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旅顺作为北洋水师重镇，由李鸿章耗时十六年、耗资数千万建成，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旅顺不仅背靠群山，而且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望台北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78门。关于旅顺之险要，黄遵宪曾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八营4000人。1894年11月初，李鸿章又派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败退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清军兵力虽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八位统领互不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督，但他战守无策，一味告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1894年，日本第二军在夺取大连湾后，为攻克旅顺，在大连湾整休一旬。1894年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日军兵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宽、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寨子宿营。18日早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将骑兵队团团围住。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但此后清军却不敢主动出击，消极防御。

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发动总攻。次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

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炮弹击中其火药库，猛然爆炸，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炮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至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日军仅损失280人。清政府将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逮捕，交与刑部治罪。

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可能达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该书也记载了血肉模糊的日军战俘尸体。

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8月1日，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9月中旬，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当屠杀的报道终于浮现时，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由于日本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掩盖、矢口否认。1935年，孙宝田冒死进行查证，证实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为两万人……

孙宝田是大连金州人，生于1903年。1910年起，他师从辽南名儒郑有仁十年，曾与著名将领万毅（大连金州人，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同窗。

1929年春，他与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同班同学毕维藩一道，被溥仪的顾问罗振玉收为弟子。罗振玉自1928年起定居旅顺，其大云书库随时对这两个弟子开放。1930年，孙宝田又拜光绪甲辰科（1904年）进士王季烈为师。

1935年5月，孙宝田出于民族义愤，开始着手实地调查四十一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前往旅顺，谨言慎行，辗转找到了知情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

“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死难者的骨灰葬在白玉山东麓。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

“余根据鲍君所言，曾将日军屠杀旅顺事实详记始末，载在文献中，以告国人。”孙宝田查实，旅顺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为两万人，是日军公布数字的两倍。

当时，旅顺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孙宝田完全是冒生命危险去查证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人数的，其风险不言而喻。

1944年，为强化殖民统治，日本人酝酿了“改名”阴谋，妄图把旅顺百姓的姓名全部改换成日本姓名。日金州“民政署署长”河也占男专门叫来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金州会会长曹世科，进行部署。

随后，曹世科召集旅顺各界代表开会，商讨对策。曹世科、孙宝田（教育界代表）等15人联名上书，坚决反对。河也占男虽十分不快，但考虑到日军的战局处于低迷状态，也不敢一意孤行。“改名”阴谋遂不了了之。

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这是世界上最早披露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11月29日，美国的《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该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称：“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英国的《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跟进报道，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克里曼的数字是两千人遇害，而维利尔斯的数字则是两万人遇害。

有日本学者认为，正像1937年秋后的上海战役（淞沪会战）日军遭到重创（战死约15000人）而“复仇情绪高涨”，从而引发了“南京虐杀”一样，1894年11月18日的土城子之战则成为“旅顺虐杀的导火索”。并指出：“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当时发生了清兵凌辱日军尸体事件，对我军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军大怒的氛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日本和国外的许多文献指出，对凌辱的报复情绪导致了旅顺屠杀。”

那么旅顺大屠杀真是由于所谓的土城子之战中“清军辱尸”所引发的日军自发“报复情绪”导致的吗？

土城子之战本是一场小仗，之所以成为轰动世界舆论的重大事件，是与日本方面大肆渲染的“凌辱尸体”密切相关的。

所谓“凌辱尸体”，主要有二：一是割下敌尸首级；一是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第一项应该是真实的，“枭首”是古代战争沿袭下来的一种野蛮习俗，到了近代仍未完全废除。

本来，旅顺清军曾下达过“不准割取首级，割首级者不赏，以防耽延时刻有误行军”的命令，但拱卫军士兵不顾军规而割下了中万德次中尉以外的11颗首级。中万战死后，其手下军士“恐中尉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

所以，日本有人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的话，可以断言乃是捕风捉影之谈。

至于说清军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日军骑兵搜索队被拱卫军击退之后，清军对敌人所遗尸体“削鼻、挖眼”是何人所见，并无直接目击者记载。

