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永清（1900年－1954年8月12日），字率真，国民党将领，江西省贵溪县鹰潭镇（今鹰潭市）楼底桂家村人。

1925年9月28日，蒋介石出任东征军总司令，讨伐陈炯明。蒋介石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一路上他叮嘱官兵:“如有骚扰人民，违反军纪的，上至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而此时的黄埔学生军尚称得上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一路征战，秋毫无犯，赢得了民心。

然桂永清在战场上虽不惜命，但平日对身外之物却有点看不开。打下淡水后，部队开始搜索追击，他也冲进了一家典当行，俘虏没抓着，却掳走了当铺里的几块布料、一副手镯和几块光洋，打了一个包裹，第二天就邮寄回江西老家。没想到这件事却被李之龙尽收眼底。眼见桂永清在破坏军纪，扰民犯民，李之龙联合多位党代表，还找来当铺的老板，一起去蒋介石那里告发。事实俱在，蒋介石大怒，当即动起了杀机，拍着桌子吼道:“这是革命军史上的耻辱。”他一挥手，吩咐道:“拉出去枪毙，并通晓各军，以资鉴训。”负责传达命令的是上尉秘书贺衷寒和桂永清一样也是孙文学会的骨干，与桂素来交好，紧忙请来何应钦，请蒋介石刀下留人。蒋介石总算是网开一面，改为降级处分，以观后效。

大难不死的桂永清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一改往常的生活作风，尤其是在带兵上再也不敢松弛。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编遣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的军事集团 第1集团军整编为6个师，以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分任第1、第2、第3、第9、第10、第11师师长，除第11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其他5个师长都是黄埔教官，为蒋之爱将。为了更好地控制11师，并对曹万顺进行监视，蒋指派原来的21师师长陈诚率领北伐军总司令部的两个警卫团改编为第31旅，旅长由桂永清担任，副旅长暂缺，隶属11师，而陈诚则为11师副师长，其实蒋介石的初衷是让陈当师长，由于何应钦的反对，陈诚只能以副师长为过渡，准备随时接替曹万顺。

桂永清到任没几天，就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好友邱清泉为副旅长，但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另派李默庵为副旅长。李默庵奉蒋之命去见桂永清，当时他正在打麻将，见李默庵来了，态度比较傲慢，说道:“我已向校长推荐了副旅长人选。”李默庵碰了钉子，并不善罢甘休，回去后就向蒋介石告状，说桂永清如何抗拒校长的命令，整天打牌，骄横自大等等。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下令将桂永清撤职。桂永清闻讯后立刻赶到南京，他先拜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请何为之说情。何应钦考虑了一下，问桂永清愿不愿出国留学。桂永清满口答应。于是，何应钦去见蒋介石，讲道:“建军需要人才，桂永清是有用之才，何不选派他到德国去留学，将来定不负校长的期望。目下桂永清自知触犯纪律，不敢来见校长。”蒋介石说:“桂永清竟敢违抗我的命令，目无纪律，太不象话了。既然你建议他留德，可以嘛，你马上去叫他来见我。”这是桂永清第二次犯了错误来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桂永清，劈头就骂:“你连我的命令也不听，是什么道理？”桂永清立正道:“报告校长，我怎敢违抗您的命令？因为我已经呈报校长委派邱清泉为副旅长，李默庵来了我怕发生重复，便叫他回南京。”蒋介石说:“邱清泉已经另有任用，谁知你乱来一套。姑念你过去工作较好，不予深究。何部长说你愿意去德国留学，我同意你去。你要好好研究德国的战术和训练方式，以后为我国建军改制做出贡献。你不但要学军事，还要摸清德国国社党的组织活动情况。现在，给你三万元安家费，到军政部去领。你那个旅已拨归刘峙去指挥，你早日去德国好了。”就这样桂永清丢掉了大好的军事前程去德国“深造”了。

