为扣品行分处理。当今有些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对于日益增长的保护传统上海话的舆论呼声，上海市的教育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主要的公立幼儿园内，都配置了上海话的教师。儿童们每周会有一节上海话的课程。

在媒体传播方面，政府曾取消了几乎所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内容。90年代初，上海话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但是第二部上海话连续剧在开播之前被叫停，后来只播出了普通话配音版本。在近几年上海的电视荧屏上又出现了一些以上海话为主要语言的情景喜剧，如《老娘舅》等。

很多上海话培训部也因为学员不够而关门。著名沪剧演员马莉莉发现已经很难招聘到发音合格的年轻沪剧演员，对此她曾提出建议，要求对上海话进行保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对此做了肯定的批示。

2001年，网上方言保护运动发起人上海闲话abc发表《吴语文化价值及推广普通话文化缺陷》一文，揭开了吴语保护运动的序幕。 2005年以来，上海舆论界“保卫上海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来，部分上海市民与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政府保护海派文化与方言、在义务教育中加入选学科目乡土地理。

客观事实表明，上海话遭到了严重的区别对待和不公正的待遇，以此在社会上也引发了不少风波。《新民晚报》某文认为“在浦东讲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招致上海本地人广泛批评。影响最大的是2009年年底的“团团门”事件，对此事件的处理结果也使部分上海市民开始怀疑相关部门特别注重在上海推广普通话的动机。

推广普通话，在促进经济发展、减少人与人之间沟通障碍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就会对促进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上海的传统方言及传统地域文化是上海精神文明之根基，无形之中促进着上海的经济发展。上海人应该以开放积极的态度对待上海话，为之骄傲，并好好使用。

1997年，李荣、许宝华、陶寰等学者编撰的《上海方言词典》出版，揭开上海话背后一个个传奇的故事。2011年，第一本上海方言小说《弄堂》出版，书中使用了许多上海人讲得出却不会写的上海话正字，标注拼音，保护上海话的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狭义的“上海话”

狭义上的“上海话”，仅指上海市区的方言，特指市区中派和新派方言而非老派方言。市区中派方言大致指1945年至1970年出生的上海市民使用的方言，1925至1945年出生的居民语音一般兼具老派和中派的特征，1970年以后出生的则为新派。

上海市区方言的使用范围大致处于今内环高架路与黄浦江的包围之中：东临黄浦江，南为中山南路、中山南二路，西面是中山西路，北面是中山北路、黄兴路和宁国路，还包括与上述地区毗邻的浦东沿黄浦江的地区。内环线之内地区人口结构在近几十年内相对比较稳定。当然，如此划线更多的是基于表述上的方便。事实上，市区方言在内环线外仍有分布，亦通行于郊县的各市属农场和市属大工厂。

上海市中心区（1984年前中心市区十个区的范围）的大部分地区，原属松江府上海县的一部分。市中心南市区的中心地域原是松江府上海县的县城，1843年市区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的一百多年，外地移民大量涌入。1852年当时整个上海县当然也包括上海县县城总人口是544413人，一百年以后的1958年，仅市区人口就有6147 600人，其中本地籍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15%（上海市统计局1980）。上海开埠后，各地移民大量涌入，对现代上海话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尤以苏州话、宁波话为重。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到上海谋生的移民数量大，且活动范围广。上海市区话的第一人称复数“阿拉”即来自宁波话。

上海刚开埠时的上海话实际上是和四周郊区差不多的“本地话”、“老上海话”。首先来到上海的是苏浙人，特别是苏浙地区的文人，因为当时上海报业兴盛，文人可以靠为报刊撰稿维生。之后，做生意的人来了，太平天国导致江南地区的富人、商人都逃到了上海租界。上海人口迅速膨胀，很快就成为商业发达的移民都市。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主要的统一方式是日常生活中用得较多的“公约数词汇”较快胜出。

