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疆历史(1755—1912年)是指清朝从
乾隆时期开始对新疆地区进行统治一直到清朝灭亡。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始于1755年,清军
平定准噶尔,三年后又消灭
阿睦尔撒纳势力,西域底定。乾隆皇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意为“故土新归”。之后清朝在伊犁
惠远城(今
霍城县南)设置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治新疆全境。同时
清政府大批招募内地无地的百姓迁往新疆扎根,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内地贫困百姓移居新疆。
发展历史
乾隆时期
1755年,清军
平定准噶尔,三年后又消灭
阿睦尔撒纳势力,西域底定。
1759年,清朝平定
回部的
大小和卓之乱,采用
伯克制和
军府制,开始统治
南疆。其后
大和卓之孙和卓玉素普、
张格尔等数次回国叛乱。回部之前在准噶尔暴力统治之下。而
准噶尔部的灭亡也导致新疆及中亚部分(
吉尔吉斯斯坦全部,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部分,
哈萨克斯坦东部)完全伊斯兰化。之前此区域统治民族准噶尔部蒙古全民信奉
藏传佛教。1762年,清朝在伊犁设立
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
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
道光时期
1826年大和卓之孙
张格尔依附英国叛乱,后被擒至北京处死。
和卓家族源于
中亚的伊斯兰教苏菲派领袖
玛哈图木·阿杂木(艾哈迈德·卡萨尼)。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后裔号称“和卓”,于明代末年迁入叶尔羌(今新疆
莎车)、
喀什噶尔(今
喀什市)等地,分为
黑山派和
白山派。清
乾隆年间,白山派和卓波罗尼都、
霍集占兄弟拥兵反叛,史称“
大小和卓之乱”,被清军平定。此后,波罗尼都之子
萨木萨克流亡于布哈尔、
浩罕一带,生有三子:和卓玉素普、
张格尔、
巴布顶。浩罕
伯克认为和卓后裔奇货可居,将其视为入侵中国新疆的工具。
道光初年,
张格尔、
玉素普和卓在浩罕的支持下先后进入新疆西部作乱,皆被清兵平定。浩罕则通过入侵战争掠夺了大量财富,并逐步攫取在新疆西部的贸易特权。平定
张格尔之乱后,钦差大臣、
直隶总督那彦成严禁与浩罕通商,使浩罕经济遭受重创。道光十一年(1831年),浩罕遣使议和,并重新开始进贡。清廷为了换取边境的安宁,于次年准许重开贸易。此后的十几年间,虽然军事行动暂时收敛,但浩罕利用其庇护的和卓后裔侵略新疆的政策并未改变。居住在浩罕的和卓子嗣也长大成人。
玉素普、张格尔、
巴布顶兄弟的子孙很多,几乎全部住在浩罕。
迈买的明、克齐克罕(名阿布都拉)是和卓玉素普之子,迈买的明在同辈人中最年长,因此被称为“
卡塔条勒”,意为“大头领”。
倭里罕是巴布顶之子。
塔瓦克尔、萨比尔罕、阿克恰于、伊善罕四人的谱系不明,均为和卓玉素普的侄辈。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胡雅达尔即任浩罕汗,重新开始纠集和卓后裔及中国境外的柯尔克孜人侵扰新疆。
同治时期
从1862年至1877年在中国爆发了西北回民起义。西北回民起义的规模很大,遍及陕西、甘肃以及新疆等地。1862年,
太平军和
捻军进入陕西,
关中各地回民纷纷响应,短时间形成了十八大营,转战陕甘,最后于1877年失败。
19世纪中叶,
俄国威胁清朝的整个北部边境。1864年的塔城条约将新疆西北部
巴尔喀什湖以南大片土地割让给
俄国,这些土地现在分别属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
1871年,俄国侵占包括伊犁城(
伊宁市)在内的伊犁河谷,当时清朝在新疆只剩下塔城、
哈密等少数据点。
1875年,清朝
陕甘总督左宗棠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到1877年底,清军陆续收复了中亚
浩罕汗国阿古柏侵占了多年的天山南北,史称“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1881年,清政府收复被
沙俄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
伊犁地区。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
上谕,任命
刘锦棠为新疆巡抚,
魏光焘为新疆
布政使,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省,实行与中国本部18省一样的
行政制度,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
政治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
乌鲁木齐)。
开发治理
清朝时期对新疆的经略治理,其规模和深度皆远胜于此前中原历代中央王朝,新疆经济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
(1)屯田戍边,屯垦事业规模空前。清朝在
新疆屯田始于清康熙、雍正年间,起初是以筹集军粮为主旨的兵屯,至新疆统一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包括兵屯、回屯、
民屯、旗屯、
犯屯等多种屯垦形式的农业开发事业,屯田范围和规模也比从前有很大拓展,不仅推动了新疆
农业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还为新疆近代乃至现代农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而且巩固了清朝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治。
(2)新疆的移民及人口增长。由于
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及新疆统一后社会相对安定,内地居民大批入疆,这中间有派遣镇戍边疆的军人,也有由政府招募
移民实边的普通百姓。大批
满族、汉族、
蒙古族、
锡伯族、
索伦(
达斡尔族)伴随着清朝平叛的
军事行动进入新疆,新疆的民族成分与
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统计,这一时期新疆人口的
发展速度和
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清朝新疆移民及人口的增长有益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3)新疆的
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新疆统一后,天山南北官方及民间商业都很活跃。一方面表现在官营商铺的设立,进入新疆的
俄罗斯族和
乌孜别克族多为从事经营的商人;另一方面,体现在
清政府对于
商品贸易的
有效管理,特别是对对外贸易所进行的严格控制。新疆的
财政管理以及
税收制度逐步建立,铸造局统一
币制,逐渐同中原内地接轨。
(4)兴办各种
文化教育事业。清朝在新疆各地兴办
义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仿内地建置,建
学宫,设训导,行科举。到
光绪末年,实行“新政”,
废科举,兴学堂,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出现首批新兴学堂,一些青年甚至被选派出国留学。
清代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
早在三国时期,
曹操就说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
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新疆屯垦与
国家安全的关系早有认识。清代近300年的历史,是世界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期。
