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重贵（914年－974年），太原府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晋高祖石敬瑭的养子，后晋末代皇帝（942年－946年）。

石重贵于后唐天祐十一年（914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太原汾阳里。本为后晋高祖石敬瑭的侄儿，其生父石敬儒曾经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骑将，早逝。石敬瑭爱重石重贵，遂将他收为己子。石重贵少时谨言慎行，质朴纯厚，深得石敬瑭喜爱，到各地镇守都让他跟随前行，曾把诸多事情委托给他办理，但石重贵生性爱好驰马射箭，颇有沙陀祖辈之风。

后唐清泰二年（936年）五月，石敬瑭在晋阳举兵叛唐，后唐大军围攻太原。石重贵或出谋划策，或冒矢拒敌，石敬瑭愈发看重这个义子。七月，石敬瑭以向契丹国主称子和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向契丹求援。九月，契丹国主发兵五万大败围城的后唐军队。石敬瑭离太原赴洛阳夺取帝位，临行前在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推荐下，选择石重贵留守太原，授以北京留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其后，石重贵官衔不少，但政绩平平，“未著人望”。

天福二年（937年）九月，石重贵被征召回朝廷，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右金吾卫上将军。

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任开封尹，加封检校太傅，封为郑王，增加食邑三千户。不久后又加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天福六年（941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有反意，八月，石敬瑭借巡幸邺都准备讨伐事宜，离开东京（今开封）前任命石重贵为东京留守，改任广晋尹，进封齐王，并留下十数通空名宣敕给石重贵，以备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十一月，安从进叛乱进攻邓州，石重贵立刻派遣张从恩、焦继勋等大将出京讨伐，次年，成功平定安从进之乱。

石敬瑭生有六子，五子早亡，仅剩幼子石重睿一人。石敬瑭病重之时，曾在宰臣冯道独自奏对时，命近侍将石重睿抱起放到冯道的怀里，希望冯道能在自己死后，扶立幼子为帝。

石重贵即位前，后晋的形势并不乐观。契丹凭扶立石敬瑭之功，挟制中原，频频插手后晋内政，契丹朝内卢龙节度使赵延寿等人多次劝说耶律德光攻打后晋；后晋的南面有吴越、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南唐和后蜀和契丹关系密切，而北面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中原大地暴露于契丹人的马蹄之下；后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加之连年的旱、蝗、涝、饥，饿殍遍野，藩镇主帅肆意盘剥民脂民膏，境内民怨沸腾。后晋的政权内外交困，危机四伏。

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十三日，石敬瑭于邺都保昌殿病逝。冯道与当时掌握禁军实权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拥立二十八岁的石重贵为帝。石重贵当日于石敬瑭柩前即皇帝位。随后，石重贵迎娶叔嫂冯夫人。

石敬瑭时期的后晋与契丹保持着“君臣—父子”式的藩属外交关系，同时每年向契丹缴纳30万帛的岁贡。石重贵即位之初，众大臣基于两国实力，劝其保持隐忍，继续上书“称臣称孙”，避免两国交战。只有权臣景延广力主向契丹国主“只称孙不称臣”，石重贵最终采纳景延广去臣称孙的方案。

天福七年（942年）六月二十七日，派遣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右金吾大将军梁言出使契丹，并上书称孙，不称臣。

同年七月，石重贵大赦天下，除放蝗灾州县的租税，同时对各藩镇郡守加官赐爵，厚赏近臣。冯道多次上书请求恢复枢密使一职，石重贵都没有允许。八月，契丹多次遣使慰问、致祭石敬瑭、以及交涉两国藩属关系。同月，朝廷收复襄州，安从进于城内自焚。朝内为安抚人心，下旨消减襄州赋税，赦免从逆。九月，安抚赏赐吴越国王钱佐、闽王福建节度使王延羲。对之前叛乱的襄州消除治州，降为防御州，直属京师，打压山南道藩镇实力。期间后晋和契丹仍保持一定频率的外交往来。契丹对于石重贵脱辽自治的政治转向非常不满，遣使问责，石重贵则放任景延广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景延广傲慢无礼地对契丹使臣说：“先帝（石敬瑭）是你们北朝（契丹）册立的，但现在的皇帝是中原人拥立的，称孙做邻国就可以了，没有称臣之理。如果契丹翁皇帝不满意，可以派兵来攻打。我们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不要最后打仗的结果是爷爷打不赢孙子，让天下人笑话！”此外景延广还游说石重贵囚禁契丹回图使，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财物。

天福八年（943年）年初，石重贵已听闻契丹有南下入侵后晋的势头，石重贵于当年二月从邺都返回东京。

主词条：契丹灭后晋之战

石重贵称孙不称臣的一系列激进外交策略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耶律德光认为后晋有脱辽自立、强大难制的发展趋势，加之其进取中原的野心，两国野心家的鼓动，两国开战已成必然，而青州节度使杨光远的谋叛与通敌成为两国大战的直接导火索。

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单州刺史杨承祚夜开城门逃往其父杨光远治所青州。后晋朝廷接到信报后，立刻派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领兵到郓州布防，以备契丹入侵和青州叛乱。十二月，杨光远有谋叛之象更加明显，朝廷再派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增兵郓州，并遣官员巡检黄河南岸至黄河入海口一带。郓州作为位于东京东北的水陆要冲，是防御青州之敌的军事重镇，晋军增援此地，是为保都城无虞；而加强黄河下游巡检，则是为切断杨光远与契丹的联系。石重贵诏令河北道和河南道的多位节度使、大将进京筹划与契丹作战事宜。

