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四圣，指的是周朝初期的四位圣人，分别是周公旦、太公望、召公奭（shì）、太史佚（yì ），受周武王之托辅佐周成王。

周朝灭商仅三年，周朝的开国天子周武王驾崩，周武王年仅十四岁的儿子周成王继承王位。由于周成王年幼，周武王去世之前将周成王托付给四位重臣，被后世尊为“周初四圣”，分别是周公旦、姜太公、召公奭、太史佚。其中周公旦和召公奭都是周成王的叔叔，而姜太公则是周成王的亲外公，他们都是周王室的宗亲，只有太史佚是外族重臣。

按照明堂之礼，周公旦为首辅大臣，站立在周成王前方，负责指引周成王，《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前疑”；姜太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旦，站立在周成王的左方，负责监护周成王，《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左辅”；召公奭的地位次于姜太公，站立在周成王的右方，负责更正周成王的过错，《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右弼”；太史佚的地位次于召公奭，站立在周成王身后，负责提醒周成王遗忘的事情，《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后丞”。

周初四圣，又被后世效仿为“前疑、后丞、左辅、右弼”。

周公旦，公爵，封国为周国和鲁国，周初四圣之首，本名姬旦，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

按照明堂之礼，周公旦为首辅大臣，站立在周成王的前方，负责指引周成王，《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前疑”。

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125年），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125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124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前1123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纣王因大军前往东方征讨东夷，临时组织囚犯抵挡，结果囚犯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管叔鲜掌管，庸由蔡叔度掌管，史称“三监”。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曲阜。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分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成周（洛邑），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营建洛邑。相传他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论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朝的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直到唐开元时期，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唐朝的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

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姜太公，侯爵，封国为齐国，周初四圣之一，本名姜尚（前1128~前1015），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一名望，尊称太公望。

按照明堂之礼，姜太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旦，站立在周成王的左方，负责监护周成王，《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左辅”。

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辅佐文王，与谋“翦商”。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周武王尊姜太公为“师尚父”，世 称“姜太公”。据说祖先在舜时为“四岳”之一，曾帮助大禹治水立过功，被封在吕，姜为其族姓。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经败落了，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聊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无论宰牛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为国家施展才华。虽然他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但在商朝却怀才不遇。他已年过六十，满头白发，阅历过人，仍在寻机施展才能与抱负。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姜子牙72岁时，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姬昌。姬昌在出外狩猎之前，占卜一卦，卦辞说：“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姬昌于是出猎，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姜子牙，与姜子牙谈论后姬昌大喜，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有人说，姜子牙博学多闻，曾为商纣做事。商纣无道，姜子牙就离开了。四处游说列国诸侯，未得知遇之君，最终西行归依姬昌。有人说，姜子牙乃一处士，隐居海滨。姬昌被囚禁在羑里时，姬昌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子牙之名而召请他。姜子牙也认为“听说姬昌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姬昌，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姬昌。姬昌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虽然姜子牙归周的传说各异，但大旨都认为他是姬昌、姬发之师。

姬昌从羑里脱身归国后，暗中和姜子牙策划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纣政权，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姜子牙辅佐姬昌积善修德，明道行仁；对外促使姬昌联络对纣王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对内定爱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产，训练兵马；所以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尊法姜子牙的基本策略。姬昌为政清平，尤其在明断虞、芮二国的国土争讼后，被诗人称道为膺受天命。姬昌又讨伐了崇国、密须和犬夷，大规模建设丰邑。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心向周，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

姬昌死后，姬发即位。九年，姬发想继续完成姬昌的大业，东征商纣察看诸侯是否云集响应。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于是兵至盟津。各国诸侯不召自来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可以征伐商纣了。”姬发说：“还不行。”班师而还，与姜子牙同写了《太誓》。

又过二年，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此时纣王荒淫暴虐到了极点，姜子牙见时机成熟，就向姬发提出伐纣建议。姬发于是通告诸侯共同征伐。姜子牙精选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组成伐纣大军。发兵时姬发占卜龟兆不吉；行军途中又遇暴风骤雨，姬发和众臣的决心一度动摇。姜子牙力排众议，坚定了姬发伐纣的信心。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周军到达商都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商纣王也集结70万（一说17万）兵马赶至牧野。战幕一揭开，姜子牙亲率少部精锐为先锋在前面挑战，随后姬发率领大队人马攻击商纣王的军队。商军人多势众，但士卒与商纣王离心离德，纷纷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姜子牙引姬发入殷都朝歌，诏告天下商朝灭亡，周王朝诞生。

