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

淞沪会战末期，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对上海进行翼侧包围。中国第三战区为避免上海作战部队两面受敌和为巩固首都，下令该地中国军队向南京外围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即乘胜西进，企图一举攻占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日军攻占上海后，由于第10军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部队伤亡甚少，于是乘胜西进，不愿遵守参谋本部所规定的作战地域限制线，于11月15日夜决定“以军主力独立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当参谋本部致电令其停止前进时，“华中方面军”向大本营提出意见，强烈要求“攻占南京”。

“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以来，英、美等国虽然并未对中国的抗战进行实际的支援，但相互的贸易仍在进行，特别是德国仍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苏联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更积极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等。1937年11月初，日本在内阁中成立了一个第四委员会，专门研究是否宣战的问题。最后结论是“宣战对日本方面不利”，决定仍维持不宣而战的局面。

由于战局的不断扩大并有向长期化发展的可能，11月16日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只适用于战时的《战时大本营令》，重新制订一个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事变之际，按期需要可得设置大本营”的《大本营令》，规定“陆、海军大臣既作为国务大臣参加内阁，又作为统帅部之一员置身大本营，负责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1937年11月18日，以军令第1号命令公布了《大本营令》。大本营于20日设置完毕。11月24日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

对侵华日军当局与大本营存在的这一矛盾，大本营终于屈服于侵华日军当局的意图，11月24日以“大陆第5号”命令“废除以‘临命’第600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境”界限，并预告“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本部有坚强决心攻占南京。”“华中方面”军当日即制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进行攻占南京的准备。12月1日，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第8号”命令，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同时下达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2日，免去松井石根大将在“上海派遣军”的兼职，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1932年1月28日发生的上海事变促使国民政府在开始拟制国防计划的同时考虑首都的防守问题。参谋本部判断，一旦中日战争再度在沪爆发，日军必将在其航空兵掩护下，以陆军沿京沪铁路、海军溯长江向南京进攻。1932年12月，在参谋本部内成立了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开始整修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江宁等各要塞，并准备在南京以东构筑国防工事。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主要致力于“安内”，所以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生效，拟订的防御计划未能贯彻执行，拟筑的国防工事未能完成。

1935年夏，华北事变发生，接着又出现一场使华北脱离中央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使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蚕食侵略政策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开始积极地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1936年2月令张治中负责在京沪间主要防御方向上构筑了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组成南京外卫线防御阵地。在南京地区，则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沿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至乌龙山要塞之线为内卫线的外围阵地；以南京城垣为内廓，环城以雨花台、孝陵卫、紫金山至幕府山要塞炮台之线为外廓。以上构成复廓阵地。在城内北极阁、清凉山等高地则筑成坚固的核心据点。

当淞沪战场日军大批增援部队由张华浜、川沙强行登陆后，面对日军由守势作战转为强大攻势作战的情况，中国大本营不得不认真考虑首都的防御问题。9月2日，一方面责成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与南京警备司令部迅速修整南京地区工事及制订防御计划；一方面责成第三战区派军修整、加强吴福线、锡澄线工事，以备淞沪作战部队在“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巩固首都”。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统帅部感到事态严重，开始重视南京的防守问题。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次日晚的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预期守1至2个月。固守南京的方针确定之后，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战役措施。11月20日，唐生智发布戒严令，南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

中国军队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约15万左右，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加上从他处抽调来的10个师，总共13个师，再加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共计1万2千余人）、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满编将有18万人左右，然而除去第10军的第41师及第48师是汉口开来的增援部队，其余均是由上海战场撤出，受创整补中的残部。因此实际上没有满编，按唐生智统计约有8万人，其中新兵就占3万人。

具体参战部队及主要将领如下（11月16日发布）：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罗卓英、刘兴

第2军团军团长（第41、第48师）：徐源泉

第66军军长（第159、第160师）：叶肇

第71军军长（第87师）：王敬久

第72军军长（第88师）：孙元良

第74军军长（第51、第58师）：俞济时

第78军军长（第36师）：宋希濂

第83军军长（第154、156师）：邓龙光

教导总队总队长（3个旅）：桂永清

第103师师长：何知重

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宪兵部队宪兵司令（4个团）：萧山令

此外，还有江宁要塞部队、炮兵部队、特务队等。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新的战斗序列。日本军队由华中方面军任主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构成。此外，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