市区老派方言大致指1925年以前出生土生土长的老年人所使用的方言，以旧上海县城，即南市区黄浦江以西地区的口音为准。老上海称之为“城里闲话”，与城西徐家汇一带的“浦西闲话”、黄浦江以东的“浦东闲话”以及北部虹口一带的“虹口闲话”均略有区别，但差别不大。市区老派方言实际上和淞南、江湾、封浜、梅陇、龙华、浦东等上海郊区的上海话差不多，也就是所谓的“本地话”、“老上海话”。现在大多数上海人把它们称为“本地闲话”，以区别于通行于上海市区的“上海闲话”，而后者指的是市区中派方言和新派方言。1925至1945年之间出生的居民语音一般兼具老派和中派的特征。

广义的“上海话”

1958年，嘉定县、宝山县、上海县、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金山县、青浦县、松江县、崇明县先后由江苏省划入上海市。十县皆为吴语区。

实际上，上海市区方言以及除上海县方言以外的各郊区方言使用者自身都不认同郊区方言为上海话。上海县方言使用者有时也会称自己的母语为上海话，或者以“上海本地话”加以区别。上海县方言（老上海方言区）以外的郊区方言与其说是广义的“上海话”，不如说是被外省市人误认为上海话的其他方言。

根据语音特征可作如下归类：

崇明方言区

崇明话由于四面环水，比较不易受外部方言影响，因而是吴语北部边界地区比较稳定、比较古老的、很有特点的一种方言。崇明、启东、海门三地方言一致，通称“崇启海方言”。

崇明方言和上海话比较，主要是保留较多的古浊破擦音。例如：陈≠神，除≠时，住≠自等；上海话则陈=神，除=时，住=自。古晓匣两母：[h hɦ ɦ]三分是崇明方言的特点，例如：呼：[hu]，河：[hɦu]，湖：[ɦu]，上海话则河=湖：[ɦu]。在声调上，崇明方言保留古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8个调类，上海话则只有5个调类。

崇明话使用的范围基本包括在本岛（包括长兴，横沙两岛） 以及江苏省启东，海门，南通，张家港北边常阴沙（南横套以北，南中心河以东，即锦丰、乐余、三兴、兆丰、农场、南丰）等地。

随着大量的崇明人在靠近上海市区的区域工作或安家立业，在上海宝山（共富新村、张庙、顾村、大场等）和闸北（彭浦新村）等地也有这大量说崇明话的人。

嘉定方言区

嘉定方言传统范围如下：嘉定区全境（南部少数地区除外），宝山区蕰藻浜以北，江苏省昆山市东北部地区，江苏省太仓市东南小部分地区。

语言层次结构如下：汉藏语系-汉语族--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嘉定方言。

老上海方言区

包括浦东话和上海市郊话。

浦东话属吴语系太湖片苏沪嘉小片松江方言大区老上海方言区。原南汇县、川沙县及原上海县黄浦江以东的三林、陈行、杜行，奉贤区的四团镇、平安镇等地区，方言差异较小，通称“浦东闲话”。

浦东音系和其他邻近地区音系，如旧松江府音系、旧太仓州、苏州府音系以及上海市区音系相比，有以下特点：

（1）单字调有7种调值。

（2）两字组连读变调里，前字为阴上和阳去；阳上和阳去的变调行为分别相同。前率为阳平，后字为平声、上声的组合，变调行为是22 23。

（3）有缩气音[ɓ ɗ ʄ]声母，它们分别跟中古的“帮”、“端”、“见”母字对应，没有不送气的[p t tɕ]。如：“宝”、“党”、“脚”三字的声母读音和上海市区话、旧苏州府音系、旧太仓州音系不同。

（4）唇擦音一般是[Φ β ʔβ]。老年人“呼”、“户”、“乌”三字是用双唇发音的，年龄稍轻的人为[f v ʔυ]或[hu ɦu ʔu]。总之，这组声母的读者在字的分配上一直是很混乱的。

（5）分尖团音。精≠经，小≠晓，秋≠丘，齐≠旗。

（6）入声韵比较丰富，类别很细，如开口呼入声韵里，哭≠壳≠客≠掐≠磕≠刻≠渴，分[ok ɔk ɑk æʔ eʔ ʌk œʔ]7组。另外，在部分地区，笔≠壁，立≠力。

