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门是南京明城墙十三座明代京城城门之一，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坐北朝南，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门，中国古代防御性建筑的杰出代表，世界城墙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其形制和规模在中国绝无仅有。

明朝洪武初年，通济门由原集庆路旧东门截城壕增建，因临近秦淮河用船形取同舟共济之意而命名为通济门。明朝南京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城南京的营建承袭了南唐金陵城的格局，并在都城周围整修、开凿护城河。护城河相互连通，规模空前，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护城河。其中外濠（即外秦淮河），成为明都南京城南的护城河，宽阔的秦淮河还承担着向都城运输漕粮的重要任务，南京城通济门和三山门（水西门）是遥相对应的两个船形瓮城。通济门在建成之初，便成为南京的重要地标建筑。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6月3日夜，刚刚表示要带头拼死守卫南京城的弘光帝（朱由崧）连夜从通济门逃出南京，连辅佐他的马士英都不知道。15天后，弘光帝被捕，清军特地押他回京从通济门入城。

清军占领南京后，将全城一划为二治之。从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西为民舍。原住城东和城北的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啼哭满路”，腾出的地方让给入城的清军驻防。顿时，“西南民房一椽值一金。”这是南京历史上的一次城内大规模移民，通济门成了“坐标点”。

1928年春夏之际，曾有人提议将通济门改名为“共和门”，以纪念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开创共和之伟业。改名后的“共和门”，曾一度被使用过，甚至还出现于地图上，但终未被国民政府正式命名。

1937年12月9日，侵华日军从南京东郊、东南、南面3个方向，抵达南京城墙附近。在攻击光华门失败后，日军遂转向通济门方向。上午10时许，经过激战，日军在光华、通济两门外，“遗坦克车六辆，尸体二百余具于大道两旁，我军士气大振，光华、通济两门均已转危为安。”在南京保卫战中，通济门曾是中国守军抗击日寇的见证之一。

1954年9月，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及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对南京市工务局提出的《南京城墙保护原则》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南京古城墙除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有助于防空，防洪及点缀风景的部分应予保留外，其他部分一律拆除”。通济门为中央文化部指定保留的城门之一。

1958年1月，毛主席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南京拆城墙做了明确的赞赏：“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随后南京的拆城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直到60年代拆城墙之举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初经过当时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等一批有识之士竭力保护下来的通济门、三山门等最终没有逃过劫难。庆幸的是，南京市建设局勘察测量大队在20世纪50年代用平板仪测绘了一张通济门瓮城平面图，为通济门瓮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及复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

1960年10月，白下区人民委员会开始拆除通济门瓮城两道城门。

1962年10月，拆除工程再次启动，延续到了第二年初。

1963年5月，通济门及内瓮城拆除后，土方及石料未及时清理，还遗留了条石墩子10个。交警二中队及交通分局以“通济门是城乡要道，进进出出拖粪车、街道卫生垃圾车、郊区菜农挑菜进城，非常拥挤”为由，多次向白下区第二土石方工程队提出意见，而且“当地居民群众也纷纷提出意见”，最后由该工程队清除了这10个条石墩子。

1963年底，通济门及瓮城地面建筑被彻底拆除，城墙最后的石墩被清除。

2002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在龙蟠中路凯悦天琴小区建设工地，发现了通济门东面的城垣。

2006年，又在这个工地发现了从外往里的第4道城门遗址。

2010年，考古队员找到了当年的城墙遗址，并且推断出是通济门西侧城墙。遗址所在地大概有600平方米，依然能看到当年城墙拆除后遗留下来的墙基，墙基全部是用青砖砌成的，有一条是东西走向，而另外一条则是南北走向。发现城墙遗址后，文物部门表示，如果将多次考古数据汇总，有望还原历史上完整的通济门，在龙蟠中路399号，要尽快建立一个城墙遗址公园。

