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同时在地方设置路，作为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的一级监察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继承了唐朝的羁縻制度，算是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路为监察区划。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广南西路。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分西川路为益州、梓州二路，分峡西路为利州、夔州二路。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北宋二十四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金盟约（宋金和议），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后只赎回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七州，前议作罢。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共十六路，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宋宁宗改为十七路，把利州分为东、西两路。

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资源狭小，也致使终宋一代受制于敌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依旧建都于开封。公元979年，北宋攻灭北汉，结束自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然而，宋朝与辽国的疆界已经退至现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在宋辽间的战争中，辽军曾多次南下，最远到达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宋军也曾推进到此线以北。由于没有燕云十六州以北的冀北山地作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作为界线。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西夏首领李继捧虽一度向宋朝投降，并献出银州、夏州、绥州、宥州四州之地，但他的族弟李继迁在三年后就占据银州，以后又不断进攻夏、灵、麟等州，一直没有真正服从过宋朝的统治。公元1034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正式建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设置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收复河湟地区，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公元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在西北，是从吐蕃夺取唐朝后期以来的失地。公元1071年，宋廷任命王韶为新置的洮河安抚使，开始对河湟一带用兵。最后收复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的进展是恢复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经过多次的军事征伐和“招抚”，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正式州县或羁縻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072年派章惇开“梅山蛮”。梅山即今湖南中部新化、安化一带，是瑶族聚居地区，从此设县建城，编户籍，定赋税，与汉地一样设置正式行政区管辖。至宋徽宗时期，版图最为辽阔，其南至思陵州（今广西宁明）、东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北至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及西宁州（今青海西宁），国土面积约达320万平方公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被掳北迁，北宋覆灭。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在金兵的进逼下，高宗不断南迁，公元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公元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建为行在所（临时首都）。建炎南渡之后，南宋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中原被金国占据。南宋初，金兵一度进到今湖南、江西、浙江一线。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确定以黄河为界。后金人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无变化，宋朝与大理交界处设立黎、叙、泸、黔、邕等州。据赵汝括于公元1226年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

北宋初十三道

宋初为平群雄，疆域区划难以顾及。宋太宗时袭唐朝旧制，略事改革，分全国为13道：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10道；去陇右、山南东、山南西三道，并剑南东、西道为一；改岭南道为广南道；增设两浙道，但第二年即废。之后改道为路。

改道为路

在宋太宗初年，即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已设21路，第三年后又为19路，989年（端拱二年）改为17路，公元992年（淳化三年）有16路。可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公元995年（淳化五年），开始在全国改道为路。但在此之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

北宋至道三年十五路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天下共分十五路，后析为十八路，又析为二十三路。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始定天下为十五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增至十八路，宋真宗分西川路和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路，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增至二十三路，宋神宗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凤两路，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颁行的《元丰九域志》，即依据二十三路的行政区划制编写的，京畿所在的开封府则不在二十三路之列。

北宋崇宁五年二十四路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开封府升为京畿路。

1105年（崇宁四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24路。1122年（宣和四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16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26路，实际上还是24路。

南宋十六路

建炎南渡后，南宋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至两浙东路。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分天下为十六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宋宁宗改为十七路，把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

宋代的行政区划实施的是三级制。最高一级为路，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

唐中叶后，道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节度使所辖之地虽不少称道，但道制监察机构已混乱不堪，这为宋代改革为路制准备了条件。

宋朝初年设立十三道，但宋太宗时即改为路。宋代行政区划最另类表现，是“路”的发明。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的一级监察区。唐朝监察机构道的划分是以山河地理为主要原则的，宋朝路的划分则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兼顾了经济和人文的差异性，从而更加科学。例如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南方的版图得以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古扬州地区，江西、福建已经和如今的版图差不多了，吴越地区独立为两浙路，以徽文化为核心的皖南及周边地区为江南东路，淮河下游为淮南东路。

事实上，宋之路不似唐之道，路为行政机构，有明确的帅司宪司漕司治所，唐代的道只是监察区，并非行政机构；因此，把唐代道制监察区划和宋代路制行政区划归为一个时期，是不适宜的。

州一级的行政长官称为“知某州（军、监）事”同时州一级还设通判一职，以制约知州的权力。宋代路下为府、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情况与唐朝很相似。据《元丰九域志》记载：1085年（元丰八年）时，全国有府14、州240。

两宋的行政区划中还出现一些新单位——军、监。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五代时，军不仅管兵马，也辖有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在宋代，军则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已开始出现，但也在宋代才演变成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都隶于路，但实际地位则要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全国有军37、监4、县1255。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其目的即牵掣知州的权力。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

转运使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但到宋代又变了。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其手，其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

表面上看，宋朝的路和唐朝的道，甚至和西汉的刺史部都是很相似的，法理上似乎也是这么回事。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决非如此。除了《禹贡》九州以外的历代，行政区也好，监察区也好，军事区也好，都会有一个机构（或是一级政府，或是一个官职）来履行其职能。宋朝的路却没有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每路设四个司：转运使司，简称漕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长官为提刑官（《洗冤录》的作者宋慈即任此职），负责一路刑狱；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长官为常平使，负责一路的仓储；经略安抚司，简称帅司，长官为安抚使，负责一路军事。而这四个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这样一来，路的财、政、刑、兵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了。需要说明的是，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此路一级一直被视为监察区。但这四个司已经基本含概了一级政府的主要行政职能，它不同于纯粹作为监察区的西汉“刺史部”和唐朝“道”，作为一个监察区多少有些牵强，应该算做“非典型行政区划”，至少也是“行政性的监察区”吧。

终宋一代，行政区划很少变迁，也是其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文官治国，避免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武官兵变问题。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实行的是两级制，即近400个府、州、军、监为一级，1234个县为一级。府为体制较尊的地区，比如首都、陪都等；军一般是军事重镇或要冲；监设在一些主要的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在少数民族地区，继承了唐朝的羁縻制度，也可以算是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这种把因地制宜的原则运用到行政区划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关于宋代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或总结为三个特色：一是用文臣出守列郡；二是将地方政府权力完全收归中央（宋代所有地方官均为中央办事）；三是尽量使地方官吏互相牵制，如一路之中四职并行，府州之中长官与通判牵制等（叶伯棠1978）。有的学者以宋代整理农政皆归于失败为例，分析了导致农政中辍的原因，也就是宋代地方行政的四个弱点：一是宋代县级政府等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残破不全；二是地方官进用考核不严密；三是州县胥吏之恶化；四是乡县间豪猾土劣之大量增加。指出，宋代只知减少中小县级官员的编制，而不合并县数，造成县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实为宋代地方行政低能之第一原因，而后三个原因共同作用，则加重了这一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