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启予、起予或企予，原籍浙江绍兴，生于直隶大城（今河北省大城县）。中国近现代军事、政治、外交人物，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商震，字启予、起予或企予（据他自己解释，其字出自《诗经》“起予者商也”之句），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十六日（1888年9月21日）生于直隶省顺天府大城县（今河北省大城县）权村乡苦水务村，祖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商震五岁丧父，家境贫寒，姐弟三人中他为长子，全靠勤劳的母亲给别人做活，维持生计。

商震幼年曾就读于浙江同乡办的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洋文班学习，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国内革命气氛日浓，商震愤恨异族专横，国事日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同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蒋慕谭创办商业技术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

宣统元年（1909年）3月，商震在新军二十镇七十八标三营一哨任哨长，10月升为掌旗官，次年3月任二十镇参谋。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彭家珍、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与冯玉祥结为盟兄弟。

宣统二年（1910年）1月，商震与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政府海军大臣贝勒载洵。事泄未果，熊成基被捕就义，商震逃往日本，入日本陆军专门学校。他与孙中山结识，遂加入同盟会。不久，商震仍回东北奉天，积极联络地方进步分子，倡导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8月，商震在关外组织民军，被推为民军总司令（一说是孙中山委派）。同年11月25日，商震与同盟会党人徐镜心等人在辽阳率众举事反清，次日为清军所败，退往庄河、烟台等地，继而进抵潍县，联合地方武装反对清军。黄兴当时曾致函孙中山，推荐“陕西之于右任、烟台之商起予”为应联络的海内豪杰。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将商震所率民军编为第一（一说第二）混成旅，任商震为旅长。民国二年（1913年）5月，商震被调充北洋政府陆军部顾问，甚不得志。

民国二年（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怀疑商震参与其中，命“京畿军政执法处”将其扣押。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的注意。经陆建章的亲戚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一说是经众议院议员刘冠三等力保获释）后，商震遂改投陆建章麾下。

民国三年（1914年）2月，商震被陆建章委任为河南省仓库总办。同年袁世凯命赵倜及陆建章率部入陕镇压白朗起义，陆建章委任商震为陕北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民国四年（1915年）3月又被任为陕西省第一旅旅长兼陕北卫戍司令。

民国五年（1916年）6月，在袁世凯病逝后，陕西讨袁军陈树藩起兵驱逐陆建章，时驻陕北绥德的商震不能立足，率残部过黄河投奔阎锡山，该部被编为一个团，商震被任命为团长。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也有监视的成分。

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阎锡山选择了拥护段祺瑞，参与在马厂誓师“讨逆”。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迫使张勋残部缴械投降。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月，阎锡山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升任第四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民国六年（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炮兵营，兵发湖南。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桂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商震自愧兵败，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在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主动请罪，阎锡山极力抚慰。商震有感阎锡山的恩情，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民国九年（1920年）3月，因为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1914年建立，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

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民国十年（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民国十二年（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民国七年（1918年），陕西郭坚部进入山西，阎锡山先令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总指挥率部迎击，又派商震为副总指挥增援，在吉县以西马斗关黄河滩上歼灭郭坚部数百人。同年7月，冯国璋任命商震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暂编第一师师长。同年冬，河南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太原震动。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使商震在山西军队中声名鹊起。

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在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命令，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同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大同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为绥远特区都统兼北方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以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回冯玉祥大旗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在商震的默许下，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重返西北军。

民国十六年（1927年），山西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阎锡山的部队改为第三集团军，全面进攻奉军，曾由商震代第三集团军总司令。7月9日，商震任第一军团军团长，9月兼任第三集团军左路军总指挥。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在偏关附近击溃奉军郑泽生部。4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奉军，商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率晋军向黑石关出击，先后占领保定和北京、天津，并另派一部由晋北进占察哈尔。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6月26日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8月28日阎锡山委商震兼任河北省剿匪司令。10月19日商震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商震因北伐有功，兼任平津警备副司令，因当时阎锡山驻在太原，商震住在北平，因此商震兼代阎锡山的平津警备司令，并握有指挥平津警备部队的全权。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他本性来说，事事任别人控制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一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都已统一在蒋介石的大旗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但此事为阎锡山所悉，阎锡山命令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在津将这批枪械扣留。

