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以歌唱历史人物或历史传说故事为主。相传于尧天舜日之时就有传录的，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诗三百》中所收集的《魏风》、《唐风》共十九篇，大部分采自山西。山西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据有关方面统计，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达两万余首。 山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大致可归纳为四大类：一、山歌；二、号子；三、小调；四、套曲。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全省总面积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五百万，除有极少数回族和少数满族人散居在全省各地外，山西基本上是单一的汉族地区。

全省除晋中、晋南、上党（晋东南）、忻定和大同五个盆地外，绝大多数是土石山区。主要山脉，南有中条山，东有太行山，北有五台山、恒山，西有吕梁山。主要河流有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浦水河、沁河等。其中汾河自晋北的宁武发源至晋南的河津注入黄河，纵贯南北，是省内最大的河流。山西的四邻为：东与河北接壤，北面与内蒙毗连，西和南以黄河为界与陕西、河南两省隔河相望。在经济上，山西除少数林、牧业之外，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因盛产煤炭而闻名于世，因而又是中国的煤炭之乡和能源基地。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有“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 （今夏县）的传说。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这里有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夏代的石磬，春秋时的甬钟，战国时的编钟、编磬。在侯马出土的东周时的晋国铸铜作坊中，还发现有铸造编钟的陶范（模子）。这些都说明山西音乐的发展是比较早的。山西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击壤歌》），“立我庶民，莫匪水尔，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童谣》）相传都是尧时的民歌、童谣。“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相传是舜时歌唱运城盐池和人民生活关系的民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大都是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这些民歌，如《唐风》中的《椒聊》、《葛生》、《绸缪》、《鸨羽》等《魏风》中的《硕鼠》、《伐檀》、《十亩之间》、《汾沮》、《葛屦》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或歌咏劳动生活，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或倾诉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有不少是反映婚姻或爱情生活的。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不仅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用民歌来歌咏他们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感情，而且通过民歌，去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达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山西的山歌有“山曲”、“开花调”、“卷席片”（也叫“烂席片”）等因地而异不同名称。“山曲”主要分布在晋西北高原或者称西山（吕梁山）地区，其中以“河曲山曲”最为出色。“开花调”是流行在太行山区（或称东山区）的一种山歌形式。主要分布于左权、和顺、武乡、襄垣各县。其中以“左权开花调”最为出色。“卷席片”（烂席片）是五台县、定襄县、忻县、原平县一带对山歌的叫法。其含意是信口即唱无所拘束，如陕北人称山歌为“信天游”内蒙叫“爬山调”一样。山西的号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夯硪号子，其中又分为“打夯号子”和“打硪号子”两种；二是黄河船工们唱的船工号子。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的河曲、河津、芮城等县。船工号子中又根据不同情况的劳动，分为“拨船号子”、“行船号子”、“拉篷号子”、“爬山虎号子”、“推船号子”等。山西小调的体裁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有优美秀丽的抒情歌，如《绣荷包》、《绣花灯》、《茉莉花》、《十样景》等，也有轻松愉快表现日常家庭生活的俚俗小曲，如《卢狗亲上寿》、《永不能生娘家》、《姑嫂挑菜》等；有咏人述事的叙事歌，如《下柳林》、《秋香哭婆婆》、《苦伶仃》等；有热烈欢快适于节日或喜庆场合演唱的娱乐性歌曲，如《拜大年》、《观灯》、《闹元宵》、《对花》、《打秋千》等；也有幽默、风趣的诙谐歌，如《热菜汤》、《高高山上一骨嘟蒜》、《大红公鸡毛腿腿》等；也有贬斥谗懒或其他丑恶现象的讽刺歌，如《花儿开》、《抓跳蚤》、《不相配》等。小调的结构一股比较规整，以二句式（如《交城山》）、四句式（如临县《绣荷包》）乐段结构为其基本形式，体现着“起、承、转、合”的规律，而这种乐段结构的变化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 在山西民歌中，还有一些叙事性很强、形式较大的民间声乐套曲。这些套曲的曲调，大部分也是在明清俗曲或当地小调的基础上，

