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

“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白虎通·谏诤》论及朝廷职官时说，“设辅弼，置谏官”，谏官被看作是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谏”字包含多重意蕴，而要义在“直言以劝正”。《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综上所述，“谏”的基本内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君主，“谏朝政之得失”。“廷诤”（在朝廷当面向君主直言）与“上封事”（书面向君主提意见）是谏官将批评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白居易说：“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自周代设“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有异，作用各别，但谏议制却一以贯之。究其原由，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体（政权构成形式）有三种类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氏族民主制，但自从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则只有不发达的贵族制和发达的君主制两种政体。由战国发其端，秦汉定型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体在中国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这种专制政体的最显著特点是，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集于帝王一身。在这种体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动之几”不仅可以给任何人以生杀予夺，而且会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倾斜。为了弥补这种由帝王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对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列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谏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都是这一机制的产物；而一切阿谀逢迎之徒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破坏那种弥补机制，加剧专制体制的危机。

谏官制度固然是为专制君主的长治久安效力的制度，但由谏官和帝王演出的“进谏”与“纳谏”（或“巨谏”）的种种活剧，却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一）先秦谏官的设立

谏官的设立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汉至唐宋时期。但相传于舜帝时，已有“纳言”一职。《尚书·孔氏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纳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司过之士”，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司过之士已近似于谏官。

周文王时，周王室内设有“保氏”一职。“保氏”，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据《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也就是说，“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王的过错。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过保氏一职。王安石《谏官》：“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

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官制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齐国的五个主要部门是：

附图{图}可以看出，谏官处在相当显著的位置，他是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吕氏春秋·勿躬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其他国家如赵、魏、韩三国相府直属官有左右“司过”，掌谏议。谏官处在君王身边，专司其过，找君王的缺点毛病。

（二）秦汉谏官制度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各项制度有较大的变革，但谏官不能不设。秦初置谏议大夫，其谏官制度对后世影响至深，谏议之职直沿至宋元时期。

《通典》卷二十一说：“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秦置谏官，真正的名称是“谏大夫”，隶属郎中令，无定员，多至数十人，职掌议论。郎中令是诸郎官的总头领，而郎是侍从官的统称，郎官的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郎中令下属有谏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谏大夫专掌备顾问应对，司谏议之职。

汉武帝时沿袭秦制，仍设“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始称“谏议大夫”，置三十人。汉时，谏议大夫是光禄勋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汉文帝属善纳谏言之君，曾下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凡任谏职者，须进行“直言”之士的对策，策试成绩优秀，则可任职。汉时的著名谏官有刘辅、王褒、贡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胜、严助等人。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秦汉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官衔，亦可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 （四）宋及宋以后谏官制度

宋代也重视谏官，曾专门从“三省”中的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另外，改唐时“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失”。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王安石《上田正言书》谓正言者“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症，蹇蹇一心，如对策时”[6](28)。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司马光在迁起居舍人时，就是同知谏院，并有《谏院题名记》一篇。宋代谏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说：“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时。”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宋以前，言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吏，纠弹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谏官也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和谏官也分别职司，并不兼领职务，后谏院独立，权力扩大，并且规定谏官由皇帝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谏官虽然可以谏诤皇帝，但也有纠绳宰相之责。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奸邪佞妄，严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皇帝，监察政府有御史台。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合流为“台谏”。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就与谏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关系。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废除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于门下、中书二省，专供谏职，不得越职言事。谏议大夫赵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

宋代著名谏官也很多，如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禹chēng@②、苏辙等。宋代的谏官也敢谏、善谏，谏疏有时多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神宗时，张舜民做谏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时任伯雨做谏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曾有《灵乌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其谏官生涯的真实写照。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流俗为“给谏”。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 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班人马。康熙初年，撤销巡按御史，雍正开始又将给事中划隶都察院。凡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都许风闻言事。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能以耳目官的资格，尽量陈奏。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上谕：“凡事关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应兴应革，切实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条陈奏，直言无隐。”形式如此，事实上清代谏官等于虚设。