1938年初，国民党进口了大批装甲车，蒋介石组建了他的第一个机械化师——陆军第200师，师长为杜聿明，邱清泉为副师长，可见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桂永清就更不用提了，何应钦将其侄女何相银许配给他为妻，蒋介石特送贺礼500银元；教导总队在南京失守后整编为27军，桂永清继任军长。围歼土肥原之战，蒋介石特令桂永清、邱清泉率部参战，既表明此战的重要，也显示蒋介石对此战的重视，但对薛岳而言，这份厚礼却未必就是好事。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两个“天子门生”为人自傲自负，刚有余而柔不足，勇过多而谋欠乏，说不定什么时候捅出漏子来就会让他噬脐莫及。回头来看，薛岳的担心是有先见之明的，事情果然就坏在这两位“德国将领”身上。本来，兰封是由宋希濂的71军防守的，邱、桂两军到后，蒋介石改令71军向红庙方向进击，而将守兰封的任务交给了27军，且把71军的88师（师长龙慕韩）暂留下来，交桂永清指挥，邱清泉协助之，换防时，宋希濂向邱、桂两人介绍当面之敌和友军的情况，邱清泉不等宋希濂说完即打断他的话说：“嗨，这点敌人算什么，看我们来打他个落花流水!”桂永清也满不在乎地说：“以少胜多，难乎其难，以多胜少，又有何难？”宋希濂见邱、桂如此骄傲轻敌，便不无讥讽地笑着说：“好哇!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他们也确实打过一次“胜仗”。5月21日，也就是64军、74军向野鸡岗发起进攻的那一天，邱清泉带着几辆坦克、几十个步兵在兰封城郊照例巡逻时，正碰上了一支百余人的敌人骑兵部队朝兰封方向搜索而来。“嗨!狗日的，想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找人祭炮呢!”邱清泉热血上涌，兴奋异常，第一个驾驶坦克冲向了敌人。骑兵哪是坦克的对手？随着坦克前机关炮的欢快叫声，敌人就像被砍断的树桩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栽了下来，死了主人的战马在野地里四下惊奔起来，……不一会儿，100多个鬼子除了几个腿长跑得快的活着回去报丧之外，余下的都成了邱清泉等人的报功材料。大小毕竟是个胜利，高兴也在情理之中，可邱、桂二人似乎生来就有吹肥皂泡的本领，他们乐不可支地分别给蒋介石、程潜、薛岳打电话，拍电报，吹嘘什么：“兰封大捷”，歼敌无数等。呆在郑州的蒋介石当然十分兴奋，为他的得意门生。他想，吃掉土肥原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吹起的肥皂泡终究是经不住任何风吹雨打的。仅仅过去的一天，23日，土肥原的一个加强旅团在坦克、大炮的支援之下，向兰封城展开了遮天盖地的打击。两三个小时之后，桂永清便招架不住，全线溃败，被冲散了的溃兵裹伤抱残，哭爹喊娘，如潮水般向西落荒逃去。邱清泉则仗着战车之利，一口气就逃到了罗王车站。桂永清跑起来自然没有他这么麻利，他知道，作为主官丢失兰封意味着什么，于是，逃跑途中他匆匆给88师师长龙慕韩写下一张字条，令龙师长固守兰封，自己则马不停蹄地狂奔到罗王车站，说是收拾残兵败将去了。

有人提到桂永清作为37军军长，参加了39年5月的随枣会战，并临阵脱逃，这是把历史事件搞混了。桂永清在38年5月的兰封会战时作为27军军长，不战而撤。此战包括黄杰、桂永清在内的一批嫡系将领被免职，龙慕韩被处决，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嫡系将领。此战后虽然桂永清由于和何应钦和陈诚的关系都很密切，没有重惩，但就丢掉了直接指挥部队的权利。

随枣会战中，参加的部队有一个39军，当时军长刘和鼎，该部队属于杂牌部队，其编制长期不满员，随枣战后分散入敌后打游击。而提到的37军，在39年3月时参加南昌会战，应该在湘赣鄂边界地区，此后在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从未参加过随枣会战，其军长也先后为黄国梁、关麟征（兼任）、陈沛，跟桂永清没有关系。