契丹与后晋第一次大战

主词条：戚城之战

十二月二十三日，杨光远勾连契丹反叛，派兵攻打淄州，抓获刺史翟进宗后固守青州。契丹大军以骑兵为主，采取“东西两路并进，协同作战”的灵活进攻方案。西路为偏师，作为牵制作用；东路为主攻方向，以渡过黄河，攻取东京为战略目标。东路又分为两线，西线围绕戚城—澶州争夺，东线则围绕对于郓州的争夺。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初二日，契丹东路军前锋赵延寿、赵延昭率领骑兵五万入境，兵锋已达甘陵，在后晋内奸贝州城守将邵珂的帮助下，一举拿下后晋的粮草重地、水路要冲贝州，然后驻扎于黄河北岸之南乐。

西路契丹军队由安端率领，自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西北）南下，围攻忻、代二州，以牵制后晋河东力量。正月二十一日，石重贵任命北京（今太原）留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率领恒州节度使杜重威和定州节度使马全节及其本部30万兵马对抗契丹西路偏师。二十八日，刘知远等人与敌军在秀谷爆发激战，后晋军杀敌三千，活捉五百，捕获敌将十七人，契丹西路大军溃散。

东路大军由耶律德光亲自率领，进犯沧州、恒州、邢州。早在贝州陷落消息传回朝廷时，石重贵就遣使去向耶律德光求和，但因两国开战，使者无功而返。朝廷随后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符彦卿、皇甫遇分别为马军左、右厢排阵使，王周、潘环分别为步军左、右厢排阵使澶渊黄河一线御敌。石重贵随后留下李周为东京留守，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伴驾北上亲征。由于契丹多次进犯黎阳，石重贵先派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率领三千精锐骑兵抵御契丹骑兵。耶律德光任命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围攻邺都，自己率三四万铁骑人在元城设立中军大帐。石重贵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前军都虞候，自己率军驻扎在澶州，准备抵御契丹军正面进攻。石重贵再次派使给耶律德光去信，请求重修旧好。耶律德光回信说：“两国开战已成定局，不可改变。”

二月初，后晋派兵驻守黄河沿线要津麻家口（今山东鄄城东北）、杨刘镇（今山东东阿东北杨刘镇）、马家渡（今山东聊城东）、河阳。耶律德光决定充分利用骑兵机动优势，分兵两路，亲率领主力直接南下，自澶州一带强行渡河，直取东京；命从弟麻答向东进攻，渡过黄河后与杨光远合兵，再转向西南，奔袭东京。

麻答率军围攻博州，刺史周儒献城投降，与杨光远一起领契丹大军在马家渡渡河。而晋军主力此时集中于西线的澶州一带，郓州兵力有限，当时镇守郓州附近汶阳的郭谨收到契丹渡河的消息后，只能派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率领几百骑兵奔赴马家渡截拦，反被伏兵击溃。契丹军在周儒的帮助下，已有小股军队抢先于马家口渡河，“营于东岸，攻郓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郓州是黄河防线被突破后，晋都东北唯一可据河防守的城池。身处澶州的石重贵只能分兵救援东线，“遣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使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沿黄河水陆并进，力图趁契丹军在黄河东岸立足未稳时进行阻截。

由于西线后晋军队的分兵，御营使景延广又要求西线的后晋军队，各守本部，不能互援。西线辽军抓住机会，进行第二波进攻，“围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戚城（今濮阳县西北）”，石重贵亲自率军救援戚城，迫使契丹解围而去。西线晋军在戚城击退敌军后，支援东线的李守贞等也于马家口大败契丹，摧毁了渡河部队所筑的营垒，契丹军队损失惨重。契丹进行渡河作战时，杨光远也派兵西进，企图与契丹东路军会师，但亦受阻于郓州。而在契丹西南面的吐蕃首领李彝殷也出兵四万，从麟州北上侵袭契丹，骚扰契丹后方。经过两个月的交锋，契丹东西两线进攻皆受阻，遂集中兵力于西线，准备与晋军决战于澶州城下。

耶律德光先假意从元城撤退，实则埋伏于古顿丘城（今河南清丰县北二十里），准备等杜重威率领的恒、定两州兵马与后晋东路军合兵时，以骑兵优势在旷野之地一举歼灭后晋所有主力。然而因为连日大雨，后晋军队守城不出。契丹军队反而人困马乏，耶律德光采纳赵延寿的建议决定主动出击，夺取澶州德胜渡的浮桥后抢渡黄河。三月初一日，耶律德光率军十万横陈于澶州城北。石重贵率军出战，两军交战一整日，互有胜负，死伤惨重。黄昏后，契丹军先退去，随后契丹兵分两路，一路烧杀抢掠北撤归国，第一次契丹南侵以失败告终。

契丹撤退后，石重贵于四月安排完对契丹防御和封赏众人后，返回东京。五月，令李守贞率步骑二万讨伐青州杨光远，张从恩等进攻贝州赵延昭，赵延昭放火烧城，劫掠一番后弃城逃回契丹。八月，契丹频有兵马寇边，石重贵命刘知远、杜重威等十五将抵御契丹。九月，代州刺史白文珂于七里烽大破契丹，斩首千余级，生擒将校七十余人。十二月，克复青州，杨光远等投降。

契丹与后晋第二次大战

主词条：榆林店之战、白团卫村之战

开运元年（944年）闰十二月，契丹耶律德光与赵延寿领全军南下寇边，围恒州，分兵攻陷鼓城、藁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栾城、柏乡等县，前锋至邢州，河北诸州告急。

