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钱”一般指“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于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并称“三钱”，最初是由毛泽东主席喊出的“别号”，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咖。

第一种说法：

力学家、应用数学家钱伟长之所以被誉为“三钱”之一，其原因是由于1956年制定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力排众议，提出了切合我国实际的科学规划，故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杰出的“三钱”，而且同时还被任命为了清华大学副校长。故“三钱”一说并不是源于“两弹一星”，而是源于“科学规划”。尽管许多媒体所表述的“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的说法不妥，但钱伟长因作为中国第一个是12年科学规划的建议人而可能会被列入“三钱”之列却是于典有据的。

科技界“三钱”的提法最早见于1956年，也是《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编制过程中，由总负责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从此广为人知，包括参与规划制定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

第二种说法：

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完成后，归纳成图表，在分别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后，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后来钱骥说，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紧张情绪，会议室里顿时活跃起来。

1999年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共23人，其中三位姓氏为“钱”的有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钱三强负责原子弹、氢弹；钱学森负责火箭、导弹；钱骥负责卫星。空间技术与空间物理专家钱骥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为我国人造卫星发展规划、科学试验卫星、应用卫星的研究贡献了毕生精力。两弹一星“三钱”的提法包括钱学森、钱三强和钱骥，只不过这个提法可能最早出现在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期间，最早也不可能早于两项事业开始的1958年。钱骥1983年就去世了。钱伟长如果1957年没被划成右派倒也有可能参与“两弹一星”，早在建国初期，发展“两弹一星”、计算机等重要议题就是钱伟长等三人提出的。1957年成了右派以后钱伟长就不得参与该领域的研制，被送到工厂车间劳动去了，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这是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结论：

一般人们所说的“三钱”，既可以指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中国科技界三钱”，也可以指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两弹一星三钱”。说钱伟长或钱骥不是“三钱”之一，都是错误的。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县，是中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是航空领域、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人物。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钱学森是用美军战俘换回来的。美国人一时疏忽放走了他们曾经控制下的、这位当年美国海军次长认为“至少等于5个师兵力”、后来享誉世界的航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软科学家和系统工程学家的钱学森。钱学森的脑袋的确与众不同，仿佛里面藏着一座智慧的金山，又似乎装有一堆留给未来的秘密。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曾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49年中秋节，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边赏月，一边倾诉衷肠。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美好时光，钱学森萌发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念头。就在钱学森积极筹备回国事宜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国内掀起一股疯狂的反共逆流。钱学森涉嫌学院马列主义书记威因鲍姆的案件，美国政府决定取消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同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一边据理驳斥美国联邦的指控，一边正式申请回国。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移民局突然勒令他不准离开美国，海关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

1950年9月6日，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非法拘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钱学森的导师、人称“超音速飞行之父”的冯.卡门教授多方奔波，终于把他保释出来。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放过对钱学森的迫害，千方百计设置障碍阻止他回国。为了麻痹美国当局，钱学森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进行研究。令人可笑的是，当时美国当局对工程控制论跟军事的关系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盯梢，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一张香烟纸，香烟纸上写的是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迫切请示通过外交途径帮助他早日回国。于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大使王炳南拿着钱学森的亲笔信，指名道姓地要求美国允许钱学森回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美参议以尽快交换战俘为前提达成协议。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国，祖国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位游子的回归。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此语一出，四座皆惊：导弹深奥莫测，连美苏也都刚刚起步，我们“一穷二白”怎么搞？钱学森分析说：“飞机要重复使用，对发动机材料等要求很高，我国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材料难度小，主要靠脑袋，中国人聪明，完全能解决制导和自动控制上的难题。”当年亲耳聆听钱学森讲话的何祚庥院士回忆往事时激动不已：“钱学森真是颇具创新胆识的大科学家，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1911年 12月11日生于上海。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

1929年 考入交通大学学习。

1934年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同年考取清华赴美留学公费生。

1935年 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4年 《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年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年。《工程控制论》一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1980年《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出版。

1955年 返回祖国。

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年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当选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82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相继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1年 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62年 《物理力学讲义》出版。

