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也叫做”和戎“”和蕃“，是指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外族或者外国出于各种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联姻。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西汉时期的几次和亲的内容和效果也是有所不同的。为了叙述的方便，西汉的和亲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谈。

和亲是不同政权间的政治联姻，双方通过嫁娶公主来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西汉同匈奴的和亲就是早期的典范。汉初，天下初定，国力衰弱，士卒疲于征战，刘邦采用娄敬建议，以汉朝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双方约为兄弟；开放“关市”，两族人民互通贸易。惠帝、文帝、景帝及汉武帝初年都采取了和亲政策。这一政策相对缓和了军事冲突，有利于汉朝休养生息，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加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汉初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转为“征伐政策”。从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一、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强弱为出发点来决定是否和亲。这一点又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当中原王朝实力薄弱时期，为了边境安宁，不得不与异族和亲，如汉初刘邦与冒顿单于的和亲；二是当中原王朝势强力大时，少数民族为了寻求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支持，或由于向往中原先进生产及生活方式，主动向中原王朝请婚，如西汉后期的南匈奴和唐代西突厥的多次请婚。

二、通过和亲政策，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如唐代就通过与突厥的和亲，使突厥贵族进入皇族，优待他们，利用他们比较熟悉本民族的优势，给他们封官加爵，从而达到对突厥的统治。

这是中国历史上西汉王朝对当时的北方民族“匈奴”采取的一种外交政策。和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朝主动和亲，以缓和双方矛盾，发展自身实力。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期，是匈奴主动请求和亲。

苟安与羁縻政策的产物

“汉匈和亲”，是西汉初期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举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代，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它是在美人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西汉初年，汉王朝刚刚建立，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嗷嗷待哺，国库已经空虚。而此时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发兵袭扰边郡。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反被围困在白登，险些被俘。但是，强大的匈奴与虚弱的西汉力量鲜明的对比，使西汉统治者的威胁感并未减轻多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娄敬便向刘邦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

西汉和亲

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乃派娄敬为使者与匈奴缔结和亲。这就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娄敬也因此被刘邦赐姓刘氏。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从汉高帝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是属于西汉和亲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

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史称当时人民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汉武帝加强了中央专制权力，军事力量也强大起来，已有足够的力量与匈奴抗衡，于是，汉武帝废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它意味着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大行王恢建议以诈献马邑的办法，将匈奴主力诱至马邑包围歼灭，武帝准许，遂派30万大军在马邑周围设伏。然而被匈奴识破计谋，围歼计划破产。由此，双方激战开始。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而最关键的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兵由云中郡出击，横扫河套南部直至陇西，赶走匈奴白羊、楼烦王，收复秦末失地河套地区。汉军在与匈奴的历次交战中第一次取得大胜。

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等两次由陇西、北地出击匈奴各部，深入河西走廊，捕斩匈奴混邪王子、相国、都尉等百余人，士兵4万多，大胜。

第三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大战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10万精骑及数十万步兵，辎重队伍，越沙漠寻歼匈奴主力。

匈奴经过几次沉重打击，尤其是第三次打击，更加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匈奴边患问题基本解除了。汉匈力量对比的这种剧烈变化以至递转，使汉匈和亲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匈奴经过连年的军事打击，人口增殖和畜群藩息皆大受影响，因而希望息战和平，重建和亲。汉武帝不反对和亲，但他要求匈奴臣属于汉，遣子入侍为质，与其他藩国一样待遇，汉匈地位完全颠倒。双方为此僵持了数十年。

汉宣帝时期，“匈奴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属国解体。后又因内部五单于争立，战乱不已。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为郅支单于所逼，乃率部降汉，是为南匈奴。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南匈奴呼韩邪遣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属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到长安朝觐汉宣帝。宣帝对他优礼相加，仪节高于其他藩国和诸侯王。又从军事上给他以帮助，使南匈奴呼韩邪部渐渐恢复发展。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击灭郅支单于于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后呼韩邪重返北庭，恢复故土，收集余民，政权开始安定下来。

匈奴和亲

呼韩邪既欣喜又害怕，喜的是多年的对头北匈奴已被汉朝远征军诛灭，怕的是汉王朝下一个消灭目标指向自己。思来想去，终于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再次入朝朝觐汉天子，并自请为婿。元帝应允，即以宫女、待诏掖庭的王嫱（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即以其为“宁胡阏氏”。又上书元帝，愿意承担为汉王朝守边的任务，建议撤除汉王朝边塞吏卒，以省减汉民徭役负担。虽然汉元帝没有答应呼韩邪的建议，但双方和平相处，史称汉朝“边域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西汉末。

昭君和番，给汉匈双方都带来了边陲和平，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强的良好结果。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时的和亲已与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汉初是汉王朝向匈奴求和亲，以汉宗室女奉献匈奴单于，意在以暂时的屈辱，换取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措施。而此时的和亲则是匈奴在自身虚弱，慑于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汉王朝臣服和求婚的。汉王朝已不是以庄重的对等婚姻形式嫁公主于匈奴单于，而是以高傲的姿态赐宫女于匈奴单于。其目的则是要在其恩威的情况下，使匈奴永远臣服于汉朝。所以说，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基本上可以说是处理敌对国家间的一种政策。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时期，西汉的主动和亲政策，到汉武帝时，国家强大起来，和亲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次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兵进攻匈奴，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这时候，匈奴打算和亲。汉武帝不同意，他要求匈奴派儿子到汉朝做和平人质，而且要反过来向汉朝称臣。双方在地位方面没有达成协议。 到汉宣帝时，匈奴国势力衰落，加上内部战争，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归附，他派儿子到汉朝做人质。后来在汉元帝时，南匈奴呼韩邪自请为婿，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给他，双方终于实现了和平。

