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年1月19日－1578年8月4日），字肃卿，号中玄（清代为避玄烨讳亦称“中元”），河南新郑人。中国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内阁首辅。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高老庄村。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

高拱生于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513年1月19日），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朱载坖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朱载壡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朱载圳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属意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后，为之一笑。在严嵩、徐阶的相继推荐下，高拱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景王薨于藩地，裕王的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刚刚入阁，高拱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驾崩，朱载坖继位，封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并以文渊阁大学士入值内阁。不久，高拱与徐阶反目成仇，竟至相互攻讦，后为胡应嘉、欧阳一敬所逼退，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归乡养病。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翌年（1569年），内阁次辅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被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在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徐阶昔日对我有恩情，后来因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当彻底改变过去不好的思想和念头，与诸君共同治理朝政。”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高拱倚仗朱载坖的信任，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北部边疆告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启用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十月，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朱载坖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朱载坖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汗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明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力主封俺答汗为王，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你们这些人喋喋不休，难道是国家筹划轻重厉害吗？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同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几个月之间，边陲晏然，没有一个蒙古人侵扰，边境百姓丢掉戈矛而拿起锄头耕作，关城熄灭烽火可以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王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予王崇古，希望他“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王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为“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朱载坖因高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拜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建极殿大学士，录用其一子为尚宝司丞。

俺答封贡事既成，高拱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朱载坖赞赏这些意见并采纳，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殷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在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的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使门生、都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朱载坖信赖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帮助自己得到掌都察院，以遏制高拱，李春芳同意。赵贞吉离开后，李春芳深感不安，多次求退，最终在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在李春芳致仕后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当时殷士儋入阁辅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时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许久不得提拔。殷士儋后靠太监陈洪的支持，得以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弹劾高拱的心腹张四维，高拱、张四维均怀疑是殷士儋指使。之后，韩楫又扬言胁迫殷士儋，让殷士儋怀疑是高拱在背后指使。一次，韩楫按规定入阁“会揖”，殷士儋当面指责他说：“听说你对我有不满，不满自然可以，但不要被他人指使。”高拱听后道：“这话不得体。”殷士儋不能忍受，怒斥高拱说：“若（你）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想殴击高拱。于是到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除打压阁僚外，高拱还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相关的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使海瑞告病归家。他还“尽反（徐）阶所为”，罢去了此前徐阶提出的“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等事。同年冬，刑部、大理寺按例谳狱。此事本与高拱无关，他却想担任“朝审主笔”，并说“上（穆宗）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高拱此举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郁，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

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1571年），高拱起复与徐阶有嫌隙的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徐阶狼狈不堪，只得向高拱去信俯首乞哀。此时，张居正、李春芳等也为徐阶说项。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感到被出卖，“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因明军的“辽东大捷闻”，高拱得以进位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说：“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言，争相进献财物，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抨击“执政之臣”不应该“操切报恩仇”。高拱知道这是在指摘自己，于是召来汪文辉，当面斥骂，并很快将其外放为宁夏按察佥事。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弹劾高拱，讥评之意更加显著。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高拱不忠十事，其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事，朱载坖不听。最后。刘奋庸、曹大野均被外放。

张居正与高拱都是裕王府旧僚，二人互相荐赏，尚称友善。但当世宗去世当天，首辅徐阶只召自己的门生张居正共同写就嘉靖遗诏，并未通知已是阁臣的对手高拱，高、张二人顿生龃龉。后来，高拱成为阁臣，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均采取自保策略，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向高拱进言解救。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责让张居正，张居正大怒，而高拱也怀疑曹大野的奏章是受张居正指使。二人心中误解日益加深，张居正表面虽对高拱的当面责让“强笑谢罪”，但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朱载坖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等入内。穆宗握着高拱的手，对他说：“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诸臣接受顾命。当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封，一封给了皇太子朱翊钧；一封给了高拱，其中有遇事内阁需要与冯保商榷施行之说。高拱认为这是冯保委托张居正撰写的矫诏，曾当面斥责张居正说：“我主持国政，为何单独与中人（指冯保）准备遗诏？”不久后，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

神宗登基时年幼，冯保倚仗李太后宠信而掌权，驱逐了高拱推荐的孟冲。高拱意图倒冯，上言五事，请求罢黜司礼监之权，将之交还内阁，又唆使门下谏官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派人告诉张居正日：“应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张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神宗面前，诬称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封国公爵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再向后宫报知此事，“（陈）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驱逐高拱。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原以为宣诏是逐冯保之事，等听到被逐者是自己之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将他扶起。第二天一早，高拱乘柴车出京，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又制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幸赖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

万历六年七月二日（1578年8月4日），高拱在新郑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葬于县城北郊今阁老坟村。十二月，其妻张氏奏请恤典。神宗虽在万历七年（1579年）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但只给半葬，且不派官祭奠。

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四卷，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此书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神宗对张居正的清算。