既然尸体已被清军割去首级，又怎样看到被“削鼻、挖眼”，岂不自相矛盾？事实上，日军攻进旅顺之后，发现了被割取的部分首级，并无“削鼻、挖眼”的触目惊心景象，而看到的只是“被野狗啃啮”的惨状。可见，“削鼻、挖眼”之说缺少证据。

尸体被“破腹”，恐难说是清军所为。因为日军重伤者举刀自杀，有的割喉而死，有的可能切腹而死；特别是经过一夜暴尸荒郊，当地野狗成群，饿得到处觅食，闻血腥而至，必撕咬而食之。这在一些西方随军记者的笔下多有描述。

无论怎么说11名日军被割去首级一事，并不能得出日军可以滥杀平民的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所谓“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手渲染起来的。日军担任进攻旅顺的主力是第一师团，其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便是这一所谓事件的制造者。

为了鼓舞士气，山地特意要借题发挥，宣传为一次“凌辱尸体”的事件。其手段可谓卑劣。但山地却以此为得意之笔，借机鼓动道:“面对如鼠贼般的敌兵，尚遭今日之战，遗憾也。明日之战我必亲自指挥！”

19日，即土城子之战的第二天，山地在双台沟附近见到卫生兵抬着在土城子阵亡的士兵尸体时，大声叫道:“噫！清兵惨烈何以至此？自今而后，再遇清兵，一人勿许生还！”

他的这种情绪不仅直接感染了联队长以下的所有军官，而且对全体士兵都是极大的煽动。

屠杀发生后，日本官方变成“旅顺清兵脱掉制服，换成居民便衣，藏于居宅空屋中进行抵抗。部分居民也奉命以武力抵抗。”意思是说，日军所屠杀的不是继续抵抗的便装清兵，就是奉命作战的居民。

有日本学者也声称“（旅顺败兵）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伏于居民家中。日本军队于扫荡中难以区分败兵与居民。于是，凡是壮丁，估计可能是士兵者，都毫不留情地杀了。……大量屠杀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但（中国）正规兵的便衣化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辩解者一方面承认日军“大量屠杀俘虏违反国际法”，一方面又归咎于清军“正规兵的便衣化”，这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即使有少数清兵未来得及随队伍北撤，无奈便装分散隐蔽，既谈不上违反国际法，也不能成为日军“大量屠杀俘虏”和大量屠杀平民的理由。

事实上，日军在进攻旅顺之前已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

随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谍向野坚一即坦言：山地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陆军大将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也在旅顺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日本官方也是清楚知道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

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私下里并不讳言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事。他在旅顺大屠杀发生的一周后致电外务次官林董电称：

会见了从旅顺归来的一《泰晤士报》记者。据他陈述，日本军战胜后有过相当粗暴的举动，将俘虏捆绑后活活杀死，连平民，甚至是妇女也杀害，似乎这是事实。这些事实不仅欧美记者亲眼所见，还有各国舰队的士官、特别是英国海军中将也在现场目睹。……《泰晤士报》记者多次询问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种善后政策……请阁下理解本大臣的意见，即使是上述事实被公开，也不能有任何表态，就是现在日本政府发表如何处分之后，如果没处分的话，甚是被动。

陆奥明知旅顺屠杀平民是事实，但又不能做任何公开表态，尤其是处分有关责任者等于承认了事实，不处分有关责任者又在国际舆论面前非常被动。

而在参与作战的日本士兵的日记中，旅顺大屠杀的血腥和残忍格外清晰。

日军第二联队步兵洼田忠藏记述：

看见中国兵就杀，看到旅顺市内的人一个不留，所以街道上堆满了死尸，行走极不方便。住在家里的人也不能免，一般人家都有三个到五六个人被杀，流出的血令人作呕。

日军野战炮兵第一联队辎重兵小野六藏记述：

我们第一分队得到允许外出，便到旅顺市街散步，看到每家多则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头儿和婴儿同被打死，还有白发老婆儿和媳妇手牵手陈尸在地，其惨相不可名状。

与此相印证，当年参与抬尸的中国人鲍绍武说：

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房先生还伏在账桌上。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里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王宏照说：

