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在江户时代逐渐发展出儒家武士道和佛家武士道两支。其主要内容是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武士道作为幕府时代的产物，受到了日本本土文化（主要是神道教）的极大影响，原本儒教与佛教的很多思想都被替换掉了。而神道教倡导“绝对”的精神。所以武士道精神强调“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坚韧”等等，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自刎是中国古代武将绝望时最常使用的自杀报国的手段。在中国古代中，自刎是最常出现的自杀方式。小说中也常有这类描述。如战国时期的毛隧、项燕。秦末的项羽、汉代的李广等人。在中国，也发生过为了战争胜利集体自刎的事情，如越王勾践和吴王阖闾之战，越军成功通过集体自刎的战术，让吴军疏于戒备。而汉朝初年田横手下的五百死士，所秉承忠义的信念也通过集体自刎来表达。

自刎是古代中国人轻生死、重大义的一种体现。

“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年。但是，早在始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就已出现“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称谓，即武士道的雏形。它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略地，是一种其适合于战争时期的战争之道。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设立御家人制度，进一步以仪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从关系，武士的政治地位开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强化，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开始成为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法典。此时的武士道同样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但是，它更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最典型的是，死的倾向被美化，切腹自杀成为“光荣的解脱法”。当时对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疯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体位和方法上还有多种区别。另外，还有更残忍的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当代电影导演小林正树就曾拍过《切腹》一片，真实刻画了那残忍的一幕幕。其实，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切腹动机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名誉，换取子孙后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当然，这些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这种“忠诚”表现为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赤穗47浪人”复仇事件。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这一赤穗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1716年，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长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听闻书写整理的《叶隐闻书》写本完成，共11卷1200多节。这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当然，“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闻书》中处处都是非常残忍的武士论语。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

《叶隐闻书》中的很多例子也是令人发指的。比如，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上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再比如，依父亲的指示，山本吉左卫门为养成杀人不在乎的品性，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刑犯。因此，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的。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而画上句号，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这样，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暴虐地进行“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西方列强一致将日本视为野蛮国。为了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残忍行为，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用英文写成了《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早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曾是他同学。毕业后，新渡户娶了美国人玛丽。在玛丽的帮助下，新渡户出了英文书《武士道》，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精神的相似性，辩解说日本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凭借典雅的英文，《武士道》一书在欧美知识界广为畅销，新渡户也成为日本精神和伦理学。1905年，因为以“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从事对外战争进行包装，新渡户夫妇获得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接着，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1920年起，新渡户担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长达7年，负责日本在国际上的宣传工作，积极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呐喊助威。回国后，新渡户又担任贵族院的议员，为“九一八”事变出兵中国东北强加辩解，竟胡说“满洲国”是“民族自决”，并一直强调日军侵华战争的正当性。1938年，《武士道》一书的日文版由矢内原忠雄翻译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日本的“铁定版”，其书的第16章中《武士道仍然存在？》中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书中认为，通过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日本的“王政复古”维新事业得以推动，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但是，他否认日本的“内政”成就是建立在“外征”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1984年日本银行推出的新版日币上，5000日元上的图案为新渡户稻造，这表明当今的日本人对武士道的推崇。

事实上，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剖腹的起源和沿革

永祚元年（西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

剖腹的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

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当代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类型和动机

自刃 自裁 战争失败（如浅井久政）

引责 对过失承担责任

牺牲 以自己的牺牲来拯救部下或同僚生命（如清水宗治）

谏死 为了劝谏主君（如平手政秀）

名誉 为保住自己的脸面

殉死 先腹 比主君先行踏上死途

追腹 义腹 为了尽士道义理

论腹 为了树立名声

商腹 为了给家族和子孙带来恩惠

诘腹 无念腹 痛饮悔恨之泪的剖腹

愤腹 愤慨于无实之罪的剖腹

刑死 武士专用的刑罚（如泷善三郎）

“骑士精神是西方上流社会的文化精神，其制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上层社会，骑士本身就是一些中、小、封建主，骑士身份的获得，是一名武士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但这一般是世袭的。作为一种贵族封号，它必须经过长期的服役，并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如果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子弟想成为骑士，他必须7、8岁后即按照自己出生的等级依次到高一级的封建主及其夫人身边当侍童，14岁后为随从，即见习骑士，接受专门武士骑士训练，21岁时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隆重的，仪式，宣誓及其他宗教礼仪后，才正式取得骑士封号。从这样一种制度产生的文化，显然是一种封闭的，贵族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贵族文化精神。骑士制度中有骑士不得与平民交手的规则，可见其气质。它看重身份，注意修养，恪守诺言,尊重法规,是一种是社会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骑士精神和道德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文化精神，它是以个人身份的优越感为基础的道德与人格精神，但它也积淀这西欧民族远古尚武精神的某些积极因素。如别淋司基指出的”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西方学者指出：从选择品德的倾向来说，传统在欧洲占上风。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对现代欧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它构成了西欧民族中所谓的“绅士精神”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费而赖精神品质。总之，它使现代欧洲人民族性格中既含有优雅的贵族气质成分，又兼具信守诺言，乐于助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武人品格．

骑士的八大美德：谦恭，正直，怜悯（武士道貌似没有这条），英勇

公正，牺牲，荣誉，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