第二天，姬发立于社坛之上，群臣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师尚父牵来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书祈祷，向神祇禀告讨伐罪恶商纣之事。散发商纣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商纣屯积在钜桥的粮食，用以赈济贫民。培筑加高比干之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把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周国，修治周朝政务，与天下之人共同开始创造新时代。

武王灭商后，同姜子牙、周公旦等人商议，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著，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即今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以稳定东方。

公元前1045年，姜子牙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明日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姜子牙听后睡意全无，急命整顿人马披星戴月赶赴营丘。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姜子牙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姜子牙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齐国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

姜子牙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便令人把营荡斩首，以正政令；东海上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狂矞、华士兄弟，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为诸侯做事，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新生的齐国，姜子牙认为他们自私自利，不为国家尽义务，是“害群之马”，就下令诛杀他们。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姜子牙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

姜子牙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俗”指“夷俗”，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生活方式；“礼”指“夷礼”，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礼仪制度。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潟（x刹）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姜子牙封齐建国后，相当多的时间是在镐京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辅佐外孙周成王姬诵、重外孙周康王姬钊。他的大儿子齐丁公姜伋，也没有到临淄治理齐国，而是一直在镐京担任虎贲氏之职，统领着王宫卫戍部队。齐国开国后的三十余年，营丘基本上由姜太公的三儿子丘穆公镇守。成王时期，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了“三监之乱”，淮夷、徐夷、“殷东五侯”起兵反周，姜太公父子辅助周公旦，或坐镇京都、运筹帷幄；或领兵东征、冲锋陷阵；或左右呼应，东西夹攻，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为二次安周立下了赫赫战功。再后来，周成王去世，姜子牙父子又接受了成王托孤的遗命，担负起辅佐太子的重任，后又与众臣一起扶立太子姬钊登位，史称周康王。

周康王六年，姜子牙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子丁公姜伋继位。齐丁公姜伋继任周王室太师，掌管整个周王朝的军政事务。

姜子牙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子牙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并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而且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仍在借鉴太公《六韬》的精华。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召公奭，伯爵，封国为召国和燕国，周初四圣之二，本名姬奭，生卒年不详，姬姓，名奭，又称召公（一作邵公）、召伯、召康公，西周宗室、大臣，与周武王、周公旦同辈（一说是周文王庶子）。

按照明堂之礼，召公奭的地位次于姜太公，站立在周成王的右方，负责更正周成王的过错，《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右弼”。

姬奭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受封于蓟（今北京），建立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北燕）。但他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任职，辅佐朝廷。因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召公奭。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继位，姬奭担任太保。姬奭执政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因此深受爱戴。他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办公，后人为纪念他，舍不得砍伐此树，《诗经·甘棠》中曾称颂此事。周成王死后，姬奭辅佐周康王，开创“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为周朝打下延续八百多年的坚实基础。

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shi），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今河北省北部），是后来燕国的始祖。因最初采邑在召（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北），故称召公或召伯。周成王时，他出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原以东的地方归周公旦管理，陕原以西的地方归他管理。他支持周公旦摄政当国，支持周公平定叛乱。他的后代中有人继承了召公的称号，曾还辅佐了周厉王。

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年），姬奭跟随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商朝末代君主帝辛（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手持大钺，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辅周武王举行祭社大礼，向上天和商朝百姓宣告帝辛的罪责。周武王灭亡商朝后，建立周朝政权，史称西周。

周武王建立周朝后，为巩固政权，实行分封制，大封功臣与宗室，于是将姬奭封在蓟地（今北京），建立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亦称北燕）。但姬奭没有前往蓟地就封，而是派他的长子姬克管理蓟地，自己则留在都城镐京（今陕西长安）任职，继续辅佐周王室。周武王于是将京畿（国都及其附近地区）之地召（今陕西岐山西南）封给姬奭，故称召伯、召公或召公奭。

周武王十二年（前1045年），周武王去世，其子姬诵继位，是为周成王。当时周成王在丰地，姬奭奉命建造洛邑，以完成周武王的遗志。不久，姬奭担任三公之一的太保。自陕原（今河南陕县）以西，由姬奭主管；自陕原以东，由周公旦主管。

周成王年龄尚幼，周公旦代理朝政，当国摄政，姬奭有所怀疑，周公旦写作《君奭》。《君奭》中说姬奭不喜欢周公旦的做法，周公旦便称道：“商汤之时有伊尹，得到上天的嘉许；在太戊之时，则有伊陟、臣扈，得到上帝的嘉许，并有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之时，则有巫贤；在武丁之时，则有甘般。正是凭借这些有道贤臣，才安定治理商朝。”姬奭听后，这才高兴起来。