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活动,
帝国主义在
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内部动乱及民族纷争的危局。不过,由于清朝在新疆广泛实施屯垦成效显著,基本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内部动乱及分裂活动。
清朝在统一中原、平定“
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把统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
统一过程中,尤其是与噶尔丹势力的战争中,清朝逐渐认识到后勤补给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进击噶尔丹部,深入
漠北3000余里,终于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追击噶尔丹的三路大军,仅用于运送粮草的大车就有7000多辆,每辆车用四匹骡马拉拽,使用
畜力达3万匹,运粮队员1万多人,整个运送粮草的队伍浩浩荡荡达50余里。清朝最终消除准部势力,经历了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前后达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补给问题。
为了统一
天山南北,彻底解除噶尔丹的威胁,清朝开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丰美,地处天山东部的
哈密北部,是进出新疆的门户,早在唐朝就已成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军进驻巴里坤后,将军席柱向康熙奏报:兵丁米粮不能接济,部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于是,康熙发布诏敕命令,先让500名
绿营兵在巴里坤专事耕种,给予口粮、耕牛、种子,并指派专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清朝不断加强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营
屯田兵,形成了周围二百余里的屯田区。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获了青稞21060石有余,解决了巴里坤大部分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乾隆统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经成为新疆屯田的示范区和粮食供给最重要的补给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达到1000名,屯种田地18700亩,不仅大量种植青稞,而且开始种植小麦、豌豆等作物,生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巴里坤屯田,不仅稳定了清军在新疆的边防阵营,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的军粮问题,为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
后方基地和
后勤保障。此后,清朝又陆续在哈密、
吐鲁番地区屯田,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军长途运粮之累,最终使得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准部势力,统一了新疆。
从巴里坤屯田开始,清朝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开发过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清代以来中国史上先后有三大长征奇迹——锡伯族西迁、
土尔扈特部东归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三大长征奇迹中,清朝屯垦新疆时期就占了两个。土尔扈特部东归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时期民族回归与
社会融合的代表,而锡伯族从东北横跨近万里到伊犁屯垦的事迹更为可歌可泣。
锡 伯 族 , 原 来 居 住 在 盛 京(今
沈阳)一带,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从
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在册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
屯垦戍边。这批锡伯族民众在满族官员率领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
伊犁地区进行屯垦。途中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0余名,主要是后来追上的不愿分离的亲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婴儿。据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许下“六十年回故乡”的诺言,而今4个60年都已过去了,锡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个故乡新疆伊犁。今天的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
除 锡 伯 族 外 , 清 朝 从 乾 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甘肃的
肃州、
安西、
高台、
敦煌、
张掖、
武威、
中卫等地向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乌垒、
奇台、昌吉、
奎屯、
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进行屯田。由清朝组织的新疆屯垦移民,不仅包括大量的
八旗子弟移民、绿营兵、陕甘贫民,也包括新疆
乌什、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地的
维吾尔民众,这些维吾尔民众曾一度迁徙到伊犁等地进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垦移民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共同生产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稳定的
社会共同体,对于新疆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新疆管理无小事,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因此,清朝非常重视在新疆官吏的选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识地把他认为可堪培养、可委大任的官员派往新疆,他认为:如果能在新疆“随事尽心办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从而让在新疆的官员看得见前途与未来。因此,这些官员在新疆任职期间,大都兢兢业业,恪遵职守,为屯垦戍边、维护地方稳定尽职尽责。乾隆一朝,很多督抚
大学士都有在新疆任职的记录,并且成绩显著。当然,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撒谎诬陷,也要撤职查办。如,
额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的新疆地方官员,并委任其总理
南疆事务。有一次,额敏和卓来京向乾隆报告说,喀什噶尔城的
