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励武（1904年～1963年），字支强，陕西华县庙前村(在今瓜坡镇)。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别号克强，陕西华县人。祖辈务农，家境贫穷。本县城关西国民小学、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北京中国大学肄业一年，庐山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及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毕业。第二十六军军长，中将军衔。

1919年至1923年为咸林中学第一学级学生

早年参战经历

1923年，与王汝任等人创办报纸《明天》、《鸣籁》等刊物，宣传国民革命思想。

1924年初，由于右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大学校长）保荐，与王汝任一起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分在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华县西关至兴魁号转”。11月30日毕业，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此后，参加两次东征、北伐，历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8年6月，全国基本统一。7月25日，第1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开始缩编，调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介石）中校侍从副官。

1929年3月，参加蒋桂战争。10月，参加蒋冯战争。

1930年5月，参加中原大战。12月，调任由教导第2师（师长张治中）改编的第4师（师长徐庭瑶）第11旅（旅长关麟征、黄埔一期）中校团附。

1931年7月，参加对山东巨匪刘桂堂的围歼，在河北大名将其主力歼灭。据12月20日出版的第2卷第3期《黄埔月刊》“本校要闻日志”一文所记，11月20日，“本校毕业学生马励武等105名，前因特殊情形未领毕业文凭，呈请补发。奉校部批回，除罗盛元（黄埔二期）一名准补发毕业文凭外，余准结业证书。”

1932年夏，调任第18军（军长陈诚）第11师（师长罗卓英）第31旅（旅长肖乾、黄埔一期）参谋主任。此时，第11师副师长为陈时骥，参谋长为叶佩高，第32旅旅长为黄维(黄埔一期)；第31旅所辖第61、62、63团团长为胡启儒（黄埔二期）、方靖（潮州军分校二期）、宋瑞珂（黄埔三期），第32旅所辖第64、65、66团团长为孙嘉傅（黄埔三期）、莫与硕（黄埔二期）、李宴芳（黄埔三期）。10月，陈时骥调升第59师师长，所遗第11师副师长由肖乾接任，肖乾所遗第31旅旅长由莫与硕接任，莫与硕所遗第65团团长由陈希平（黄埔三期）接任；方靖调升第59师（师长陈时骥）第177旅旅长，所遗第62团团长由曾孝纯（黄埔三期）接任；胡启儒升任第31旅副旅长，所遗第61团团长由王严（黄埔三期）接任。

1933年1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2月12日，罗卓英调升第5军军长，所遗第11师师长由肖乾接任，肖乾所遗第11师副师长由马师恭（黄埔一期）接任。3月21日，第11师与红1军团（总指挥林彪、黄埔四期）大战于江西省宜黄县东陂镇黄柏岭草苔岗，损失惨重：肖乾、黄维、莫与硕均负伤，第62团团长曾孝纯、第64团团长孙嘉傅阵亡，第66团团长李宴芳负伤后畏罪潜逃。第11师此战失利，并导致第四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4月，肖乾赴后方养伤，所遗第11师师长由罗卓英兼代；黄维调任第21师（师长梁立柱）政训处处长，所遗第32旅旅长由杜从戎（黄埔一期）接任；马励武任第62团团长。5月1日，第11师隶属于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第3路军（总指挥陈诚）第5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据宋瑞珂在《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一文中说，“当时谣传何应钦、熊式辉想趁此失败机会，撤销18军几个师的番号，以削弱陈诚的军事实力。陈诚为表示11师尚有战斗力，使何、熊无隙可乘，所以他准肖乾赴后方养伤，而派罗卓英（第5军军长）兼代11师师长；用马励武为62团团长，升杨组征（黄埔三期）为64团团长；把66团残部编成一个营，拨归65团建制；把被俘放回来的士兵编成特务团，后改为66团，胡琏（黄埔四期）任团长。”7月，奉派入军事委员会庐山军官团受训。据宋瑞珂在《第五次围攻中国民党北路军的活动》一文中说，“庐山军官训练团辖三个营。第一期第1营营长是原90师副师长陈志馨，第2营营长是原14师旅长李树森（黄埔一期），第3营营长是原98师副师长傅仲芳。我参加第一期调训，任2营6连连长。第二期担任营长的有原11师旅长黄维，原43师旅长孔令恂，连长有原11师团长马励武、杨组征等人。第三期情况不详。训练团共办了三期，每期两周，9月间结束。”8月，为了便于山地作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员长蒋介石兼）将部分驻赣部队编制加以调整，原来的一个师分为两个师，各辖三个团，废除旅一级。第11师扩编为第11、67师，分别由肖乾、傅仲芳任师长：第11师下辖三个团，分别由王严、马励武、胡琏任第61、62、63团团长；第67师下辖三个团，分别由杨组征、陈希平（黄埔三期）、宋瑞珂任第400、401、402团团长。此后，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1月22日，“福建事变”发生，随部入闽讨伐。