其内容多系歌唱历史人物或历史传说故事，比较突出的有：左权的“大腔”，兴县的“昆曲”，柳林的“ 弹唱” 。山西民歌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全省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尤其是音乐传统）以及人民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所邻近省区的影响等均不相同，因而各地民歌在音阶调式、调式骨干音和旋律特征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着各自的风格色彩。晋东南壶关、晋城、阳城、沁水一带的民歌，调式古朴；晋北河曲、保德、偏关的民歌，高亢辽阔，有塞上高原特有的雄浑憨直；晋南的民歌感情热烈；晋中祁县、太谷、寿阳、太原地区的民歌，则灵活自由、富于变化。山西的民歌，曲调优美，易于传唱，感情真挚，情真意切，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山西民歌的歌词，极其生动，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种来源于生活的生动歌词令专业作者都赞叹不已，许多音乐工作者都不辞劳苦地来山西采风，经过他们的挖掘整理，《走西口》、《看秧歌》、《桃花红杏花白》、《绣荷包》、《想亲亲》等民歌广为流传。

山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而各歌种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如把全省各地千姿百态的民歌从体裁上加以区分，大致可归纳为五大类：一、山歌；二、号子；三、小调；四、秧歌；五、套曲。这五大类体裁所包括的不同歌种和它们的分布情况如下：（一）山歌山歌是指那些适于劳动人民在山间田野或崖畔、场院随时可唱的一种短歌。山西的山歌一般的特征是：（1）形式短小、单纯，一般为上下两句的乐段结构；（2）词、曲格律均较自由，便于歌唱者直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3）山歌的歌词一般都是歌唱者根据自己的劳动或自己的思想感情即兴编创的，“做甚唱甚，想甚唱甚，”因而感情真挚、朴实；（4）无须伴奏，无一定调高，随时随地张口便唱。山西的山歌有“山曲”、“开花调”、“卷席片”（也叫“烂席片”）等因地而异的各种不同的名称。“山曲”主要分布在晋西北高原或者称西山（吕梁山）地区，包括河曲、保德、偏关、五寨、神池、宁武、静乐、兴县、临县、柳林等各县。其中以“河曲山曲”最为出色。过去在这些地区，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那些正在山坡上从事劳作的农民，那些手持羊铲正在放牧羊群的羊倌，那些正走在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上赶着牲灵的脚夫或三五成群背着铺盖去“走西口”的人们，面对旷野引亢高歌。“学会唱曲解心宽”。他们所唱的，大半都是这种可以“解心宽”的山曲。这些“山曲”儿，高亢、嘹亮、悠长、舒展，富有山野风味。 “开花调”是流行在太行山区（或称东山区）的一种山歌形式。主要分布于左权、和顺、武乡、襄垣各县。其中以“左权开花调”最为出色。因“开花调”歌词的上句常“xx开花”为起兴，下句点题，因而当地人把这种形式的山歌统称“开花调”。

在这里，不只是植物可以开花，其他东西也可以开花，剪刀可以开花，笤帚可以开花，门塔塔（门塔扣）也可以开花，小椅床（小板凳）可以开花，石头也可以开花。总之，一切用来作比喻的东西都可以开花。而其比喻一般又都是与点题的下一句有着某种联系，如“山药蛋开花结圪瘩儿，吃蛋亲是俺的心肝瓣儿”。“开花调”的风格特点与河曲“山曲”迥然不同。如果说河曲“山曲”以其音调高亢、嘹亮、节奏比较自由见长，而“开花调”则以委婉、清秀，节奏比较规整取胜。“卷席片”的风格特点，与河曲一带“山曲”基本相似，只是在曲调上不似“河曲山曲”那样多的平行式结构，节奏也较为紧凑，其歌词也更近于口语化。（二）号子号子就是劳动号子，它是人们从事沉重的劳动时，为了统一号令、协同动作和振奋精神而唱的歌。这种劳动号子虽然也有曲调，但主要是强调节奏以便人们在同一的有规则的节奏中进行劳动。因为号子大都是喊着唱的，所以一般也叫“喊号子”。以上各种号子都是采取一领众和的形式。大都无固定唱词，唱词都是在劳动进行中领号人见景生情，随时即兴编出的。 山西劳动号子虽然不多，然而却有着节奏鲜明有力，音调单纯流畅，情绪乐观豪放等特点。（三）小调小调是指那些适于在室内或在室外从事不太沉重的劳作时随时可以哼唱的小曲。小调在山西民歌中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遍及全省各地，