姬奭治理陕原以西地区时，深受百姓们的拥护。姬奭巡行乡里城邑，当时姬奭便在一棵棠梨树下断案，处理政事，上至侯伯、下到百姓都各得安置，无人失职。

周成王临终前，担心太子姬钊不能胜任君主之位，于是命令姬奭与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姬钊即位。周成王死后，姬奭、毕公率领诸侯，引导太子姬钊拜见先王庙，反复告诫他周文王、周武王能够成就王业，来之不易，重要的是在于节俭，没有贪欲，以专志诚信来统治天下，写作《顾命》。于是，太子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

姬奭辅佐周成王、周康王两代君主，开创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刑罚的“成康之治”，为周朝打下延续八百多年的坚实基础。

姬奭最初辅佐周武王灭亡商朝，因功受封蓟地（今北京），建立燕国（亦称北燕）。但姬奭没有就封，而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辅佐周王室。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姬奭担任太保，与周公旦等共同辅佐周成王。并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原以西姬奭主管；陕原以东周公旦主管。

姬奭治政很得百姓拥护，曾在棠梨树下判断案件、处理政事，从侯伯到庶民都得安置，无人失职。《诗经·召南》作有《甘棠》一篇，称颂此事。周成王死后，姬奭再度辅佐周康王，开创四十多年未用刑罚的“成康之治”，为周朝打下延续八百多年的坚实基础。

太史佚，伯爵，封国为尹国，周初四圣之一，官居太史，原名尹佚，尹逸，西周初年太史。

按照明堂之礼，太史佚的地位次于召公奭，站立在周成王身后，负责提醒周成王遗忘的事情，《尚书大传》称之为“大后丞”。

西周初年，他与周公、召公、太公四辅

他博学多闻，德高望重，深得周武王赏识，凡有大事也多与之商磋。周武王在牧野与商纣王决战时，史佚随从周武王出征。因商纣王惨无人道，百姓离心离德，武士纷纷倒戈，商纣王自焚而死，周武王挥剑砍下了商纣王烧煳了的脑袋。此时，史佚回望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星座和月相，凯旋归宫后，命铸铜匠在利簋上浇铸下“岁鼎克闻夙有商”的铭文。利簋在20世纪70年代出土后，铭文被经学家解释为“岁（木）星正当其位，在周的星土鹑火”。这一记载，使得3000年后国家“九五”规划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借此攻克了周武王克商的准确日期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成王封其同母弟叔虞于唐时，又是史佚择吉日，并记下了星象。《国语·晋语》载：“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岁在大火……唐叔以封。”周成王为前1042年继天子位，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载，唐叔之封在成王三年，叔虞封唐的确切年代即为公元前1040年。作为一名史官，在记下星座后并命铸铜工匠铭刻在器皿上，没有给后人留下竹腐简朽而湮灭的遗憾，实属功垂千古。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剪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吉日而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正是史佚这句“天子无戏言”，为后人留下了“君无戏言”的典故。

史佚 [周]文王时史官。文王仁及草木，有虎不害，名曰驺虞，白质玄章，驯于灵囿，佚乃错综其体而为虎书。及武王观兵盟津，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命佚纪瑞，作为鱼书。又文王时，赤雀衔书集户，至武王复感丹鸟流室，佚又纪此二瑞，作为鸟书，势若翔羽。

《书林纪事》

《大戴礼记·保傅》载：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前以长久者，其辅翼天子有此具也。

《史佚书》载：“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与周公为道，太公为充，召公为弼，同列而总谓之四圣。”

据庞姓、毕姓、潘姓、魏姓、令狐姓等姓氏族谱记载，毕公高也被列在在周初四圣之中，据推断毕公高取代的是史佚的位置，据族谱记载，与毕公高同被列为周初四圣的，只有周公旦、太公望、召公奭，这个版本的周初四圣没有史佚的位置。

毕公高随周武王兴师伐纣立下赫赫战功。西周建立后，他负责处理被商纣王关押的犯人。他采取宽大为怀，平反不少冤狱，表彰因直谏受害的功臣，因而名声鹊起，成为“周初四圣”之一。后被周武王封于毕国，爵位为公。世称毕公高。周武王死后，其为顾命大臣之一，他与周、召二公等一起相继辅政周成王、周康王，使周王朝的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并形成“成康之治”的盛世。

西周建立之初，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建立毕国，并将其庶子封在古庞乡。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残虐百姓；西伯侯（周文王）姬昌经营西岐，使得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望风归附；周武王姬发子承父业，最终灭商建周。毕公高与上述多个姓氏的始祖同为文王之子，源自毕公高的庞姓，自然与这些姓氏渊源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