阿奇木伯克·
噶岱默特为人贪婪,常常以权谋私。乾隆马上让人调查此事,结果是噶岱默特不仅没有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拥戴,这件事是额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愤。虽然额敏和卓在乾隆统一新疆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乾隆对额敏和卓仍予以免职处分,让他回到吐鲁番“安居静养”。
新疆屯田管理不仅为清朝政府培养了大批重要干部,而且还促进了新疆
州县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
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随着屯垦尤其是民屯的开展,甘肃、陕西等地民众不断进入新疆,屯垦地域逐渐扩大至整个天山北路。为加强对这些屯垦区民众的管理,清朝逐渐设立
民治机构。从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设
镇西府,
乌鲁木齐设迪化
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
阜康、昌吉、绥来、
宜禾、奇台等县。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动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
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
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省下有道、
府、州、县诸级。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体制,使新疆与内地
行政建制一体,政令一致,有利于新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
新疆土地得失,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
清代后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复得,但都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中期,以
沙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大肆侵略,
大清帝国
割地赔款,
贝加尔湖、
外兴安岭、
库页岛等地,以及西北的
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100多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尽入
俄罗斯之手。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区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进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虽然清朝十分重视伊犁屯田,但也仅限于
伊犁九城周围、塔城一带,而对于更为遥远的巴尔喀什湖一带,仅是
羁縻而已。所以,当俄罗斯1862年在北京与
清廷谈判割地条约的时候,俄方坚持中俄西北的边界以中国常驻
卡伦为界,“所有卡伦之外尽作为应给之地”。所谓“卡伦”,就是清军在边界常设的
哨所。清朝在巴尔喀什湖、
斋桑湖、
伊塞克湖等水草丰美之地,既没有常设的驻军更没有进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
中俄北京条约》和《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左宗棠收复新疆。1865年
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
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
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地区。为收复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
战略方针,在战争中尤其注重解决战争后勤补给问题。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筹运粮饷,整顿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
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在哈密的四个月时间里,组织军民大力改善天山的
运输通道,修筑盘山路,并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粮草的困难。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张曜在哈密屯田积粮成效显著,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当时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在观看了部队
军容军貌和后勤准备后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在逐渐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屯垦开发活动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他设立
善后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并收留清军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从而使新疆一度中断的屯垦又逐渐恢复起来。《
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
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
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与屯垦戍边的传统和实践分不开的。
历史意义
我国历代中央王朝能够长期维持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绝非偶然,除了新疆与
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历代中央王朝制定的政策和实施对
新疆各族所具有的吸引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统一乃新疆各族民心所向。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辖和治理顺应了我国统一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自
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文明古国,统一的历史悠久绵长,积极追求统一、竭力维护统一是
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光荣传统。无论西汉设立
西域都护府还是唐朝平定叛乱,以及清朝统一新疆,
中央政府维护新疆统一的军政活动,都能得到新疆各族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期盼统一、追求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人心所向。统一的意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2000多年历史长河的强大
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