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部直三郎（ 1886年9月30日—1946年11月23日），日本广岛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并以军事研究生身份出国留学。历任关东军参谋、陆军大学教官、关东军炮兵联队长、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等职。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先后入侵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等省。1938年7月，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长，大肆镇压黑龙江省民众的抗日斗争，1939年9月，转任驻蒙军司令官，曾遭到八路军和傅作义部的沉重打击。1940年9月，冈部直三郎奉召回国，任参谋本部部附，1942年10月调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大学校长，1943年2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43年10月出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次年11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驻武汉。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内举行第6方面军投降仪式，冈部直三郎向中国受降主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脱帽行礼致敬，并解下佩刀双手奉上，办理了投降手续 9月30日冈部被囚禁在武汉大学内。1946年7月，被中国军事法庭确定为战犯嫌疑转押至上海。同年11月28日，冈部直三郎因精神紧张突发脑溢血，在战犯医院中死去。

冈部直三郎（1886～1946年），日本广岛县人，曾任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1946年因脑溢血病死于上海日本战犯医院中，他是战后在中国因病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

冈部直三郎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并曾以军事研究生身份出国留学。后相继在关东军、陆军大学、参谋本部、上海派遣军等处任职；1934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先后入侵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等省。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冈部直三郎还不断加强特务活动，在天津专门设置了由其直接负责的特务部。在他的指挥下，特务部在天津、北平、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成立了各种名目的伪自治政府、维持会、临时政府、防共政府等，并将其最终纳入伪民国临时政府，初步完成拼凑日本傀儡政权，建立日伪统治的大任。其间，冈部直三郎于1937年11月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8年7月，冈部直三郎调任驻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一师团师团长，大肆镇压黑龙江省民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断挑起中苏边境纠纷和武装冲突。1939年转任驻蒙军司令官。次年，奉召回国，在参谋本部任职。1942年，调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大学校长。1943年2月，晋升为陆军大将。后相继担任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指挥所部到处征伐，残杀中国人民。1944年11月，冈部直三郎因座机被击毁，身负重伤。虽然他此次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还是未能活多久。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由中国第六战区负责武汉地区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的受降事务。9月18日，第六战区在汉口中山公园内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15时整，冈部直三郎在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等人陪同下，进至受降大厅肃立，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脱帽行礼致敬，并当场解下佩刀，双手递交，以示所统属的日军全部缴械投降。随后，在投降书上签名盖章。

受降后，冈部直三郎于9月22日向所属部队下达了缴械投降的命令，并将命令副本及其各部队番号、兵力、驻地、武器、装备等有关图表，呈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并请代为转告各受降部队。9月末至10月上旬，日军第六方面军全部解除了武装。此后，冈部直三郎被中国军方囚禁在武汉大学内，后转押至上海。1946年11月，冈部直三郎因脑溢血在战犯医院中死去。

冈部直三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次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授予炮兵下士官军衔，开始在炮兵部队服役。一九一五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七期，晋升为炮兵中尉，毕业后以军事研究生身分出国留学。后在关东军供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任陆军大学校教官。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晋升为炮兵大佐，一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调任关东军第一师团野战炮兵第一联队联队长，再次入侵中国东北。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奉命返回日本国内，任参谋本部炮兵监部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于二月二十三日调任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同年十二月七日，回国任参谋本部演习课课长。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晋升为陆军少将，任陆军大学校研究部主事。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任技术总务部部长。七七事变后，再次入侵中国，于八月二十六日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此后，冈部即辅佐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先后入侵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等剩在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不断加强特务活动，在天津专门设置了特务部，九月四日任命喜多诚一为特务部长，直接受方面军参谋长指挥，主要任务是在华北五省拼凑伪政权。九月六日，冈部对特务部长作训令指出，“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准备，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幢。“关于谋略问题，应抑制华北现有军阀参与会战，努力制造并扩大反蒋气氛，同时根据需要对南京施以政治及经济的谋略。应与军参谋部所进行的作战谋略紧密配合互相协力”。根据冈部的指示，特务部立即展开活动。九月二十三日在天津成立“天津治安维持联合会”，十月十二日“北京治安维持会”召开常务委员会，发出“劝告国民政府和平停战”的通电。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彰德成立河南自治政府，十二月十日成立山西省临时政府，十二月十四日以王克敏为中心拼凑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特务部在“华北政权建设研究”中提出，华北新政权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普遍施行。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山东省济南、青岛分别组成治安维持会。此后，特务部又陆续将华北五省各自治政府、维持会、临时政府、防共政府纳入伪民国临时政府，初步完成拼凑日本傀儡政权，建立日伪统治的大任。其间，冈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晋升为陆军中将。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调任驻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一师团师团长，大肆镇压黑龙江省民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断挑起中苏边境纠纷和武装冲突。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转任驻蒙军司令官。上任后即着手组织冬季“扫荡”，企图消灭涞源县南部的八路军，结果遭到惨败，十一月三日至七日，被八路军毙伤阿部规秀中将以下一千五百人。此后，冈部命令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战斗司令部前进至涞源县城，以进行报复性作战，但一直未能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