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时，阎锡山趁国内新军阀间矛盾加剧之际，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把商震调回太原，改任有职无权的山西省政府主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商震不以为然，态度消极，未被起用，因而阎、冯失败下野后，商震没有受到南京方面的任何议处。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西省政府，以商震任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2月13日，晋军缩编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四个军及孙楚的护路军。4月张学良在北平组织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改编山西军队，任命商震兼任第四军军长。6月商震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在出走大连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都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

同年7月，石友三举兵进攻东北军，张学良向南京告急。蒋介石一面派刘峙、顾祝同沿京汉线北上援张，一面电示商震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方。商震趁机秘集所部黄光华、高鸿文两旅，星夜出娘子关截击。石友三叛乱被讨平后，商震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带防地，所部三十二军扩充为三个师，即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师。以后又将驻邯郸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及驻大名的骑兵第四师郭希鹏部拨归三十二军建制。商震以晋省情形复杂、派系各异为由，遂向张学良电辞晋省主席职，并保荐徐永昌继任山西省主席。8月6日，国民政府准免商震山西省主席等职。早有延揽之意的蒋介石在商震脱离晋系后，仍让其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9月12日，国民政府给予商震一等宝鼎勋章以示嘉勉。

主词条：长城抗战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军侵占。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商震为北平军分会委员。同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热河失守，长城各口告急。第三十二军被编入华北第二军团，张学良任商震为第二军团司令，指挥五十七军何柱国部、六十七军杨正治部和三十二军等，防守长城冷口至秦皇岛一带，率所部与日军激战，多次争夺各防守口。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震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续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震见情势紧迫，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日军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日军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日军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次日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也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日军反攻。各部都受到日军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日军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中方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冷口争夺战遂告结束。由于冷口商震部队的撤退，其侧翼的界岭口、喜峰口阵地也被迫弃守，山海关以西各口相继被日军控制。冷口争夺战中，三十二军官兵英勇战斗，使日军不得不承认：“激战3日，为讨伐热河以来最激烈之战事也。”

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商震率部退驻北平南苑。此时军部驻城内帅府园，商震生活却很悠闲，多所交际，并聘有一美国使馆人员在家教授英文。他与德商礼和洋行经理来往密切，暗中购买武器，并雇用一白俄名聂保者，在三十二军骑兵团组织一马球队，在平津上海等地与外国人比赛。同时，他与教育界亦有接触，聘体育家董守义为体育顾问，在军内开展体育活动，又并派运动员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商震喜欢任用知识分子，军官多数都是各军校出身者，行伍出身者很少。平日好穿西服，讲究整洁礼貌。他还提倡部下学英文，对左右青年军官说：“我39岁开始学英文，现在能说能写，你们20多岁，难道就不能学习了吗？”

