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伦，古代的教育目的。《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伦的具体内容用孟子的话说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即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孟子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目的“明人伦”。

孟子在继承了上古三代人伦教育和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基础上，并有所发展而提出“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观的。

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审视、梳理了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宗旨，指出尽管它们的学校教育的称谓不同，但教育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伦”教育。孟子这一教育主导思想的确立，不但对稳定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作用，而且对中国数千百年封建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致善。”这无不是孟子教育目的论的翻版。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把伦理道德教育作为最基本的核心，这正是“孔孟之道”的具体体现。

孟子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统治者首先要稳定百姓的思想，使他们安于本分。方法是使他们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原因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这样才能因得民心而得天下，这是仁政的体现与相应的结果。他还强调仁政与德治并行，而德治的最好方法是善教。他说:“善政民威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育的好坏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关键，也是“王者”能否得天下的关键。

孟子倡导的“善教”，即“申之以孝之义”的“人伦”之教，所说的“人伦”就是“人道”，也是后人所说的“五伦”。具体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受教育者都能了解和遵守封建社会里尊卑、贵贱、男女、长幼、朋友相互关系中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先决条件。

可见，孟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历史地完成了中国伦理政治化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假使说三代的“孝”、“”伦理之教仅仅是维护当时刚刚萌生的宗法关系，那么西周时期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推行的“孝””等教育，则是第一一次实现了伦理的政治化转变。它为维护西周的宗法制，为维护方兴未艾的西周奴隶社会的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目睹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意识到对当时社会形式下的人际关系的调整是何等的重要。于是，他继承了周公的礼教思想，提了“正名定位”的主张，并试图通过撰修《春秋》以正视听以期使天下能呈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但孔子试图借助调整人际关系，而达到改良社会的奢望不但没能实现，社会秩序反而进一步恶化，到了“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地步。作为一代思想家、教育家的孟子目睹了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后，秉承了孔子的思想，试图寻求一个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方。于是，政治上提出了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的主张，教育上倡言“明人伦”。“仁政”与“人伦”，看似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联系而孟子却理出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统治者要想得天下，必先得人民，要想得人民，必须得民心;要想得民心，必须善教于民。善教于民的内容核心则是“申之以孝佛之义”，即人伦教育。 这就是“明人伦”与“仁政”的辩证关系。

他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如果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各行其所，就能缓和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巩固其宗法统治上层人能倡明人伦，下层人能相亲相爱，社会就自然可以相安无事。在“五伦”中，孟子特别强调“孝”“佛”这两重关系，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道德体系一“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他说五常的实质就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就是说，所谓“仁就是事父母;“义”就从兄长;“智”就是明白以上二者的道理，而长此以往坚持下去，“礼”就是将孝、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信”即老老实实去做。在孝、梯中他更看重孝，他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能否敬养父母，是看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他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以“孝”治天下，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天下可运于掌”。只要人人能做到亲其亲，长其长，那么家庭就会和睦，社会自然就会太平。

孟子就是试图通过这种“亲亲、尊尊”的人伦教育来维护当时的血缘与宗法关系，并借以协调君民和君臣之类的社会关系，进而不断实现社会改良达到长治久安。所以，孟子所主张的教育目的就在于申孝梯明人伦以实现其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