石重贵因病未能亲征，诏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师屯邢州，赵在礼屯邺都。耶律德光大军屯于元氏，契丹军队较首次入侵，兵力更胜，石重贵命张从恩率军稍退，以避其锋芒。然而后晋军队畏敌如虎，这一后退避敌的命令致使后晋军队向南大溃逃，一直逃到相州都无法恢复军队的正常建制。

开运二年（945年）正月，朝廷命上次溃逃的各将重新领兵回去镇守邢州、邺都，并命右神武统军张彦泽驻兵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领兵驻守胡梁渡。随后契丹军队进逼邢州，石重贵命义成节度使皇甫遇领滑州兵与邺都守军共同进军御敌。契丹军发挥骑兵机动优势，分兵杀掠邢、洺、磁三州，游兵入邺都境内。

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将全军数万人列阵于相州安阳水（即洹水）南岸，遣皇甫遇与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去侦查契丹大军的动向。两人在邺县（今河南临漳县）漳水附近遭遇遇数万契丹军，两人且战且退到榆林店（今河南临漳县西南四十里），又遭遇契丹大军前来。两人无奈只能布阵死战，从早杀到黄昏，双方死伤都很惨重。相州大军见天黑都不见侦查部队回来，后来又遇到报信的人说两将被被契丹数万大军围困，安审琦立即率领骑兵渡河前去解围。契丹军望见烟尘，以为是后晋全军到来，惊恐万分，立刻退军了。皇甫遇等人获救，重回相州。

当时，耶律德光在邯郸，接到报告后，以为后晋倾国之军杀到，立刻北逃至鼓城。当晚，张从恩等主将考虑到相州兵少且城中粮食不能支撑一个月，无法据城坚守，故留下五百步卒据守安阳桥，其他军队移师黎阳。相州知州符彦伦在张从恩等走后，立即将五百兵卒召回城内，筑城防守。第二天黎明，契丹数万骑兵已至安阳水北岸。符彦伦命人在城上虚张声势迷惑契丹人。上午，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围城，朝廷派张彦泽引兵去救，契丹大军得知后，佯攻相州不得后就撤退了。

石重贵此时病稍愈，加之马全节等人奏报说“契丹军队人数不多，兵力分散，朝廷应发兵一举拿下幽州”，石重贵征兵诸道，于正月二十五日下诏亲征，三天后，从东京启程北上亲征。

二月，石重贵自滑州至澶州，命安审琦屯邺都，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与依次北上的马全节等诸军汇合。契丹军队自恒州北上路过祁州，攻下祁州。

三月，后晋为保证澶州和邺都之间的交通线，于故澶州城筑德清军城。初九日，杜重威等诸军会于定州，十四日对契丹发动全面攻击，一度收复泰州、满城、遂城。然而杜重威听到传言耶律德光率军八万馀骑至虎北口（古北口），遂撤军至泰州，准备观契丹军势再做打算，契丹军先锋接踵而至，后晋军再退至阳城，与契丹大军决战，契丹军小败，从白沟暂退。后晋军继续南撤，契丹骑兵再次赶上，后晋军只能维持御敌战阵撤退，移动速度很慢，一日只南行十里。

同月二十七日，后晋军退至白团卫村，设立鹿角行营，暂做休息。耶律德光指挥契丹骑兵将这里重重包围，并切断了后晋军队的粮道。后晋军队非常缺水，当晚又刮大风，契丹精骑铁鹞子四面尽出，下马与后晋军队短兵相接，并放火骚扰后晋军队。后晋大将李守贞、张彦泽、药元福、符彦卿、皇甫遇等人均认为坚守不可取，故借风沙之势，数万步骑齐出，攻其不备。风沙掩护下，契丹大军不知后晋军队人数多少，指挥混乱，遂败北，耶律德光仓皇间放弃车驾，乘骆驼北逃至幽州。后晋军队主帅杜重威制止诸将追击请求，率军返回定州。

四月，石重贵自澶州返回东京，契丹虽败退，但仍有小股部队出没于河北中部一带。即使是数十人的契丹骑兵入境，时任顺国节度使（治所在恒州）的杜重威都只是婴城自守，不敢出兵，以致属城都被契丹劫掠一空。杜重威畏惧契丹军队，多次上表要求回京，石重贵不许。杜重威直接擅离藩镇入京，桑维翰请求石重贵不要让杜重威出镇雄藩，石重贵却以杜重威是外戚，没有异心，没有答应。

六月，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澶州。石重贵接受桑维翰“主和称臣”的主张，遣使张晖向契丹求和，契丹扣押后晋使者，要求后晋派景延广、桑维翰重臣前去奉表称臣，并且割让镇、定两州。石重贵等人认为契丹语气无礼，没有和谈的诚意，不再派遣使者去议和了。

契丹与后晋第三次大战

主词条：中渡桥之战

自阳城之战胜利后，石重贵“谓天下无虞”，骄奢淫逸，兴建宫室，厚赐优伶，宠信冯玉，不纳忠言。

开运二年（945年）八月，冯玉出任枢密使、户部尚书、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把持朝政，朝纲败坏。九月，石重贵任命景延广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置威信军于曹州，以加强河南的守备，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戍恒州。十月，置镇安军于陈州。十二月，主和派的桑维翰再次受到排挤，后晋朝廷主战派占上风。