同年4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但在南京政府蒋介石的压迫下于同年8月被迫收束军事，方振武、吉鸿昌等少数部队向冀东一带挺进，意欲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但在国民党军及日军的围击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方振武、吉鸿昌被迫到顺义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洽商解决办法，结果商定该部由商震收编。商震密令部下在押解方振武、吉鸿昌赴天津途中设法使二人逃脱，并使抗日同盟军余部千余人在商震部暂时栖身避难。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蒋介石调商震率部队开赴甘肃，许任其为甘肃省主席兼兰州绥靖主任，其目的意在使商牵制控制陕西并割据陇东的杨虎城。商震认为甘肃局势复杂，矛盾重重，采用拖延观望之计，先派人赴兰州了解沿途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困难。当时华北情况日渐危急，故他得以幸免西调。同年夏，蒋介石在庐山举办中央训练团，轮训全国中、高级军官。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商震任团副。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授予商震为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军衔。6月，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根据日本人的要求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25日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河北省政府亦被迫由天津迁至保定。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6月18日又任命商震代天津市长。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刚挂出，就遭到日本人的抗议，6月22日遂改为津沽保安司令部才算了事。8月19日商震被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11月当选为第五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时，日本军人曾几次拉商震合作，一些大汉奸也向商震游说，均被他拒绝。加之在行事上多受日本方面牵制，商震倍感屈辱，曾对左右说：“早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办洋务很棘手，人骂他汉奸卖国。今天的情况比那时候更难办，于孝候（于学忠）干不了，我也干不了。”12月8日，商震分电行政院、军委会请辞三十二军军长、冀省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及冀全省保安司令本兼各职。12日，国民政府令宋哲元任河北省主席，商震改任河南省府委员兼主席。期间还兼任豫北绥靖分区司令。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商震兼任河南省保安司令，所部三十二军仍驻冀南豫北一带。2月17日，长征到陕西的二万红军东征抗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借口与阎锡山不能合作婉拒。蒋介石乃改派陈诚为总指挥，并调三十二军两个师（一四一师、一四二师）入晋归陈诚指挥“剿共”，商震难以拒绝。在两师出发前，商震在石家庄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要大家保存实力。故入晋后，并未与红军有大接触，虽避免作战，竟有二三百人携械投入红军。红军西撤后，商震的部队又回到冀南、豫北一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整编东北军时，商震任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编委员会委员。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商震被免去河南省主席，于10月2日就任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三十二军军长，接替刘峙担负平汉线北段抵抗日军的战斗。商震部曾参加正定保卫战，因力不能支，节节败退，伤亡团、营长数人，只得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防。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二十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下辖第三十二、十八、二十九和七十四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当时，蒋介石为阻止日本夺取武汉的意图，批准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建议，决定在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商震负责指挥决堤的任务。6月9日，黄水咆哮而出，使豫、皖相接地带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葬身浊流。同年底，因黄河防线全面崩溃，开封亦失守，商震奉命率三十二军调长沙。因遭蒋介石猜忌，被免去三十二军军长兼职，虽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一线沿洞庭湖防务，实权却被副司令霍揆彰掌握。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1日，商震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辅佐薛岳，仍兼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四、五十三、三十七军和第二军，曾参加第一、二次长沙会战。10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接替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衡阳，仍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三军和第八十七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线的防务。

商震注意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文化修养，曾在台儿庄会战后于朱仙镇招收了一大批流亡学生，成立了“二十集团军军政训练班”；在长沙时，还邀请文人专家，如范长江、刘良模等和外国武官给军士们做报告。

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后周思诚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重庆时，曾通过商震旧部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第六战区撤销。6月，商震被调往重庆，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

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组织缅、印、马军事代表团，以商震为团长，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印度进行军事考察，为以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张本。10月，商震又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商震以高级随员资格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并参加了三方军事幕僚长联席会议。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派商震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5月31日，商震谒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介绍中国军事形势，曾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初，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说5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7日即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商震兼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0月，回国任蒋介石的副官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商震改任盟国共同管理日本委员会中国方面代表及大使级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并于10日抵达东京。

1949年5月，商震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看到蒋介石政府大势已去，遂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退休，留居日本。后在日本经商。蒋介石曾多次拉他去台湾，他都拒绝了。

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一些留日中国人纷纷加入日本国籍，但商震表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人”，决不改变国籍。

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多次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亲切接见和宴请，这使商震深受感动。他曾要求回国定居，并得到叶剑英的批准，后因国内变故而被拖延。直到在病重期间，商震还念念不忘祖国，心向北京，希望病好以后再次回国。

1978年，商震在突然发病后昏迷，于5月15日在东京逝世，享年90岁。6月17日下午，旅日华侨及商震生前友好300余人在东京为商震举行了追悼会。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思德及中日友协理事王云等人从国内专程赶来参加。叶剑英和廖承志还拍来了唁电。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致悼词，盛赞商震晚年向往祖国统一大业的表现。时任驻日大使符浩在追悼会上致词时，对商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民族大义、关心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原国民党驻日代表首席顾问徐逸樵在致词时，认为商震晚年的政治道路，足资台湾那些临歧彷徨者效法。

遵照商震生前的愿望，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及亲属提出归葬祖国的请求，中共中央迅即批准将商震骨灰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6月30日，商震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实现了商震叶落归根的遗愿。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周建人、许德珩等分别送了花圈和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乌兰夫接见了安田作子及商震的子女等。追悼会由乌兰夫主持，全国人大常委刘斐致悼词。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商震率领第二军团浴血抗日。任河南省主席期间，为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抗日精神，商震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相传为岳飞的生日）主持隆重的祭岳活动，以岳飞抗击金军的精神，激励民众树立民族正气，抗击日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调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奔赴河南、河北一带抗日。期间，其指挥部虽屡遭日军飞机轰炸，但商震仍坚守岗位，指挥若定。

