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复俭，山东省胶州市人。无线电与惯性器件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惯性器件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早年从事无线电与通信技术工作，在无线电仪器仪表和通信设备的研究、设计、制造和维护使用方面作出了贡献。1957年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技术工作，主持创建了我国导弹与航天惯性器件研究所，负责研制成功了我国早期的弹道导弹与运载火箭的陀螺、陀螺加速度表、平台等惯性器件，为我国独立自主地研制导弹与运载火箭作出了贡献。

郝复俭（1911－－1975），火箭惯性器件专家。1938年毕业于交通大 学电机系。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桂林电政管理局无线电管报台技术员、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重庆厂副工程师。1947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任加拿大奇异公司工程师。建国后，历任解放军通信兵部通信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所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火箭惯性器件研制工作。是我国火箭惯性器件研制工作的开创人之一。

郝复俭，1911年4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祖籍山东省胶县。父亲郝升三是铁路工人。童年的郝复俭就读于济南津浦铁路扶轮小学。1925年9月考入济南进德中学，尔后相继 在济南齐鲁中学、青岛胶济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7月高中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为维持生计，他在家帮助修理电机两年，这不仅增强了他动手操作的能力，还培养了他对电机专业的兴趣。

由于修理电机等收入，家中有了些积蓄，加之他强烈的求知欲望，1933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34年转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38年7月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经学校推荐，赴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桂林电政管理局发报台工作，任二等技术员。1940年4月至1941年9月，在重庆上川实业公司电机厂任助理工程师。1941年9月至1945年4月，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任助理工程师，并兼任机电组、零件组、第一制造组的组长。1945年4月，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无线电工程研究生，1946年8月获硕士学位。在读研究生的后两个月，曾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和菲力柯无线电公司实习。1946年8月至1947年8月，在加拿大奇显公司的一个无线电用小变压器生产部门任工程师。1947年8月又到美国菲力柯无线电公司工程师室及生产制造部门实习两个月，尔后回国。1948年1月至1949年7月，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材厂天津分厂任工程师、副厂长，并兼任设计课、制造课课长。

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在邮电部电信总局技术处任技术员。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在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任仪器组组长。1952年9月，在总参通信部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任七组组长、工程师，1955年12月，升任该院21研究室主任，956年定为二级研究员。

1957年10月，随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并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技术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设计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并被聘任为第五研究院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6月参军，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仍任惯性器件研究所所长，一直主持和参加惯性器件的研制工作。

1975年9月17日，因患癌症逝世，享年64岁。

郝复俭1938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无线电仪器仪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维护工作。在实践中埋头苦干，潜心钻研，不仅丰富了他的科技理论知识，也 积累了实践经验。特别是他又赴美国攻读、实习和工作近三年，使其逐步成长为科技理论造诣较深、实践经验较丰富的科技工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投身于祖国的通信事业。先后主持或参加了多种通信电子仪器，微波仪器、频率仪和防化用的射线探测仪等的研制、试验工作。当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郝复俭这位朴实勤奋的科技工作者，在困难面前毫无惧色，从搜集资料、找器材，到设计、制造和试验，他都亲自动手。特别是在防化用的射线探测仪的研制中，他深知这是战备的急需，昼夜加班。他发挥自己动手能力强的优势，和试制厂的工人师傅一起安装、调试，因而深受广大工人的敬重。这些精密仪器，仪表的相继研制成功，不仅满足了中国无线电、通信技术发展的需要，也为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更飞速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

技术创建者

1957年10月郝复俭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惯性器件的技术领导工作。在仿制从苏联引进的液体近程弹道导弹“P—2”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面对完全陌生的陀螺、陀螺加速度表和横偏校正系统等，起始觉得无从下手。但他镇定自若，鼓励同事们：“一个小孩从不会走路到会走会跑，总得有个过程。只要肯学、肯干就是了。”他根据领导的指示，组织科技人员学习、讨论“仿制与独创”、“学到手与导弹上天”的关系。通过学习、讨论，统一了思想。他和他的同事们通宵达旦地进行实物测绘和资料图纸的分析研究。他还带领科技人员下厂进行惯性器件的生产，在摸透设备的工作原理和设计参数的基础上，解决超差代料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郝复俭的主持下，终于仿制成功了“P—2”导弹的惯性器件及其他仪器设备，并为后来的自行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中，他是设计委员会的成员，分管惯性器件的研制。这一自行设计的导弹的控制体制虽与“P—2”导弹相同，但在部分整机和线路上做了许多改进。例如：横偏校正系统加大了发射机功率，对水平陀螺仪程序机构的凸轮重新进行了设计，变换放大器选择了磁放大器的方案，舵机进行了改进设计等。这一导弹的控制系统与“P—2”导弹比较，完全自行设计的19项，改进设计的46项，其中大部分都是郝复俭所负责的。在这一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改进型的方案论证与研制中，围绕控制系统方案的选择进行了反复讨论。关于纵向控制采用双补偿方案、横向控制采用坐标转换的全惯性制导方案，惯性器件的研制是这一方案的基础和支撑条件。他分析了惯性器件研制的可行性并全力支持这一方案，最后决定改进型的中近程导弹采用了全惯性制导方案，大大地提高了 武器系统的作战性能，使中国导弹控制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以后的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和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用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他作为惯性器件设计部的主任和惯性器件研究所的所长，主持了这些导弹与运载火箭的惯性器件的攻关、研制、试验、调试和生产工作，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例如：在长征一号控制系统的研制中，高精度的惯性仪表是关键，而气浮支承技术是实现高精度的关键。为此，成立了以郝复俭为组长的联合攻关组。他带领科技人员深入惯性器件制造厂，实行设计、工艺、生产三结合，经过八个多月的奋战，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加工、精心装配，生产出尺寸精度高达2微米的空气轴承。这一轴承在静压支撑下高速旋转，经测试台检测，精度完全达到要求。尔后，他们又乘胜前进，认真地分析了中国技术、经济所允许的条件，考虑了中国所能提供的电子元器件的品种和技术水平，很快地设计和生产出了气浮三自由度陀螺仪和气浮陀螺加速度表。有了高精度的惯性仪表，再配上先进的软件——建立陀螺仪漂移的数学模型，通过误差分离技术对陀螺仪的系统误差进行修正，使中国的惯性仪表技术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其精度比采用滚珠轴承的陀螺有了明显的提高。他和他的同事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设备，保证了长征一号的研制成功。