寓攻于守攻防兼备

后世一直有人认为，堂堂大汉却要向匈奴蛮夷低头，甚至低三下四的送去汉家女子给匈奴单于为妾，既不能缓解匈奴对于汉的军事压力，也没有达到通过通婚节制匈奴的目的，因为西汉前期大多数送去和亲的“公主”都只能作为单于的偏房小妾，没有成为正妻并且生下亲附汉朝的太子、储君。 如果单单从这一个方面来看，是否就认为汉政府的和亲政策已失败呢？ 其实，评价和亲政策的成败需要多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汉朝内部而言，派遣的所谓“公主”多不是皇室真正的大公主，最多也就是皇室宗亲的小公主，更多的甚至就是民家选送的宫女。但即使是这样一些“和亲公主”，对于地处偏远的匈奴而言，其所代表的汉代先进的宫廷文化以及优雅妩媚的汉女气质，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从这点来看，汉政府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就能够以汉公主的名义把这些“和亲公主”及其使节送往匈奴，这个和亲计划本身也就具有很高的执行价值。

第二，汉朝虽然要为和亲安排大量的陪同人员和陪嫁物资，但这些陪同人员在远赴匈奴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条件，更可以深入匈奴的腹地得到他们生产、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汉政府的进一步战略决策，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至于陪嫁物资，就像刘敬所说的，无非也是汉朝多产而匈奴所无的东西，并不会对于汉朝造成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样的，每次向匈奴输送物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加深了解敌情的机会。在对匈奴作战中，汉军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军队和部落漂移不定的行踪。通过和亲以及之后的和亲物资运输，汉政府恰好可以掌握匈奴军队和主要部落的准确方位及其驻扎习性，为武帝时期积极的对匈奴进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西汉政府对于匈奴的和亲本身，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并取得战略胜利为界限。前期和亲重在守，但也起到为武帝的战略进攻积极准备的作用。后期的和亲，重点就变为“亲”，使得分裂之后的匈奴部落归顺。众所周知的昭君出塞，就是在汉灭郅支单于之后，韩邪单于为了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于公元前33年，亲自入汉，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此时，匈奴和汉之间的攻守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和亲已从西汉主动变为匈奴主动要求，实质是分裂的匈奴单于企图利用西汉政府的实力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纵观西汉和亲政策的推行，有力保证了西汉对匈奴长期战略的实施，并且最终实现了双方攻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这难道不是西汉和亲政策成功的证明么？

到了两宋时期，鉴于西汉和亲的历史实例，不断有官员提出仿效西汉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缔结“和亲”之好，但也不断被宋的士大夫以各种理由拒绝，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提出和亲要求，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但在宋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宋君主一律婉言拒绝。本质上，两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自恃为文化优越的民族，断然排斥和北方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结亲，甚至认为，一旦和这些“夷狄”结亲会被视作“自取羞辱”，比打败仗还没有颜面。另一方面，在这种礼教文化下培育的女性，也无法担当起“和亲”和结盟的重任。比起汉代女性自信和果断，任何一个外嫁到北方的宋朝女性中都出不了王昭君、冯夫人之类的巾帼人物。和亲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政治效果。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宋已失去汉代的民族自信和积极进取：一味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失去了了解对手的机会；单纯用经济好处收买、安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不思进取的结果，就是彻底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最终被动地等待崛起于大漠的草原民族在巧取豪夺之下逼入亡国丧权的悲惨境地。如果宋代士大夫知道宋最终遭受到被草原民族征服、奴役的命运，司马光们还能在《资治通鉴》中对于汉武帝的强征匈奴的政策斥为“穷兵黩武”吗？ 综合来比较，西汉之强盛，不在于国力，而在于民族精神的雄性和张扬，就连西汉的女性也洋溢着大胆、自由的个性魅力；两宋的柔弱，也就不是由于国力不济，而是整体民族意识的保守和退缩，以至于连士大夫集团都留于文化上孤芳自赏、军事上消极被动、精神上封闭拘束的孱弱和压抑。所以，象“和亲”这样的寓攻于守、攻防兼备的大战略，也只有在汉唐这样开放进取的时代才能取得成效。

前200年，汉高祖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

前192年，汉惠帝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

前176年，汉文帝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

前167年，汉文帝宗女嫁匈奴老上单于

前160年，汉文帝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前156年，汉景帝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前140年，汉武帝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宫女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

西汉初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从本质上看，虽然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未能从根本上制止匈奴贵族“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的武装掠夺，但在客观上却起到很好的历史作用。它除了促进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外，还沟通了汉族人民与匈奴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在正常情况下，西汉统治阶级每年都要向匈奴贵族大批的金帛，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中原地区许多先进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不断输往匈奴，双方互派的使节不断往还，对生产的发展和文化交流都产生积极影响。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边境地区的汉族和匈奴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始终没有间断，匈奴的马匹和畜牧技术传到了汉族地区，汉族的“穿井”、“筑城”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传入匈奴地区。尤其是汉景帝时，“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汉书·匈奴传上》)，不仅给匈奴贵族很多馈赠，而且还允许匈奴人民和汉族人民通商贸易，互通有无，内地汉族的许多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到匈奴甚至转销到西域地区，匈奴地区的牛羊、马匹皮革也不断运到汉族地区，加强了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进一步密切了汉族人民和匈奴人民之间的关系，西汉初期“和亲”政策的这些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关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和亲问题，历来褒贬不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2。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解放以来，不少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在六十年代，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汉武帝之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肆意抢掠，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当政后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文景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10，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

从汉宣帝开始是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北匈奴郅支单于击败，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三次入长安朝贡，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宫女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王莽篡汉。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当时，汉朝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6，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