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1178年6月25日－1237年4月14日） ，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南宋大臣、理学家。

宋孝宗淳熙五年六月八日（1178年6月25日），魏了翁出生。其幼时聪颖绝悟，才几岁便跟随兄长一并进入学堂读书，俨然一副成人模样。年纪稍长，魏了翁便已能日读千余言，过目不忘，乡里称他为神童。十五岁时，魏了翁撰写《韩愈论》，文章抑扬顿挫，颇有作者之风。

庆元五年（1199年），魏了翁中进士第三名。当时忌讳谈“道学”，魏了翁却在策论中提及。登第后，魏了翁获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他在任上尽心公事。

嘉泰二年（1202年），魏了翁被召为国子监国子正。次年，魏了翁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

开禧元年（1205年），魏了翁召试学士院。当时权臣韩侂胄谋划北伐，魏了翁上言，以“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为由，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内修”。此论一出，众人大惊。魏了翁遂改任秘书省正字。监察御史徐柟弹劾魏了翁“对策狂妄”，但韩侂胄却并未再做处置。

开禧二年（1206年），魏了翁升秘书省校书郎，后来以父母年老为由辞任，后外放嘉定（今乐山）任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

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安丙、李好义、杨巨源等诛杀吴曦、平定叛乱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命令，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理学名士以美化其形象。“朝廷收召诸贤”，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史弥远入相，专理国事。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力辞诏命。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邛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因此蜀地百姓都知晓朱熹的义理学说。而后，魏了翁守丧期满，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在任上，魏了翁减免百姓欠缴的赋税，但因其辖区内出现桥毁伤及人命的事故，而被降授宫观使闲职。数月后，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

嘉定四年（1211年），升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

嘉定八年（1215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府（今四川遂宁）知府。

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改任泸州（今四川泸州）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提升魏了翁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即位后，时事多变。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上奏要求隐退，都不获准，还出任起居郎。那时，因“雷声非时”（雷声按季节，但不是时候而发雷声）认为异常，理宗心神不定。魏了翁入对，阐述理学与政见，指出“心”的作用，并为理宗谋求久安长治计策。并劝理宗公正听取不同意见和一视同仁地看待人与事。

宝庆元年（1225年）正月，前太子、后被废黜为济王的赵竑暴死，因为理宗由史弥远擅自扶立，而原太子赵竑则被矫诏废掉，史弥远一直视赵竑为眼中钉，所以负责治丧的官员行事潦草，下葬的仪式也不符合规格，民间一时流言四起。魏了翁每每请见理宗，都会进谏请理宗宽宥人伦，厚葬赵竑，从而平息传言。朝中大臣只有魏了翁与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引经据典，直言诤谏，而魏了翁更是愤懑以病请辞。此时，右正言李知孝弹劾胡梦昱，使其被贬岭南，魏了翁为其饯别，李知孝便指责魏了翁首倡异论，准备上书弹劾，史弥远却特别表示宽容。还没过两天，谏议大夫朱端常便弹劾他欺世盗名、朋邪谤国，朝廷便把魏了翁削官三等，贬到靖州居住。不久，魏了翁再入朝，史弥远想要拉拢，他不与苟同。于是魏了翁一直按部就班地升迁，并未官居要职。在三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那时，江南、荆湖、两浙几个路的许多读书人背着书籍纷前来求教。这一时期，魏了翁勤劳恭谨，全身心地传授理学知识，并著《九经要义》，总共二百六十三卷，成为当时较好的著作。

绍定四年（1231年），魏了翁复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绍定五年（1232年），魏了翁又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又知遂宁府，他辞谢不拜受。后升任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泸州知州。泸州是一个大藩屏，控制边境的面积达两千里，而武备不修，城廓废弛。魏了翁乃奏请修缮泸州的城楼、垣墙和雉堞，并增置军械，训练盾牌手，申明军纪，兴办学校，豁免欠税，恢复社仓，修建义冢，修办养济院。他上任只有几个月，就出现了百废俱兴的局面。