开运三年（946年）五月，后晋与契丹的边境地区灵州的新任主官王令温对待羌、胡等边境少数民族非常严苛，拓跋彦超、石存、也厮褒率领其族人，反投契丹，攻打灵州，斩杀后晋大将。定州西北狼山的方简、行友曾将乡里的豪杰组成民兵，抗击契丹，甚至深入契丹境内杀掠。但后晋朝廷没有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方简等人也举寨投降契丹，并且借道给契丹入侵河北。河北道此时也爆发饥荒，兖州、郓州、沧州、贝州之间，盗贼峰起。八月，吐谷浑酋长白承福的下属白可久不堪刘知远的峻法，投奔契丹，刘知远遂诬陷白承福等五族谋反，斩杀其族。

同年秋，后晋朝廷被契丹大将赵延寿、刘延祚等人假意投诚所欺，石重贵信以为真，准备出兵北上接应，一举收复幽燕地区。十月，石重贵颁诏北伐契丹，声称要“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并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都监、率领安审琦、符彦卿、皇甫遇等人自邺都北征。为增强进攻能力和对姑父杜重威的盲目信任，石重贵将京内禁军主力亦配属给杜重威军。

十一月，30万后晋北伐大军到达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城下，瀛洲城门大开，主帅杜重威担心有埋伏，没有进城。后听说契丹守将高谟翰带兵逃离，杜重威命梁汉璋率两千骑兵追击，梁汉璋于南阳务遇契丹大军全军覆没。杜重威闻之立刻收兵南下。

此时，耶律德光乘晋军南退之势，自易州、定州奔袭恒州。杜重威刚刚退至武强（今属河北），就听说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杜重威不仅不思北上抵御，更是想取道冀、贝两州向南尽快退兵回京。当时张彦泽军驻屯恒州，闻杜重威退至武强，急率一部骑兵与杜重威会合，告知契丹可破，劝其北返。杜重威这才折而向西，并以张彦泽为先锋，进军恒州。杜重威与契丹军争夺滹沱河上的中度桥失利后，遂与契丹隔河对峙，契丹军队本担心杜重围急渡滹沱河，与恒州夹击自己，但杜重威性格懦弱，仅是扎营固守，契丹军队就没有撤退继续与后晋军队对峙。耶律德光派萧翰率领百骑和少量步卒从西山绕到杜重威兵营后方，切断后晋粮道和撤退后路，占领栾城（今河北栾城西），此举导致杜重威军中人心惶惶。

十二月初三日，朝廷才得知杜重威驻军于中度桥，石重贵派符彦卿驻军澶州，后又派高行周増兵澶州，景延广守河阳，增强黄河一带的防守。初八日，契丹派兵包围杜重威的大军营帐，杜重威军中粮食即将吃完，耶律德光以立杜重威为皇相诱惑。初十日，杜重威与李守贞接受耶律德光的招降，率二十多万大军投降契丹。杜重威又到恒州城下招降顺国节度使王周，王周出城投降。耶律德光知晋国后方空虚，遂率军南下，连破代州、易州，沿途未遇有力抵抗，后晋大将多望风而降。降将张彦泽接受契丹命令率先锋骑兵二千人，“自封丘门斩关而入”，引导契丹大军攻破东京。

十二月十六日，石重贵才得知杜重威、李守贞等人已率军向契丹投降，当晚就侦知张彦泽已到滑州，石重贵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入宫计议，正打算诏令河东刘知远率兵勤王。当夜五更初，张彦泽已领着契丹骑兵进入京城，第二天早上，张彦泽驻兵在明德门外，京中大乱，宫中也接连起火，石重贵持剑驱赶后妃以下十多人准备效仿李从珂投火自焚，却被亲兵校尉薛超抱往，自杀未遂。不一会契丹国主给皇太后的信自宽仁门递进宫内，契丹国主在信中对后晋皇室多加抚慰，并要求召见桑维翰、景延广两臣，石重贵这才作罢，下令扑火，大开宫门以降，并召翰林学士范质为自己和皇太后草拟降表。

当月十八日，张彦泽将石重贵与李太后及各宫中家属迁往开封府，催促甚急，不允许他们带走内库的财资，并派控鹤指挥使李荣领兵监守，隔绝石重贵和外面大臣的通信，石重贵和李太后给契丹国主的表章，都要先给张彦泽看后，才能发出。十八日晚，开封府尹桑维翰、宣徽使孟承诲都惨遭杀害。

石重贵得知耶律德光马上要到东京，上表请求和太后一起出城迎接。耶律德光以“岂有两个天子道路相见”为由拒绝。十九日，皇子石延煦、石延宝请降而归，带回耶律德光的手书，耶律德光派从弟麻答对石重贵说：“孙子别担心，一定给你留个能吃饭的地方。”石重贵心下稍安，再次上表称谢。

次年（947年）正月初一，契丹国主驻扎在东京城北，文武百官在封禅寺中遥辞石重贵，到北郊去迎接耶律德光，石重贵全族从封丘门出，到东京城郊求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拒绝相见，并让石重贵等人在封禅寺等待。初五日，耶律德光下制降石重贵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为负义侯，流放到渤海国故地——黄龙府。

同月初七日，耶律德光将石重贵一家迁往封禅寺，并派契丹将军崔廷勋率兵看守。时值寒冬，石重贵一家在封禅寺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上。寺内众僧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为由，拒绝供给饭食，石重贵暗自贿赂看守后，才勉强能得到一点点吃的。十七日，石重贵与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冯氏、皇弟石重睿、皇子石延煦、石延宝以及少数宫人一起向北迁徙。后晋宰臣赵莹、枢密使冯玉、侍卫马军总指挥使李彦韬跟随石重贵前往契丹，契丹派三百骑兵护送他们北去。