1934年1月，调任赣粤闽鄂“剿匪”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第3路军（总指挥陈诚）第10纵队（指挥官汤恩伯）第4师（代师长冷欣、黄埔一期）第10旅（旅长王万龄、黄埔一期）副旅长，所遗第62团团长由靳力三（黄埔四期）接任。据宋瑞珂说，“1934年1月，陈诚传蒋介石命令，98师（师长夏楚中、黄埔一期）旅长彭善（黄埔一期）升副师长，遗缺由吴继光（黄埔二期）继任；11师团长马励武调回第4师，遗缺由靳力三升充；67师402团团长宋瑞珂调总部特务团少将团长，遗缺由朱鼎卿继任；94师（师长李树森）团长李精一（黄埔二期）调99师（师长郭思演）副旅长。”此时，第4师副师长为冷欣，参谋长为万建藩，所辖第12旅旅长为刘进（黄埔一期）；第10旅所辖第19、20团团长为倪祖耀（黄埔三期）、张本禹（黄埔三期），第12旅所辖第23、24团团长为石觉（黄埔二期）、王廷柱（黄埔一期）。4月，冷欣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军第3路军第10纵队参谋长，所遗第4师师长由汤恩伯兼任，所遗第4师副师长由王万龄兼任。此后，继续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月，王万龄不再兼任第10旅旅长，遗缺由马励武接任；9月8日，刘进调升第89师（师长王仲廉、黄埔一期）副师长，所遗第12旅旅长由刘佳炎（黄埔一期）接任；王廷柱入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三期（主任徐权）学习，所遗第24团团长由蒋肇周（黄埔三期）接任；石觉升任第12旅副旅长，所遗第23团团长由万宅仁（黄埔六期）接任。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27日，赣粤闽湘鄂“剿匪”五路军均予撤销，第4师隶属第13军（军长钱大钧）。此时，附留第12旅在江西“清剿”红军余部外，第4师师直单位及第10旅在红军之后尾追。

1935年初，第4师追至湘南。5月2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9月30日，钱大钧不再兼任第13军军长，遗缺由汤恩伯兼任；万建藩调任第13军参谋处处长，所遗第4师参谋长由徐之佳接任。

1936年4月21日，汤恩伯不再兼任第4师师长，遗缺由王万龄接任，王万龄所遗第4师副师长由陈大庆（黄埔一期）接任；刘佳炎调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保安第1师师长，所遗第12旅旅长由石觉接任；张本禹升任第12旅副旅长，所遗第20团团长由刘汉兴（黄埔四期）接任。此时，陕北红军东渡入晋，汤恩伯奉命增援。10月中旬，又进驻绥东，打击伪军李守信部。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4日，绥远前线将领以汤恩伯领衔，声讨张杨：“值兹外交紧张，伪匪犯绥，我国人民正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际，西安张学良，竟敢劫持主帅，暴弥祸国，不惜扩大内乱，抑且动摇国本。我绥远前敌将士，愿为前驱，先靖内乱，再御外侮，并竭诚一致拥戴何部长，统一指挥，灭此国贼，以固国基，异族奉安，汤恩伯、门炳岳、王仲廉、王万龄、李铣（黄埔一期）、赖汝雄（黄埔二期）、马励武、石觉同叩。”不久，又随部出兵讨伐张杨。