50年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科学技术也很落后，精密惯性技术领域还是空白。郝复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肩负起惯性器件研究所创建任务的。在创建过程中，从科技人员的选调，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室的划分，到设备、器材的购置，他都亲自过问。 对于技术性问题，他详细研究当时仅有的一些苏联资料，并认真听取有关领导和科技人员的意见，经过反复斟酌后才予以审定。特别是在惯性器件研究所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技术途径、发展规划与计划的制订方面，他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查阅了国内外有关惯性器件技术的资料，组织有关的科技人员拟制了中国惯性器件技术的发展蓝图，包括滚珠轴承的、挠性的、动压的等陀螺。这些都为惯性器件研究所的专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他还十分注意惯性器件研究所作风的建设，在大小会上反复强调：“我们是研究精密仪表的，如果作风不精细是搞不出精密仪表的。”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贯彻聂荣臻副总理当时提出的培养“三严”作风（严格、严密、严肃）的要求。他对所里的科技人员虽很少严厉的批评，可他却从不放过任何一名科技人员撰写的科技报告的含混和设计工作的疏忽。遇有这类情况，有的他亲手修改，有的直接向当事人提出意见和建议，请其改正，直至达到要求为止。

他还特别注意要求科技人员深入科研生产的实际，经常向他的同事宣传：“没有工人的精心加工和装配，是搞不出精密的惯性仪表的，所以研究设计人员必须要和工艺、工人搞好结合，要深入到试制厂去。”他所倡导的这些作风至今都还在惯性器件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中有着深刻的影响。

郝复俭在担任所长期间，亲自抓预先研究工作，曾主持了多项预研课题的立项论证，如几种新型的液浮陀螺、挠性陀螺、动压陀螺等都是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开始立项的。他还凭借自己的外文优势，亲自查阅有关的外文资料，送给有关课题组人员，为预先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他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预研课题的研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解的意见。例如：在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研制中，他根据中程液体弹道导弹的需求牵引适时地组织开展了速率陀螺、横向陀螺背表系统等的预研，为中程导弹的研制贮备了惯性仪表，大大地缩短了这一导弹的研制周期。他还较早地组织了惯性器件误差分离研究的预研课题。他指出，要提高惯性器件的精度，单靠硬件本身的改进是要花大钱的，而且会受到精密机械和电子元器件等技术水平的限制，通过地面试验所取得的数据，将惯性器件本身工具误差中的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分离开来，将系统误差补偿掉，这是提高惯性器件精度的又好、又省的办法。为此，他亲自进行数据处理和数学模型的建立。远在60年代中期即提出了建立惯性器件试验室的建议与方案设想，正是由于他早期的预见性和所付出的劳动，对中国后来导弹与航天惯性器件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惯性器件研究所已具相当规模与技术水平，研制成功了一系列的惯性器件，满足了各种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的需要。

1911年4月14日　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1933—1934年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肄业。

1934—1938年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38—1940年　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桂林电政管理局技术员。

1940—1941年　任重庆上川实业公司电机厂助理工程师。

1941—1945年　任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助理工程师。

1945—1946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46—1947年　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等部门实习，后任加拿大奇显公司工程师。

1948—1949年　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材厂天津分厂任工程师、副厂长。

1949—1950年　任邮电部电信总局技术处技术员。

1950—1952年　任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仪器组组长。

1952—1957年　任总参通信部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工程师、组长、室主任。

1957—1965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副主任、主任。

1965—1975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惯性器件研究所所长。

1975年9月17日　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