十二月上旬，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发起冬季攻势作战，在包头以南地区，不断给冈部属下的骑兵集团以沉重打击。二十日拂晓，第三十五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突袭骑兵集团司令部，冈部在张家口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增援部队，将驻萨拉齐的骑兵第一旅团调到包头。战至傍晚，日军伤亡更加惨重。冈部又下令增派两个步兵大队，同时驻守固阳、安北的骑兵第十三、第十四联队也向包头增援，但在途中遭到伏击，伤亡过半，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被击毙。二十一日巷战继续进行。二十二日，冈部命令骑兵集团及增援部队发起反击，于次日将中国军队击退。

此后，冈部决心摧毁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及游击队的根据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冈部命令第二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十三联队“扫荡”黄河南岸的伊盟地区，然后集结于包头附近。一月二十六日，冈部飞抵包头。二十八日，亲自指挥驻蒙军冒着零下十至三十度的严寒，分乘无篷卡车，从三面向五原地区挺进，骑兵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辻村支队沿黄河两岸西进，二月三日突入五原。四日，冈部下令进行追击作战，十一日返回五原，结束作战。

三月初，日军撤离五原。傅作义指挥主力部队于三月二十日夜发起对五原新城的进攻，全歼了日军特务机关、警察队及伪蒙古军。三月二十五日，冈部下令进行第二次后套作战，但仍未达到预期作战目的。六月六日至七月八日，冈部指挥驻蒙军与第一军相配合对晋西北地区进行了夏季“扫荡”。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召回国，任参谋本部部附。十二月二日任技术本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调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大学校校长。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晋升为陆军大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出任三个方面军的司令官。十月二十九日出任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统辖第四军、第六军。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赴任后，立即于九月上旬制定了“华北警备革新计划”，按照各兵团的实际兵力情况，对警各部署进行调整。并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兵团长会议，下达“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要求“彻底收集华北战略物资，尽量多往日本输送，以支持战争”；“由于共军不能早日消灭，必须确保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的治安，以保证战略物资的收集和运输不受阻碍”；“要以军为中心，将日本大使馆、中国方面各政治和经济机关、新民会等从实质上统一起来”等等。

冈部直三郎担任的第六方面军战斗序列如下 ：

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

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

第十一军：司令官 笠原幸雄中将；辖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二、八十八旅团

第二十军：司令官 板西一良中将；辖第六十四、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六、八十七旅团

方面军直辖第一三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七、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五、七、十一、十二旅团

第六军：司令官 十川次郎中将；辖第七十、一三三师团、独立混成第六十二、八十九、九十一旅团

第十三军：司令官 松井太久郎中将；辖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一0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十、九十二旅团，独立步兵第六旅团

第二十三军兼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司令官 田中久一中将；辖第一0四、一二九、一三0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三旅团