入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

1937年7月1日，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习，并任第2学员总队（总队长黄旭初）第1大队（大队长徐庭瑶）第3中队（中队长刘戡、黄埔一期）第1分队长。7日，全面抗战爆发。8月4日，南口会战发生，第13军奉命参战，第4师担负左翼防守任务，马励武回到部队。据文强（时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办事处处长、黄埔四期）在《文强回忆录》一书中说，“当时汤部的13军归傅作义指挥，在南口的东西大岭一带布防。日寇约有两个军（内有酒井旅团较为精锐），从北京西山向我进攻。战斗开始时，马励武率领的第10旅第20团之杨起风（黄埔四期）营在东大岭山峪里尚未展开，即遭到日寇机枪火力的封锁，以致伤亡殆尽。”据朱亚伯（时任第13军第89师少校参谋、黄埔六期）在《我在芦沟桥抗战中回忆片断》一文所说，“7月22日，第13军奉命到达南口一线，部署阵地......24日拂晓，敌人在其炮兵飞机掩护下，展开全面攻击。天亮后，进入我布雷区时，地雷齐发，我轻重火力猛烈射击，顿时阵前一片火海，我炮兵同时发挥威力，超越射击，阻击续攻之敌。反攻号令响，守阵官兵奋勇出击，猛捕敌阵。敌炮兵、飞机分不清敌我，只得狂炸。我全线杀起，预备队万团早已进入阵地，阻射续攻之敌，兼之第4师马旅出击神速，敌混合联队不支，溃败逃下山去。倪团机动灵活，侧射攻南口之敌；蒋团以火力追击逃敌，攻击南口来敌，全都被歼灭，全军全线获胜。”又据吴绍周（时任第13军参谋长）在《第13军南口抗日纪实》一文中说，交战之初，由于南口、居庸关两处中国守军打得不错，“陈大庆、马励武等狂热地提出‘夺取昌平，打到北平去’的口号，而希望把南口左翼的任务转移给增援部队，且认为只要向昌平实施奇袭，使敌人腹背受敌，比把兵力搁在南口左翼要灵活得多，左翼只留些警戒部队，就可凭险侥幸取胜。”但形势与其想象不一样，日军在先攻右翼后，又调援兵集中攻击左翼，终使第4师防守阵地失守，全师溃退，而南口会战也以失败而告终。8月下旬，张本禹遭敌炮火阵亡。10月16日，汤恩伯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1月6日，第20军团在晋南将第4师、第89师（师长王仲廉）合编为第85军，由王仲廉任军长，张公达任参谋长。12月10日，王万龄升任第13军副军长，所遗第4师师长由陈大庆接任；马励武升任第4师副师长，所遗第10旅旅长由倪祖耀接任，倪祖耀所遗第19团团长由傅镜芳（黄埔五期）接任。此后，第4师参加平汉路沿线作战。