1963年 《星际航行概论》出版。

1965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 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 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直到2001年钱老90岁生日时，钱老在美国的好友Frank E.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老。当选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当选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论系统工程》出版，1988年《论系统工程》（增订版）出版。

1984年 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85年 钱学森因对中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者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 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关于思维科学》出版。

1987年 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出版。

1988年 《论人体科学》出版。《创建人体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分别于1989年、1996年、1998年出版。

1989年 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 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4年 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论地理科学》出版。《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出版，

1996年《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增订版）出版。1999年，作为上述两书的续集《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出版。《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

1995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6年 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第一次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图书馆，在他的母校西安交通大学隆重举行命名仪式。

1998年 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 《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 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创建系统学》出版。12月11日江泽民看望钱学森，李岚清副总理一同看望。此前，1995年、1996年和1999年江泽民曾先后三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他。

2001年 记录钱学森光辉历程的“钱学森业绩馆”日前在其母校——西安交大开馆，并面向社会开放。馆中收藏展出的有钱学森1929年－1934年在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专业学习时的水利工程学试卷、钱学森赠给母校的一批珍贵手稿、著作《钱学森手稿》、《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创新系统学》以及介绍和反映他科学思想、科技成就及辉煌人生历程的论著及其他作品。

2008年2月，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2009年9月14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1912.10.9-2010.7.30），享誉海内外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等。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国多所重点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名誉校长、校董会董事长或名誉董事长，并且曾连续4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等中央要职。

年轻时的钱伟长就显示超乎寻常的卓越才智，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这件事被转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钱伟长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招很灵，几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是国学大师钱穆的亲侄。“伟长”这个名字就是钱穆给取的。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转学要求，后被其诚意打动。钱伟长也通过勤奋学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

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世界一流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跟随导师辛吉研究，用50天时间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他在钱伟长硕士学位评语中选择了难得使用的字眼，盛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该文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并受到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的连连称赞，此项科研成果奠定了其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1942年获博士学位。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国家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同林家翘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将英国伦敦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时值二战，盟军的参战使德国法西斯作困兽斗，伦敦正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英国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缩短旅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慨，由衷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他哪里知道，使他避免厄运的实际上是黑头发的中国青年。于是，“钱伟长智救伦敦”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二十世纪科坛上的一段佳话。

除了在板壳理论方面的工作以外，钱伟长另一项享誉世界的成就是对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由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有限元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工程上的广泛应用，变分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显示出重要性。世界上有两个学术中心，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赖斯纳、日本著名学者：鹫津久一郎、卞学鐄等人，另一个就是钱伟长等一批中国的科学家。

钱伟长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院学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至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并获博士学位。1941年提出了“板壳内禀理论”。1942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工程师。

1946年5月 ，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8年受钱学森之邀准备去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终因其拒绝放弃中国而忠于美国，未获得签证而未成行（当时想要获得美国签证，美国驻中国外交签证人员向钱伟长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战争你支持哪一国？”钱伟长因为坚持选了中国而没有获得签证。），期间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兵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后世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钱伟长回国后，从事的一项有影响的工作是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圆薄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其非线性微分方程由冯·卡门在1910年提出，但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的方法。1934年，S.韦（Way）提出了幂级数解法，但是，收敛太慢。冯·卡门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种工程师能够运用的解法。钱伟长在1947年做到了这一点，其计算结果和1942年由麦克弗森（Mcpherson），朗布尔格（Rumberg）及利维（Levy）所完成的实验相符合。在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叶开沅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用韦的级数解法进行了计算（称为精确解）。与这些晚近的数值解法相比较，钱伟长用解析法手算所达到的精度以及方法的巧妙都是令人赞叹的，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国际力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法” 。

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4年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1956年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

1955年起，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和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参加了波兰的力学会议、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并最终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

1972年，钱伟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钱伟长对祖国的忠诚，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他出国后不逃走，于是周恩来撤换了另一名团长，但新团长仍然不同意钱伟长出访，直到临行前一天的会议他都不知道此事。

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

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81年被任命为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

1982年，“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1979年完成）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被收进美国1984年《应用力学进展》，被世人公认为是一项国际上重要的进展和贡献。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中组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4年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

1984年设计提出了汉字宏观字形编码方案（简称“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1987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杂志主编。

