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137年-192年7月4日），中国东汉末年大臣。字子师，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同郡的郭泰看到王允后觉得他很奇特，说：“王生进步一日千里，是王佐之才。”便与之结为好友。

王允十九岁时被推举为郡吏。当时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贪横跋扈，是晋阳县百姓的大患。王允下令将赵津逮捕处死。赵津的兄弟谄媚宦官，借以诬诉，汉桓帝震怒，郡太守因此受征入京，下狱而死。王允把太守的遗体送回平原，整整三年，然后回家，再次出仕。

与王允同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人，少时既无名声，也无德行，太守王球却召他为吏，王允毫不客气地与王球争辩，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拿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驰马传令，辟王允为别驾从事。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另一说，王允担任郡主簿时，太守刘伟受赵津指使，召中都路拂为五官掾。王允认为路拂性格狡猾不良，于是多次将刘伟下的命令封还，结果挨了数十鞭杖，王允始终不肯屈饶。路拂因此被废弃，而王允名声震动远近。路拂家财万贯，有宾客数百人，他非常怨恨王允，经常想害王允。王允身边不过几个人，但每次与路拂相遇，王允都坐在车中，按剑斥责路拂，路拂不敢当。

王允少时好大节，有志为国建功立业，经常诵读经传，在早晚时练习驰马射箭。后来，王允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中央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中平元年（184年），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政府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王允征辟荀爽、孔融等名士担任从事，并上书请求解除党禁。在讨伐黄巾过程中，王允率兵大破黄巾军的别帅，之后，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便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指责张让，张让叩头谢罪，但始终没有被治罪。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怨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朝廷下诏将王允逮捕下狱治罪。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没过多久，王允又受征入朝，被捕治罪。

司徒杨赐素知王允的为人和品性，知道张让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为了替王允开罪，让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杨赐派手下人劝告王允说：“您因为张让的事，一月（一作一百多日）之间再次征召，凶祸不可估量，您应当深思熟虑。”王允手下有的从事好气决勇，他们流着眼泪奉药与王允。王允厉声说：“我为人臣，皇上赐罪于我，我应当服极刑以谢天下，岂能饮药求死呢？”说完，便把酒泼倒在地上，起身走入囚车。王允到了廷尉那里，左右的人都催促处理其事，朝臣没有不叹息的。

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向皇帝上书，说：“人君内视反听，则忠臣就竭诚以事；宽待贤者，夸耀他的才能，义士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孝文皇帝采纳了冯唐的意见，晋悼公原宥了魏绛的罪过。王允是按特选任用的。他诛除叛逆，抚慰归顺，不到一个月，豫州境内扫清。正要列举他的功勋，报请朝廷加爵赏赐，却因奉事不当，应处极刑。责斥轻，处罚重，有失众望。臣等位在宰相，不敢默不作声。臣等实在认为王允应该蒙三槐之听讼，以明忠贞之心。”于是，王允被判为减死罪一等。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唯独王允不在赦免之列。三公要员继续上书替王允主持公道。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释放。当时，朝中宦官当权，张让阉党凭借权势横行霸道，偶有小怨小忿，都会被他们害死。王允担心会遭宦官迫害，只得改名换姓，离开都城洛阳，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欲图诛杀宦官，于是召王允前来一同商量，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又转任河南尹。

何进被杀后，袁术等人立即领兵入宫，讨伐张让。张让、段珪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立即派遣河南中部掾闵贡带着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事后，闵贡又奉迎少帝回宫。

永汉元年（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

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把重要的兰台、石室图书秘纬收集起来带到关中。到了长安，都分类条上。又收集汉朝旧事，应当施用的都一一奏上。经籍得以保全，王允有很大的功劳。当时董卓还在洛阳，朝政大小，都托王允处理，王允惟命是从，董卓也信任王允，不生丝毫疑心。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当时天子、朝臣及内外，没有人不依靠王允的。

盖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盖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回答说：“只有盖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盖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盖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泰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护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并且让他们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做准备。董卓心中怀疑，于是把他们留住。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引士孙瑞为仆射，杨瓒为尚书。

初平二年（191年）十二月，董卓为跟随献帝入关的人封侯赐爵，王允被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本来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保持谦逊俭朴，也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天子裂土封爵，是为酬赏有功之臣。您与董太师并位一同受封，而独自坚守高节，这岂是韬光养晦、不露锋芒的方法呢？在下实在认为不妥。”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封二千户。

初平三年（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认为，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当时董卓的心腹吕布与王允同是并州人，王允在之前就厚待接纳吕布。董卓曾因少许失意，直接用手戟扔向吕布；吕布又与董卓的侍婢私通，担心事情被董卓知晓，心不自安。于是，吕布主动去拜访王允，陈述董卓差点杀了自己的事，王允借机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对王允说：“奈何我与他是父子！”王允说：“你姓吕，与他本来就没有骨肉亲情，如今你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来不及，还说什么父子！董卓向你投掷手戟的时候，他对你还有父子之情吗？”吕布被王允说服，于是决定助他诛杀董卓。

这年四月二十三日辛巳，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王允决定趁此机会行动，令士孙瑞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怀着诏书，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吕布所杀，董卓的主簿田景等三人扑向董卓尸体，也被吕布斩杀，在场的其余人再也不敢动了。王允又遣皇甫嵩攻打郿坞，诛杀董卓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在座上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杀害主上的残臣，为天地所不佑，人神所共疾。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成为一代大典；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佞臣拿着笔在幼主的身边，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公这种做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当时多数名士都为蔡邕说话，王允这才后悔，打算停手，但蔡邕已经死在了狱中。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吕布也多次相劝，可继而王允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之上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吕布又想把董卓的财物赏赐公卿、将校，王允又不准。王允平日看不起吕布，以剑客对待他。吕布也认为自己有功劳，自吹自擂，既不得意，渐渐与王允不和了。