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起，商震开始从事外交战线的工作，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考察缅印马战区

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自认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高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命令，与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乔治·马歇尔、史迪威和克莱尔·李·陈纳德，英方高级将领路易斯·蒙巴顿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参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驻美军事代表团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同年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威廉·丹尼尔·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协定”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哈里·S·杜鲁门总统曾在白宫宴请商震等人。

力主废除天皇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

在东京审判之前，商震提出了引渡日本侵略中国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第59军司令官谷寿夫、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第二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的要求。同时要求立即逮捕并引渡第三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逮捕并引渡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郎、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多田骏、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等。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长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提出了由美国单独审判的提议，对此，商震和梅汝璈坚决反对。他们联合苏、英、法等国代表团撰写致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报告，其中反对美国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霸权主义的提法出自商震之口，受到一致称赞。商震则谦虚地说，“霸权主义”不是他的创造，“霸权”二字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书中，原指大城邦对一些小城邦的控制。他觉得用它反对强国欺侮、压迫和支配小国、弱国，妄图在世界上称霸很合适，再加上“主义”二字，有把它当做系统理论和主张看待的意思，不知是否合适。商震的做法得到多国代表团成员的大力支持，美国单独进行审判的做法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于各国舆论的压力，美国只得放弃了单独审判的主张。

在引渡战犯山田乙三的四国的要求上，商震提供的山田乙三罪行证据最为确凿。据此，商震根据麦克阿瑟关于受害最重的国家优先引渡的原则，说明中国对山田乙三享有无可争辩的引渡理由。麦克阿瑟主张在菲律宾马尼拉设立四国军事法庭，由中国法官担任首席检察官，但商震表示拒绝。麦克阿瑟又说，山田乙三由哪一个国家引渡，都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和平，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如果实在不好分配，就改用最原始的抽签方式。而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则认为，按理应中国引渡山田乙三，再一个办法是把山田乙三改为甲级战犯，由东京法庭审判。对此，麦克阿瑟又提出：东京法庭的甲级战犯已达46人，大大超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30名甲级战犯的前例。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商震等人同意抽签决定。麦克阿瑟命人做好纸条后，请商震先抽。结果商震一下抽中了山田乙三。这让麦克阿瑟也无可奈何，只得召集除苏联之外的10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会议，宣布第一批引渡名单（共185人），其中中国、美国各20人。这时，商震得到梅汝璈的消息说，美国第一批引渡的乙丙级日本战犯，已从20人增加到45人。商震急忙与苏、英等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量对策，决定请他们去找麦克阿瑟要求增加引渡名额。麦克阿瑟只得答应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各增加引渡12名，印度、加拿大各增加5名，荷兰增加两名；并说，对其余的在押战犯，经预审之后，凡是能够确定为乙丙级战犯的，一律引渡到各国受审。

一次，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东京的巢鸭监狱提审日本侵略台湾的第66师团长中岛吉三郎、独立混成旅团长村田定雄时，监狱长阿尼斯却说监狱从来没有这两个战犯。向哲浚指出这两个战犯分别在台北、高雄各屠杀中国人5000余人，阿尼斯才说二人已越狱逃跑。经向哲浚再三追问，阿尼斯才承认是奉上级命令释放的。向哲浚马上回到驻地向商震和梅汝璈做了详细汇报，商震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去找苏联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沟通情况，才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英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荷兰、印度等国要求引渡的日本战犯中，都发现有几名甚至十几名被“擅自释放”。于是，商震和10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共同去找检察长基南质问，基南承认他头脑发热自作主张释放了1985名在押日本战犯。苏联法官格伦斯基指出美国擅自释放日本战犯是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强烈要求重新逮捕这些战犯。但基南却说这些被释放的罪犯已经移居国外，重新逮捕已无可能。商震和梅汝璈对美国提出抗议，同时指出：对这些逃亡战犯，可以由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出面引渡。