第三师团先遣队联队长：陆军大佐鹰森孝

第九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吉住良辅

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一部）歩兵第百三旅团长：陆军少将山田栴二

第十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柳川平助

第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谷寿夫

第十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牛岛贞雄

第一百一十四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五师团歩兵第九旅团）支队长：陆军少将国崎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是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下达大陆令第八号：“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日军第10军遵照方面军的命令，部署第114师团沿溧阳、溧水公路向南京南部方向攻击前进；第6师团沿广德、洪兰埠公路，在第114师团后，也向南京南部方向攻击前进；国崎支队沿广德、郎溪公路进占太平（当涂），尔后渡江迂回至浦口附近，切断南京守军北退之路；第18师团经宣城向芜湖进攻，切断南京守军西退之路。

从12月3日至6日，经过4天的战斗，日军正面的第18师团、第9师团突破守军第83军及第66军的警戒、前进阵地，占领了句容，进至句容以西的黄梅、土桥及湖熟镇一带，并有一部兵力由右翼深入到孟塘、大胡山附近；第114师团突破了守军第72军及第74军的警戒、前进阵地，占领了溧水，进至溧水以北之秣陵关、陆朗镇及江宁镇一带。这时，日军右翼的天谷支队和第13师团正向镇江、靖江进攻中，左翼的第6师团正向秣陵关前进中，国崎支队和第18师团正向当涂、宣城进攻中。

12月6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现日军迫近第一线阵地，其第16师团一部已渗入至汤山镇左侧后的胡塘、大胡山附近，急令第36师速派1个步兵团进占麒麟门附近阵地，以掩护第66军侧背，并阻止该敌继续渗入；令在镇江的第71军、在镇江及东昌街一带的第83军迅速向南京转移，以增强南京的防守力量；规定第71军转移后，镇江要塞由第103师代师长戴之奇指挥；同时令第2军团（第10军）刚刚抵达南京栖霞山附近的第41师推进至龙潭、乌鸦山地区，以掩护第71军及第83军转进，并保持与镇江的联系。由于南京已成围城，即将变为战场，蒋介石于当晚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于7日晨5时45分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赴江西，转武汉统帅部。

12月7日，日“华中方面军”下令，于当日开始向南京外围第一线防御阵地进攻；突破该阵地后，继续向南京城复廓阵地攻击；集中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火力，用以摧毁并夺取城垣，松井石根司令官从空中投函唐生智劝降。唐生智不予理睬，继续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规定“上海派遣军”负责攻击东北面的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 ，第10军负责攻击西南面的共和门 、中华门、水西门。城内两军作战地境分界线为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汉中路。

12月7日，日军在炮兵及航空兵强大火力支援下开始向第一线主阵地带发起全面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将从镇江刚刚撤回的第71军控置于第74军和第66军结合部后方的高桥门一带，同时令第66军以一部兵力从汤山镇由南向北、第41师以一部兵力从射乌龙山由北向南、第36师预备2团配属战车连（欠1排）从麒麟门由西向东，对突入胡塘、大胡山附近之敌实施合击。但由于日军后续部队已从突破口投入战斗，第66军汤山镇阵地和第41师栖霞山阵地均遭日军猛烈攻击，因而三面合击的企图无法实现，转以第36师的预备2团在东流以西、以南一带抗击已占领复兴桥日军的进攻。

12月8日，原在湖州地区的日军第6师团亦以强行军赶至秣陵镇以西地区，在第114师团左翼展开，参加了进攻南京外围阵地的作战。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经过两日一夜的激烈战斗，各主要防御地段上的工事多已被日军炮兵及航空兵火力摧毁，守军伤亡惨重，如第51师防守淳化镇的第301团的代团长纪鸿儒身负重伤，连长伤亡9名，排以下伤亡1400余人，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当日下午，日军在坦克引导下先后攻占了汤山镇、淳化镇等重要据点。与此同时，日军右翼第13师团的第26旅团沼田支队已击退第57军的第111师，占领靖江，天谷支队已攻入镇江，日军左翼国崎支队已进至当涂附近，第18师团攻占宣城后正向芜湖前进中。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鉴于上述情况，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一方面下令命第一线阵地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一方面命镇江的第103师、第112师及其附近的第82军迅速撤至南京。8日下午，第2军团的第48师已运抵南京，第83军的第156师也撤至南京，其第154师仍在撤退途中。16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下达了“卫参作字第28号”命令，对复廓阵地的防守进行部署。同时还令宪兵教导2团防守水西门至汉中门城垣阵地及城外上新河河堤阵地，令宪兵第2团防守城内清凉山，令宪兵第10团防守城内明故宫飞机场。