绍定六年（1233年），时值史弥远逝世，理宗亲政，魏了翁被提升为华文阁待制，赏赐了金带，仍留居原任。入朝以来，魏了翁见一些高官显贵大权独揽，擅废法纪，目无纲常，致使政权腐败，不可救药。他疾恶如仇，在应诏赴任途中，给理宗上疏，指明时政有十弊，建议理宗恢复历来好的典章传统，以表明想要作为的态度。他的整顿朝政十项建议，其中第二、三项关于恢复二府之法规与恢复都堂之纪律，以便聚议及严明朝纲和第六项恢复台谏制度，以便公开进退人才等建议。十项建议论述万余言，引事实，切时弊，辩是非，讲利害，理宗读毕，深受启发和震动，手拿奏章举读成诵。从此，旧典章都得到了恢复。

端平元年（1234年）十月，魏了翁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他忠于职守，纵论政事，体察民情，访问人才，召从臣集议，许多事情做得认真、扎实，不负众望。回朝六个月前后共上奏二十多章，全是当务之急。皇上欲引了翁参与共商国家政事，而嫉妒他的人合伙竭力排斥，使他不能安心在职。

端平二年（1235年）十一月，魏了翁因熟知兵书、兵法，又替国家尽力，被任为端明殿学士，参预机要工作、撰写文书等，又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督视江淮京湖军马。正值蒙古军犯境，且战事失利，朝廷惊慌，理宗忧虑。一次例行朝拜结束后，理宗面赠魏了翁一首亲笔的唐人严武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和“鹤山书院”四个大字，并赠金带鞍马，又命宰相、重臣关外设宴饯行。

魏了翁掌管边关兵马战事后，即以吴潜为参谋官，赵善潮、马光祖为参议官，重申军规，严明军纪，并身先士卒，加强练兵，一时军力大增。他提醒将帅加强警戒并调遣增援部队，安抚为国捐躯的士卒，罢免贪生怕死的将领，及时向理宗奏明边防十件事。

端平三年（1236年）正月，魏了翁被召回，任签书枢密院事。在赴边关奏事时，因得病提出辞呈。那些存心排挤魏了翁的人早在那里窥视，并蠢蠢欲动。他们趁机推波助澜，又大造舆论。之后，魏了翁又被召回。前后这些都不是理宗的本意。魏了翁要求回归故里，理宗不肯，便改任资政殿学士。

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被改授为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他屡次向理宗请求告老还乡，但没有被批准。魏了翁病重时，再次请求退职。当时他的门生前来探望，魏了翁穿戴整齐后与其谈话，并说：“我一辈子对自己淡然无所求，没有任何非份之想。”当谈到蜀地的动乱时，他久久苦皱眉额，便口授遗奏。

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1237年4月14日），魏了翁病逝，终年六十岁。十天后，理宗颁诏拜魏了翁为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的诏书才到达。当理宗接到魏了翁送来的遗奏，知道他已经去世时，十分悲痛。他不理政事，辍朝以示哀悼，“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又追赠魏了翁为太师，赐谥号“文靖”。此后累赠爵位为秦国公。后诏赐第宅于苏州南宫坊（现书院巷）。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名儒虞集奉敕题“鹤山书院”额于其第宅。

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魏了翁配享孔庙。

魏了翁在所任职之地兴利举才，轻徭薄赋，打击奸吏，寻访民怨，凡是得知不公之事，不顾权贵毅然检举揭发。他力主革新，提出了一系列均贫富、等劳逸、致民裕、量才授职、限制特权等社会改良措施。在督视京湖、江淮军马期间，魏了翁以身作则，训戒将帅，调遣援师，褒奖为国尽忠的士兵，罢免畏缩懦弱的将领，又上书边防十策，颇有声绩。

魏了翁为官正直廉明，善陈直言，处理政事总以教育感化百姓为主。在任广汉知州时，他见到当地百姓生活甚苦，便想办法制定政策免除穷苦百姓拖欠的赋税。

魏了翁还朝后不到半年时间，便上了二十余份奏章，而且被认为都是当时的急务，例如他建议宋理宗施行宽民力、救楮币发行的弊端、储备人才以备缓急等措施。他还直言“召见群臣要亲切，做事情都要探求事情的反面，国家才能巩固，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如果皇上态度不明，社会风气浮浅庸俗，那朝内将没有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面临危难也不会有为气节而牺牲的勇将。”

