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者，放纵，过多，过度，失其节制，不合法度。所谓“淫祀”， 按“先圣”所言，当作如此定义：“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古代的中国社会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以“礼”作为维系道德伦理之准则，希望人民能因为“礼”的教化而“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圣祖实录．康熙九年癸巳条》)　也因此，为了避免人民道德伦理的价值观发生错乱，规定了各种禁止之行为了，当中关于人民宗教信仰之部份则为禁止人民进行各种“淫祀”。《礼记．曲礼》谓：“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由清人孙希旦注释言：“非所祭而祭之，谓非所当祭之鬼而祭之也；淫，过也，或其神不在祀典，如宋襄公祭次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鲁季氏之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礼之祭，明神不歆也。”

所谓的淫祀包含了越份之祭与未列入祀典之祭两种。中国神祇有三大部份，分为天神、地祇、人鬼，在此不论天神、地祇(及物精)，只论人鬼之部份，按《礼记．祭法》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可知能为人所祭之人鬼，除了家家户户自己的祖先之外，就只能是有功于国家地方者方得受祠祀之享。

虽说有功之人得受享祀，但是“非其所祭而祭之”亦属“淫祀”。以江南之地为例，过去江南曾有三高祠祀范蠡、张翰、陆龟蒙，三忠祠祀伍员、张巡、岳飞，然士人们皆认为三高祠不应祠祀范蠡，因其曾进美女宝器惑吴王，为吴人之仇敌，“礼不祀非族，况可仇敌乎？”是以不得祀也。

为何士人们对于此种区分如此严格呢？《吴江县志．祠庙》所作的说明是：“今于祠庙之志，不得不严，稍宽其途，则不肖者遂将缘志之例，已售其奸，而遇民遂因之以征信，其风将不可止矣。古之有功德于民者，庙食百世，岂无其所，而顾为愚夫愚妇之所假托哉。”

为了避免地方上有心人士利用民众宗教信仰的虔诚之心，转变成为敛财、骗色的工具，甚至是成为反对当权者的有力武器，是以士人文官们皆认为对于宗教信仰之限制必须从严管制。对于国家而言，塑造正统神祇的方式最方便也最为普级的办法则是以“赐额”、“封号”的方法，让百姓们暸解谁才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接受享祀的正统神祇。

与国家认定的正统神祇所相反的淫祀，其所受到的待遇则与正统神祇相反，历来皆为士人所讥，甚而以武力所禁。

西汉平帝时有“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东汉第五伦“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东汉末曹操“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魏文帝诏“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魏明帝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晋武帝时诏“不在祀典，除之。”；北魏明帝“诏除淫祀，焚诸杂神。”；北周武帝“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南朝宋武帝“禁淫祀，除诸房庙。”。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此论文人可用，鬼神之道亦“与时为代谢者”信仰亦可用之。由于“淫祀”之定义向为“官方”所订之，是以此时被视之为正祀之神，在彼时又被认为是妖淫精鬼。

蒋子文传说于三国时期产生，最初是显灵迫孙权为之立庙，东晋时被尊为晋守护神，南朝宋武帝时被视为淫祀而毁坏其庙宇，然而南朝宋又于孝武帝时复起蒋山祠，之后蒋子文信仰在南朝即当稳固，甚而被封为“帝”。然至宋时，其声势则为关羽所掩盖，明代时其位则从“帝”被贬为“公”或“王”。 秦末与刘邦争霸的项羽，兵败自刎死后被尊之为神，汉时其自然的被视为淫祀，然陈武帝封其为“帝”，是重要的武神。至宋代后，地位亦被关羽取代。历代道教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等神并不符合据祀典标准，《国语·鲁语上》：“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非是，不在祀典。”

祀，可作为动词，也可作为名词，做动词时的意思有：祭祀地神；祀灶；祭祀；祀南北郊等都与祭有关的事情，做名词时的意思有：祭神的地方； 世代 ；中国商代对年的一种称呼；向神或神明供奉动物或植物食物、酒类、香烛或珍贵物品作为祭祀的行为或举动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