调升师长

1938年2月12日，马励武调升第91军（军长郜子举）第166师师长，所遗第4师副师长由石觉接任，石觉所遗第12旅旅长由赵琳（黄埔三期）接任。此时，第91军参谋长为侯镜如（黄埔一期）；第166师前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剿匪”军第2纵队（纵队长郜子举），副师长为申茂生（黄埔一期），参谋长为黄淑（黄埔三期），所辖第496、498旅旅长为刘希程（黄埔一期）、陈衡（黄埔二期）；第91军还辖第45师（师长刘进）。据李文定（时任第166师第496旅第991团团附、黄埔六期）在《豫北敌后抗战记》一文中说，1938年“2月上旬，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下令：陆军第166师和第45师合编为第91军，军部用乙种军部编制，驻洛阳；原第166师师长郜子举升任军长，遗缺由汤恩伯部第4师副师长马励武升充。第166师辖刘希程第496旅和陈衡第498旅，及一个补充团。”据宋湘涛（原任第166师副师长，时任第31集团军副参谋长）在《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一文中说，郜子举升任军长后，第166师师长曾由其代理。该师“原归刘峙指挥，刘因保定之败撤去一切职务，从开封回汉口，路过许昌时，曾面恳汤恩伯保我实任师长（此时我师新拨汤节制指挥）。但汤心存鲸吞，于刘峙去后的第二天，即率马励武来洛阳警备司令部（祝绍周任司令），接替我的师长职务，而要我到他的兵团司令部去任职。”又据吴绍周（时任第31集团军第110师师长）在《汤恩伯述略》一文中说，“汤恩伯对于非黄埔系统人员的歧视和打击的事实，多得不可胜数。他的参谋长宋湘涛，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原是166师副师长。自该师拨归汤指挥，汤便将宋的师长职位调换给黄埔一期的马励武。宋离开后，又让宋回去当军参谋长，旋升为集团军总部参谋长。汤明知宋能够带兵，又是带着兵来的，但一直任为参谋长多年，到汤升为第1战区副长官时，宋只调为副长官部的总参议。”4月1日，第166师北渡黄河，午后攻占济源、博爱、孟县等城。6月23日，马励武被免去第166师师长，遗缺由刘希程接任，刘希程所遗第496旅旅长由王之宇（黄埔一期）接任。据朱治兴（时任第166师第496旅992团机枪连连长）在《我在豫北晋南参加的抗日战争》一文中说，“1938年春，我军北渡黄河不久，我师995团在沁阳十八里铺与日军主力遭遇，战况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我995团团长阎普润（黄埔四期）英勇殉国，师长马励武为此受撤职处分。”据李文定说，“6月下旬，刘进第45师奉命脱离第91军，归属胡宗南（黄埔一期）第17军团；第166师师长马励武被免职，由刘希程升任师长，王之宇任第496旅旅长。”据朱治兴、赵西林在《我所了解的郜子片断》一文中说，“166师是郜的基本部队，在（济源）攻坚战中，因师长马励武指挥失误，损伤惨重。全师阵亡800余人（内有鲁山籍士兵712人），负伤700余人，主要军官为阎普润团长、邹福龙营长、王兆祥营长、王炎太营长等，都曾随郜多年，英勇善战，一向被郜依为左右臂，如今一个个血染沙场，加上700多桑梓弟兄的死亡，使郜十分心痛。他气愤已极，将马撤职。马是卫立煌和汤恩伯的心腹，受处分后，心怀不满，反诬告郜子举抗战不力。1939年郜被免去军长职务，因此他感到悲愤、伤心，悄然回归故里，在家乡大石垛西侧，盖了6间瓦房，以备隐居。”又据金城、余桂敏在《黄埔教官郜子举》一文中说，“豫北抗战不久，马励武状告郜子举在豫西私卖军火，郜因此被撤去军长职务......由于他带领的士兵素质较好，敢于同日军进行恶战，所以当郜子举与马励武发生矛盾，郜被告以在豫西私卖军火时，蒋介石虽然对他失去信任。还佩服他治军的方法，让他担任中央指导督练部队第1补训总处处长，继续发挥军事教官的作用。”12月，原属川军的第98军（军长张刚）被撤销番号，所辖第193师改隶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第13军（军长汤恩伯兼）；原第193师师长李宗鉴升任第13军副军长，遗缺由马励武接任。据葛天（时任第31集团军副官处处长、黄埔六期）在《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一文中说，“凡是归汤恩伯指挥的杂牌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害怕被他吃掉。如1939年原为川军的第193师归汤恩伯指挥，没过多久，汤就把该师师长李宗鉴调任第21补训处处长，该师师长缺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马励武接充。这个师经过一个很短时期就变为汤恩伯的嫡系部队。记得1940年该师驻河南方城时，有一个姓杨的团长不满汤恩伯的这种做法，曾率领一个团经老河口企图逃回四川，后被发觉，该团长被汤恩伯在河南镇平枪决了。”

1939年5月，日军分两路进攻湖北枣阳、随县，两地一度失守。中国军队组织兵力，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反攻，收回失地，并予敌以重创；马励武部参加此战，在桐柏山区阻击日军。7月29日，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第13军（军长汤恩伯兼）副军长兼南（阳）舞（钢）师管区司令，所遗第193师师长由赖汝雄接任。此时，第13军另一副军长为张雪中（黄埔一期），参谋长为吕公良（黄埔六期），下辖第89师（师长张雪中兼）、第110师（师长吴绍周）。8月7日，汤恩伯不再兼任第13军军长，遗缺由张雪中接任，张雪中所遗第89师师长由舒荣（黄埔三期）接任。年底，第31集团军总部移驻豫皖边界。