在出发前往京湖前，魏了翁便已考虑到督府到达前线至少要两个月，而通过邮传只需七日便可将信息传递至京湖，为防止局势恶化，便以私人途径发出指令“十项指令”：要求自镇江到鄂州间沿江州郡将境内隘口数、兵员数目、船只数、统兵将佐姓名等信息上报督府以备调遣；命王旻、孟珙招纳德安叛军；作书给赵范随宜措置，黄伯固权参赞军事以督府议事厅一面行事措置等等。其行进的路线由临安—嘉兴—平江府—无锡县—常州—镇江—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在镇江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建康与沿江制置使陈韡分别会面，并沿途犒赏将士。

督视过程中，魏了翁相继发布《榜谕沿边将帅军民剿贼推赏》《榜谕北军》《书一榜谕将士》三篇布告，对提升前线军民抗战信心、稳定战局有舆论引导作用。其余战争动员工作在其向宋廷汇报督府经费支出时提及：“调援兵、支江淮诸军之出迓者、犒暴露将士、劳诸处战散之卒、给新招军钱物衣甲军器、赈流民、恤残破州郡、招溃叛、造军器、用间谍。”其中，魏了翁还致力表彰、抚恤阵亡将士，他分别为战死的樊文彬、髙世英两位官员上奏请求优加抚恤。在宋元战争开始后，面对蒙军的进攻，发生了许多起守臣投降、逃跑等不负责事件，均州守将范用吉等投降蒙古，光化军守臣扈斌弃城走，因此魏了翁认为“文彬守城死节，无愧张许，此而不问，何以劝忠？”而高世英收复被德安叛军抛弃的德安，在随州遭受攻击时增援途中战死。“今诸将中，有身当事任逗挠不进者，而世英奋不顾身，慷慨蹈义。”在战争中，许多宋军将领畏惧战斗，观望情绪较多。“王鉴直以淮西贼退为词，驻兵六安，更不前进”、“诸道援卒若至江陵近地，自顾敌众我寡，必是蓄缩不进”。魏了翁希望通过对这两位阵亡的将领进行优加抚恤，能提升前线广大军队和将领、守臣的士气，激励他们为国家尽力战斗。

还朝后，魏了翁上了4000余字的《缴奏奉使复命十事》，这是根据他在“督视”过程中的实践、掌握的情况、自己的认识等方面，根据十项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包括了南宋方面在战争中所遭遇的经验教训、如何进行战地恢复、如何构建防御等在内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①招纳土豪并边诸郡；②区处流移。由于蒙军的入侵，造成了大量民众流离失所。魏了翁除了安排别之杰以及江陵等地官府进行救济之外，还提出“今京湖、淮西，兵籍阙额尚多，所当录其强壮之愿从军者，尽以补诸军之阙，虽乌合之人未必便能当敌。且是丁壮数万，各有所归，则妇女老弱亦有所养也。”魏了翁建议用宋代常用的征兵于灾民中的做法，来避免流民的生存的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动乱。此项建议虽然根本目的是维护南宋政权，但是也表现出他爱民的一面，将“招募军人” 和“解决参军流民家属生计”问题一并考虑，不失为战乱中一种较为合乎时宜的方式；③调护北军；④措置险要。此项建议不光针对魏了翁此处“京湖”的地区，他根据所获得的情况，提醒宋廷敌人不久肯定又会入侵，“今臣之所忧，西则蜀道，东则海道耳。间者谍报：敌人大治攻具于秦、巩、洮、渭，又治舟山东，日夜声言。”⑤经理残破。当时“京湖残破州军，当经理者凡七，尤不容缓者有四。四者何？襄阳、德安、枣阳、随州是也”；⑥明信赏罚；⑦警励将帅；⑧措置江防；⑨缮治器械。⑩差填迁守厥。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边地守臣逃跑、投降现象很严重，故魏了翁请求补充守臣，“今并边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东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无二三。次迁及㳂江北岸，自归、峡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帅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

魏了翁博极群书，推崇理学，反对佛老学说。他师承朱熹学派的学术思想，后又受陆九渊派学说影响，终至“折衷朱陆”将两派学说融会变通，转到以心学为主的立场，成一家之言，与真德秀齐名。其学术思想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认为“心即天，心即理”，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张“尽心以求诸理”，借此以“端正人心”，为革除时弊，谋求改良服务。