1988年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

1990年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年近八旬的他仍在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继续无私奉献。

1994年5月，原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四校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上海大学校长，是上海大学校史上第一位终身校长。

人们更不会忘记这一幕：1997年，香港举行一年一度的何梁何利奖励基金“科学与技术终生成就奖”颁奖典礼，颁奖人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中国香港特首董建华。

当主持人宣布为钱伟长颁奖时，在台上就座的朱总理快步走下台，这位当年的清华高材生搀扶着当年的清华校长走上台，深情说道：“我是钱校长的学生，我要为老师颁奖致贺”，台下顿时掌声雷动。

1998年7月1日起，中国科学院实行资深院士制度，钱伟长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之一。

2006年4月12日获多伦多大学杰出校友奖。

2010年7月30日6：00，钱伟长教授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他以他的一生昭示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光辉。

2011年2月14日当选为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

颁奖词：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评价：赤子

精神：爱国

1、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要为祖国和人民的忧而忧；乐，为祖国和人民的乐而乐。

2、学习要学习那些关键的东西，要大踏步往前走，走远了再回头来看，原来的东西就不见了。

3、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教育事业会更加繁荣，我们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合格人才。 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教书，关键在于教给学生一种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

4、一个人也许很聪明，也许可以拥有许多知识，可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就不仅不能对社会有益，反而可能危害社会。

5、我们国家需要院士，十个、一百个不够，需要一千个一万个！不发展是要落后的。你们应该学会创造，创造到老!

6、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上，有足够数量和足够水平的科学工作人员，来研究解决我们国家生产建设上和文化建设上存在的科学方面的问题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建设中的科学上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而不仰仗人家来帮我们解决，这就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7、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三强 （1913—1992），原名钱秉穹，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7年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妇（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伟长、钱学森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他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了合理解释，深化了对裂变反应的认识。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为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健全学术领导，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和协调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杰出科学家。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居里夫人（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核科学组织工作。钱三强知人善任，是他大胆起用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诚如邓稼先的老同学、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

钱骥（1917.12.27—1983.08.18），江苏省金坛市人，1917年生，男，中国共产党党员，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钱骥早年从事地球物理研究和地震台站网建设工作。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空间探索活动，他先后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真空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制，领导探空火箭设备的研制，参与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并为返回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1917年，钱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

1929年夏，考取了金坛县立书院小学，1930年7月毕业，同年8月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1931年12月，学校被迫解散，辍学在家半年。1932年8月，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1934年7月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后，在金坛县河头小学、神亨小学当了1年教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

1935年，考入无锡师范学校。1937年10月，学校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

1938年8月，在北碚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毕业。同年9月参加统一考试，高分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化系。

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专业。并留校作助教，进修物理。

194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学院二部（代号581，负责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研究）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副院长、技术负责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年，中国科学院将地球物理学列为填平补空的重点发展学科，钱骥协助赵九章负责规划起草工作。他综合了地震、地球、物探、气象、地磁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提出制定远景规划不仅要依据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还应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配合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总目标，进行综合研究。他曾提出规划总目标、规划重点，地磁台、地震台、电离层台、宇宙线台要发展成为国际水平的观测网，建立专业研究所促进发展，加速地球物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的制定促进了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钱骥投入空间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钱骥开拓空间物理学新领域，认为人造卫星上天是空间探测的新里程碑。他协助赵九章对空间科学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国外信息。鉴于人造卫星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积极倡导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负责组建空间物理探测机构，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8年，参加组建空间物理研究机构，探讨人造卫星的基础研究课题，开展中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10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

1964年，发表《气象火箭测高空风的方法》，通过试验获得成功，获国家科委科学二等奖。

1964年，中国尖端技术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钱骥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经常到各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卫星配套的预研课题进展情况，看到在力学、传热学、电子学、半导体、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均取得了成果，为卫星研制提供了技术基础。10月下旬，钱骥陪同赵九章去酒泉发射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充分了解到运载火箭技术进展情况，已可以把卫星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了。他认为发射卫星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还能为中国发射远程火箭提供空间环境资料。钱骥在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科技、工业都有了一定提高，又积累了多年火箭探空经验，为卫星上马做了不少技术储备。同时发射卫星又可进一步带动促进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发射卫星计划。