以上历代谏官制度的概述，可以看出，几乎自周及春秋战国以后，各朝于谏官设置均有重视，尤其以唐代谏官机构最为齐全完备。谏官制度是制约皇帝的制度，虽然其制约性极其有限，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而重要的历史现象。

谏官，是专司谏诤之职的，国家设立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讲话，所以谏官是言者无罪的，讲错了也不要紧，所谓谏言不咎，谏官不罪。

这里有两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一件是：唐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白居易初授拾遗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依照惯例，在四月举行的“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中，皇甫shí@③在对策中，抨击时政，语言激切。牛僧儒、李宗闵也力诋宦官和权贵。当时的考官是吏部侍郎杨玉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他们主持正义，不仅录取了这三个人，而且还使他们名列前茅。这就激怒了宦官和旧官僚李吉甫。据《资治通鉴》说：“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上。”宦官和旧官僚一齐合力攻击这次考试。于是宪宗命裴jì@④、白居易等六人复查。复查结果，同意杨玉陵、韦贯之的“策为上策”。可是宦官集团不肯罢休，继续“泣诉，请罪于上”，结果唐宪宗听信谗佞之言，黑白颠倒，罢黜杨玉陵、韦贯之，对参加复查工作的裴jì@④罢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其他参加复查工作的人也都受了处分，而白居易也参加“考复”工作，而且慷慨陈词为杨玉陵、韦贯之、裴jì@④等人辩护，却未受处分。裴jì@④出翰林院时，白居易遂上《论制科人状》说：“臣伏以裴jì@④、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用这些人“则必君子之道长”，退这些人，“则必小人之道行。”“臣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实亦不负神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1](P1230)这是多么激烈的言词！也足见白居易忠于谏官之职守，以致唐宪宗不能容忍。但由于白居易是谏官，而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不宜阻居易言”，所以唐宪宗只能怒而哀叹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1](1560)只能“难奈”而已，不能治罪。但是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即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被盗杀，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耻”。由于他已不是谏官了，唐宪宗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1](P1560)，而贬其为江州司马。二是：范仲淹在不任谏官而拜礼部员外郎以后，奸相吕夷简就曾威胁他说：“汝即非谏职，不得妄议军国大政”。但范仲淹面对奸相，无所畏惧，继续向仁宗皇帝谏诤，最后被仁宗皇帝以“越职言事”，罢知饶州。

白居易和范仲淹的经历充分说明，谏官的职责就是直言以谏。既然是直言以谏，就不能因直言而罪之。相反，如果不任谏职，话说错了或不合朕意，就随时都有被杀头、贬官的危险。谏官谏诤，然后皇帝善择，“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王安石在论《谏官》一文中说：谏官其所以极言以谏，就在于他是谏官，即“盖已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6](P379)因此，言者无罪，也就成为谏官的“特权”。（二）官卑秩微，任选青年

谏官不罪或者言者无罪，这只是一种礼法制度，实际上只是皇帝的一种道德规范。不遵循礼法，就会落得一个诛杀谏臣的罪名，有了这个罪名就是一个昏君。所以，遵守制度的皇帝是不能随意诛杀谏臣的。但要每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去诛杀、贬谪那些“逆鳞”的人又谈何容易？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因此在选用谏官时，往往需要选用那些敢说直话不怕杀头的年轻人，同时官卑秩微。

所谓“官卑”，是指官位不高；“秩微”，是说待遇不厚。谏官，跟随皇帝左右，地位相当重要，白居易谓之“位当星象”。但官阶甚卑，其秩甚微。谏议大夫作为谏官之长，也没有超过四品官的。其它诸如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均没有超过七品的。唐代对谏官是很重视的，但谏议大夫为正五品，而左右拾遗和左右补阙仅为八品之官位，这在九品官位制度中几乎是最末的。