第六战区长官部在汉口上智中学，长官司令孙蔚如一行乘小火轮抵达江城，武汉各界敲锣打鼓，拎鱼带鸡，夹道欢迎。孙将军用浓重的陕西乡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武汉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今于沦陷七年后，在一片胜利欢迎中，我们回到这光荣的历史的重镇，自然百感交集，自然是无上兴奋……回想到一世纪以来的国耻，五十年革命的历史，八年抗战的记录，益觉今天胜利之可贵。胜利既得来非易，我们自应小心翼翼地去保持。胜利犹若一朵自由之花，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悉心地卫护、浇灌，使之结成幸福之果……”

国耻日受降意在雪耻

孙蔚如将军把受降时间定在9月18日的“国耻纪念日”，意在洗雪国耻。

受降是个仪式，实际内容早已从8月下旬进行，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按照进军路线如期到达，数千份通牒文告源源不断地送达日军将领冈部直三郎手中。然而，日军中一些死硬派军人，自行毁坏火炮，破坏机场，甚至鼓动汉奸成立武汉治安联军；日伪合组的工、商、农、矿及银行机构，隐藏情报，拍卖物资、设备，一些贪图小利的不肖之徒密与勾结，或藏匿不报，或廉价收购。将军接到谍报人员的情报，战区司令部连发两份备忘录给冈部直三郎，警告冈部必须严厉查禁，不得违抗，并在报纸公开声明，凡举报日伪机构转移、破坏财产、设备、武器的市民，以实物价值的4%比例奖励举报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六战区的受降事宜，不到一月，就收到200多份举报情报。19天共接受了21万日军和9万伪军的投降，接收日、伪工厂、农场、仓库、银行近360多处。

随着受降日期的临近，孙蔚如越发显得忙碌，受降备忘录雪片似的递到侵华日军将领冈部直三郎手中，一切忙而不乱。孙蔚如经常是白天会客，晚上开会，忙得给人题字均由李百川代笔。

事多就偏偏出事。“三人小组”的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一行通过关卡时就被特务扣留。原来，蒋介石对“三人小组”制定了阴阳两个政策，明里电令“三人小组”事关和平大事，务必妥为招待，暗里要特务监视异党活动。孙蔚如听说董必武被拘留之事，不禁勃然大怒，厉声呵骂特务头子立即放人，并派连瑞琦将董必武、王震接到战区长官部，宴请中共代表，并指令警卫团长康朴严加保护“三人小组”的中共人员。

9月18日，这个民族切肤之痛的耻辱之日，终于洗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经过十四年的抗击、八年的血拚，中国人民终于靠自己力量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间所没有的伟大胜利。人们应该尽情举杯欢庆，今天已无日本兵踢踏的皮靴声，没有膏药旗的炫耀，没有侵略的枪声。

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悬挂着各种庆祝抗战胜利的大幅标语。一大清早，人们穿着节日的服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中正路（今解放大道）一带，中午时分，大街两旁已是人山人海，人们实在想看看在中国横行多年的侵略者投降时的丑态。是啊！从九一八事件到卢沟桥事变，中华儿女谁的心中不是沉重如石。

受降仪式设在中山公园的张公祠举行。这是一排平顶式房屋，它是武汉沦陷时伪武汉市长、张之洞之子张仁蠡为他祖先修建的，孙蔚如让副官徐鸿恩将“张公祠”三个字铲掉，换上孙蔚如书写的“受降堂”三个遒劲的大字。

从循礼门到桥口，大街两边一字排满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个个都是崭新的军服，崭新的武器，脸上神情严肃却又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

上午10时30分。侵占武汉达7年之久的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参谋长中山武贞少将一行数人，在中国兵士严密监护下来到第六战区听取受降事宜。曾经不可一世、叫嚣三个月亡华的日本军阀此时毕恭毕敬，就连受降仪式的细节也格外注意。

下午3点，冈部直三郎带领在武汉的侵华日军将领，乘坐一辆插着小白旗的黑色轿车，在中国军队摩托车的押送下，缓缓驶过大街，沦陷7年饱受屈辱煎熬的武汉人民，眼里喷出愤怒的火光，年轻小伙攥紧拳头，不住喊“打”，担任外围警戒的中国士兵，尽量给群众说着好话，维持着受降秩序。冈部直三郎身材矮小，塌鼻梁下蓄着一小撮东洋胡子，全身戎装，右手扶着指挥刀，傲慢的神态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两个小眼睛四下张望，不小心踩到地上的小坑儿，身子打了个趔趄，险些跌倒。他身后的是参谋长中山武贞少将、福栖静岛大佐、冈田芳正大佐、清水勖之大佐。这时，守候在受降堂前的战区长官部少将副处长蒋霓志（地下党员）带着日本降将走进受降堂。