任副主任

1940年初，第31集团军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任主任，马励武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据吴绍周在《关于汤恩伯》一文中说，“汤恩伯对干部的训练，一贯是同扩充实力结合得很紧的。他自当师长、军长到集团军总司令，除分批保送各军事专门学校的外，自己举办的各种训练组织从未间断。在河南三年中......军事训练，计在镇平菩提寺办有干部训练班，由马励武、廖运周（黄埔五期）等负责。”4月30日，有豫南“土皇帝”之称的鄂豫陕边区游击总司令别廷芳病逝。据庞盛文（时任第31集团军情报参谋）在《记汤恩伯在5战区二、三事》一文中说，“当时，豫西有个十三县民团总指挥（总指挥为鄂豫陕边区游击总司令）别廷芳，在所属的13个县，每县有一个自卫团的武装，是豫西的土皇帝。别廷芳有个口号，叫做‘人不离土，枪不离手’。他懂得土霸王离开了本乡本土就会被别人吃掉。他总害怕被蒋介石吞并，虽然不敢公开反蒋，也常与反蒋势力联络，借以自保。1938年，台儿庄会战前，李宗仁曾派5路军参谋长张任民、参议刘汉川专程从徐州到别的驻地，代表李宗仁拜访别廷芳。别也派有代表驻在李宗仁处。5战区长官部迁驻鄂北襄樊、老河口以后，李、别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情况早已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害怕李宗仁和地方势力勾结在一起，妨碍自己的利益，就密电汤恩伯除掉别廷芳。而汤恩伯也因自己的军纪太坏，军队不时与别的民团发生冲突，汤早欲除掉别。蒋介石的密电正中汤的下怀，汤就秘密布置毒死别的计划。当时，汤恩伯在镇平县菩提寺办了个31集团军干训班，参加训练的都是汤军的骨干。汤邀请别到菩提寺参观干训班。别麻痹大意，认为干训班没有足够兵力，不会加害于已，就如约而去。别廷芳参观干训班后，汤恩伯设宴招待，参加宴会的还有南阳专员、镇平县长、汤恩伯副参谋长万金华、汤的副官罗金山（罗曾任汤的副官、交际处主任，现住湖北省五监狱的襄阳汽车修配厂。汤毒死别一事为罗所提供），担负毒死别廷芳的任务由干训班主任马励武执行。别中毒后，当时只觉得头晕，回去后才死，事后只说别是脑溢血而死。马励武向汤恩伯报告别的死讯时，汤恩伯短时间地笑笑说：‘派个高参去吊唁。’别廷芳死后，汤恩伯就将别的民团改编为新编27师，由别的儿子别五典充任师长，限令别五典率部到中牟县驻扎。这样，别廷芳‘人不离土’的原则就落空了。紧接着，汤恩伯对豫西十三县进行分化瓦解，使十三县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汤也因此立了一功。”

1942年3月28日，吴绍周升任第13军副军长，所遗第110师师长由廖运周接任。7月30日，张雪中调升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所遗第13军军长由石觉接任。据文强（时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室第1战区调查室主任）说，“汤（恩伯）后来发展到拥有五个集团军的统驭大权，却并不忘13军这个一步登天的起点。所以他自己高升了，仍是要将13军掌握在自己手里。13军军长一职，论年资、‘功绩’和各种条件，都应由马励武继任，然而他感到给马励武不如给石觉更为可靠（石觉是汤的干儿子，在汤的左右及家属中说得起话）。”10月9日，吴绍周调任第85军（军长李楚瀛、黄埔一期）副军长，所遗第13军副军长由王毓文接任；吕公良调任新编第29师师长，所遗第13军参谋长由张纯玺接任。