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被砍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当时旅顺的老百姓，没有逃走的，都死在鬼子屠刀下。

将当年抬尸者的口述与日军士兵的日记相印证，可以充分地说明，日军进入旅顺市内是见人就杀，遇害者的绝大多数还是包括大量毫无抵抗能力的老幼妇孺、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而非日本方面辩称的是“便装清兵”与“武装抵抗的居民”。

旅顺大屠杀是日军高层有组织策划的一起战争罪行。

旅顺大屠杀不是一起一般日本军人违反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犯罪，而是日本第二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其性质更加严重。

日方的一些记载也并不讳言是日本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的屠杀令，这是真实可信的。

日本间谍向野坚一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目睹了一切，便在回忆录里承认，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正由于此，师团所属军官皆命令士兵：“见到敌兵，一个不留！”向野坚一还在日记里记述，山地元治看见第三联队的士兵闯入民家，杀害两个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他不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杀害平民的日兵“不要对外讲”。

日方的记载还证明，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和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都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

那么，作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的大山岩大将，对于所属第二师团所犯下的如此严重的战争罪行，是否毫不知情而可以置身事外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说大山岩对屠杀并不知情，无论从军事作战纪律还是从情理来说，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指出：“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连原先倾向日本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也认为：“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都强调了旅顺屠杀的责任主要在统兵官员。

因为当时在旅顺的西方人士都非常清楚:“日军司令官和他的所有将军们都知道，大屠杀正在一天接一天地进行。”大山岩是旅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对于接连4天的大屠杀当然不会不清楚。此其一。

1894年11月21日午后，日军在旅顺的屠杀已经开始了，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一面命军乐队奏“君之代”，一面听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克里尔曼看见他此时正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可见，他不但完全清楚日军的屠杀，而且还为此而感到满足。此其二。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旅顺屠杀期间，他专门派他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去做西方新闻记者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将日军的屠杀报道出来。若不是他心中有鬼，何必多此一举。此其三。

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大山岩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和最高责任者。

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既非因清军“辱尸”激起的“复仇情绪”导致的“自发”报复行为。更不是日军辩称的只是消灭“便装清军”与“武装抵抗居民”的战斗行为。它是在日军高层将领的直接命令和间接煽动下对无辜的普通中国民众的野蛮屠杀。也许正如美国报纸所说，这一刻他们“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

为遮掩和毁灭屠杀罪证，从1894年11月下旬到翌年的1月中旬，日军先是对旅顺市街的被害者尸体进行了清理和草草掩埋，继而焚尸灭证。日军及其殖民机构将从市街里和水师营等处抓来的中国人编成三组抬尸队，分别把尸体抬到三个地方焚烧。第一处为万忠墓的沟下；第二处为修建船坞时的旧窑处；第三处是黄金山东麓。据《旅大史话》记载：（两万具）尸体抬了一个月才抬完。

焚尸的材料用的是煤炭和木船的船板与木块，并配有煤油。焚烧过程中，日军用铁条、铁管做成支架，将死者尸体支起来，以使其充分燃烧。骨灰集中在四口大棺材内，丛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坟前立一木桩，写有“清军将士战亡之所”的字样，借以欺骗世人，掩饰屠杀焚烧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和俘虏的罪行。

1896年11月，日军撤出旅顺后，清朝官员顾元勋树立了万忠墓的第一块碑石，亲书“万忠墓”三个大字并修建享殿，以示祭奠。后又分别在1922年、1948年经过维修并树碑。碑阴铭文记述了日军暴行和重修万忠墓的经过。

1963年，万忠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是旅顺大屠杀百年，旅顺口各界人士重新安葬甲午战争殉难同胞。并于11月21日旅顺各界隆重举行“甲午旅顺殉难同胞百年祭”活动，并树立了万忠墓第四块碑。重修后的万忠墓陵园占地9300平方米，纪念馆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

1997年，万忠墓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2019年11月21日，中日甲午战争旅顺殉难同胞公祭活动在大连旅顺口区万忠墓陵园举行，当地政府官员、驻地部队官兵、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共计400余人参加此次公祭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