1945年岁末，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桂永清换上海军将官制服前往南京下关海军总司令部办理移交时，所有在部人员都懵住了。这倒不仅是因为中国自有近代海军以来，坐镇旗舰发号施令的大多是福建籍人，而桂永清是来自江西的老表兄；真正让他们吃惊的是：就这么一只“旱鸭子”，轻而易举地夺去了海军的指挥大权？

在国民党“黄埔系”将领中，桂永清以爱吹牛皮、好大喜功著称，说起话来，三句不离一个“大”字，但真正把他官衔撑大的原因，是因其对陈诚俯首贴耳，亦步亦趋。凭这一条，在北伐中表现平平的他，被保送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一跃而为中央军校少将总队长。抗战爆发后，军委会举办战时干部训练团，陈诚自兼团长，委桂永清兼教育长。可惜耍耍嘴皮子还可以，一上阵便要露馅。河南会战时，教导总队编成第二十七军，乍任军长的桂永清很有些打个“大”胜仗的抱负，孰知事与愿违，气得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要搬动军法处置他，而他亦于气愤之下，写信给躲在后方的夫人说，要远出潼关，另组强“大”民军抗日。幸好，陈诚替他保驾，又调回武汉办“战干团”，当海军将士浴血抗日时，这位未来的水师统领，正沉溺在麻将桌上，大呼小叫，据说这是德国学来的心理战术，且先应用到“竹战”上。某日，“战干团”学生会派代表在麻将桌上找到桂教育长，请他为学生会刊物起个名称，他一边翻“白板”喊“开杠”，一边写了“大力”两字，说是必须具有强“大”的海军，才能打倒日本，建设国家。未几，陈诚又替他谋得出国去驻外使馆当武官的好差使，此后忽而柏林，忽而瑞士，忽而伦敦，在近似风光游历般的生活中，又为肩章上挣得一颗星。等到八年抗战结束，这才姗姗回国，先在陈诚出掌的军政部里当海军署署长。移时，陈诚接任海军总司令，他又以副总司令身份代行总司令职权，俨然也是陆、海、空三总之一了。

无一日水兵经验的桂永清上任伊始，便大谈特谈其建设强“大”海军以报国的计划，时常乘着总司令旗舰到处巡视“沿海防务”，凡上船或登陆，一律鼓号大作，举枪敬礼，先把总司令的派头做足，略谓“一个大人物，必须具备海洋巨轮的一切条件，才能称得上伟大”。但最令他泄气的是海军将领们都瞧不起他，竟联名写信向最高当局控告，发起“倒桂”风潮。好在老蒋绝对信任陈诚，而陈诚又绝对信任桂永清，是以到了1948年7月末，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礼堂召集其在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时，他竟得去掉一个“代”字。

民国末任海军总司令的海战生涯，全用在反共内战上。起先是按照老蒋部署，源源不断地把兵马弹械运到关外去和人民解放军“决战”，但是该当其霉星高照，蒋介石收到的都是败讯，其中把责任归咎于海军配合不力或延误军机的不少。1948年10月，蒋介石从葫芦岛乘“重庆号”巡洋舰去塘沽，有机会亲眼看看强“大”的海军之实际情况，戴着白手套随处摸摸，摸出了灰尘，于是指着桂总司令的鼻子大骂：“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偏偏祸不单行，事隔未久，他在上海国际饭店“开小房间”时，突有一队警察以调查旅客身份为由闯入，眼看一对年龄不相称的男女在沙发上调笑，当是敲竹杠的好机会，硬要穿着西装的桂永清出示身份证。总司令大怒之下，一个电话打给该管辖警局的分局长，由局长匆匆赶来，召集排队，接受“桂总”严斥后始告寝事。丑闻传出，有人讥为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全靠总司令为之作出表率。