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镇均颇为流行。山西小调的歌词也较整齐、规范，以七字句为基本格式，其次是十字句，再次是五字句，也有不少是上述三种形式的混合结构，还有少数长短句。 （四）秧歌山西各地的秧歌品种繁多，分布也很广，但属于戏曲类的秧歌，如襄垣、武乡秧歌、朔县秧歌、代县秧歌等，

本文不去涉及，而留待以后编辑《戏曲音乐集成》时再去整理它们。本卷所编入的是那些属于民歌体的秧歌。其中有的虽然也正逐渐向戏曲方面发展，或已形成一种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地方小戏，但其唱腔却仍然保持着民歌特点并以民歌的面貌在群众中继续传唱。这些秧歌有：祁太秧歌、沁源秧歌、祁县过街秧歌、原平凤秧歌、临县伞头秧歌、柳林伞头秧歌，其中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的是祁太袂歌（因流传于晋中平川各县，也叫晋中秧歌）等。除上述各种秧歌外，山西还有许多“地秧歌”。如“汾阳地秧歌”、“曲沃地秧歌”以及其它民间歌舞形式，如晋东南的“花篮灯”、“九莲灯”、晋南的“花鼓”、“打花棍”等等。这些民间歌舞形式，都是以舞蹈为主而以间播形式进行演唱，所唱的大半是“四季”“十二月”等歌咏花卉、风物或表述古人古事或表达美好祝愿的娱乐性歌曲。由于这些民间歌舞大都是在元宵灯节进行活动，所以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灯歌”。此外，还有一些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也编入了秧歌类，主要有河曲的“二人抬”、左权的“小花戏”与和顺的“凤台小戏”以及昔阳一带的“拉花”等形式中仍在民间单独以民歌形态广为传唱的部分，他们虽不叫秧歌，但在节日活动中，它们也常常被看作是“闹秧歌”或“闹红火”的活动内容，所以也有选择地编入秧歌类。 （五）套曲在山西民歌中，还有一些叙事性很强、形式较大的

民间声乐套曲。这些套曲的曲调，大部分也是在明清俗曲或当地小调的基础上，根据内容的需要，经过加工后发展变化组合而成的，其结构比较严密。其内容多系歌唱历史人物或历史传说故事，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种：左权“大腔”，流行于左权一带。其曲调优美，结构严谨，形式完整。有序曲（蒜圪瘩）、正曲（“劈破玉”）、尾声（“打岔”）。兴县“昆曲”，是当地俗称，并非戏曲形式的“昆曲”，是流传在兴县一带的一种民歌坐唱形式，内容都是唱梁山泊英雄故事的。柳林“弹

