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樵（1898～1989），原名颂薪，浙江诸暨化泉乡黄坂阳人。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后任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秘书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顾问。1949年辞职，在日本从事历史研究，同时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1978年回国定居，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9月30日卒于北京。

徐逸樵（1898～1989），原名颂薪，浙江诸暨化泉乡黄坂阳人。父尚书，举人出身，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教师、台州师范学校校长，治学谨严，对徐逸樵影响很深。徐逸樵5岁入本村私塾，6岁进贞惠小学，12岁赴杭州就读商科、农科学校，17岁毕业于诸暨中学。民国7年（1918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民国13年（1924年）春回国，先后在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浙江省立严州中学任教。民国22年（1933年），应教育部长王世杰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民国25年（1936年），赴英、法、德、意、苏联等国考察教育。民国26年（1937年）后，任国民党二十集团军秘书长、政治部主任，三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民国29年（1940年），创办陕西省立政治学院，任院长。民国33年（1944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长。民国35年（1946年），任国民政府驻日本代表团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辞去驻日本代表团顾问职务，潜心于日本历史的研究，并积极投身于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活动。1960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毅然将幼子送回国内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8月，回国定居。离日前，将长期保管的亚东协会东京分会会址大批房地产和现金，主动赠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国后，又将在海外收集的宫廷珍品，无偿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又将家乡祖传房产赠给当地中学，并捐赠人民币5万元，设立诸暨中学徐逸樵奖学金，以鼓励乡梓后学。晚年精心整理日本史稿。1989年9月30日卒于北京。

徐逸樵5岁时，由家人送入本村私塾；6岁进贞惠小学。1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勇敢地剪掉辫子，离开家乡，到杭州就读商科学校，后转读农业学校，结识了后来的农业专家周汝沆和茶叶专家吴觉农。17岁毕业于诸暨中学（原诸暨县中学堂）。两年后他与虞绍棠等四位同学跟随校长边甘棠先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留学，寻求教育兴国的道路。

徐逸樵始到东京，就读东亚预备学校，一年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官费生，主修教育和英语。在6年求学时间里，他对日本社会初有了解，特别是当时常常遇到蔑视中国、污辱中国人的行为，使他愤恨不平。他结识了陈望道、雷震、汤恩伯等人，虽然日后彼此间趋舍异路，但就个人交谊而论，却都不失为他终生的挚友。

1924年春，徐逸樵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从1928年起，徐逸樵逐步走向了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在上海法政大学政治系任课，讲授有关社会思想的课程。他常常到内山书店和伊文思书局购买这些方面的最新书籍，一个学期后，经过对教案的整理，编著出版了《社会思想史ABC》一书。稍后由雷震介绍，徐逸樵便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任职。初到训练部，他幻想能为孙中山先生实现三民主义思想而有所作为，但事实上，所谓的训练部，部长常常易人，部中既无训练计划，也乏训练实绩。失望之下，他再次转向教育，出任建德县省立严州中学校长。

在中央党部训练部工作时，徐逸樵编写了一套高、初中公民教科书，共六册（其中高中的第二、三册是与他人合编的），分别在1931年、193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使用了8年之久，谓之《徐氏公民》。为此，民国政府教育部特聘他为中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1933年教育部长王世杰邀请他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负责民众教育、体育和文物保护工作，后又兼第三科电化教育科科长。在这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工作，并和雷震合力创办行健中学；他受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邀请，入川边山区考察教育情况；他远行欧洲德、意、苏、法等国，考察那里的教育以及有关青年训练的工作……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徐逸樵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当时，汤恩伯想用共产党人的办法治理军队，于是来找徐逸樵，请他担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团秘书长，在军队中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这样，徐逸樵辞去教育部工作，从南京、开封等地招选了一批青年学生来到许昌。

汤恩伯亲自挂帅做训练部主任，蔡剑鸣做教育长，徐逸樵做总教官。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军团培训军政干部，提高军队的思想素质，同时开展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徐逸樵运用他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有针对性地用日语书写许多宣传品，再加上一些由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处运来的宣传品，由学员们偷偷地送进日本军队里。第二年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从战场上俘获日本兵的衣袋里，翻出了训练班散发的瓦解敌人军心的传单。此事报到蒋介石那里，蒋当即提出“要见见徐先生”。就在这次接见中，蒋介石亲笔写下委任状：“任命徐逸樵同志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要求“全军的政治工作向徐逸樵看齐”。

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几年里，徐逸樵相继担任过国民党重庆中央大学指导员、国民党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国民党豫鲁苏皖边区党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活跃于川、陕、冀、豫地区，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培训军政干部和宣传。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一个：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队必须提高素质，严明纪律，加强战斗力。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军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训练处处长。

1929年10月，徐逸樵和友人在南京发起成立日本研究会———当时中国主要研究日本的团体，请戴季陶做会长，许寿裳和陈大齐做副会长，实际工作则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刘百闵负责总务，徐逸樵负责出版。最初办的是三日刊，版面四开，后来改为月刊《日本评论》。此外还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介绍日本的历史、社会、人物，评论时局，晓以利害，眼光锐敏，笔锋犀利。不久便取得了宣传抗日的良好社会效果，他的文章收入《抗战言论集》中，后又为巴黎中国共产党办的《救国日报》转载，引起了各界（包括日本人）的注意。1935年他们又创办了“中国新论社”，编发月刊《中国新论》及《非常时期丛书》，均由世界书局出版，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张群应蒋介石的要求，邀集对日本素有研究的王芸生、王芄生、雷震、徐逸樵等人士，召开“对日善后问题座谈会”。会议分两次进行，均由徐逸樵记录并整理成文，交张群转蒋介石。这样徐逸樵又开始了更深一层的对日研究。

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徐逸樵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埋头于日本历史的研究中。他从中、日、朝三国古文献中寻觅文字记载；从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他北上北海道，深入虾夷人的居住地，又南下到日本列岛的西南岛屿探寻古迹，“就像从泥沙中淘金一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真面目，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见解。他的著述《先史时代的日本》（原名《日本原始古代史论考》），一直到他去世都在不间断地补充修改，后经中国著名日本史研究学者汪向荣整理，1991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徐逸樵主要作品有《徐氏公民》《先史时代的日本》（原名《日本原始古代史论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