在“研制卫星要以应用为主”的思路下，1965年后，钱骥提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组织编写《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大量的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

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组织领导总体组全面开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分系统技术设计工作，拟定各分系统设计指标。为落实各项任务与技术要求，他还率领总体组到各研究单位进行协调，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组织了卫星研制全国协作网。10月，钱骥在国家召开的卫星方案论证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初步意见》的报告，就卫星系统方案、目的任务作了详细的报告。

1968年以后，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1974年后，他主持修订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方案和“实践二号”科学卫星方案，并大力推动广播卫星、气象卫星方案探讨和发展，组织预研工作资料积累、情报分析研究、成果鉴定、资料归档工作。

1976年，钱骥负责组织返回卫星总装和发射试验工作，卫星安全返回，达到任务书要求，圆满成功。他还为返回式卫星系列发展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当返回式卫星取得有用价值资料后，他又积极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综合利用的优势，不断提高卫星应用的经济效益。

1979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相继担任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1983年7月1日，被授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优秀党员称号。

1983年8月28日18时40分，钱骥因患癌症逝世，享年66岁。

1985年，“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钱骥是获奖者之一，国家科委追授他荣誉证书和奖章。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钱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国空间技术的一位开拓者——钱骥

1983年8月28日18时40分，我国一位卓越的空间技术专家钱骥研究员不幸病逝，这对我国空间技术事业发展、对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作都是重大损失。

钱骥时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曾担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享年六十六岁。

1986年5月15日，国家科技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大会。我国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人们没有忘记钱骥在人造卫星上的功绩，追授他奖章和证书，多少人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无限悲痛。人们怀念钱骥，是因为他是一位功勋卓着的科学家。他从事空间技术25年，是我国空间技术开拓者之一，为我国人造卫星发展规划、科学试验卫星、应用卫星的研究贡献了毕生精力。

人们怀念钱骥，是因为他一贯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热情关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为培养我国空间技术队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甘心为青年人当铺路石子，是名副其实的导师和园丁。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当时跟随科学家赵九章从事多年地球物理研究德钱骥，敏锐地预测到空间科学技术未来发展。他撰写与提供大量资料，积极地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地科学家中穿针引线，促进我国空间科技技术的诞生。考虑到发射人造卫星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科学院把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负责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研究的581组。钱骥被任命为副主任，协助赵九章工作。他率领一批年轻人，建立机构，跟踪国外刚刚掀起的空间科学技术，探讨人造卫星的基本研究课题，开展我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开展空间物理及探测仪器的研究。

为了探索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途径，1958年10月，钱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回国后更坚定了“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的信念。

钱骥领导一些青年科技骨干，把工作重点放在人造卫星应用基础研究上，对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阶段成果；开展了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在探索火箭研制过程中，钱骥负责领导的探空火箭头部测试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多次试验成功，相继投入使用，使我国中、高层大气研究方面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同时，研制了有关电离层、电子浓度、宇宙线和磁场强度探测仪器。这些空间环境探测仪器及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研制的人造卫星打下良好的基础。更可贵的是，钱骥严谨作风，富于求新的精神。他培养和带领的一批科技人员，现今已成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骨干力量。

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标志着空间技术进入了载人航天飞行的新阶段。钱骥始终注视着世界上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为了探讨我国空间技术发展途径，他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级航天座谈会的学生活动，为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先研究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加速发展我国空间技术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钱骥进行人造卫星方案探讨，指标论证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六年，对人造卫星的总体、结构、温度、遥测、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等方面都有一些认识与设想。无论在何种困难条件霞，他始终坚持研究，坚信我国人造卫星一定会上天，这时，他不顾疲劳，日夜翻阅资料，反复思考，任务我国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机一道。他主动协助科学家赵九章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将人造卫星早日列入空间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家钱学森也在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副总理非常重视这些建议，并批示给有关部门组织落实。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编写《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建议》。钱骥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认真领会中央精神，集中大家的意见，确认要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要根据我国自己的需要来确定卫星种类，根据我国特定条件来确定技术发展途径。……报告的起草，经到会代表补充完善，上报中央。这一规划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空间技术也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他负责机构组建，并领导卫星总体设计组开始拟定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上，他作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会议审定了卫星方案，要求做到先进、可靠、争取一次成功。随后，开展了卫星模样研制，攻克了许多难关，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就这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后来，在工程实施阶段，对卫星组成作了若干修改，更加符合工程要求，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钱骥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攻关阶段，卫星本体研制工作取得可喜进展时，一场“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浪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毫无例外，也冲击着承担卫星工程研制的每个单位。钱骥作为当时卫星技术负责人，也不得不被迫“靠边站”，不能再进行所从事的工作。他多年热爱和关心的空间事业，怎能放弃不管？于是，他到图书馆查阅国外空间技术文献，跟踪国外发展动向，研究空间环境背景，摘录了大量文献卡片，不断地思考着我国空间发展道路，主动地给国防科工委提出建议。