受降堂正中放着一长方形桌子，上面铺着白色的台布，正面挂着中国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两旁挂着中、美、苏、英各国国旗，孙蔚如将军一身戎装，佩戴上将领章，作为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坐在正中，紧挨他的两侧是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玖中将和湖北省主席王东原，中共代表董必武、王震及美军顾问及我国高级将领88人分别坐在两侧。

冈部直三郎等4人走进厅堂，站在孙将军面前，立正，脱帽，敬礼，递上象征暴力、

权力的指挥刀，中国将士看到这时，热泪涕下，欢声雷动。孙蔚如通过翻译向日军投降将领宣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内容均为日军解除武装、物资移交、俘虏集合等具体规定。“第一号作战令”宣读完毕，孙蔚如声如洪钟，命令冈部直三郎签字投降。冈部直三郎，这个在武汉三镇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战犯，耷拉着脑袋，神情呆滞，汗珠不停地从额上、脸上流下。听到命令有些发呆，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方走到桌台前，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确实遵照。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一切命令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队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孙蔚如将军在受降纪念碑用他那潇洒粗犷的草体写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

是夜，江城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群众自发地拥上街游行，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喜庆的鞭炮。18岁的青年徐明庭压抑不住兴奋之情，步行到黄陂老家，将这喜讯告诉穷山僻壤的父母，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要酒喝，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1946年11月28日下午2点半，位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医院，这里有一名要犯， 突发急病，情况紧急，需要马上抢救！医院里抬进一副军用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日本人。看守人员告诉医院，这是一个要犯，必须尽力抢救，随即，监狱医院处于紧急状态之中。

提篮桥监狱医院收进了一个病犯，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原来，此人是在押的日本战犯——陆军大将冈部直三郎。

1946年11月28日下午，冈部直三郎一边在囚室内吃东西，一边与看守人员东拉西扯几句。过了一会儿，冈部忽然不讲话了，昏倒在地，知觉全无。看守马上报告上级主管，并及时打电话通知设在提篮桥监狱之内的监狱医院。

监狱医院接下处于昏迷状态中的冈部直三郎后，立即抢救，冈部病情略有好转。院方就把冈部安排在医院的二楼病房内观察治疗。当时医院护理人员较少，且又不通日语，院方生怕冈部生活上不便，经请示有关部门批准，破例叫来原冈部的部属，一起拘押在提篮桥监狱中的日籍人员芝原平三朗等临时陪伴冈部，在生活上给予照料服务。同时，监狱医院及时请在上海的日本籍医生中山博士前来监狱会诊。中山博士诊断后认为，冈部直三郎患的是脑血管类疾病，又是急性突发，虽然医院抢救及时，但是毕竟脑出血过多，又年龄偏大，恐怕性命难保，希望医院和监狱做好思想准备。

当晚6点50分，正在输液中的冈部直三郎病情突然恶化，大喘不停，大汗淋漓，中山博士亲自参加抢救，然而无济于事。7点15分，这个在侵华战争中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陆军大将，双眼一闭，一命呜呼。卒年60岁。据有关资料查证，冈部直三郎是在中国境内因病毙命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第二天(11月29日)早晨，冈部直三郎的尸体从提篮桥监狱医院运往胶州路上海验尸所检验，并对尸体拍照存档，呈报后由上海日本联络部领回，办理善后事宜。1946年11月，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纸曾对冈部直三郎的死亡作过简要报道。《申报》的标题为《穷兵黩武者之下场，敌酋冈部大将庚死》。《新闻报》的标题为《战犯冈部直三郎脑出血病死狱中》。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中也作了如下记载：“1946年11月28日，接到冈部大将在上海死于狱中的报告，不胜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