为什么谏官的地位相当重要，而官位却很低呢？关于这一点，王安石曾为之大鸣不平。他在《谏官》一文中说：“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6](P379)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为谏官正名。其实王安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谏官其所以责之三公，命之以士，其秩甚微，官职甚卑，就在于官位低下，说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不会珍惜官位而不敢直言，说错了大不了不干这个差事。但官位一高就不行，为了保其官位，免丢乌纱帽，该说的可能也不说了，该谏的一看皇帝的眼色也不敢谏了。白居易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于“其秩甚卑”很能想得通。他在《初授拾遗献书》中指出：谏官“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1](P1228)这就充分说明了谏官职位不高的原因。

谏官除位卑秩微以外，在选人上一般选年轻人担任。汉时的终军十八岁任谏大夫，刘向二十岁任谏大夫。唐宋时期的谏官，大多是在初进士后，就委以谏官之职，年龄都是在二十几岁左右。如陈子昂二十四岁迁右拾遗，元稹二十七岁为左拾遗。谏官选拔年轻人担任，这一方面同位卑有联系，进士以后，首先从小官做起，被皇帝认为是正直敢言，然后再予以升迁。这里有意思的是古代帝王有时也将能正直敢言作为任官的标准，汉唐举士都设“能言极谏”科，就是例证。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轻人不那么世故，“后生可畏”，初生之犊不怕虎。年轻人火气大，敢想、敢说，临事不怕冒风险，这些也正是作为谏官之职所必需的。在敢谏上，年轻人实属可爱。

（三）谏言不露

谏官之所设，在于纠正皇帝的缺失，谏官的使命就是挑皇帝的错误和毛病，向皇帝进忠告。皇帝设谏官，当然也就有希望他们挑自己错的一面，否则，谏官恐怕也就难以存在。但封建时代的皇帝绝没有让人当众批评的勇气，也没有将缺点错误公开的胆魄和胸怀，因而就出现了一项制度，这就是“谏言不露”、“谏书人莫窥”。谏官言事要“密陈其奏”。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中说，谏官言事要“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密缄于疏，潜吐血诚”。魏征就曾为公开在朝廷上“辱”唐太宗，而险遭杀害。

谏言之不露恐怕有两个原因：

第一，怕影响皇帝的威信。皇帝者，天赐之子，金口玉言，哪会有缺点错误？但历史无情，自然有道，纵然真龙天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不可逆转历史的规律，于是乎欲盖其恶，悄然改正，神不知，鬼不觉，保全了龙颜脸面。但欲盖弥彰，既然连公开承认缺点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又何以能真正纳其谏言而改正呢？

第二，欲毁灭“罪恶”史。封建皇帝一般都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有哪一个君主想将自己的“罪恶”史传之于后世呢？谏言，自然大多是讲皇帝的坏话，如果公开出去，传之于后世，岂不有损于荣耀？司马迁著《史记》，只是记载了一点点汉武帝的坏话，结果到后汉的时候，大臣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7](P23)所以唐代严格规定，“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存在于人民的心目之中。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正史不传，还有野史，“流芳”还是“遗臭”，历史自有公论。

（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按照礼法，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但不遵守制度的皇帝却是大有人在，于是就形成了谏官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然，这种道德的指导思想又是“忠君”，正所谓“忠臣不避重诛”。

这种职业道德的形成最早当然与远古时圣贤者的求谏纳谤分不开。《孝经·谏诤章》：“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子。”《荀子·臣道》篇曰：“君有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说苑·正谏》：“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这就为直言敢谏，以死而诤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桀及商纣时的关龙逄、比干又在行动上开了先河，成为以后谏官及谏臣们学习的榜样。