通济门是南京十三座明代京城城门中规模最大、占地面积最大的城门，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门，坐北朝南，有三重内瓮城。进门向东北而去是森严的皇宫区，向西南而行则是热闹的秦淮商业区，因此堪称南京的咽喉要道。最特别的是它的外形被设计成福船型（鱼腹型），扼守在内秦淮和外秦淮的分界点上，是中国古代防御性建筑的杰出代表，世界城墙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其形制和规模在中国绝无仅有。

出于历次考古发掘条件的限制，历次发掘均面积不大，且集中在第2重和第3重瓮城区域，难以揭示通济门瓮城遗址的全部面貌。现以左右对称分布之原则大致推算通济门第2重和第3重瓮城的尺寸如下：两重瓮城的城垣宽度约5—6米，门道宽4.8米，门道左右各设有门墩，东西宽7.6米、南北长10.1米，由此可知通济门第2、3重瓮城城门东西面阔20米、南北进深10.1米，瓮城宽度大约115—120米宽，长则在25米左右。

2002年4月，位于秦淮区大光路167号的凯悦天琴楼盘工地施工时发现了与明代通济门瓮城有关的附属建筑遗存，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随后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经过发掘，清理出一段南北向条石遗迹，残长25.8米，残高0.4—1.55米，残存1—5层不等。条石最底一层打磨毛糙，不甚平整，以上各层外侧及咬合面均修琢规整而光滑。包砌条石长0.6—1.10米、厚0.27—0.35米，由下至上逐层内收2—3厘米。墙体内侧紧贴包砌条石有城砖砌成的防护层，宽约0.85米。防护层内的城墙内芯充填不规则形状的石块，石块与石块间用黄土和石灰混浆嵌筑夯实。从其砌筑方式以及位置走向来看，凯悦天琴楼盘工地发现的这段条石遗迹，应为明代通济门瓮城东侧呈南北走向的墙垣内壁残迹。该段城墙墙基下面叠压的文化堆积有两层，累计厚约3米。第1层为明代夯筑层，由黄土夹杂厚石灰浆及碎砖瓦等夯筑而成，约2.2—2.5米；第2层为南朝文化层，厚约0.6—0.8米。黑灰土，土质较软，含砂。出土物有南朝时期的青瓷器残片、印纹硬陶片等，未发现南朝以后的遗物。第2层下为流沙层，无包含物。

2002年3月，香格里拉花园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古代城砖，南京市博物馆闻讯后即派考古工作者前往施工现场调查并于2002年4月入场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过清理，发现了一段明代城墙遗迹，为正东西方向，东西残长5.5米、南北残宽3.5米，系以明城砖错缝平砌而成，黏结剂为石灰拌和物，自下至上残存13层砖，残高2.7米。从其南壁作叠涩状由下往上层层内收的情形来判断，应属明代通济门东垣外壁（南壁）一侧的残存遗迹。根据遗迹平面残存结构，可以确认该段城墙内外皆是以城砖层层砌筑的，部分城砖上有模印的“宁国府口”等铭文。砖墙以下的底基为细砂、黄土、石灰拌和并加夯，内侧充填块石，因地下水富积而未进一步下挖，故其基础深度未能探明。