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被突破后，守军撤退仓促，缺乏有效的掩护措施，日军乘势尾随，跟踪追击，以致有些复廓阵地尚未占领稳固，即为日军突破。至9日拂晓，日“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进至麒麟门、苍波门一带；第9师团进至光华门外，占领了大校场及通光营房；第10军的第114师团进至雨花台南；第6师团进至雨花台西，其左翼一部占领大胜关。中国军队第60军退至大水关、燕子矶一带整顿；第74军退至水西门内外，改任城垣守备。

日军一方面进行攻城准备，如部署炮兵进入阵地，坦克集中于待机地域以及选定入城路线等；一方面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唐生智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作为回答。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

9日当天，突入至光华门外的日军第9师团部队，在高桥门阵地炮兵火力直接支援下猛攻光华门外工兵学校第87师第260旅防守阵地及教导总队防守阵地，10时左右攻占了工兵学校。下午，坦克及炮兵火力曾3次攻击城门，并有少数日军突入城内。卫戍司令部急调控置于清凉山的宪兵教导2团预备队一部增援光华门，同时令第87师进行反击。第87师副师长陈颐鼎指挥第261旅一部和第259旅一部分由通济门和天堂村向敌军侧背实施合击，激战约数小时，经多次反复肉搏，终将迫近光华门的日军击退，恢复了工兵学校的阵地，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已突入城中的少数日军仍潜伏于光华门城门洞中。日第10军的国崎支队当晚占领了当涂。

12月10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9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83军的第156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66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103师及第112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156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2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88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18师团占领了芜湖。

12月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2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16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13师团中调山田支队 ，从第16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10军的第114师团及第6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88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114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88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6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2团的1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18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12月12日自拂晓起，日军即集中炮兵及航空兵火力对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城南方面，战斗至10时前后，雨花台阵地被日军攻占。防守该地的第88师第264旅残部因中华门城门已经堵死，无法退入城中，遂在敌火力下作横向移动，沿护城河绕城北进，伤亡甚大。日军占领雨花台后，居高临下，加强了对中华门的火力袭击。第88师第262旅部分官兵坚守城垣阵地，奋力阻击；第88师师长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及第262旅一部兵力擅自向下关退却，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仍返回中华门作战。城东方面，日军第16师团仍在孝陵卫西山及紫金山一带激战。“上海派遣军”因第9师团在光华门一带遭守军反击后顿兵城外，毫无进展，于11日命控制于苏州附近的机动部队第3师团迅速前进；于12日晨令第9师团停止进攻，进行整顿，令第3师团由第9师团左翼加入战斗，向城垣进攻。

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中华门及其以西城垣数处倒塌，一部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由缺口突入城内。第88师遂即撤走。当时中华门内大批居民为逃避炮击和日军，纷纷向城北部难民区逃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

卫戍司令部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撤退，于14时指示第36师负责维持城中及下关的秩序。但此时日军第6师团一部已突入至中华门内，第16师团及第3师团已逼近中山门及光华门，第6师团左翼旅已逼近水西门。守军第2军团退至乌龙山，教导总队退至紫金山，第74军派人去三汊河架设浮桥，企图渡江撤退至浦口，被第36师制止，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蒋介石虽然致电唐生智，令其在不能持久时相机撤退，但总从政治方面考虑较多，希望能多守一段时间，因而在12日又以致函形式致电唐生智、罗卓英及刘兴，提出他自己的企望。

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卫戍司令部突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广东部队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有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必然一起拥向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以便迅速、安全地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因发现友军撤退而撤退。虽接到命令而并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必然已准备好大量渡江工具，因而亦皆拥向下关。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12日下午即率其第41师和第48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36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也于12日夜驰去大通，12月13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16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16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即死于半渡之中。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12月14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从12月12日下午开始，南京卫戍军各部队撤退及突围的情况大致如下（南京大屠杀60年祭专辑给出的国军突围撤退的数字是32144人）：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及长官部官兵，12日晚从下关煤炭港乘预备的小火轮渡江至浦口，得到日军已至江浦附近、正向浦口包围的情报，遂徒步向扬州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靠拢；13日7时到达扬州时，顾祝同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驻临淮关，临行时留下6辆卡车。唐生智等主要官员及卫队乘汽车至滁州转火车，于当晚到达临淮关。