唱”，流传在柳林、离石、中阳、方山一带的大型民间演唱，所唱曲调大都是明清小曲或当地小调。《审录》是其代表性曲目，由近二十首曲调组成，内容是歌唱苏三和王金龙的爱情故事。根据各地民歌音乐色彩的不同，山西大致可分为晋中、晋南、晋东南和晋北四个不同的色彩区。山西民歌在音调上的特点，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其中山西语言的影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山西各地民歌是与山西各地语言的发音、语调（抑扬）、语气（重音），特别是声调（四声）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其中有不少是流传在山西地区的民歌、童谣，如晋时人民为庆贺除掉一个残忍的恶霸而唱的《并州歌》：士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豹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兰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从本卷选入的一些民歌曲牌名称中，尤其是从兴县“昆曲”、离石“审录”、左权“大腔”中的一些曲牌名中，如《混江龙》、《拜月儿》、《南妆台》、《偏坡扭》等，我们可以看到宋元以来的民歌和民间散套的痕迹。明代以来，山西商业相当发达，特别是被称为“河东”的晋南一带，当时曾是北方商业的中心。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明清两代进入民歌盛行的时期。不少是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作品，如《进兰房》、《叠断桥》、《粉红莲》、《抱琵琶》、《叠落金钱》、《绣荷包》、《茉莉花》、《银纽丝》、《剪靛花》、《玉娥郎》等等。 编唱民歌已成为劳动人民抒发自己思想感情，寄托自己喜怒哀乐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因而，山歌、小调遍及城乡。民歌已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每逢节日，尤其是春节、元宵节，更是他们集中活动的时刻。这时，各村村民用大块煤炭在街头或场院垒起高高的“旺火”，人们除白天进行踩高跷、跑旱船、打花鼓及各种秧歌活动外，到夜晚，便都围在“旺火”周围，进行各种形式的民歌演唱。大家兴高采烈地唱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不肯散去。这种“闹社火”（也叫“闹红火”）的传统习惯，在山西不少农村至今仍然保持着。有些地区（如祁县、太谷、左权、定襄、临县等地）的民歌艺人，每年都要根据当地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编成新的民歌。这些新编出的民歌，在这种场合演唱，如词、曲都编得好，受到人们的喜爱，便很快流传开来。例如祁县、太谷的《苦伶仃》、《打冻凌》，文水的《拉麦根》，五台的《洪秀英》，定襄的《离婚》，临县的《秋香哭婆婆》、《冯采云》，离石的《下柳林》等，便都是这样流传下来而成为传统民歌的。

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人民高尚的情操和纯真的感情。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吃人的封建礼教、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却象无形的锁链，紧紧地束缚着人们，青年男女要想通过自由恋爱达到婚姻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那种真挚而热烈的恋爱，常常是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而妇女的命运尤为悲惨。她们或者因买卖婚姻而被父母包办：“我妈妈我大大爱银钱，把我卖在阎王殿”，或者因受媒婆欺骗而堕入火坑：“小奴家今年一十七，你老汉今年六十一；我的娘上了媒人的当，金花花插在你家朽木上。”当她们不得不服从那强迫的婚姻后，便只好忍着“长年止不住泪蛋蛋流”的痛苦而抱恨终身。有的则“千盘万算没活头，凉凉扑在黄河（里）头”，或者“手搓麻绳二尺五，中梁上上吊死得苦”，以死表示她们对强迫婚姻的反抗。这些民歌，正是她们对吃人的礼教和不合理婚姻制度的血泪控诉。反映一般社会生活的歌，在山西民歌中数量亦很多，反映的生活面也极广，凡是农民所接触到的社会生活，几乎无所不包。每首民歌，都从一个小小的生活侧面，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现实，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各种社会现象、生活现象乃至自然现象的看法和意见，抒发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表明了他们的美丑观、是非观和善恶现。 山西民歌中还有不少是歌唱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的歌。这些民歌的内容大半是歌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那些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中引起共鸣的历史故事。如《三国调》、《珍珠倒卷帘》、《杨门叹十声》、《祝英台下山》、《张生戏莺莺》、《游湖》、《苏三起解》等。这些民歌之所以长期以来在人民中间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封建社会“农民无文化”的情况下，它们起着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二是借古抒怀，以此寄托自己的爱憎感情。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歌，在山西民歌中占有特殊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人民，用自己编创的大量新民歌，讴歌着自己的斗争生活。象这样脍炙人口的歌颂人民战争的新民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很多。如左权县的《黄岩洞大胜利》、《打红都炮台》、《窑洞保卫战》；代县的《打飞机》；忻县的《围困蒲阁寨》；沁源的《周西岭战斗》；临县的《打石门坞》；定襄的《痛打飞鹰队》；武乡的《关家垴、打得好》、《粉碎九路围攻》等等。这些民歌虽然大多是具体地歌唱了某一次战斗或战役，但是由于他们形象