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他根据国际通信卫星技术地可能条件，提出了有关自主、保密安全问题。他的建议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研究有关工作会议时，特邀请他出席会议。会后，钱骥心情无比激动，感慨万分。钱骥根据多年实践，体会到卫星研制工作应遵循聂荣臻指示地三步棋安排工作。因此，他主动主持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工作时，除抓当前返回式卫星、科学试验卫星研制外，更重视广播通信卫星方案探讨，对开展动力学、环境规范、无线电频率标准等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也极为重视。

1974年，钱骥被任命为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为我国科学试验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研制做了大量地技术领导和组织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地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卫星上携带11种探测仪器。通过这些探测项目，对空间物理现象进行初步的综合性观测，为太阳活动预报和太阳活动峰年地观测积累经验，提供数据，并为应用卫星提供高空物理背景参考。在一次研究卫星发展地讨论会上，钱骥坚定地从各方面论证，提出加速发展我国返回式遥感卫星，是符合国情的。这对我国返回式卫星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返回式卫星取得有用价值地资料后，他又处处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的经济效益。

型号研制经验告诉我们，预研先行，是型号发展的基础。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分管空间技术预先研究工作。为了加强预先研究管理，他主持制定了预先研究暂行管理条例。根据这个条件，各单位对预先研究课题进行论证，他组织机关对预先研究论证报告逐项审查。通过审查，统一认识，抓住关键课题，找到薄弱环节，使研制方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计划落地实处，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有争议的问题。

预言课题立题论证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很多项目都按计划完成，并且用于型号研制，一些上水平的项目完成后，均获得国家级或部级成果奖。在型号预言与系列规划之间的一些问题，由钱骥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有些技术问题通用性强、涉及面广，认识不一致，工作就很难开展，这时钱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了统一，推动了工作前进。在预言工作中，他教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言工作的资料的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使我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钱骥热爱党的事业，热爱我国空间技术研究工作，对空间事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思想上拥护党的路线，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搞特殊化。1983年7月1日被授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优秀党员称号。

钱骥逝世后，国务委员张劲夫等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宋健同志主持追悼会，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国防科委钱学森同志在给钱骥家属信中说：“钱骥同志是我十分尊重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去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这是对钱骥一生恰如其分的评价。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地球物理学科的一位主要创业者——钱骥

钱骥中国地球物理学科的主要创业者之一。1947年，钱骥受聘为中央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协助赵九章先生开创地球物理研究，管理研究所的业务，负责实验室及探测仪器。曾修理多台不同型号气象探测仪、真空管检验计和电子频率计。为提高中国气象观测质量，钱骥提出应建立规范，进行定期仪器标定，研究制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气象仪器，是气象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钱骥在开展地震研究工作方面，早期曾对地磁、地震波进行研究。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工程投入设计，急需地震裂度评估资料，地震观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钱骥协助李善邦进行地震台站网布局规划研究，对地震台址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地震台站布局应综合多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按层次设置分级管理的设想。曾协助组织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表》，为进一步开展区域地震活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数据。曾翻译了《测震学中几个理论问题》，系统地介绍地震仪器设计原理、标定技术，推动中国国地震观测仪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