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因高拱主持俺答封贡之功，诏赠其为太师，谥号“文襄”，荫其子高务观尚宝司司丞。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加赠阶官特进光禄大夫。

高拱在隆庆年间，参与了大臣争夺首辅的角逐，但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对选拔官吏的办法进行了改革。隆庆三年（1569年）冬，他以大学士兼管吏部以后，为了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这使得选用“皆得其人”。高拱又因边防事务繁多，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出任总督，又由总督而调回兵部任职，“中外更番（轮换），边材自裕”。他认为打仗是一种专门学问，“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因而主张慎选兵部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全司分省故事”，使“题覆情形可无托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对于在边疆地区任职的官更，他也非常重视，认为“其责顾重，不宜付杂流及迁滴者”。这些主张，都得到皇帝的认可，“著为令”。另外，高拱反对过分强调资格，“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其考察官更，不单凭文书，而是“多所参伍”，也不拘人数多；黑者，一定要告诉缘由，“使众咸服”。高拱关于选拔官吏的上述措施，都是适宜的，因而被史家评为“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朱载坖：“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朱翊钧：

胡直：“而分宜（严嵩）、新郑（高拱）之徒嵬琐黩墨，贻诟百代，乃若彼耶於乎！”

张居正：

王世贞：

沈鲤：“余往守翰林，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其实两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轻訾也。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何乔远：“高拱勇于敢为，虽不稽众观理，顾其心在国家。几陷大戮，鸷愎之过欤。”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张惟贤等《明神宗实录》：“才气英迈，遇事能断……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又广寇鸱张，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

孙奇逢：

支大纶：“高拱当鼎革之日，居保济之任，开诚布公，周防曲虑，不阿私党，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

谈迁：“新郑始志，不失为社稷臣。”

傅维麟：“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综核名实为己任。其所条奏，铨政边才，凿凿可施之当今。练达晓畅，救时贤相也。”

陈治纪：“且夫新郑公之德，允为治安良相。”

张廷玉等：“徐阶以恭勤结主知，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及为冯保所逐，柴车即路。倾辄相寻，有自来已。”

李永庚：“公与予乡太岳张公，同以名相，显重当时。其揆辅表见，勒在史册，皆所称贤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郑云。但江陵威重，新郑笃实，其心同正，……而进江陵者退新郑，进新郑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郑者也。”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孟森：

邓之诚：“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

嵇文甫：

葛荣晋：“在政治上，出现了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从‘富国强兵’出发，提出了拯救社会危机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胆提拔潘季驯、王崇古、戚继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抚’政策，世称‘救时宰相’。”

韦庆远：

牟钟鉴：“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崔瑞德、牟复礼：“在为地方职务选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张居正是最擅长的。”

岳天雷：“从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政，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开创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成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在学术上，他又针对宋明理学家‘空寂寡实之学’的流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以经邦济世为核心的实学思想和以气学为根本特质的哲学思想，建构起较为周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成为明代著名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显然，那种把高拱视为‘奸恶’、‘佞臣’，否认他是政治改革家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偏见；那种无视高拱的思想建树，否认他是思想家的观点，也有失偏颇。”

隆庆年间，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互相起兵仇杀，当地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于是率兵征伐，没有成果，且将成乱。

新任巡抚阮文中上任前，先去拜见高拱。高拱说：“安国亨本来是被奸臣拔擢为官的，为了私仇而杀害安智的弟弟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穷困不堪。安智怀恨报仇，他们之间关系恶劣，互相攻讦，出口都是仇恨的话，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巡抚偏向安信、安智，所以安国亨疑虑恐惧，不服拘捕；于是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上来。什么是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拘捕，也只是违逆而已，却奏报朝廷，以军队去袭击他们，夷民怎么肯束手就死呢？虽然各有伤残，然而从未听说安国享有领兵抵抗的事。而一定要以叛乱来加罪于他，也太过分了。为人臣的专力于欺骗蒙蔽，地方上有事隐匿不报，就挑动事端想得到非份的功劳；又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虚无说为事实。开始的时候把事态说得很严重，以便邀功，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最后极力促成其反叛情节，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这难道就是对国家尽忠吗？你确实有廉洁的美德，应平心静气去处理这件事。尽量不要给安叛逆的罪名，改为仇杀和违逆之罪，那他们一定会站出来辩驳、听从判决；只要人一站出来，是不是叛变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只判处他仇杀和违逆的罪，必然没有不服的。这才算是国法平正，天理公平。如今一些做官的人，往往喜欢把前任官吏所上报的事态说得更加严重，以表现自己的干练。这是小丈夫的作为，不是正道人士所该做的。你好好自为之吧！”

阮文中到贵州以后，私下探访，果然都像高拱说的一样。于是公布五项处理办法：一，责令安国亨献出安置职务的人犯；二，依照夷人的习俗，赔偿安信等人的性命；三，命令划分土地安插穷困的安智母子；四，削夺土司的职衔与其儿子世袭的权利；五，从重处罚，以严惩恶行。但是安国亨见安智还住在省城里，心中更加疑惧，怕统兵官吏诱杀他。所以依旧拥兵，不服审判，并上疏辩解冤屈。阮文中被众议所迫，又上疏请求用兵征伐。