石重贵北行所过后晋州郡，都被严令不许拜见或供给食宿。在后晋境内，石重贵一行曾有一天连饭也吃不上，只得杀畜而食。石重贵经过滹沱河上的中度桥时，看到杜重威营寨的遗迹，对左右侍从说：“我家哪里亏待了杜重威，却被这奸贼所害的国破家亡！”言罢号哭悲痛着离去。

石重贵一行除了在幽州停歇十来天，幽州百姓都感叹同情石重贵一家的遭遇。幽州州将奉耶律德光的命令，在州府官署犒劳了石重贵一行。其后石重贵等人从范阳，经过蓟州、平州，到达榆关沙漠之地，全无供给，在路边扎营而宿，一路缺少食物，宫女、从官只好采野果野菜来充饥。又走了七八天到达锦州，契丹兵士胁迫石重贵与皇后妃嫔前去拜谒耶律阿保机的遗像，石重贵受不了屈辱，哭着说：“薛超误我。不让我自杀，以致今天受辱。”又走了几十里，渡过辽水，这才到达黄龙府。没多久，契丹国母召少帝一行前往怀密州，怀密州在黄龙府西北一千多里以外。石重贵只得重新上路。幸逢辽朝内部发生了帝位之争，耶律德光病逝，他的侄子永康王耶律阮成为辽朝新皇帝，石重贵派使者奉表给耶律阮，祝贺他获胜。此后石重贵一行稍得食物供应。

辽天禄元年（948年）四月，耶律阮至辽阳，石重贵着白衣纱帽拜之。耶律阮请他换上常服，并和他一起饮宴。在离开辽阳前，耶律阮带走了石重贵身边大量的侍从和皇子石延煦，并命他随行去陉地避暑。石重贵有一幼女，耶律阮之妻兄绰诺锡里求之，石重贵以其年幼谢绝，但将自己身边的乐队送给他。没几日，耶律阮就遣人夺走小公主，送给绰诺锡里。

天禄二年（949年），石重贵一家被允在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居住。行至中途，石重贵生母安妃病死。到建州后，得土地50余顷，石重贵令一行人建造房屋，分田耕种。同年，耶律德光之子寿安王耶律璟又强娶石重贵宠姬赵氏、聂氏而去。石重贵悲愤不已，但也无奈。

保宁六年（974年）六月十八日，石重贵于安晋城去世。

石重贵即位之初，面临着后晋得国不正与自身得位不正的双重困境。前者是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献土、称子称臣而产生的政治遗产，后者则源于石重贵的可能的“篡位”之举。根据《资治通鉴》和《辽史》记载石敬瑭重病卧床时曾将嫡子石重睿于冯道怀中，“其意盖欲道辅立之”，并有意召回大将刘知远入京辅政，而石重贵却石敬瑭去世前夕遣使入京，并阻挠刘知远回京，到后来冯道和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没有拥立石敬瑭的嫡子，而是立石重贵为帝，石重贵的皇位的正统性饱受朝野争议。后晋本就存在得国不正的先天不足，以至于藩镇叛乱频发；加上石重贵得位不正，后晋中央的权威性和皇位的合法性都面临空前危机。石重贵即位之初，加强集权，拒绝恢复当时石敬瑭一朝裁撤的枢密使，直到开运元年（944年）六月，第一次抗击契丹胜利后，有经略北地之意后，才重设枢密使一职。

石敬瑭在位时期就开始对魏博镇用兵，最终成功从魏博节度使范延光手里收编大量的侍卫亲军，将后唐时期的侍卫亲军重新统一，并将重组的新侍卫亲军分配给他最信任的将领—景延广。此后，景延广就以中央禁军将领身份遥领节帅或出镇要藩来节制强藩，方式相对比较温和。石敬瑭一朝后期又借承德镇和山南东道叛乱持续打压强藩。石重贵在石敬瑭去世后延续其父抑制藩镇的长期策略。晋廷更重视中央集权的强化，甚至以更凌厉的手段对强藩进行打压、分割，弱化传统强势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禁军的军力。

石重贵在内政处理中重用景延广，令其“又总宿卫兵，故大臣莫能与之争”。景延广促成了后晋与契丹的战争，使得在开运年间，晋廷因为战争而汲取各项资源为皇权所用，这也极大地影响了藩镇的权力。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受影响最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河北诸藩镇油尽灯枯，再无法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然而石重贵在重用的景延广在主政期间，虽然对藩镇多有抑制，但也激起多位藩镇主帅对于朝廷的离心，特别是晋廷两任皇帝对杨光远的打压加速了其叛乱，为之后杨光远引寇入境埋下伏笔。

在中央政治上，桑维翰作为石敬塘一朝的旧臣，因为经常提出与契丹暂时媾和，而遭到石重贵的怀疑，后被罢相弃用。在用人方面，石重贵任人唯亲，在第一次契丹入侵时，任用景延广为御营使，景延广骄傲恣意，总揽军务，掣肘北面行营指挥使高行周。在戚城之战景延广迁延救援，差点导致前军高行周等人全军覆没。景延广军事上消极防守，更是在战时随意栽赃迫害大臣，排挤能臣，大肆敛财。石重贵除了宠信景延广外，在后期还重用亲戚近臣。其妻兄冯玉与近臣李彦韬等人“善承迎帝意，由是甚宠”，以权谋私，大肆敛财，更垄断朝政，广树党羽，还极力排挤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后来冯玉、李守贞等人更唆使石重贵罢免桑维翰，石重贵本人酷爱畋猎，将朝中任免大权悉数交给自己亲近的大臣，造就了景延广、冯玉等一批能力不足的权臣当道、言路闭塞、朝政益坏。在军事上，任用外戚杜重威为主帅，但杜重威不通军略，性格懦弱，觊觎帝位，又是一个消极抵抗的分子，使得后晋不仅丧失最佳作战时机，甚至面对契丹的强势进攻，又主动勾结契丹积极投降，率军为契丹先锋，加速后晋灭亡。