1956年，中国科学院将地球物理学列为填平补空的重点发展学科，钱骥协助赵九章负责规划起草工作。他综合了地震、地球、物探、气象、地磁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提出制定远景规划不仅要依据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还应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配合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总目标，进行综合研究。他曾提出规划总目标、规划重点，地磁台、地震台、电离层台、宇宙线台要发展成为国际水平的观测网，建立专业研究所促进发展，加速地球物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的制定促进了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

空间技术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钱骥投入空间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钱骥开拓空间物理学新领域，认为人造卫星上天是空间探测的新里程碑。他协助赵九章对空间科学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国外信息。鉴于人造卫星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积极倡导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负责组建空间物理探测机构，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探索发展中国空间技术的途径，1958年，钱骥参加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更坚定了“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的信念。60年代，钱骥协助赵九章领导地球物理所二部工作，着手落实探空火箭研制工作。组织了箭头总体、遥测、雷达跟踪、天线、电源和环境模拟等探空技术的研制队伍；组织空间探测仪器的研制。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探空火箭箭头，多次探测试验成功。探测项目不断增加，探空高度不断上升，探空技术逐步成熟。

火箭测高空风，是导弹武器、核爆炸试验急需的项目。1963年在钱骥领导下，液体火箭将镀锌玻璃丝和铜丝抛入空间，成功地测得高空风。通过S波段雷达反射，跟踪金属丝云的飘移轨迹，从测量的坐标、速度、加速度及方位，可计算出高空风速、风向。这一方法，颇有创造性，1964年获国家科委科学二等奖。

人造卫星

1964年，中国尖端技术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钱骥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经常到各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卫星配套的预研课题进展情况，看到在力学、传热学、电子学、半导体、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均取得了成果，为卫星研制提供了技术基础。10月下旬，钱骥陪同赵九章去酒泉发射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充分了解到运载火箭技术进展情况，已可以把卫星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了。他认为发射卫星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还能为中国发射远程火箭提供空间环境资料。钱骥在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科技、工业都有了一定提高，又积累了多年火箭探空经验，为卫星上马做了不少技术储备。同时发射卫星又可进一步带动促进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发射卫星计划。

1965年10月，钱骥在国家召开的卫星方案论证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初步意见》的报告，就卫星系统方案、目的任务作了详细的报告。钱骥在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科技、工业都有了一定提高，又积累了多年火箭探空经验，为卫星上马做了不少技术储备。同时发射卫星又可进一步带动促进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发射卫星计划。

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组织领导总体组全面开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分系统技术设计工作，拟定各分系统设计指标。为落实各项任务与技术要求，他还率领总体组到各研究单位进行协调，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组织了卫星研制全国协作网。1970年4月24日，中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钱骥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卫星应用

早在60年代初期，钱骥在研究人造卫星的应用前景时，就提出人造卫星可对地球进行远距离拍照，然后携带胶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编写人造卫星规划草案时，钱骥从技术途径、发展战略等因素考虑，曾多次建议将返回卫星列入规划，还应作为重要发展的项目。

根据1965年8月中央专委指示，中国科学院可先按卫星规划开展工作。钱骥即开始探讨返回卫星方案，带领总体组到有关单位进行调研，征询对返回式卫星应用的需要。通过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以发展遥感应用为主的返回式卫星方案设想，对总体指标进行论证。重点抓遥感仪器、返回技术、测控跟踪、姿态控制等关键技术。在返回卫星立项决策的关键时刻，1974年钱骥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分析，提出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是符合国情的。这对返回式卫星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76年钱骥负责组织返回卫星总装和发射试验工作，卫星安全返回，达到任务书要求，圆满成功。他还为返回式卫星系列发展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当返回式卫星取得有用价值资料后，他又积极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综合利用的优势，不断提高卫星应用的经济效益。

卫星型号研制

型号研制、预研先行，这是卫星型号发展的基础。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相谜担任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返回式卫星等科学试验卫星的研制工作；组织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论证，提出了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的重要建议，并力促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充分发挥科学试验卫星的经济效益。

在卫星型号系列发展、规划和预研的一些问题上，钱骥都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有一些技术问题，通用性强、涉及面广，如果认识不一致，研究工作就难开展。钱骥主持会议进行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统一，推进了工作。在预研任务中，他较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研项目的资料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使中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型号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