1943年2月18日，调升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第29军军长。此时，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为曹福林、张雪中，参谋长为唐邦植，还辖第12军（军长贺粹之）；第29军副军长为欧阳棻、李强（黄埔一期），参谋长为李佑武；下辖第91师（师长全瑛、黄埔四期）、第193师（师长赖汝雄）、暂编第16师（师长吴求剑、黄埔三期）。3月14日，第3集团军予以撤销，第12军改隶第31集团军，第29军改为第1战区直辖部队；暂编第16师改隶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兼），第29军增辖新编第6师（师长马润昌）。6月13日，李强调升暂编第15军（军长刘昌义）副军长；赖汝雄升任第29军副军长，所遗第193师师长由郭文灿（黄埔五期）接任；吴求剑任第29军副军长。12月14日，新编第6师仍隶新编第8军，马润昌升任副军长兼师长。

参加豫中会战

1944年4月，参加豫中会战。据文强说，此战“汤恩伯和蒋鼎文共拥有50万之众，不战而北，溃不成军......第一，在大敌当前，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在争夺指挥权。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北平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作垂死挣扎的根据地，中原战役便是这一大战中的第一阶段。当时日寇盘踞洛阳、郑州以北及黄汛区以东地区，与国军隔岸对峙。日寇发动进攻，自然首先选择郑州、洛阳为其攻击的两个重点。汤恩伯早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为中心的半圆形周围，置洛阳以北（东起灵宝西止洛阳）的正面阵地于不顾。这就引起了蒋鼎文的日夜不安，因而向蒋介石请准，抽调汤恩伯驻防禹州附近的29军马励武所部开灵宝一带防守，监视对岸茅津渡在敌军，而策应洛阳的安全。不料当马励武部开赴灵宝防守之后，汤恩伯疑心蒋鼎文会吞吃掉他的这一部队，千方百计向蒋介石要求调回。加上由于蒋鼎文是马励武在黄埔第一期时的区队长，有师生关系；又因马励武未能取得13军军长的衣钵，早已不满意汤恩伯，因之使蒋汤之间的争斗更形错综复杂。汤恩伯为了这事，赴重庆向蒋介石申诉。他借口防线太长，兵力不敷分配，而蒋鼎文拥有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即刘茂恩、李家钰、孙桐萱、高树勋等杂牌部队），又有胡宗南在关中的支援（事实上蒋、胡之间早闹不和，潼关以内的部队胡已拒绝东调），硬将马励武要了回去，开到南阳附近。”又据孙浩（时任暂编第15军新编第29师参谋）、李树森（时任新编第29师第85团第2营营长、黄埔五期）、张访朋（时任新编第29师第85团第1营第1连连长、黄埔十六期）在《浴血许昌城》一文中说，“4月24日，日军先后攻占了长葛和尚桥村和县城，暂编第15军军长刘昌义率领军部特务连、暂编第27师（师长肖劲、黄埔六期）刘耀军团和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黄埔六期）第86团胡光耀营撤退至许昌城......29日，第28集团军总司令部转奉汤恩伯电令：命刘昌义军长指挥赵桂森（黄埔六期）第20师和彭赉良（黄埔六期）新编第42师，第29军军长马励武指挥全瑛第91师和郭文灿第193师，分别于30日黄昏前展开于襄城化行、颍桥至禹县(今河南禹州)前陈和禹县谭陈、褚河、大油刘之线，向禹县马沟、许昌蓴在店和许昌河街、长葛和尚桥之线攻击前进；泛东挺进军陈又新部以主力攻击许昌半截河、丈地街之线；各部协力夹击许昌外围的日军。”30日晨，日军倾全力进攻许昌，吕公良率部拼死抵御。激战至晚，西门、南门相继失陷，新编第29师损失惨重。“当天吕公良师长曾急电汤恩伯，请求火速派兵增援。但汤恩伯非但未派来一兵一卒，反而命令刘昌义、马励武及陈又新等部停止夹击许昌外围之敌的行动。”5月1日晨，吕公良率残部分东西两路突围，但遭敌重兵堵截，团长杨尚武、李培芹阵亡，副师长黄永淮（黄埔五期）被俘后夺枪而被打死，吕公良身负重伤而死。7月6日，蒋鼎文被免去第1战区司令长官，遗缺由陈诚接任；汤恩伯被免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遗缺由胡宗南接任。10日，第29军改为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马励武被免职，所遗第29军军长由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黄埔一期）副总司令孙元良（黄埔一期）兼任。