还有一次，麦克阿瑟在检察长基南、厅长韦勃、11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和法律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竟提出“无罪释放西尾寿造和多田骏”的意见。商震首先提出反对说：“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无罪释放西尾寿造和多田骏！他们在中国屠杀了几十万人，以一封表示悔过的信，就给他们免罪，国际法庭的建立岂不是成了多此一举！虽然他们在信里说了一些表示深深忏悔的话，但决不能轻易饶恕他们。西方古代有个童话故事，说的是凶恶的鳄鱼吞食人畜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即使西尾和多田为自己的罪恶痛哭过，那也是鳄鱼的眼泪，是恶狼的眼泪！”苏联等多国团长赞同商震的意见。但麦克阿瑟仍坚持他的主张，商震气愤地说：“既然你一个人说了算，又何必召开今天的讨论会！如果不追究这两个犯人的杀人罪行，我将向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反映！”商震坚持原则的做法引起各国驻日官员的高度赞扬。

此外，在审判前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的军事代表团辩论会上，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在商震骨灰安放仪式悼词中，全国人大常委刘斐致辞道：“商震先生，浙江绍兴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他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商震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长期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挤，抗战胜利后，他由于不满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辞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居日本。在此期间，蒋方多次拉他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他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在参观访问期间，他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接见，受到了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的接见和宴请，他深受感动，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国际地位提高深感自豪。他热烈称颂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现在商老先生的亲属将他的骨灰送回国内安葬，终于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遗愿。商震先生生前，一直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关心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盼望并努力争取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因而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和海外广大侨胞的尊敬。”

王兴纲：“商很有才干，又无旧军人之恶习嗜好，兢兢业业，自强不息，故屡著战功。”

靳荣萼：“商震其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平时事无巨细，必亲自过问，一切文稿必须经他批阅。虽然官气十足、但也平易近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此共感。”

贾逸君：“商赋性慷爽，持躬极严。平居俭朴，治事甚勤，颇具自强不息之精神，其在河北、绥远、山西主政期内，勤政爱民，民到于今称之。”

尹丕杰：“平生饱经沧桑，晚年定居日本，向往祖国，热心于统一大业。”

心怀祖国

商震留日后，先是客居镰仓，后移居东京。自辞去职务，他就自称自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过问政治了”，脱离政治军事斗争的激涡。当时商震年逾花甲，却勤于追求学问，以弥补军旅生涯所耽误的时光。他的英文水平本就不错，仍请老师来讲授，以进一步深造；为学习历史，他分别请了几位老师讲授世界史、中国史、国际关系史，甚至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他还特地托人买来进行研读。学习之余，他常与同是寓居东京、北伐时期就相识的老友马晋三纵论天下大事，分析研究近百年来世界风云变化、国民党政权之得失等。他最喜追怀辛亥革命时期先烈们的善言遗事和北伐时期的往事，谈到伤心处，“时而含泪苦笑，时而狂笑而泣”。

在客居他乡的时日里，商震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深深的慰藉。他喜爱中国的古典诗词，尤其喜爱唐诗宋词。商震生平喜马，请来名师教他画马，他画的国画中国马颇见功底，曾参加展出，被人以重金买下收藏。此外，他虽与日籍夫人一起生活，却一直保持着中国人北方人的传统习惯。

商震在日本期间，台湾当局常派人软硬兼施，迫其到台湾居住，但均被商震所拒绝，由此他被台湾当局视为“不忠贞分子”，常派特务以谒见为由，调查监视他的行动。在此情况下，商震始终关注祖国的发展和变化。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接着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商震倍感振奋之余，他表示要将他在东京的部分房产捐赠给祖国，以做驻日使馆之用。信息传到国内，周恩来总理托人传话给商震，欢迎他回国，告诉他原在北京的房子仍保留着，可供回国居住。但当时商震心中尚存疑虑，遂表示静观一段时间再说。