魏了翁在宇宙观上，以朱熹的理本论为基础，综合了多个学派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天、理三位一体的宇宙观。此三位一体的宇宙观也是其理学思想的核心特点。在魏了翁看来，心是宇宙本原，天地万物，五行五气都由心产生；心统率着理和气。他强调的是心与理的合一，而不再将理置于终极地位。

魏了翁认为心、天、理三者是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在三者地位上，魏了翁认为“天”统“理”和“心”，前者为后二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载体。“天”是“心”、“理”互动的根本动因和终极归宿。朱熹理学体系中“理”和陆九渊心学体系中“心”在魏了翁的理学体系中是站在同等高度的，并且平等的处于“天”这个平台当中，不仅为政治上发挥皇权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朱、陆在宇宙观问题上的理论冲突，达到了折衷二者使之平衡的目的。这种努力一方面是受仕途之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魏氏在其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上的彷徨与徘徊。因此，从本质上讲，魏了翁的三位一体的宇宙观与程朱本体二元论的宇宙观之间真正达到了形异而神通的奇妙境界。

由于在魏了翁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心”与“理”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反映在认识论的问题上，魏了翁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为基础，在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下，中和多家学术思想，提出独具特色的以“明心致知”为核心的认识论。魏了翁突出“心”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心者，人之神明，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他认为“心”不仅具有主观认识的功能，同时具有辨别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并且，这种辨别是非的属性是稳定的。在魏了翁看来，即使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时论之向背，也不会影响“心”作为认识主体对于是非的辨别。所以心在整个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据有主导地位。魏了翁说：若欲外观察万物，必先内有识验之明，若心内无明，则外不能分辨也。魏了翁提出的“识验之明”是与“理”对应而存在的，作为“理”的必然产物而存在与人的心中，这说明魏了翁认为“心”对于“理”同样存在的主观能动性，“心”可以反映“理”，并且对“理”的反映而形成的“识验之明”作为认识万事万物“理”的必要准备。魏了翁在认识论上的观点摆脱了朱陆两家之学的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识论观点。但是，同样作为一位“心理合一”论者，他在认识论上强调“明心”的看法，使自己陷入了“心”、“理”关系问题的重重漩涡。

魏了翁认为“穷理”是认识事物过程的终极目的，强调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明心”才能达到致知的目的。魏了翁在认识论问题上既反对后朱熹时代理学世界里不治义理、专事词辩的做法，强调以“明心”调动人心的自觉，纠正当时的不良学风，又反对陆九渊心学“不著书、不读书，专事静坐求心”，强调以“圣经”为依据，通过不断地循环熟读经书，来“自明此心”。魏了翁虽然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的过程过于复杂繁琐，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过程和最终的“穷理”结果。魏了翁认为朱熹“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做法“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但同时他指出的是，无论是“格物”还是“明心”，最终都是要达到“穷理”的目的。而在认识事物过程中，魏了翁提出的借助“明心”这一相对简单的中间环节来达到“致知”的终极目的的理论，是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所必需的漫长而复杂的“穷理”过程的一种挑战。

魏了翁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余”。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图有此说绝非后人所撰，但不知何为汉、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然有这样的意思，而方圆图之妙，则不知道古人是否曾经见过？”“先天图自古就有了，只是无人发现。”

他曾在上封事书中以邵雍说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先后天图及其体与用：臣尝读《易》，至“天地定位”，则乾与坤对；“山泽通气”，则艮与兑对；“雷风相薄”，则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则离与坎对。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语其用，则地天而为《泰》，泽山而为《咸》，风雷而为《益》，水火而为《既济》。盖天道不下济，则地气不上跻；山体不内虚，则泽气不上通；雷不倡则风不和也；火不降则水不升也。于是而为《否》为《损》，为《恒》为《未济》。又即其大体而言，则水雷山皆乾也，火风泽皆坤也，其要则乾坤坎离。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则乾上而坤下也。后天之卦离南坎北，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天地万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离日也，皆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为臣之象。其理顾不晓，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离坎相对，其用正则《泰》、《咸》、《益》、《既济》，反则《否》、《损》、《未济》。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为体，乾上坤下为用；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离降坎升为用。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