（7）古遇摄合口知、照三组和日母字的韵母是[y]，如“书”、“树”、“如”的韵母。

（8）[Φ β]不能跟[oŋ ok]两韵相拼，古通摄非组字，今读为[hoŋ]（风）、[ɦoŋ]（缝）、[hok]（福）、[ɦok]（伏），因而蜂=烘、冯=红。

上海市郊话是指浦西内环外地区的方言，分布范围环绕于上海市区。百余年前未受移民影响的上海市区老派方言也属此类，声母、韵母、声调差异极小。

松江方言区

松江方言区，覆盖范围包括：松江、金山、青浦、闵行、奉贤五区以及嘉定区的小部分。相对上海话的强势，松江方言区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常被称作上海本地话或松江话、青浦话、金山话、奉贤（东乡、西乡）话、闵行话，缺少一个统一的认识。

以松江镇语音代表，其包含声母27个，韵母56个，声调8个。

金山方言范围在金山区中部和金山接壤的浙江省平湖县东部。金山话可以认为是松江方言的分支，但是还是和松江话有较大差别。金山话保存状况尚好，不少小孩的启蒙语言也是金山话。

松江方言应加强保护力度，把保护方言当做保护文化资源来做事。

练塘方言区

主要分布于青浦西部。

昆山方言区

分布于商榻。

吴江方言区

分布于商榻以西，近周庄。

嘉善方言区

分布于金山枫泾南部。

上海市区通用上海话拥有声母27个（若不分尖团则为28个），韵母43个，声调5个。

声母

上海话有27个声母（若不分尖团则为28个）。

以下为上海话声母表：

韵母

上海话有43个韵母（有的人（新派）从[ioŋ]韵母中分出[yn]，则为44个）。

以下为上海话韵母表：

声调

上海话具有浊音，因此在平上去入古四声的基础上是清浊对立而分阴阳。

上海市区话声调是7个。

最老派的上海话能够达到8个，上海郊区的松江、崇明等很多地区仍然是8个声调。

连读变调

上海话作为一种吴语方言，和大多数吴语一样拥有较为复杂的连读变调。上海话在吴语中最快进化到“延伸式”连读变调，在说一个词语时，首字的声调决定其他字的变调，而与后字的声调无关。