第一次回大陆观光

1973年，北京召开了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座谈会，许多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将领应邀参加，发表谈话，敦促台湾当局要尽早觉悟，尽快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海峡两岸一定要统一。商震看到有关报道，十分激动，渴望回到祖国。1974年，经几番波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向商震正式发出了回国观光的邀请。9月19日，商震携安田作子乘机飞回祖国。在这次出发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给予了大力协助。廖承志、罗青长、董其武等人以及在国外定居经商的商震的次子商鼎霖、孙女商蕙璇均前往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商震夫妇。20日，廖承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了商震，商震旧友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也参加了宴会。商震与刘芸生亲切交谈，十分惋惜地说：“可惜我来迟了，如果早一点回来就可以见到傅将军，好好叙一叙。”

商震这次回国观光近一个月的附间，曾在北京、天津、山西、河南、江苏、上海等地参观。祖国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住地赞叹道：“好极了，变化太大了！”

最使商震激动和幸福的是，中国政府给了他极高的礼遇。9月30日晚，他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与夫人被安排在主宾席上。在这里，他与周恩来举杯祝贺，握手言欢。10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又接见了商震及其夫人，详细询问了商震及其全家的生活。晤谈中，叶剑英请商震寄语海外游子，欢迎他们随时回国观光，保证来去自由。商震深受感动，当场吟诵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赞扬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致力和平统一中国的诚意。

在北京期间，商震见到了刘斐、郑洞国、侯镜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还见到了谢冰心、吴文藻、王葆真等许多老友。

10月22日，商震在南京晋谒了中山陵，见到了张治中的胞弟、原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副军长、时任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张文心。由张文心陪同，他拾级而上来到碑亭，而后又不顾高龄登上300多级石阶，步入孙中山灵堂。商震感叹中山陵受到了精心保护。谒陵之后，他与张文心倾心交谈，有感于新中国较之旧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张文心说：“毛主席重新整治了国家，安排了山河，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幸福，是我们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临别之际商震表示：“我实在是非常之满意，进步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10月23日，商震飞返日本。

第二次回大陆观光

商震回日后，向友人讲述自己在国内的亲见亲闻，给在美国、台湾的老熟人写信，劝他们不要听信反共宜传，亲自回到祖国去看一看，如在美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汉魂便受到商震影响，考虑回国观光事宜。商震还对马晋三说：“过去对国内情况心中无数，犹豫不决，迟迟才去，真是糊涂。”马晋三也高兴地说：“你已摘掉了军阀官僚的帽子，从现在起毫无顾虑地走上了正道。”

商震先生的国内之行，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一些报纸对他进行了谩骂攻击，在日本的台湾特务也将电话打到他家里进行恐吓，但商震对此不屑一顾。

1975年国庆节前，商震又一次回国。这次观光，他受到了更高的礼遇，应邀参加了第三届全运会的闭幕式及国庆招待会。因周恩来总理病重，招待会是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叶剑英、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10月25日、26日叶剑英、朱德分别接见了他，朱德委员长还设宴招待了他，这两位辛亥革命时期的老人晤谈十分融洽。安田作子盛赞中共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世代罕见，还对商震说：“祖国对你这么好，你要好好想想，你做了多少对得起人民的事？”商震也表示：“我两次回来，都受到这样高的礼遇，内心实为惭愧，使我坐卧不安。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台湾与大陆不能统一，将是终生的遗憾！”

此后，商震又访问了长沙、桂林、广州、杭州、上海、苏州等地，见到了原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陶峙岳和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友。这次回国，商震参观访问的地方更多，也会见了更多的朋友。在北京期间，除了见到上次来访时会见过的老友外，他还见到了原来的老部下、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陈锐霆等。10月2日，其老部下陈锐霆、赵卓云、刘阳、常紫亮等人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商震，大家欢聚一堂，述旧道今，极为欢治。这些人当年都是商震三十二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均在各自的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

离开北京后，商震追寻着自己青年时期的足迹，来到东北，又回到故乡河北保定等地。此外，商震还与安田作子还在韶山参观了毛泽东主席的故居，并合影留念。在离开保定前，商震对接待人员讲：“我终于回到保定，蒙盛情招待，永志难忘。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家乡，我要为统一祖国大业贡献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存一天，努力一天。明年我还要到保定来。”

11月25日，商震回到日本。

魂归故里

商震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中共中央批准将其骨灰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6月30日，商震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实现了商震叶落归根的遗愿。安田作子遵其生前嘱咐，将商震收藏的字画书籍500余件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

商震去世后，其骨灰被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