魏了翁考察了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魏了翁认为此说也并不可靠。因为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魏了翁是南宋中后期著名的书院教育家，他亲自创建了两所鹤山书院，即是建于四川蒲江的鹤山书院与建于湖南靖州的鹤山书院。魏了翁一生在教育事业方面的突出成就，便是建书院兴理学，培养有志之才，影响并带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魏了翁长期在鹤山书院主持讲学授徒，因其经营有方，不仅各处学生慕其名而来，而且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鹤山学派是魏了翁奠基并由他集其大成，是宋代理学思想中尤为重要的学派，魏了翁创立的鹤山学派不仅吸取朱熹理学思想、陆九渊心学思想，同时也接魏受了三苏蜀学的某些思想，可谓是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魏了翁的鹤山学派，涌现了许多人才，大部分成员是蜀人。在魏了翁的这些弟子里，有很多人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人物，例如善于治理国家、官至丞相的游似，在学术科研方面成绩斐然的高斯得、税与权、吴泳，以及牺牲在抗蒙战场上的高稼等等。

魏了翁自从创建鹤山书院开始，便以书院为中心阵地，高举理学旗帜，研究理学，传播理学，践行理学。魏了翁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理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在书院讲学期间，魏了翁以义理思想为指导，将书院的教育目的诠释为求仁、明人伦。

魏了翁传承并宣扬了先秦儒学家关于仁的学说，并将仁的思想贯彻到他的教育活动中，把“求仁”作为其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魏了翁认为人们先天固有仁义并潜藏于心，只是被功名利禄所蒙蔽才使它不见。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熟读圣贤书，以便恢复人们善的本性。求仁应该是育人者和求学者双方都应该努力去追求的教育目标。以求得仁，方能扭转当时社会上追求功名利禄、为满足物欲的不良风气。魏了翁强调，必须在教育中始终坚持贯彻“求仁”这一根本目的，这既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当时社会背景下追逐名利的批判。

魏了翁义理教育的知识内容具体包括伊洛之学、朱熹之学。魏了翁将二程洛学中的“求仁、格物、居敬”思想作为其研究学习的对象。同时，魏了翁反对纯粹追求功名富贵、崇尚虚无以及重辞藻之学，这表明魏了翁书院教育的知识内容与其教育目的是密切相关的。魏了翁在设置其书院教育的教材时，他将由京城带回来并刊印的诸多朱熹著作定为主要的教科书。朱熹的《孟子集注》《论语集注》等各种著作，朱子之学从而在蜀地得到了宣扬传播。由此，魏了翁不仅丰富了自己书院教育的知识内容，而且也扩大了朱熹义理思想的社会影响。此外，后来魏了翁又将朱熹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作为其书院的教科书，向其弟子传授朱子的易学思想。

为了表彰嘉奖魏了翁的书院教育活动，宋理宗特此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赐子魏了翁。这说明魏了翁的书院教育活动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南宋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南宋末年，战火不断，鹤山书院因此毁于一旦。后人为提倡魏了翁的鹤山之学，纷纷在魏了翁生前活动的地方兴起了重建鹤山书院之风。清初，黄宗羲等撰修的著名的学术史巨作《宋元学案》，其中专设了一卷《鹤山学案》客观讲述了魏了翁的教育及学术活动，而且给予了魏了翁很高的评价。

魏了翁诗文造诣很深，而他作为南宋后期的理学大家，其诗学理论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但与真德秀恪守朱门理学的特点不同，他对张栻的湖湘之学，陆九渊的心学都有广泛的接触和吸收，兼容了咸淳以来各家思想，既重理又不轻视辞章。因此魏了翁的文学观显得更加通达圆满。

魏了翁将志的大小，气的薄厚，辞的邪正，归于学的驳粹。而在这一逻辑的背后，则是把古文家强调的气节，心学家关注的气志，和理学家的注重修身养性用“学”统一起来。魏了翁提出的以学为本，学就是学道养德与心性义理；学之核心为明义理、养气节。魏了翁的诗学理论与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相比显得更为闳通，是因为魏了翁将人的品行、气质和情感所体现出来的主体人格融入“本”的概念之中，以学为本，以本论辞，丰富和发展了理学家的诗学思想，体现了有宋一代以弘扬士人完善主体人格为宗旨的学术文化精神，同时将其诗学理论用于诗歌的创作实践当中。