在石敬瑭在位前期，诸方镇频繁向中央进奉财物和粮食，中央借此来缓解财政困难，进而维系国家和军队的稳定。在范延光之乱平息后，后晋政局暂时稳定，石敬瑭为减少藩镇对民众的侵扰，多次下诏停止藩镇向中央频繁的进奉活动，来减少藩镇对百姓的搜刮，与民生息。然而石重贵掌权期间后晋境内天灾不断，蝗灾、大旱、暴雨、黄河决堤，导致农田减收甚至绝收，这些自然灾害影响了晋廷的赋税收入，给晋廷财政造成一定压力。此时由于军队粮食缺乏，石重贵遂又接纳了地方进奉，此后天灾持续加深，晋廷只能持续接受进奉。而藩镇的进奉往往都是在两税之外额外加税，后晋藩镇大将更是趁机大肆搜刮境内百姓，收敛私财，导致境内饿殍千里，群盗四起，治安环境极差。

石重贵一朝频频用兵，国库空虚，除了接受藩镇进奉外只能将这些压力直接转嫁于百姓。

开运元年（944年）石重贵在民间征发乡勇，命七户出一套士兵的兵甲，四月，又使三十六人持天子之剑，分道括借民粟。其后石重贵多次下诏征兵，征用民间马匹。阳城之战大捷之后，石重贵愈加自负，在财政危机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不恤民力，仍要大兴土木。

石重贵出于对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政权合法性的提升的需求，脱辽自立正是政治立威的选择之一。早在石敬瑭时期，在桑维翰的辅佐下，后晋已开始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在为摆脱契丹控制暗做准备，而石重贵一朝的外交策略则是后晋国对契丹外交策略的“由暗转明”的转折点。

石重贵甫一即位，在对契丹的首次外交上就强硬地要求“去臣称孙”，一改其父石敬瑭对契丹“君臣—父子”式的藩属外交关系，不再承认契丹宗主国的身份。在处理契丹遣使问责时，又放任权臣景延广对待契丹使节傲慢无礼，称“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它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引战于契丹。此外听从景延广的进言，无端扣押契丹使者，肆意杀害在后晋境内的契丹商人，抢夺他们的商品，都是对契丹严重的挑衅行为，造成两国外交关系迅速恶化。对耶律德光来说，后晋的政治转向无疑令他无法接受——后晋的脱辽自立有违当年扶立傀儡的初衷；而后晋中央集权的强化、藩镇离心因素的弱化，将使进取中原缺乏可乘之机；在通过多次外交手段无法改变后晋脱离臣藩的现状，并招致更严重的挑衅后，契丹掌权者认为只有战争手段才能重新确立对于后晋宗主国的身份。此即契丹与晋关系恶化之症结。相较而言，后晋的外交挑衅只是其政治转向的激进表现，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脱辽自立、强大难制的趋势才是耶律德光焦虑之所在。

辽天显十一年（936年）高丽完成对朝鲜半岛的统一，始有志恢复故土。而此前契丹于天赞四年（925年）吞并其同盟国渤海国，契丹的强大和对外扩张政策，已阻碍高丽的北进政策，而契丹持续的南下侵扰也对五代时期的北方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石敬瑭时期委事于契丹，高丽与后晋关系并不紧密，但随着石重贵即位后，后晋同契丹的矛盾激化，高丽朝中看到契机，再次同后晋开始密切的使节活动。仅晋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至开运二年（945年）十月之间，高丽派遣包括大相、兵部侍郎在内的高级别的使者五次，有记载的出使任务包括朝贡两次、进献方物两次、告嗣位一次、贺破契丹一次。后晋王朝也于开运二年（945年）十一月派遣光禄卿范匡正、太子洗马张季凝册封高丽王王武。共同的利益使得高丽在石重贵一朝往来频繁，两国的目的皆在于结成共同的军事联盟，联两国之力共同牵制契丹。

南楚国、吴越国：石重贵延续石敬瑭一朝对楚、吴越两国的赐封，对楚王和吴越王极尽勋爵，对其子和治下诸将也多有赐官，楚和吴越两国对后晋王朝进贡频繁，贡物数量质量均属上乘。

荆南：对荆南高氏，自石敬瑭一朝就比前朝赐封提高一格，石重贵即位后，加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加兼尚书令，荆南也能够勉力事晋，多次入贡。

后蜀：在石敬瑭一朝，两国互为敌国，后晋甚至扣押过后蜀的使者，后来遣使入蜀叙姻亲之好修复两国关系。在石重贵时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后蜀对待后晋态度仍比较强硬，保持两国的对等关系，甚至还接收过两次石重贵时期的后晋降将。

南吴、南唐：南吴与南唐与契丹关系密切，而石重贵一朝与契丹敌对的外交关系，使得两国与后晋的关系紧张，多为“负面”。

闽国：闽国国王王延羲自石敬瑭一朝就向后晋称臣称藩，朱文进等杀害原闽王王延羲后，朱文进向石重贵奉表称藩，后晋朝廷加封朱文进为闽国王。

石重贵一朝的政治转向与耶律德光经略中原之地的政治诉求相背，契丹与后晋两方大战已不可避免。之后随着杨光远的反叛，契丹南下，三次辽晋大战爆发：

党项

在夏州一带生活的党项一族首领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与后晋关系密切。曾在石重贵一朝率领浅蕃军队和石重贵一起对抗契丹南侵。