同时，从封建统治者来讲，也需要这样“披腹心而效愚忠”的忠良之臣，“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9](P238)故汉唐选士设“能言极谏”科，选敢于直言者为谏官。古代圣贤更是做出了榜样，“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从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9](P385)做谏官的也都以尽忠和谏以死诤为荣。《艺文类聚》载：楚庄王时，三年不听朝，并对文武百官下命令说：“寡人恶为人臣谏其君”，“有谏即死无赦”。有数百人因进谏而被杀，苏纵却不怕死，对楚庄王强谏。他说：“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死（惜身怕死）不谏，则非忠臣也。”历史上以死相谏的史例不胜枚举。范仲淹因谏而三次被贬官，诗友梅尧臣曾寄诗《灵乌赋》，希望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但范仲淹却回赠同名的《灵乌赋》，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封建国家的政体构成部分之一能够绵延几千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尧舜禹等古代圣贤的求言纳谏作出了榜样。由于各种舆论影响，古代皇帝不能不以尧、舜、禹的圣明作为皇制的思想目标，这种目标或有真意（如唐太宗），或不得不表面假具（如秦始皇言自己德超三皇、功盖五帝），但不管怎样，不能不以尧舜先王为先驱。第二，沿袭谏官例制。历代帝王无不想留得从言纳谏的美名，因而谏官例制不敢轻易取消。第三，谏官对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以及皇权的巩固，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同当时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古代圣贤早知谏的重要并且躬行于实践，尧舜“设谏鼓、立谤木”，以为“治世之音”就是例证。“谏鼓”之设，“谤木”之置，可以说是古代氏族社会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实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当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后，君主专制取代了民主，但统治阶段为了统治的需要以及古代效法先王的思想，使得谏诤理论得以发展，谏诤现象得以存在和绵延。

春秋战国时期，言谏之事被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上来认识。《新序·杂事》载：晋平公问叔向：“国家之患孰为大？”叔向作为晋国的大夫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叔向认为，大臣不极谏，是国家最大的灾难。

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古代一些帝王，客观上也就需要别人的进谏，忠臣的规劝，所谓“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天子之目不能自明”，“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

另外从思想理论来看，“以多物，务和同”的和谐理论观念，不能不说是一种影响。《国语·郑语》中有《史伯论兴衰》篇。史伯是周的太史，他认为将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平衡，这叫做和谐。和谐能使事物丰盛起来，成长起来，而产生出新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在相同的东西之上，再添加相同的东西，即加到不可再加的时候，就会被抛弃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钢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10](P147)这里讲到，先王任用大臣，选取敢提不同意见的谏臣，其目的在于求取“和谐”，协调矛盾。这种“和谐”观，很有一些辩证的道理。

从这种“和谐”观念出发，于是谓谏为忠。做臣子的不能不忠，而忠的体现是谏，谏和忠形成了辩证的统一。《晏子春秋》中，记载有晏子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晏婴认为，君臣之间的和谐绝不是同一，绝不是唯君是从，而是相反，“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晏婴是齐景公的谏臣，“忠”和“谏”在他那里达到了统一。由于晏子的才干和能言善谏，而得齐国三代国君重用，于是大夫梁丘据不解地问：“晏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从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说：“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11](P366)这里的一心，就是“忠”，忠与谏的和谐统一，应该说是构成谏官制度及其得以延伸的重要思想基础。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谏官：魏征魏征（580－643） 字玄成，原为唐高宗李渊太子李建成部下，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喜他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好犯颜直谏，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深为太宗器重，迁为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任秘书监，参预朝政，贞观十年（635年），为侍中，能识大体，以常情处事。受诏监修梁、陈、齐、周、隋史，又总编《群书治要》，书成，进官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魏征死后，唐太宗思念不忆，叹息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可见，魏征虽然以敢于“犯颜直谏”而著称，却很长时间里不是宰相或副宰相。“谏议大夫”是谏官，品级只是正四品下；后来升为“尚书左丞”也只是正四品上，只升了半级；这时他都不算“参预朝政”。到贞观三年（629年），任秘书监（从三品，又升了半级。掌管图书档案）才“参预朝政”。直到贞观十年（635年），为侍中（正二品），才算是真正的宰相。唐太宗虽很看重魏征，但由于魏征毕竟是建成的部下，很长时间里，品级并不高。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他尽管职位不太高，仍然敢于“犯颜直谏”，后来更是积极“参与朝政”，真正尽了宰相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