魏了翁强调时代的盛衰、政治的清浊、国家的兴亡对诗人的情感起决定作用。因此他的诗歌中大量的描写了民间的疾苦，对国家的兴亡表示了深刻的关注，对对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表现了同情。同时深刻揭露了晚宋时期，士风日下，朝政腐败的社会现实。这些诗史般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他反映现实，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中。关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政治，关心现实，立足点高，着眼点广，这是士林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他作为官僚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中反映出的史实，折射出他至死不渝的社会责任感。在诗中，魏了翁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元蒙攻宋之后，他一直处在时代的漩涡中，所以，他无论是关于时代、人民还是个人情感的抒发都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具有史诗的意义。

魏了翁的酬赠诗接近400首，超过其所创作全部诗歌作品的一半，是其诗歌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当然，这些作品不只是应酬答谢之类，其中包含了很多爱国诗篇，以及情真意切的送别诗，这些作品大都感情真挚，或直抒胸臆，或含蓄隽永，不落俗套。

在多达一百零九卷的《鹤山全集》中，有三卷长短句，其中十分之九为寿词，为宋人词集所罕有。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7以为“皆寿词之得体者。”张炎《词源》卷下则云：“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

在内容上，魏了翁的寿词融铸了以往寿词多不表现的内容，其中个人性情的描写给寿词内容上增添了不少的亮色。在艺术上，魏了翁有意识的以诗为词，大量使用典故，给俗的寿词注入了雅的因子，又继承屈骚传统，使用比兴手法传情。因此，无论是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魏了翁的寿词都有其独具特色的地方。并且，魏了翁的寿词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无论是促进俗的回归还是发挥多种文化与教化功能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了翁于书法诸体皆擅，笔力遒健俊逸，清爽而不失奇崛。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其“善篆，不规规然绳尺中，而有自然之势。尝以篆法寓诸隶，最为近古”。潼南《鉴亭碑序》中，对其书法有“鹤山真迹走蛟虬”之评誉。

魏了翁传世的墨迹极少，只有《文向帖》、《提刑提举帖》等数件作品。所遗真迹，尚有夹江县之真书“云吟山”、隶书“家庆楼”；大足县之篆书“毗卢庵”、真书“宝顶”；潼南县之真书“鉴亭”等。

魏了翁的私人藏书极富，他自称“余无他嗜，惟书癖殆不可医，临安人陈思多为余收揽”。先后收藏有10万卷，与叶梦得并为南宋知名的藏书家。后来为了创办鹤山书院，将其藏书大半捐献，供书院生员阅读，宋理宗特御书“鹤山书院”四字为赠。鹤山书院“尊经阁”藏书数量曾经超过南宋国家图书馆，且大部分是其旧藏和抄录所藏之副本，再访得旧书，达10余万卷，其藏书规模是宋代各大书院之首。他曾说：“尝观苏文忠（苏轼）记李氏山房，谓秦、汉以来，书益多学者益以苟简”。又云：书日传万纸而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夫非书之罪也，书日多而说日明，俊慧者剿说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体笃践也；多柴者广采兼畜可以辑文，不必穷搜博考也。今先生（指朱熹）之书满天下，而其道无传焉”。

李东阳：其称西山（真德秀）之贤，有东南人物凋落之叹，则其慨然自附于濂洛诸贤之意端可想见，可谓一代伟人也……自鹤山（魏了翁）去国后，国势日蹙，一再传而宋亡。（《跋鹤山魏先生书真迹》）

何乔新：自金有蒙古之难，中原豪杰并起，而争请命于宋。李全、张林以山东来归，严实、彭义斌以河北来归，计其将卒不啻百余万。使宋得壮猷宿望如崔与之、魏了翁者，建阃淮甸，抚之以恩威，驭之以纪律，画疆理以处之，择将帅以统之，岂惟可以保淮而固江耶？复汴洛之旧都，吊祖宗之遗民，盖可坐致矣。（《朝延以淮乱相仍以改楚州为淮安军视之若羁縻州然》）