2006年初，由于在建的南京城市快速内环东线工程南端隧道人口处涉及通济门瓮城基址，南京市博物馆于当年4月对可能涉及通济门瓮城的施工场地用机械钻机进行了钻探，大体摸清了通济门瓮城的南北进深，并据此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在工地南端发现呈东、西对称分布的条石一层，彼此间距4.8米，编号为D1。其中，D1东侧仅存呈东西、南北走向的条石各一，其余皆已在施工中被毁；D1西侧条石组合的保存情况较东侧稍好，可见出其东西两端宽7.7米，但其两头向南延伸部分亦遭施工破坏。条石凿制较为规整，长1.05—1.7米、宽0.8—1米不等，但厚度则统一为35厘米，位于东北角上的一块方石上凿有榫窝。在D1以北19米处，亦发现条石砌建的遗迹，编号为D2。碍于施工进展，只清理了D2的西侧部分，结果显示其平面结构大体为一由条石砌建而成的长方框形，东西宽7.6米、南北长10.1米。其中除南边仅残存最底部的一层条石外，东、西、北3边尚存2层条石。其底层条石的形制与D1相近，厚度同为35厘米，而位于东北角与东南角的也都凿有榫窝。D2东侧部分虽未及清理，但勘探情况表明其亦与西侧条石的组合形制相对应。总的来看，在TGl内发现的D1与D2，不仅在平面分布上呈垂直平行之势，在形制乃至具体尺寸上也多有符合之处，再结合其所在方位，可以确认这两组条石构筑物即为明代通济门瓮城自南向北的第2、3重瓮城的门墩遗迹部分。由此亦可判定，通济门城门与第1重瓮城的基址部分均已在施工中被掘毁殆尽。瓮城门墩条石以下，即为夯土层。夯土层厚约2.6米左右，共计9层，每层皆以厚薄不一的纯净黄土与碎砖瓦相间，层层交错夯筑而成。在夯土层以下，有一层厚0.25—0.6米的浅灰褐色土，土质较松散，包含物有少量碎砖瓦、小石片以及若干具有晚唐五代特征的青瓷片。该层以下有厚1米左右的浅灰色流沙层，土质松散，未发现包含物。流沙层以下即为生土。

2010年3月至6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龙蟠中路裘家湾片区综合楼项目工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条石砌筑的城垣两条。编号分别为Q1、Q2。两条墙基大致呈垂直状态，连接之处已被破坏。Q1大体为东西走向，墙体略呈弧形。墙体距地表约0.5米，长约19.05米，宽约5.6米，高约0.55米，为平地起筑，即条石砌在地面以上，现存土衬石及条石各一层。土衬石为建筑之基础，根据现场发掘的情况，土衬石为长0.64—0.71米、宽0.12—0.27米、高约0.2米的长条形石块，打磨毛糙，不甚规整，其与条石的接触面亦不光滑。土衬石比墙体略宽，宽出部分即金边，金边宽度并不规则，长0.08—0.20米。土衬石之上用长0.18—1.15米、宽0.21—0.5米、高0.3—0.34米的条石包砌，砌筑方法为一顺一丁，在墙体内部形成犬牙交错状。城墙内芯填充大量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石块以及少量砖块。石块与石块之前则用黄土和石灰交浆嵌筑夯实。从条石上石灰浆浇筑的痕迹可见上层条石内收2—3厘米，从而形成剖面呈梯形的墙体。Q2大体为南北走向，距地表约0.7米，长约25米，宽约5.45米，高约0.5米。Q2构造则基本与Q1相同，但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墙体中部已被现代建筑破坏。综合地理位置、建材与具体的构筑方式分析，Q1应为通济门瓮城第2重城垣西部的遗存，Q2应为通济门瓮城西侧城垣。墙基以下即为明代夯土层，厚约3.3米，共计10层，每层以厚薄不一的纯净黄土与碎砖瓦、碎石块、石灰等相间，层层交错夯筑而成，其中包含有少量的龙泉窑瓷片。此层即为所发现城垣之基础。夯土以下为较硬的浅黄色土，包含铁锈斑，夹杂白色土并板结成块，即为生土。

对明代通济门瓮城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大致以现今龙蟠中路为中轴线、在其左右展开，发掘结果亦表明通济门瓮城确实分布在龙蟠中路左右。如龙蟠中路东面为凯悦天琴楼盘工地，发现了瓮城东侧城垣内壁遗迹；龙蟠中路西面为裘家湾片区综合楼项目工地，发现了瓮城西侧城垣遗迹；龙蟠中路上发现了第二、三重瓮城的门墩遗迹。综合历次考古发现，大致可以推断通济门瓮城主体在龙蟠中路上，南北长约100米左右，东西宽约120米左右，北距九龙桥100米左右，南距大光路70米左右，西距秦淮河5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