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是指中国古代建安时期的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一般所说的建安文学，是建安前几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239年）这段时间的文学，实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而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

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

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

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

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

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人民妻离子散，四处逃亡，或死于乱军之中，或死于饥荒疠疫。建安文人生活于这个巨变的年代，目击种种社会的惨状，极有切身的感受。

故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有反映现实的主题，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大量产生。可见时代环境的刺激对建安文学的兴盛是有重大影响。

儒学的衰微亦助长建安文学的兴盛。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儒学传统的文学观点乃是原道宗经，文学一直只是经学的附庸，窒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

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

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的道路更为开阔。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于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

他们爱好文学，广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举”，促成了一群有水准的文人共同创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馀，自己亦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于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后，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

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

例如建安文学的现实精神，就是师承于汉代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三祖陈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乐府旧题名篇反映现实。古诗十九首等亦为建安抒情诗提供了借鉴。

从东汉桓、灵之时，后党秉政，中涓弄权，朝政昏暗无比，以至于人民怨声载道，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藩镇借着剿灭黄巾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势力渐渐强大起来。

东汉王朝在风雨飘摇、天下大乱之际摇摇欲坠。汉献帝即位后，屡屡遭到播迁，需要仰仗权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来。

尤其是曹操挟献帝迁都于许，借着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之后，汉献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傀儡，权威尽失，威风尽丧。

而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则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

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

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

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

曹操在逐个消灭各个割据势力，消除战乱，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随他们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与曹操政见不一）、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及一、二十位文人学士亦仿照曹操积极努力创作。

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文章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汉乐府诗完全成熟，五言诗体得以发展，七言诗体从此开创。

曹操又率先冲破儒学的禁锢，打破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格式，采用通脱的文体作文章，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亦积极响应。

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

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今存诗20余首。他继承汉乐府诗之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创写新内容，以当时社会现况为写作题材，创作了许多另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曹操的诗歌从体式上看，有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三类。他的四言诗今存有《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皆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把我国四言诗歌的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峰。

曹操五言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为重要。

他的诗歌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其五言诗歌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也为五言诗歌的创作做了探索性的尝试。曹操的杂言诗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度关山》、《对酒》、《陌上桑》、《秋胡行》二首及《董卓歌》。

曹操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分三类。一类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一部分诗抒发了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一类是游仙诗。

这三类诗歌都写的极为出色，不但在社会写实诗中以饱满的热情歌咏了社会现实而且曹操还取汉代以来游仙诗的传统素材，沿着想象性与现实性方向继续前行，运用游仙诗在哲学性与艺术性上的创新来表达诗人的社会责任心及人生价值观。

曹操以自己诗作独特风格濡染建安诗坛，风流一代。

通过对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的影响，为后世建安文学时代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曹操思想解放，鼓励文学创作，极力招揽贤士文人，使众文人荟萃于邺下，对建安文学之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上而言，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应享有杰出作家的崇高地位。

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较高，存诗约八十首，前期作品多吐露自己的志趣、抱负和对于建功立业的热烈向往，如《白马篇》。

后期由于生活遭遇的折磨，诗歌所反映的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前有所加强，较多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抒写了自己遭受压抑、打击，有志不得伸的悲愤情绪，如《赠白马王彪》。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

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孔融（153年-208年） ，字文举，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

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

中平初（185年），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

兴平二年（195年），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

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

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

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

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

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

《饮马长城窟行》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年-217年）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

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

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有三首）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

《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171年-217年），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

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

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得一往情深。

阮瑀（?-212年）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217年）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217年），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如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蔡琰，字文姬，即蔡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

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主导地位。

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文以气为主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