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选择解兵，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可以任命皇甫嵩（字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陕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身在关中的凉州兵将领全都拥兵自守，并且互相传告：“丁彦思、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把他们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今天夺了兵权，明天我们也要变成鱼肉了。”

当初，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屯在陕县，又令手下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率领步骑数万出兵关东，击破朱儁。李傕等人在得知董卓被杀后，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数百名并州人全部处死。等他们回到陕县后，发现牛辅已死，决定散伙，于是先派人前往长安请求大赦。王允认为诛杀董卓后已经大赦过了，这一年内不能再赦，因此不许。陕县诸将恐慌，武威人贾诩建议反攻长安，李傕深以为然，又对诸将说道：“朝廷不肯赦免，我们当被处死，那还不如与他们拼死一战。如果攻打长安，事成则可以得到天下；不成，则抢夺三辅的妇女财物，西行陇上，回到故乡作贼，起码还能多活几年。”诸将赞同李傕的方案，于是共结盟，率领数千兵马，西攻长安。

王允听说李傕起兵后，令凉州大人胡轸、杨整修前往东边劝解，两人表面前去，实际却召兵而回。王允又派董卓旧部将领徐荣与胡轸在新丰迎击李傕、郭汜。结果徐荣战死，胡轸率众投降。李傕沿途收集部队，到达长安时已有十多万人，又与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等人会合，一同攻打长安，围城八日。

六月一日，吕布军中的蜀兵反叛，引李傕军入城，汉军崩溃，吕布战败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汉献帝逃到宣平城楼。

王允问李傕等人：“臣子不能作威作福，你们却纵兵胡为，是想要干什么？”李傕回答：“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被吕布杀害。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作逆。等事情结束后，我们自会前往廷尉处受罚。”（一说是汉献帝问李傕，另一说王允问后李傕并未回复）于是大赦天下，拜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皆为中郎将。李傕等人围住门楼，共表请王允出来，又问：“太师何罪？”王允无奈，只得下楼。

起先，王允提拔同郡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当时三辅地区兵多粮广，李傕等想杀掉王允，害怕二郡为患。于是先征召宋翼、王宏。等二人都到长安后，李傕于是逮捕王允及宋翼、王宏，把他们都处以极刑。王允时年五十六岁，他的长子侍中王盖、次子王景、王定及宗族十余人都被杀害，只有兄子王晨、王凌翻墙逃脱，回到乡里。

王允死后，汉献帝激愤痛哭，百姓情绪低落。王允的尸体被陈于市头，没有人敢靠近。王允的故吏平陵令赵戬主动弃官，为王允收尸下葬。

迁都许县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奉旨祭悼，赐予东园秘器，送回原郡。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王允的最大功绩是铲除董卓，平定董卓之乱。董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天下人们的极度痛恨，铲除董卓，不仅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谋杀董卓一名国奸臣，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后来，王允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王允有力焉”。

郭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何进、袁隗、杨赐：“夫内视反听，则忠臣谒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

马日磾：“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士孙瑞：故司徒王允、故司隶黄琬并有功於国。

华峤：“夫士以正立，以谋济，以义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权，伺其间而弊其罪。当此之时，天下之难解矣，本之皆主于忠义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不义，伺间不为狙诈，是以谋济义成，而归于正也。”

范晔：①“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当此之时，天下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其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②“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

裴松之：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

吕祖谦：“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

陈普：“事成一让一矜功，一吉分明对一凶。青琐门前招不去，相期犹不负林宗。”

罗贯中：“王允运机筹，奸臣董卓休。心怀家国恨，眉锁庙堂忧。英气连霄汉，忠诚贯斗牛。至今魂与魄，犹绕凤凰楼。”

宋贤：“屈膝家妓为汉君，宣平楼下毁奸臣。可怜定国安邦志，血污锋芒哭万民。”

王夫之：“王允非定乱之人也，马日磾、赵岐，则手授天下于羣雄者也，汉之终亡，终于此也。”

钟敬伯：“王司徒身为社稷计，生除国贼，死纤国难，忠义激烈，可谓生为汉臣，死为汉鬼者矣。”

李光地：“自古守节秉义，而才不足以济者，岂少乎，汉李固、王允，晋周顗、王导之徒是也。”

钱大昭：“自王允有一岁不可再赦之议，且欲尽诛凉州人，于是李傕等遂蚁聚蜂屯，至于败坏不可收拾。卒之允既诛死，汉遂以亡。故吾谓汉室之亡，不亡于贾诩，而亡于王允之一言也。允虽有诛卓之功，实为汉室之一大罪人矣。”

王允为尚书令时，上奏汉献帝：“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朝廷实行，能消除灾邪，有益于圣体。”献帝下诏：“朕听说王者应该修德，却未曾闻孔子制《孝经》，凭此能驱除灾邪。”王允固请：“王立学识深厚，这是圣人的秘密神奥，实行也没有损失。”献帝这才同意。常在吉日，王允与王立入宫，为献帝讲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席，画九宫其上，随日时出入。王允遇害后，王立便不再入宫讲诵。

《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后汉孝献皇帝纪卷第二十七》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王允是汉朝的忠臣。董卓弄权时，王允将七宝刀借给曹操，助他行刺董卓。小说中，王允有一义女，名叫貂蝉。王允为诛杀董卓，无奈用貂蝉离间吕布、董卓二人，导致吕布最终刺杀了董卓。这也成为三十六计中美人计和连环计的典型案例。董卓死后，王允不肯赦免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将，四将便率兵反攻长安。王允拒绝离去，并请吕布劝说关东诸将效忠国家，最终为李傕、郭汜所害，跳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