薛应旗：宋哲宗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纪述·下篇》）

黄宗羲：①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宋元学案》）②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倚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宋元学案》）

黄百家：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司马光）、范忠文（范仲淹）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宋元学案》）

全祖望：嘉定而后，私淑朱、张（张拭）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世之称之者，以并之西山，有如温公（司马光）、蜀公（范镇），不敢轩轾。（《宋元学案》）

杨循吉，晩宋名儒，继明绝学，著书行世，抗节立朝，遗疏攸存，余风未泯，式彰明祀，以厉方来。（《宋太师鹤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高赓恩：三千年经义重明，湖湘江浙丕振儒风。即此邦才重马扬，谁复辞华艳西汉?四百里大贤踵起，濂洛关闽力肩道统。虽当日谤兴朱李，何禁俎豆续南轩！

纪昀等：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所著作诗文极富……史称了翁年十五时，为《韩愈论》，抑扬顿挫，已有作者之风。其天姿本自绝异，故自中年以后，覃思经术，造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叶，可谓翛然于流俗外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蔡东藩：况贾、阎二妃，相继专宠，不闻有远色之言。真、魏二贤，同时就征，复至有遭忌之举。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为哉？（《宋史演义》）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宋代政治史》）

冯友兰：吾观鹤山有云：“《中庸》说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方说见诸天地，质鬼神，百世以俟圣人。盖道不信于当世，无缘可以信后世。”又云：“谓只须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则其识力横绝，不同西山之依门傍户者，岂无道而然哉！（《中国哲学史》）

舒大刚：魏了翁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经过 他的努力倡导，使理学在遭受“伪学之禁”以后，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为在封建社 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作为进步的思想家，他具有重民思想，关心民众的 疾苦。他批评了当时的弊政，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方案，是一位热情实践儒家政治理 想的思想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

白寿彝：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中国通史》）

魏了翁对宋人尤袤藏书佩服之极，写有《遂初堂书目·跋》，自称：“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闻储书之盛，又恨不能如刘道原所以假馆春明者。”此跋文叙述了两宋时期部分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故实，如王溥、李昉、井度、毕士安、杨徽之、晁迥、刘羲仲、宋绶、江正等。

魏了翁生平著述颇丰，遗稿由其子魏近思、魏近愚刊行，传世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109卷、《九经要义》263卷、《国朝会典》200卷、《古今考》20卷、《经外杂钞》3卷以及《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蕉窗杂录》、《豳风考》、《正朔考》、《师友雅言》，以及大量题跋、奏议、铭文辑录等。

他的诗词作品被辑录为《鹤山诗集》《魏了翁词》《鹤山长短句》等。《全宋诗》《全宋词》亦收录有其作品。

魏了翁墓位于江苏省苏州新区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1960年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因所在地划入苏州市区，改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魏了翁墓原规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据《浒墅关志》载：“魏文靖公了翁墓，在高景山金盆坞。嘉熙元年葬，史绳祖撰神道碑。”后屡经毁修。清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布政使倪良用曾补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公了翁墓”。后毁。辛亥革命后，吴中保墓会吴荫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间，墓碣荡然无存。1984年文物普查时，吴县文管会在金盆坞一小山包前发现了魏了翁的圹志，据查墓冢封土被坏，后进行了妥善保护。

魏了翁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城东北4公里处的高桥乡潘沟村潘家山山坡之上。墓为土冢，长11米、宽3米、高2.5米。墓前原有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重竖的墓碑，现已毁，仅存残破片段。

附近公路旁原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蒲江知县王有仙、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蒲江知县何咸亭所立的“宋魏文靖公先茔神道碑”两通（清碑今运蒲江县文管所保存）。

墓前原为清代光绪年间兴建的魏公祠。魏公祠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曾培修；现仅存第一台平房5间，已成为民居；幸存的匾额、楹联收存于蒲江县文管所。

1982年10月9日，蒲江县人民政府公布魏了翁墓及魏公祠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11月8日，“天府文化与魏了翁——纪念魏了翁诞辰84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有关部门60余人代表齐聚蒲江，共同探究魏了翁的生平和思想。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