入陆军大学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马励武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同月，第9军（军长陈金城、黄埔二期）、第57军（军长刘安祺、黄埔三期）均予裁撤。5月，孙元良不再兼任第29军军长，遗缺由陈金城接任。6月，第29军也予裁撤。据宋瑞珂（时任第66军军长）在《忆陈辞修先生》一文中说，此时，“我军因交通的困难，配备的不足，及部队缺员不能及时补充，节节败退。兵役行政上的弊端，如不改进，我军作战的能力就难以发挥。（1944年）11月（20日），陈诚奉命担任军政部部长，负责整饬军政......整饬军政是要充实军队担负反攻任务的能力，以及普遍改善官兵的生活，裁并机构、淘汰冗员是整理计划中的两大项目。陈诚计划的第一步，做到配合国家预算的程度，就地裁去120万兵员。他决心先从自己所在的1、6两战区着手，1战区裁去陈金城、刘安祺、马励武等几个军，6战区裁去朱鼎卿、罗广文、刘尚志等几个军。刘、马、朱、罗诸人都曾在18军任过职，是他的老部下，陈、刘两人也曾在战区归他指挥过多年，他是下了决心的。至6战区裁去的师有预4师、暂1师、暂6师、暂32师、暂34师、暂51师和61师（部队拨补30军，仅留番号）。这些师长如王中柱（黄埔三期）、靳力三、留光天（黄埔六期）、阮齐（黄埔二期）、吴啸亚（黄埔四期）、李才桂（黄埔三期）等，都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这种不徇私情的风度，取得了整编计划的顺利进展。”8月15日，抗战胜利。10月8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由关麟征任司令长官。26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改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关麟征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所遗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杜聿明接任。不久，马励武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所辖忠义救国军司令，负责收容日军占领期间的伪满军。此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为梁华盛（黄埔一期），参谋长为赵家骧。据张干樵、冯石如、黄铁民在《收编东北地区伪军概况》一文中说，“日寇投降后，东北地区留下了大量的伪军及地方武装，杜聿明于1945年10月就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后，为了扩充实力，收编伪军及地方武装，既可令其守备后方次要地点，以加强第一线的机动作战能力，同时也防止了这些武装力量投向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被共产党利用。”

接任军长

1946年2月中旬，杜聿明因病住院治疗。3月16日，郑洞国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28日，第26军军长丁治磐调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黄埔三期）副司令官，遗缺由马励武接任，马励武所遗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忠义救国军司令由王化棠接任。据张干樵、冯石如、黄铁民说，“秘密地下军，由伪军流氓特务编成，不在战斗序列之内。其首脑为中将总司令王化棠，这支部队分散在北宁路、中长路沿线，接近解放区边沿，专对解放区进行破坏捣乱活动，兵力约8个团1万1多人。这批匪徒既穿军装又穿便衣，长官部只对它发半饷，余由自筹。”此时，第26军驻湖南长沙、岳阳一带，副军长为焦其凤，参谋长为刘伯耕，下辖第41师（师长董继陶）、第44师（师长蒋志仁、黄埔四期）、第196师（师长曹玉珩、黄埔四期）。7月，第26军改为整编第26师，隶属于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程潜）第7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据马励武在《“国军精锐”覆灭始末》一文中说，“1946年7月前，我所指挥的26军三个师原驻在湖南省长沙市和岳阳县等地整训，归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一期）指挥。7月奉命整编后，改为整编第26师，我任师长。原三个师共九个团，缩编为三个旅六个团（即整编44旅、41旅、196旅）。”此时，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为廖震、肖之楚，参谋长为李传禧。“改编完毕后，7月底奉命北上，到武昌集中待运......在那里集训一周后，部队乘车到达浦镇，不久即奉命接替第5军邱清泉（黄埔二期）部的防务。整编26师，在8月初接替第5军邱清泉部，担任六合、盱眙、天长、来安四个县区的防务。这个区域内原为人民解放军控制的，但没有主力部队，只有地方武装，因而在此时期的任务只是‘清剿’......这个任务从8月初到9月中一个多月的时期内，对留置在这个区域内的地方武装力量以及各级民主政权，给了很大破坏......9月末，我奉命把六合一带‘清剿’任务交给友军（番号忘记）接替，并把集训队造具名册一并移交。我们的部队就于10月初运到徐州北的韩庄集中待命，我参加的鲁南地区峄枣战役就此开始了。”10月上旬，马励武率整编第26师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第1快速纵队（司令蒋纬国）战车营，自山东韩庄向峄县以西的中共部队发起攻击，并占领枣庄；与此同时，徐州绥靖公署第7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整编第77师（师长何基沣）占领峄县。上述攻势，被当时的报纸称为“鲁南大捷”。11月初，马励武命令国防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侧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以援助被围困的整编第77师，使叶飞部损失严重，整编第26师也乘胜进逼临沂。同月，何基沣升任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所遗整编第77师师长由王长海接任。12月下旬，马励武发现山东野战军主力正向临沂一带集结，急电请求后撤，但未获批准。