在司令部渡江后，第78军、第36师亦于煤炭港分批乘船渡江，至乌衣集结，尔后乘车去蚌埠，又转信阳去江西萍乡整顿。在叶肇及邓龙光两军长参加会议后，第66军及第83军（均为广东部队）共同研究决定：不遵守唐生智令第83军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再于次日晨6时突围的命令，两军由叶肇统一指挥，按计划由正面突围，向指定地点转进 ，当即下令各师“按160、159、156、154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12日20时前后，除156师因未接到命令外，其他3个师先后通过太平门。途经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时，均遭日军阻击，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队冲击时阵亡。拂晓前到达汤山附近时，又遭日军第16师团主力的猛烈攻击。部队逐渐失去掌握，各自为战，数百人或数十人一队，分头向指定地点转进。叶肇、邓龙光与各自的部队失散，均换着便衣突过日军包围圈。20日前后，各师大部分别到达南陵、歙县。第66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九华山一带收容失散的官兵约1300余人，临时编为3个营。1938年1月上旬，他们到达宁国附近归队。未接到命令的第156师师长李江率队与教导总队等一同撤至下关，部分官兵渡过长江，辗转归队。

南京卫戍军的其他各部均于12日下午和夜间拥至下关。第74军组织较好，又掌握有一艘小火轮，约有5000人渡过江北。其余部队仅有一部得以渡江，大多留在江南，遭日军杀害。

主词条：南京大屠杀

12月14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6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在占领南京城的前6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20余万人，总数达30万人以上。

中国方面军人约五万余人，包括平民估计超过30万人丧生。

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国军高级将领：

萧山令：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少将，1937年12月13日牺牲于南京下关。追赠陆军中将。

罗策群：国民革命军第66军第159师代师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追授陆军中将。

高致嵩：第88师264旅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中华门。追赠陆军中将。

朱赤：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第88师262旅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中华门。追赠陆军中将。

易安华：第87师259旅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南京莫愁湖。追赠陆军中将。

李兰池：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2师副师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太平门。

司徒非：第66军160师参谋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追赠陆军中将。

姚中英：国民革命军第83军第156师参谋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追赠陆军中将。

李绍嘉，第83军156师468旅副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追赠陆军中将。

刘国用，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58师147旅副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黄纪福，国民革命军第66军159师477旅副旅长，追赠陆军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陈节，第66军159师参谋处长，追赠陆军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谢承瑞：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12月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后追赠宪兵少将。

（以上将领尸骸无一从南京城中运出）这些殉国的少将都被晋级中将抚恤。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基本入祀首都忠烈祠，1969年3月获台湾当局批准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南京保卫战之中，中国军队阵亡中校军衔以上的中高级军官47人，分别是：少将8人，上校17人、中校22人。按职务划分，南京保卫战中，团以上军官阵亡了少将副司令1名，少将副师长1名，少将师参谋长2名，少将旅长3名，少将副旅长1名，上校副旅长4名、上校团长9名、上校处长2名、上校参谋2名，共25人(即少将加上校的人数)。

《南京抗日英烈地情资料实录》记录了萧山令、高致嵩、李兰池、罗策群、易安华、朱赤、姚中英、谢彩轩、司徒非、华品章、刘国用、李绍嘉、黄纪福、韩宪元、雷震、蔡如柏等十六名英烈的完整生平。

南京保卫战打死日军三千余人，打伤九千余人，合计毙伤日军一万二千余人。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生智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在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只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主张至少在一定时期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这是蒋介石的主张。唐生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然而，这种意见在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作战。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固守南京的问题后，一时无人应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担负这一职责。蒋介石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于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的士兵。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宋希濂的部撤退时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的死活。

十数万守军的土崩瓦解：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于是发生枪战，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于被人流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民党军队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军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但只有少部分成功。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

日军占领南京后，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中国南京市人民政府为铭记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而筹建，位于中国南京城西江东门茶亭东街原日军大屠杀遗址之一的万人坑。1985年8月15日落成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