生活在灵州一带党项族首领拓跋彦超，在石重贵一朝初期，长期被朔方节度使冯晖留在灵州为人质，加之冯晖对灵州的党项诸部恩威并用，灵州一带的党项族人臣服于后晋朝廷，并为后晋朝廷提供马匹。自开运三年（946年）二月，后晋朝廷改任王令温为朔方节度使，王令温一改对灵州党项各族的怀柔手段，用严刑峻法，羌、胡两族怨声载道，拓跋彦超遂联合石存、也厮褒党项三族叛晋附辽，攻打灵州，斩杀王令温之弟王令周，灵州大乱。六月，后晋朝廷起用冯晖率领关西兵平叛，八月，冯晖大破拓跋彦超数万大军，攻下灵州，平定灵州党项族叛乱。

吐谷浑

后晋与契丹的战争，长时间势均力敌，胜败无常，使边境一些少数民族得以乘时肆虐，时而归附后晋，时而投靠契丹，成为边境一害。吐谷浑原来因石敬瑭割地予契丹而隶属契丹统治，后不堪契丹压迫剥削凌辱而率众投奔后晋，成为后晋与契丹交恶的一个诱因。在后晋与契丹的交战中，吐谷浑曾给予后晋大力援助；但吐谷浑部落不守后晋国法，肆意妄为，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依法严惩，由是怀恨在心；又看到后晋朝政败坏，力量微弱，难以倚靠，于是，其中一部分吐谷浑人又相继遁归故地。其首领白可久被契丹任为云州观察使，剩下以白承福为首的另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在后晋境内。留在后晋的这部分吐谷浑人被刘知远视为“腹心之疾”，刘知远采取阴谋诡计袭杀白承福等吐谷浑人四百余口，“吐谷浑由是遂微”。

范质：“谅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军国重事，皆委将相大臣。至于擅继宗祧，既非廪命；轻发文字，辄敢抗尊。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负义包羞，贪生忍耻，自贻颠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视息”，“不能继好息民，而反亏恩负义”。

辽国石重贵墓志铭：“王钟日月之光，践辰□之位，宽仁大度，齐圣广□，数载之间，□民是□。然而运丁百六，身播国□，盖厝□之永终，非德义之不足也。”

薛居正《旧五代史》：“帝少而谨厚。”“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将坠之业，属上天不祐，仍岁大饥，尚或绝强敌之欢盟，鄙辅臣之谋略。奢淫自纵，谓有泰山之安；委托非人，坐受平阳之辱。族行万里，身老穷荒。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之甚也。千载之后，其如耻何，伤哉！”

欧阳修《新五代史》：“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 “使高祖无子，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 “出帝之于敬儒，绝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义不当立，不得已而绝之，盖亦习见闾阎鄙俚之所为也。” “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新五代史》）

胡寅：①“专国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当用者不用，当信者不信，自涂其耳目，至于踣仆，又谁咎哉？”②“出帝之蔽谓何？爱其姊，施及其夫（杜重威），故有罪不治，有请必从。……信爱之极，至使宗庙为墟，岂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不自知也。”（《读史管见》）

胡三省：“即事而论，景延广亡晋之罪无可赎者；即情而论，则以晋父事虏，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轻背信好，自生衅端。公卿不同谋，将帅有异志，君德荒秽，民力困竭，乃与虏鬪，何能善终？狭中浅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景延广知‘虑善以动，动惟厥时’之义，姑守前约而内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于北狄矣！”

王夫之：①“石氏之世，君非君，将非将，内叛数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穷，其可揜取之也，八九得也……石氏之亡不亡，奚足为有无哉？即以石氏论，称臣称男，责赂无厌，丑诟相仍，名为天子，贱同仆隶，虽得不亡也奚益？重敛中国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欢，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将吏灰心，莫为捍卫，更延之数年，不南走吴、楚以息肩，则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恶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维翰实亡之，而奈何使延广代任其咎也！”②刘知远持重以待变，尤非可与敬瑭辈等伦者也。今且责知远之拥兵晋阳，不以一矢救重贵之危，而知远无辞。虽然，岂尽然哉？李守贞、杜重威、张彦泽，兵力之强，与不相上下，而交怀忮害之心；桑维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帅；石重贵轻躁以畜厚疑，前却无恒，力趋于败；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石重贵轻躁以畜厚疑，前却无恒，力趋于败；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③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习为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读通鉴论》）

柏杨：“石重贵的亡国生涯，引人唏嘘……（石重贵与李太后）只对杜重威、李守贞痛恨入骨，从没有一个字检讨到自己。真正制定横挑强邻决策的“爱国英雄”景延广，石重贵母子对他也没有半句话谴责！而且，包括杜重威、李守贞在内的一群官场混混，没有一个来自外太空，全是石重贵母子亲自任命，而又宠信不疑的，母子俩并没有半句话责备自己用人不当。国事危急，桑维翰紧急求见，石重贵却镇定如常，专心调鹰，他也从不懊悔。一个平庸的人物，失败之后，并不是不会检讨，而只是，检讨的结果一定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反而成了受害的白雪公主。石重贵母子不过一个榜样。”（《资治通鉴：柏杨版》）

石敬瑭镇守太原时，曾让琅琊人王震教石重贵学习《礼记》，石重贵不能领悟其中的意义，反而对王震说：“这不是我家要奋斗的事业！”

石敬瑭接受契丹的册封为后晋皇帝，准备定都洛阳，打算留下一个儿子抚镇晋阳。石敬瑭事先与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商议，耶律德光说：“让各位公子都出来，我为你挑选一个。”石敬瑭召诸子出来拜见，耶律德光扫视一圈后，指着石重贵对石敬瑭说：“这个眼睛大的可以！”石敬瑭便任命石重贵为晋阳留守。