作为战犯被俘

1947年1月2日，山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固守峄县的整编第26师发动进攻，马励武率部顽强抵抗。但一连三天大雨，飞机无法空中支援，国防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的坦克也失去作用，该师损失一大半。5日，马励武再次请求突围，但又未获准，只得与徐州绥靖公署直辖整编51师（师长周毓英）、整编第52师（师长蒋当翊、黄埔三期）分别固守峄县、枣庄、临沂三座孤城。据沈醉（时任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处长）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文中说，“1947年1月间，他（马励武）统率的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优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他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自峙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步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上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又据《马励武致友人信》一文中说，“本师除41旅外，于12月13日奉命由峄县向东推进，扫荡外围奸匪，连续攻克向城、卞庄等要点。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本（元）月2日，奸匪挟号称10万之兵力，以压倒优势将我重重包围，各小据点亦均各个围困，遭受猛烈袭击，交通、通讯均被切断。经两昼夜血战，因众寡悬殊，我官兵伤亡殆尽。旅长蒋志仁、（整编第169旅旅长）谢清华（黄埔三期）等2员、团长4员迄今无一生还；已证实阵亡者，有旅长2员、团长2员，其余团长2员，复以弹粮俱绝，孤立无援，可能为阵亡或被俘。4日拂晓奉命突围，又值天降大雨，我空军无法出动作战，战车及炮车亦均深陷泥泞，无力自拔，惨苦之情，难以言状。官兵在饥寒交迫中奋力苦战，遂得冲出一部。此役殉国官兵之众之惨，赞成空前壮烈，打破抗敌任何战役之纪录，可谓惨矣！武器及各种器材，损失殆尽，现仍在峄县编队整理，继续作战，固守待援。”10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峄县，马励武混入俘虏中企图待机而逃，后被认出当了俘虏。据马励武在《“国军精锐”复灭纪实》一文中说，10日拂晓，他仍“无法脱逃，即随新4军某部押运俘虏大队（约5、6百人），一块往峄县东北约10余里新4军某部驻地。此时已有我的部属很多，他们看到了我不免有所表示，新4军干部侦知我确系26师师长马励武后，把我和我的副参谋长牛犇（黄埔十期）提出去，问明身价，随即把我们押往新4军前方某地的政治部去了......后来，我还和新4军军长陈毅将军见了面，他款待了我，安慰了我，私心铭感，我就暂时安心呆下去作俘虏了。以后不久，约在1月20日前后，我与守枣庄的整51师师长周毓英在新4军前方某地见了面，才知道他在1月20日也被新4军解放了。”据宋瑞珂（时任整编第66师师长）在《陈诚及其军事集团军的兴起和没落》一文中说，“1947年1月，鲁南战役，整编26师、51师和第1快速纵队被歼，马励武和周毓英两个师长被俘。”此后，马励武一直被作为战犯关押。开始时，马励武对于被打败根本不服气，并对改造心怀不满。

据沈醉说，到50年代中期，“马励武有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地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

60年代初，马励武获释，后定居山东枣庄。1963年逝世于狱中。

写有《国军精锐师覆灭始末》、《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等文。

大女儿马全德；儿子马全民、马全华、马全维、马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