二字组变调规则共有五条：

1、阴平声后接任何声调，两字声调分别变成55+21。如“医生”“风琴”。

2、阴去声后接任何声调，两字声调都分别变成33+44。如“背心”“广告”。但后接阴去、阳去声调时有少部分例外，如“草纸”声调读作55+11。

3、阳去声后接任何声调，两字声调分别变成22+44。如“老酒”。

4、阴入声后接任何声调，两字声调分别变成33+44。如“浙江”。

5、阳入声后接任何声调，两字声调变成11+23。如“蜜蜂”。

二、三、四字组变调规则汇总如下表：

附：各郊区方言概况

上海各郊区方言声母数与市区接近，介于27到29之间。上海市区话现已大多不分尖团音，而上海郊区除崇明外都能够区分尖团音。

上海郊区松江、金山、崇明韵母数分别多达56、52、55个。

上海市郊话声调有7个，在四声八调基础上，阳上与阳去归并而来。调值如下表：

青浦话和闵行话的声调分合与上表一致，但阳平读31。

浦东话声调有7个，在四声八调基础上，阳上与阳平归并而来。如下表：

在浦东话与上海市郊话的过渡地带（包括浦东的沿江部分、上海老城厢的老派），声调只有6个，在四声八调基础上，阳平、阳上、阳去三者归并而来。如下表：

松江、金山、奉贤（包括东西乡）、崇明话等有8个声调。

松江金山奉贤均如下：

崇明如下：

嘉定方言区有6个声调，在四声八调基础上，阴上与阴去、阳上与阳去分别归并而来。如下表：

更多内容详见相关词条与书籍。

由于上海的开埠，不少外国人来到上海，形成了华洋杂处的社会环境。外语的一些单词直接进入了上海方言，并影响到了全国。比如，上海话里的“拿摩温”（指的是工头）其实是英文中的number one。“先生”早期的译音是“密斯脱”，符合上海话的发音，而不是“密斯特”。又如水泥叫“水门汀”，用国语是怎么也读不出水泥的英语发音的，一用上海话，就非常接近英语的cement了。席梦思是上海人把名牌床垫的牌子Simmons作为这类西式床垫的统称，到今天，上海乃至全国，知道席梦思是床垫的多，而知道mattress是床垫的少。还有“沙发”一词，也只有用上海话来说才最接近英语发音。“模子”这个词，它是由英语“mould”衍生而来的，从“模型”、“模具”发展到某一类任务的典型，后来索性指某人“有型”，够朋友，讲义气。

这里列举几个典型的外来音译词：

小（老）开

小（老）KITE，大小“骗子”之意，以后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

混枪势

“混CHANCE”，CHANCE，机会，混枪势就是混机会，也引申为浑水摸鱼，等等。

拉三

LASSIE，少女，情侣，引申为妓女、卖淫者或生活不检点的青年女子。

MUG，流氓，引申为嫖客。

大班

大BANKER，大银行家，引申为大老板、富豪。

落佻

ROTTER，英国俚语，指无赖、下流胚、可恶的人、讨厌的家伙，名词。后转为形容词，意为无赖的、无耻的、下流的、卑鄙的。

盎三

来自英语的“on sale”，原意是大甩卖。贬斥一个人做人鬼祟猫腻，还要充好人的俚语。一个上海小姑娘带着不屑的口气说：“箇个人老盎三个”（这个人很on-sale）。同时上海人还会讲“这记事体有眼搞勒忒盎三了”，用盎三来表示一种事情的尴尬、不顺。

但是网络上一些毫无出处的文章，把原本自己传承的本土传统汉语词汇硬要说成是所谓“外来语”。大家须注意分辨：

门槛精

聪明的、精明的。

（网上有传言称此词为MONKEY的音译，此解释纯属附会。）

退招势

丢脸、失面子。

解山河

聊天，闲谈。

（民间流传此词为gossip音译，纯属附会。）

上海话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上海要在文化上屹立于世界又区别于其他国际都市，应有其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

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每个时代文化信息的载体。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从来就包容着各地人民创造和长期积累的精神文明。作为上海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海地域的语言文化是上海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是上海人民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传承上海话，就是传承上海地区的文化基因。

上海话是在上海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方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上海原来处于吴地并不发达的海滩，上海开埠以后，迅速发展而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五方杂处，中西交汇，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上海话既传承了古老的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反映了古代江东文化信息，又在开埠后的语言杂交优势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汇聚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的种种精细的词汇、成语和谚语，各类词语发展得丰富多彩。比如发达的商业活动，使大量的商业词语，如“撬边”、“卖相”、“套牢”、“推扳货”等，被引入到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来。由于思想活跃，还产生了大量的惯用语，如：出风头、收骨头、戳壁脚、淘浆糊、七荤八素等，充满了海派文化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成为了一种非常具有文化表现力的方言。而充分挖掘上海方言这个丰富的宝藏，可以将上海人民的生活细貌、民俗文化和上海社会变迁面貌展现得栩栩如生。

上海文化又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大量新词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沙发、课程、马达、麦克风、敲竹杠、小儿科等等，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这些词语后来大多为普通话所吸收。

上海方言中所包容的这些上海文化的精神积淀，和上海的石库门、近代建筑这些物质文明融和一起，交相辉映，是上海人民智慧和勤奋的结晶和遗产。这种繁荣的都市文化，是中西融合的、博大多元的、雅俗同赏的海派文化。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调以及多样化的文艺趣味都溶化在上海话和上海海派文化中，吴侬软语伴随着上海人的亲乡情结，荡漾在那些具有浓厚乡土情的上海话民歌、童谣、绕口令、顺口溜、谜语、老古闲话、文艺作品里，萦绕在闾里巷间。可以说，上海话，是构成海派文化的重要根基。