、生动，以讥讽和藐视敌人的口吻，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战斗的情景和胜利的喜悦，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必胜信心和英雄气概，又配以为群众所熟悉的曲调，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广为传唱。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山西新民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反映农民苦难生活和他们对自己悲惨命运不满和反抗的歌，在山西民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山西除少数平川地区外，大部分是十年九旱的贫瘠山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劳动条件等很差，生产力极低。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披星戴月，终年辛勤劳动。如《回头看》（运城）、《扁廷扛长工》（汾西）、《死活不种财主的地》（宁武）等。反映农民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民歌，各地都有不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河曲的《走西口》以及有关反映“走西口”生活的民歌。

河曲位于晋西北高原的黄河弯曲处。这里的农民历来生活极为贫苦。为生活所迫，农民们不得不于每年春天，纷纷背井离乡，哭别亲人到口外（内蒙河套一带）去谋生，在那里或揽长工、打短工，或挖煤、扳船，以求挣得几个工钱养活全家：“万般出于无其奈，扔下亲人走口外。”他们春去秋归，年年如此，有的则数年不归，家中留下妻儿老小无依无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在旧社会，这里的贫苦农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过着这种“走西口”的漂泊生活。民歌《走西口》就是表现一对新婚夫妇，为生活所迫，丈夫决定到口外去谋生时，妻子依依惜别的动人故事。在河曲，这类反映“走西口”生活的民歌很多，而且都极为深刻。正是因为《走西口》这类民歌深刻地唱出了农民的苦难和辛酸，因而这些民歌，不但为河曲人民所喜爱，而且也广泛流行全省，并在全国亦有影响。情歌和有关婚姻题材的歌，在山西各地的民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表现了他们对封建礼教以及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愤懑和反抗。在封建社会之中，由于妇女受着“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束缚和压迫，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尤为深重，因而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也更为强烈。所以这类民歌大部分是从妇女角度唱出的，所涉及的方面很广，凡有关爱情生活以及有关婚姻问题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

左权县位于太行山主脉西侧、山西省东部边缘，古称辽州、辽县，后因纪念牺牲在此的抗日名将而改为左权。左权民歌蕴藏丰富，据《辽州志闹元宵闹社火闹红火民间音乐体裁，如山歌、小调、号子、套曲、小花戏和吹打等，其中以开花调最具代表性武乡、襄垣左权开花调句点

语词新颖，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此外，歌中用本地方言所构成的衬词地方色彩笤帚、门搭搭（门搭扣结疙瘩，圪蛋亲是俺知心人。半碗豆子半碗米，端起了饭碗就想起了你。……玻璃开花里外明，远远就照见俺圪瘩亲。”开花调音调简洁，深情感人，绝大多数由相互呼应的上下两个乐句组成，旋律进行以级进七声性音阶为主，间或出现大跳音型，用于表现情绪、情感的起伏跌宕，大大增加了音乐的感染力。自20世纪40年代起，音乐工作者就开始在左权收集记录民歌，前后历经半个多世纪，仅收集到的开花调就有百首以上，代表曲目包括《桃花红，杏花白》、《有了心思慢慢来》、《会哥哥》、《格旦亲》、《想亲哥》、《土地还家》等。刘改鱼、冀爱芳、石占明等都是开花调的优秀传人。以开花调为代表的左权民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生态失衡。在广大民众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传统歌风日渐恢复，新的传人相继出现，为民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