石重贵跟随石敬瑭到邺都巡幸时，恰逢当地遭遇大旱，石敬瑭就派遣石重贵去白龙潭祈雨。石重贵到白龙潭祈雨时，有一条白龙出现在潭水中央，当天夜里就下了暴雨，降雨一尺有余。当时人们都对此感到惊异，后来石重贵果然就登上大位。

石重贵北上流放途中曾路过滹沱河，看到杜重威留下的后晋军营，哭着仰天呼啸：“老天啊，我石家哪点对不起这个贼子，竟然如此坑害我们，让我们家破人亡？”石重贵一行经过曾经的国土都凄惨不已，食不果腹。在走到两国边境的一座石桥的时候，石重贵回头眺望，明白自己再难回归故土，就指着这座桥说：“以后你就叫还乡桥吧”。巧的是，一百多年后，宋徽宗、宋钦宗北上经过此地，也在这里歇息，当地人告诉他们，“这叫做还乡桥，是后晋少帝石重贵命名的。”

张皇后：张从训长女（《宋史》作张从恩女），石重贵登基后追册为皇后。

冯皇后：邺都副留守冯濛之女，曾为石重胤之妻。

赵氏、聂氏：石重贵的宠妃，天禄二年（949年）被耶律德光之子寿安王耶律璟强娶。

人际关系参考资料：关于石延煦、石延宝的身份争议详见“人物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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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延煦、石延宝身份争议

《五代会要》记载：“延煦，少帝长子，遥领陕西节度使。延宝，少帝次子，遥领鲁州节度使。”但又引《实录》“延煦、延宝皆少帝之从子，养以为子”。《资治通鉴》亦记，“延煦及弟延宝皆高祖诸孙，帝养以为子”。据此，两兄弟是石重贵养子，非其亲生，但不清楚其生父是谁。但学者根据出土的石重贵和石延煦的墓志铭可推断两人仅差14岁，石延煦不可能是石重贵的亲子。根据《契丹国志》和《资治通鉴》记载，可知石延煦的生母为楚国夫人丁氏，曾为张彦泽劫走过，而《旧五代史》中《张彦泽传》却记载“楚国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节度使延煦之母也。”，这里石延煦不仅不是石重贵之子，而是和石重贵同辈。因为石敬瑭曾有收养族弟为子的故事，再加上丁氏楚国夫人的封号，这里也不排除石重贵因寻石敬瑭旧例，收养族弟石延煦、石延宝为子，并以石延煦为皇位继承人的可能。

石重贵具体北迁路线争议

关于石重贵等人北迁路线，《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辽史》等史书均有记载，但诸书所记的迁徙路线，所经地点及最后归宿地，均不相同，颇多疑点。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记载：石氏北迁路线，大致是由幽州（今北京）出发，北行至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村）、锦州（今辽宁省锦州市），过海北州（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七里河镇开州村），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今辽宁省营口市汤池堡），过南海府（今辽宁省海城市）遂至黄龙府。《资治通鉴》也记载石重贵一行最终到达黄龙府。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贾敬颜认为石氏北迁最后到达黄龙府，最近邱靖嘉亦持此说；都兴智认为石氏北迁并未到达黄龙府，文献所记的黄龙府，实指辽东京辽阳府，并有《石重贵墓志铭》所记“嗣圣皇帝再兴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为依据，齐伟亦持此说。张桂霞、李宇峰根据最新考古发现对于石重贵北迁的最后定居地“安晋城”的具体位置的推断也支持后者。

石重贵北迁最终定居地“安晋城”的位置

早期，孙国平根据“耕垦自赡”猜测安晋城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胜利乡大五家子村南。随着2000年前后石延煦和石重贵两人的墓志铭陆续的追回，都兴智等根据铭文研究，石重贵墓地位于安晋城西南，而石延煦的墓地在石重贵旁边，位于安晋城西面。“安晋城”文献无证，而石氏父子墓志铭为收缴入藏，出土地仅知大致范围，无法为安晋城的定位提供明确的帮助，但可以确定石重贵被安置于建州驻地，契丹人称“石家寨”。但对于“耕垦自赡”之地和安晋城是否为一处存疑。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新发现一座辽代城址，位于距黄道营子村东北约5千米的波罗赤镇的101国道北侧，后杜晓红等结合城内文物残片和高嵩（石氏姻亲）、高元父子墓志认为该辽代城址应为安晋城遗址。随着2011年5月，在同一地址出土辽代后晋李太后、安太妃墓志，似乎进一步证明该辽代城址为安晋城所在地。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五

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第九》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二至卷第二百八十五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至卷四

脱脱《辽史·卷四·本纪第四》

石重贵北迁终点——“安晋城”相关考古发现

2000年春，石重贵墓志（无盖）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征集入藏。石重贵墓志纵横均为97厘米，周边饰连续回字纹，四角饰“卍”字纹，棋盘格，纵横各27行，总共409字，志题“大契丹国故晋王墓志铭并序”。

2011年5月，考古人员曾在辽宁省朝阳县境内新发现两个辽代墓志和大量考古资料，从墓志内容上看，这两个墓志分别是石重贵的嫡母皇太后李氏和生母太妃安氏的。这两个墓志是在朝阳县乌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村附近的辽墓群出土的，这进一步证实了传说中的石重贵北迁的终点——“安晋城”的准确位置，即在离两人墓地不远的朝阳县波罗赤村附近的辽代古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