上海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城市，上海的文化还融汇了江南语言文化的精华。

晚清以来的上海，汇集着长三角这个明清以来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吴语地区的知识，成为江南吴语文化的荟萃之地，发行了用上海话、苏州话写的诸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商界现形记》等几十部长篇小说，以及《三笑》、《描金凤》、《珍珠塔》等戏曲小说和散文小品等。即使是用普通话写作的大量海派小说、散文、电影、流行歌曲，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上海话文化的烙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上海的本土文化非常活跃，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就地方戏曲看，诸如沪剧、滑稽戏、越剧、评弹、甬剧等10多种地方文艺，都在上海草创或汇聚、成熟。这种城市文化生态的繁荣使上海成为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上海也成为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城市。新时代，上海话文艺节目又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比如上海话电视剧《孽债》相隔10年两次播放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开心公寓》、《红茶坊》等在上海东方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也创造了较高的收视率，在整个江南吴语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力。

事实说明，上海话和吴语的良性生态可以创造高度繁荣的地方文化，为博采的中华文化作出贡献。上海人应该珍惜上海语言文化的这份遗产，使上海社会更和谐、更有凝聚力。

从传承上海文化基因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当前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传承好上海话。因为，语言文化的主体性和多样性都不可忽视，是互补双赢的关系。一个缺失本土文化的城市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上海要建成世界性的多语多文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要在文化上屹立于世界又区别于其他国际都市，应有其鲜明的主色调，上海的本土文化特征应该是具体的、丰富的和感性的。传承上海话，并不是排斥普通话，而是赋予他们的本土文化以更厚重的底色。

鉴于在生活中已出现了一些上海青年人不会说上海话的现象，上海话的保护工作势在必行。对于在幼儿园小学尚在学习语言期的孩子，建议明确上课时讲普通话，下课和回家说话可以自由选择讲上海话；在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可适当开放上海话节目的空间，除了增加上海话戏曲曲艺节目、娱乐节目的播送外，还可以增设上海话新闻、天气预报等节目内容；应大力扶持沪剧、滑稽戏等戏剧，恢复方言话剧演出；在公交车上，除了普通话、英语外，还可增设上海话报站，以更好地实现人性化服务目标。此外，还可组织专家对上海话进行审音和审字工作，使上海话小说、散文等的创作书写更加规范化。

越是深深植根于本地沃土中的文化，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蕴含世界文化的普世精神和永恒价值，就越是能够走向世界。上海要努力建设成一个有个性特色的东方文化明珠，理应继承上海语言文化的灵魂，在一个多元和谐的社会中，不断发展上海特色的语言文化，在中华文化大步迈向世界的潮流中再创辉煌。

1853年7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詹姆斯·萨默斯教授出版了译著《约翰福音书》，使用罗马字母将《圣经》翻译成上海方言，这是最早出版的上海土白罗马字本《圣经》单篇。该书出版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方便来华传教士同上海本地人进行交流，二是为帮助不识汉字的中国上海人学习教义。“前言”指出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缺点和使用罗马字母拼写上海话的好处。“绪论”长达12页，对上海方言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特点作了简要介绍，包括表音系统、声调、构词法、名词和动词、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数词、虚词、介词和连词等。“附录”为汉英对照上海方言词汇表，相当于一个简易上海方言词典。该书曾用作国王学院的临时中文教材，在宗教史、翻译史、汉语方言学及汉语教学研究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根据吴语协会拼音方案，将骆宾王（Loh Pin waon）的《鹅》（Ngu）用上海话拼音拼写如下：

鹅鹅鹅，Ngu ngu ngu

曲项向天歌。Chioh-ghaon shian thie ku

白毛浮绿水，Bah-mau veu loh-sy

红掌拨清波。Ghon-tsaon peh tshin-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