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家织造局，贴里的一种，专织一种飞鱼形衣料，也就是云锦中的
妆花罗、
妆花纱、
妆花绢，有“青
织金妆花飞鱼
过肩罗”、“青织金妆花飞鱼绢”、“大红妆花飞鱼补罗”、“大红织金飞鱼补罗”、“大红织金飞鱼通袖罗”、“大红织金飞鱼补纱”，系作不成形龙样，名“飞鱼服”。
飞鱼服是次于
蟒袍的一种隆重服饰。至正德间，如武弁自参（将）游（击）以上，都得飞鱼服。
嘉靖、隆庆间，这种服饰也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有赏赐而服者。
质孙服，又称只孙、济逊，汉语译作
一色衣、
一色服，明朝称
曳撒、
一撒。“质孙” 是
蒙古语“华丽”的音译。质孙服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衣式较紧窄且下裳亦较短，在腰间作无数的襞积，并在其衣的肩背间贯以大珠 [1] 。
质孙服原为军服（戎服），便于骑射，后转为
元朝内廷大宴时的
官服，勋戚大臣、近侍获得赏赐即可穿着，乐工、卫士亦可穿着。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夏服十五等，其他百官的质孙服则夏服有十四款定色、冬服分九等定色 [1] 。明朝时期，内臣、外廷都有穿着，并且和原本的汉服特点进行融合，开创其他形式，如：
麒麟服、飞鱼服。
明中期公务员制服的
视觉识别体系缺少把控，有的人专门把飞鱼服穿得像
蟒袍，于是朝廷严厉控制了百八年，至明末奢华之风又起，逐渐背离了中期简洁大方的审美。
《大政记》
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
《明史·舆服志》：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
飞鱼、斗牛、大鹏、像生
狮子、四宝相花、
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
柳黄、
姜黄、明黄诸色。
《明史·舆服志》：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
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
《明史·舆服志》：弘治十七年，谕阁臣
刘健曰：“内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玄、黄、紫、皂乃
属正禁，即柳黄、明黄、姜黄诸色，亦应禁之。”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姿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
《明史·舆服志》：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蟒，二品飞鱼，三品斗牛，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
《明史·舆服志》：正德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
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
《明史·舆服志》：嘉靖八年，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藉、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
乌纱帽，鸾带，佩
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明史·舆服志》：“
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
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