高拱心想征伐实在不是好办法，不征伐却又损害国家威严，于是暗中指示兵部，请吏部给事中贾三出面去审判这件案子。安国亨听说有官吏奉命来审判，而不是军队来清剿，很高兴地说：“我是听审的证人，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于是赶出奸臣，亲自到省府听审。五件事都一一照办，并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安智还不肯听从，阮文中又处理了那些拔擢安国亨的奸臣，安智才顺服了，也被革除管事之职，听任母亲安排。朝廷的官吏还没到，乱事已经便平定了。

冯梦龙在评论此事时称赞道：“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李麟山（？-1562）。嘉靖二年（1523年）高尚贤提督山东学政时，高拱随父在山东济南师从李麟山学习，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李麟山去世后，高拱为其撰祭文悼念。

贾咏（1464-1547）。嘉靖七年（1528年）高拱中举后，师从赋闲在家的贾咏学习。

胡东鲁（1485-1549），与高拱同师贾咏之门。胡东鲁去世后，高拱应其子胡勃如的请求为他撰墓志铭。

马颖谷（？-1562）。高拱之弟高才的亲家，与高拱同出李麟山之门。两家有其通家之谊。马颖谷去世后，高拱为其撰祭文。

高拱于嘉靖七年（1528年）举于乡，嘉靖二十年（1541年）登进士第，与他来往密切的同年有王材（1509-1586）、萧端蒙（1521-1554）、秦柱（1536-1585）、宋伊、符汝登、吴三乐、裴宇、杨宗气（1514-1570）、晁瑮（1511-1575）、陈豫野、林树声等；好友有顾定芳（1489-1555）、骆安（1472-1549）、孟淮（1513-1577）等人。

高拱早年在开封“大梁书院”任教，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主持京闱会试，在所录取的弟子中，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门生有卢煌（1518-1571）、吴兑（1525-1596）、韩楫（1528-1605）、雒遵、陆树德、刘良弼、嵇元夫、宋之韩（1532-1600）、杜化中（1534-1600）、许国（1527-1596）、周世选（1531-1606）、张孟男 （1534-1606）、匡铎、沈鲤（1531-1615）、涂梦桂、程文、宋良佐、光懋、杨家相、李纯朴、陈懿德、钟继英、吴文佳、杨相等三十余人。

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集》。

高拱墓，俗称“阁老坟”，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北约0.5公里阁老坟村西北约100米处。墓坐北向南，北依郑韩故城，南临梳妆台。据《新郑县志》载，原墓地南北长250米，东西宽约150米，由南向北有石坊和拱形大门楼，门前有一对石狮。大门内为陵园，南北长230米，东西宽95米。二门内有神道石刻仪仗。后边是拜台（即祭祀坛），左右有厢房。最后是祀祠大殿，殿后60米有墓冢，上圆下方，高8米，周长95米。冢四周有5棵柏树，意为“五龙捧寿”。陵园建筑早年被破坏。墓前石刻仅存碑座。

2001年11月12日，新郑市人民政府公布高拱墓为新郑市文物保护单位。

高拱祠堂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老城北门里城隍庙西侧（今北街小学院内西侧）。祠堂原有拱形大门楼一座，上砌“万代瞻仰”四个大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被日军拆毁。门楼前有石坊一座，上刻“明柱国太师文襄高公祠”。迎门建一坐北面南五间大殿，神龛中设深绿色高五尺、宽二尺牌位，上书金字：“明特进柱国太师兼太子少保累赠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高拱谥文襄公之神位”。神龛前悬挂深红色木质对联一副。上联：“几人得脱权阉手”，下联：“此人终回少帝心。”院内东西陪房各三间。东房内的两山和后墙上嵌有苏轼草书《醉翁亭记》石刻24块，每块2尺见方。此石刻1959年春拆迁于郑州市博物馆。明末祠毁。康熙九年（1670年）知县李永庚重修。1958年祠堂毁坏殆尽。

河南省新郑市东街路南（原新郑影剧院）曾有高拱著书处，名为澄心洞达观亭。洞内正间，悬挂高拱画像。该亭1958年拆除。

2008年8月2日至4日，为纪念高拱诞辰四百三十周年，中国新郑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新郑市开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明史研究，嘉靖、隆庆、万历改革、高拱与实学、高拱的政治哲学和军事思想等主题进行探讨与交流。

在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中，为衬托张居正的形象，突出了高拱个性上性急暴怒、气势逼人的毛病，其描述有不符合史实之处，被认为是“厚诬”了高拱，“粉饰”了张居正。

明官修《明实录》世宗、穆宗、神宗朝部分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6

傅维麟《明书》卷135

张廷玉等《明史》卷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