幸好，人民解放军凌厉迅速的攻势，又一次帮桂永清保住了岌岌可危的乌纱帽。被迫宣布下野的蒋介石益发认识到海军已成为其败退台湾的“生命线”，不敢再搞临阵换将。事实也证明，桂永清指挥海战虽然不行，但是用军舰来抢运黄金白银之类去台湾，还是很卖力气的。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有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几乎天天都由桂永清陪伴，在军舰上过日子，亦体现出关键时刻的信任。不过责骂还是家常便饭，仅1949年一年时间中，就有七十余条军舰弃暗投明，宣布起义。最让国民党政权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丢尽面子的是，号称威力最大、装备最先进的“重庆号”巡洋舰，居然就在眼皮子底下的吴淞口采取行动，由邓兆祥舰长亲自驾驶开往烟台解放区去了。起义宣言发布后，中外震惊，蒋介石得此消息，急得声泪俱下，拍桌怒责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着即撤职留任！”国民党立法院亦提出紧急动议，极言“‘重庆号’为海军总司令之旗舰，此次居然出走，实为古今中外之奇说！”责令桂永清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长徐永昌立即到院报告真相。一时间，桂永清成为国民党内众矢之的，吓得他语无伦次，竟对记者说邓兆祥在英国已加入工党了。

1949年10月初，桂永清满怀沮丧，在广州黄埔军港作了最后一次“视察”，此后便驶入了他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当时国民党海军只剩下五十余条舰艇，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上，兵力因战线过长而分散，又面临零件、燃料不敷接济的困难，但桂永清感于蒋介石没撤去他总司令的“恩德”，还要硬打肿脸充胖子，吹嘘说已建起了“海上长城”。牛皮还没吹“大”，1950年4月，解放军跨过琼州海峡，只用了六天时间便解放了海南岛。紧接着，舟山群岛、万山群岛、东山岛等，相继解放。“海上长城”被摧毁不论，眼看台湾亦面临“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蒋介石实在不敢再把最后的生机付诸于桂永清了，遂当机立断，把这只屡战屡败的“旱鸭子”从台北左营“海军总司令部”里撵了出来。不过这时陈诚正以“行政院长”得势，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体面的台阶：晋升陆军上将，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做一个挟皮包的马弁。

1952年春天，因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而得喘了口气的蒋介石，又叫嚷起了“反共抗俄总动员”，军界高层，相应地又有一番变动。桂永清也听到了将由周至柔接替他“参军长”职务的风传。他本当这是彻底完蛋的兆头了，便作出姿态，托人购买字帖笔墨，放风说从此可有读书写字的机会。孰料卸去“参军长”后，蒋介石派他接任“参谋总长”。喜出望外之余，他又恢复了爱说大话的故态，逢人即吹要建设强“大”的三军，反攻大陆。其时桂永清已患病在身，自称“为着初任总领三军重任，不愿片刻休息，既看西医，也服中药，以求急效”。然而偏有急火攻心之事不断发生，忽而空军中有人驾机起义，飞回大陆，忽而海军中有舰艇被解放军击沉。1954年5月6日，这位“总长”陪新当选上“终身总统”的蒋介石乘军舰去视察大陈岛“防务”；不数日，大陈岛外围的鲠门、头门、田岙三岛即被解放军攻占，从此大陈岛、一江山岛均在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所谓“反攻大陆”，又成呓语。

1954年8月11日晚上，魏道明夫妇在北投某友别墅设宴，桂永清夫妇也应邀参加。甫入席，桂即称喉头伤风，说话声哑，而仍用哑嗓子说必须建设强“大”三军，才能打倒“共匪”，还嘱同席的蔡孟坚多多“研究反攻大陆后重建方案”，诚所谓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广播中听到了桂永清已在当日凌晨暴卒的消息。终年五十四岁。

1924年，入黄埔军校，曾参加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由连长递升至旅长。1930年，派赴德国步兵学校学习。

1931年秋回国，先后担任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兼训练处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引进德式军事教育，灌输法西斯主义，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5路第1纵队指挥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78师师长、第27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总团教育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诸役。

1940年，聘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

1944年，任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苏军攻克柏林后，兼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9月回国后任海军总司令。

1949年去台湾，先后任海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

1954年在台北逝世，后被追晋陆军一级上将。